林彪和葉群（資料圖）
林彪，曾是共和國最年輕的十大元帥之一，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紅得發紫的人物。“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是對他當時形象的真實寫照。就是這樣一位曾被寫進黨章的“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可靠接班人”，卻在1971年9月陰謀殺害毛澤東未遂，於9月13日帶著老婆兒子乘三叉戟飛機倉惶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落了個叛黨叛國，折戟沉沙的可恥下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9·13事件」。
林彪作為當時中國政壇的「第二把手」，專門有一個辦公室，他的老婆葉群就是林彪辦公室主任。毛澤東曾批評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指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林彪辦公室有一批秘書人員專門為林彪和葉群服務。林彪和葉群是怎樣對待和使用秘書人員的？林彪辦公室的秘書們在那樣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是怎樣開展工作的？曾給林彪當過四年多秘書的張雲生，有著奇特的經歷。筆者只選取幾個鏡頭，或許能使讀者從中窺見一斑。
為林彪「講文件」
話通知，決定調你到林副主席辦公室去當秘書。軍區要求，你今天下午先到瀋陽，明天去北京報到。”張雲生雖然感到非常突然，但因任務重大而緊急，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來不及細想，便匆匆起程了。
到了瀋陽，張雲生這個小人物卻受到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的接見。曾副司令自我介紹說，長征時他在林彪手下當過參謀，因此，林彪很了解他。不久前林彪在大連療養，葉群讓他在東北部隊中物色一名能講文件的秘書。他責成軍區政治部物色，選來選去，最後選中了張雲生。曾副司令員感慨地說：「給林辦選秘書，比選狀元還難吶！」
曾副司令員的話並不過分。後來張雲生才知道，葉群為「林辦」選秘書規定了許多條件：不是林彪帶過的部隊，不能去選；在高級幹部中，特別是北京高級幹部中有熟人關係的，不能用；不會講普通話的，不用；性格不隨和的，不用；喜歡多嘴多舌的，不用；水平低的當然不行，但職級太高的也不能用。此外，還有一般機要秘書必須具備的政治條件、業務條件、身體條件等。這樣苛刻的條件，能夠到「林辦」當秘書的人選就廖廖無幾了。張雲生能夠被選為「林辦」的秘書，當時他確實感到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8月19日，張雲生乘發自瀋陽的快車到達北京，先去軍委辦公廳報到，然後由辦公廳秘書處的宋處長帶路，來到林彪的臨時住地——人民大會堂。宋處長把張雲生介紹給「林辦」秘書陽地，說：“你們和張秘書談談吧，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陽秘書點點頭說“好”。宋處長走後，陽秘書和張雲生坐在一個角落的沙發上，促膝交談起來。
「你來得好，我們這正需要人呢，現在有些拉不開栓了。」陽秘書介紹說，林彪辦公室共有6名秘書，他本人兼「林辦」黨支部書記，主要精力放在支部建設上，經常在毛家灣（林彪住地）守攤；趙根深是負責講文件的秘書，李春生是幫助林彪讀書的秘書，李文普是負責警衛工作的秘書。此外，還有兩名秘書正在陝西農村參加“四清”。以前林彪任國防部長時，大量的日常工作由軍委辦公會議在擋第一線，「林辦」的工作量不大。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情況變了，林彪一躍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加上「文化大革命」開始進入高潮，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也就顯得空前忙碌起來。光說講文件，趙秘書一個人就忙得不可開交。因此，陽秘書說張雲生的到職“正是時候”。
林彪和葉群（資料圖）
根據葉群的安排，張雲生到「林辦」後的主要任務是給林彪「講文件」。張雲生雖然當過多年的秘書，但從來沒聽說過秘書要給首長講文件。難道林彪自己不親自看文件？秘書怎樣講文件？他這個新手只好向老秘書恭恭敬敬地請教。趙秘書告訴他，林彪自己從來不看文件，全聽秘書講。之所以如此，不僅是由於林彪眼睛不好，看文件吃力，而且這是林彪獨特的工作方式。林彪認為，每天文件如山，如果把很多精力用在看文件上，那是最不上算的事。需要幾小時看完的文件，聽秘書講幾分鐘或一、二十分鐘，就夠了。難怪葉群把它作為林彪的一條“先進經驗”到處宣傳呢！
張雲生問：「每天有多少文件？」“以前不多，但現在的文件看不完。中央收發電，軍委收發電，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以及三總部的文件，還有外事文電、新華社內參，再加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文電，每天往少里說也有十來萬字，多時可達到二、三十萬字。”趙秘書介紹說。
「這麼多的文件，怎麼看、怎麼講呢？」張雲生又問。趙秘書說：“都看都講是不可能的，只能從中選最重要的，抓住要點來講。”張雲生說：“我看都很重要，該怎麼辦呢？”趙秘書笑著說：“重要之中還有更重要的，不可能同樣重要。比如關於人物，涉及中央和省級以上幹部的，就比一般幹部更重要；關於事件，涉及全黨、全國、全軍的，就比局部的問題重要；關於動向，涉及某種新的趨勢、新的苗頭的，或有可能引起重大後果的，就比一般動向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可以不講；有些可以積累起來，待材料豐富後再專題講。”
張雲生接著問：「講文件，是不是選幾份重要文件，念給首長聽呢？」“不！”趙秘書皺皺眉頭：“要照念文件就壞事了。一念文件，首長聽後就會緊張、出汗，那就砸鍋了。以前有幾個新來的秘書，就是由於照念文件，首長聽後出了汗，被立即打發走了。”張雲生不禁吃了一驚。又問道：“一天講幾次，一次講多長時間？”“現在首長一天最多聽兩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講一、二十分鐘，最多不超過半個小時。”聽完趙秘書傳授「講文件」的要訣，張雲生心中有數了。
僅僅過了兩天，林彪突然提出要聽張雲生講文件，張雲生當時的心情，比參加考試還緊張。趙秘書安慰他說：「沉住氣。首長可能是想見見你，聽聽你的口齒怎麼樣。你找兩份好講的文件，趕快熟悉一下，講幾句就行了。」什麼文件好講，張雲生一時辨認不出來。還是趙秘書幫他從文件堆里選出兩份單頁的動態性文件，說：“就講這兩份吧。一是比較短，容易看，容易講。二是其中內容都與首長有關，首長比較感興趣。三是最新的動向，與我講過的內容不重複。”兩份文件都是外電對於北京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大會的反應和評論。張雲生事先已看過，因為要給林彪講，他又重新看了一遍，並在重要的語句下面划了鉛筆線，以防講時遺漏。
時間到了。趙秘書領張雲生來到西大廳葉群臨時用的休息室，既不報告，也不敲門，很隨便地就進去了。一進門，就見林彪和葉群都在裏面坐著。「張雲生同志來了。」趙秘書報告之後，就自動退出去了。
「一零一（葉群對林彪的稱呼），這是新從東北調來的張秘書。」葉群坐在裏邊的沙發上，微笑著向林彪介紹說。林彪坐在左邊的沙發上，一動不動，一聲不吭。他揮手示意讓張雲生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
「張秘書是東北人，說話容易懂。」葉群的用意是叫林彪先不要討厭這位新來的張秘書。她接著對張雲生說：“張秘書，你講幾份文件，讓首長聽聽。”
「我想著重講一下外電對北京‘八·一八’天安門大會的反應。」張雲生說。
「好。」林彪點點頭。
時又稱首長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外電認為這表明首長已處於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外電也很注意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認為他現在已經失寵了。第二點，很注意首長在天安門大會上的講話。認為這個講話表明毛主席支持紅衛兵造反，也是掀起對毛主席的新的個人崇拜。第三點，注意‘文化大革命’今後的動向。……”張雲生講了幾分鐘就收口了。
林彪聽後立即表示：「你講的我聽得懂。還有什麼？」張雲生說：“沒有了。”葉群明白了林彪的意思，對張雲生說：“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張雲生回到辦公室不久，葉群就走進來說：「小張，首長說對你講文件很滿意。現在咱們人手少，老趙一個人忙不開，從明天起你就正式上陣吧。」
林彪的全家照（資料圖）
就這樣，張雲生成了給林彪講文件的秘書。由於文件太多，張雲生和趙根深作了進一步分工：張雲生上午講，著重講「文革」動向；趙根深下午講，著重講軍事和國際動態。為了給林彪講文件，兩位秘書每天都必須拚命閱讀文件，把當天的文件都看完。林彪當時住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葉群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林彪聽秘書講文件，都是讓內勤臨時去叫。內勤不叫，秘書不能擅自闖進來。特別是林彪正在吃飯或吃飯後半小時內，是不能和任何人談話的，更不能聽文件。據說如不這樣，林彪就會“出汗”，而林彪一旦“出汗”，那責任是誰也負不起的。一次，張雲生進了浙江廳，見林彪正在廳內踱步散心。便向他敬了個軍禮，他示意張雲生坐下，而他自己卻仍然踱來踱去。“以後你們來講文件，不要敬禮。”林彪說，“我一見人敬禮，就緊張，就出汗。”張雲生連聲說“是”。
張雲生坐著講文件，林彪卻站著聽文件。他一邊聽一邊踱著步，手裏擺弄著一盒特製的高級火柴。他擦著一根火柴後，立即將它吹滅，把剛熄滅了的還冒著白煙的火柴頭放在鼻子底下嗅一嗅，就扔掉了。然後又擦第二根、第三根……。
其實，林彪耐心聽講文件的機會並不很多，自己感興趣的，聽一聽，不太感興趣的，就把手一揮，秘書只好一翻而過。有的文件只能點個大意，有的只是點點題目，有的甚至連題目都沒念完就被他揮手停講了。不管怎樣，當時他一天能聽秘書講一、兩次文件還算是好的，到了後來，他幾天才聽一次，甚至一個多星期才聽一次。林彪為什麼對文件越來越不感興趣？秘書們當時都摸不透。直到「9·13事件」發生後，人們才從林彪的整個行為中窺見了他陰暗的內心世界。
給林彪「拉條子」
1966年10月中旬的一個下午，葉群從外邊回來， 急匆匆地召集秘書們開會。她說：「主席決定最近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大區和各省、市委的第一書記參加。主席讓首長在會上講話，另叫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在會上作兩個月運動的總結。首長要講話，講什麼？負責講文件的趙秘書和張秘書要幫助拉個條子。你們要抓緊，不要誤了事。」
會後，張雲生問趙秘書：「主任講‘拉條子’，拉什麼條子？」“拉條子就是寫簡要的講話提綱。”趙秘書解釋說，“因為提綱用的語言非常概括，是一條一條式的，所以首長和主任都說‘拉條子’。”趙秘書繼續說，“首長講話不願用稿子，向來喜歡自己順口講。聽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軍委辦公廳費了好大的勁給他準備了一份講話稿，他根本不用。他後來在大會上的講話，就是自己準備的條子，一發揮就是一大篇。‘5·18’講話時我趕上了。主任叫我們幾個秘書幫助拉條子，結果是白費勁。只有主任幫助收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變資料，倒還用上了。”
張雲生說：「我們這次幫助拉條子，不又是白費勁嗎？」趙秘書說：“白費勁也得干！都是主任在張羅。她說，不管用不用，反正得準備。就是用不上，對首長講話有點啟發也是好的。”於是，他們兩人經過研究，認為林彪講話的內容離不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但從林彪所處的角度，對「文化大革命」應該講些什麼，實在心中沒底。為了交差，只好東抄西引，由張雲生執筆，寫了足有四、五千字。
一天，郭秘書從林彪那裏回來，通知張雲生和趙根深：「首長聽說你們拉成了條子，叫你們去談談。」於是，兩位秘書帶著「條子」來到了林彪的會客廳。
「把條子念給我聽聽。」林彪坐在會客廳的沙發上說。兩位秘書坐在林彪對面的沙發上，由張雲生開始念那已經拉好的「條子」。
「都是些廢話！」張雲生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擋住了。他顯然對這個「條子」很不滿意，“這是在作官樣文章，不是拉條子。你們寫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夠了。不要寫那些連成片的話，不要抄報紙上的那些官樣詞句。真正有用的話，有幾句就夠了。”林彪這一盆涼水，澆得兩位秘書透心涼。回到秘書辦公室，仍然不知所措。倒是葉群進來給他們鼓了鼓氣：“不要怕失敗。他（指林彪）準備他的，你們準備你們的。要看看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文革的文件，別怕重複，只要不捅漏子就行。”
於是，兩位秘書又振作精神，重新給林彪「拉條子」。直到林彪即將出場講話的那天早晨，葉群才叫兩位秘書把新拉的「條子」給林彪送去。林彪看後的反應如何，秘書們不便去問。但據內勤透露，林彪在那個早晨是夠忙乎的。他守著一疊白紙，自己冥思苦想了一陣，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別人弄不懂含義的大字，然後將這張白紙推到地毯上，他再接著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張白紙上寫幾個字，同樣推到地上……最後，林彪讓內勤將地上的紙揀起來，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順序。這就是他自己準備的講話「條子」。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張雲生後來看到了。他們準備的「條子」林彪根本沒有用，只有一句像是他們「條子」上的話，那就是林彪開頭講的：“這次會議，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繼續。”
葉群逼他摹仿林彪字體
摹仿領導字體簽批文件，歷來是秘書人員的大忌。然而，在毛家灣，竟然會發生林彪和葉群要求秘書摹仿領導字體的荒唐之事。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林辦」文件的收發量越來越大，林彪的批件也隨之增多了。林彪的批示，例如“呈主席閱”、“同意”、“呈主席批示”等等，過去都由林彪親筆簽批。他喜歡用一種特製的繪圖用紅色油筆，字體奔放，線條粗獷，特別是“林彪”兩個字，他往往寫得比雞蛋還大。對林彪來說，這本來是件不容推託的事，但在葉群的鼓動之下，他也要秘書人員代勞。
1967年初的一個中午，張雲生給林彪講完文件後，葉群對他說：「首長最近批給主席看的文件太多了。不批不行，批多了，他又好出汗，出一次汗就是一場病。能不能勸他少批一些字呢？」張雲生說：“這話只能由主任去說。作為秘書，首長要批什麼，我們不能勸阻。”葉群說：“那倒是。但是能不能想個辦法呢？我看你們學一學首長的字體，除非特別重要的文件，一般由你們代他批個字就可以了。”張雲生說：“這恐怕不合適。何況首長的字體很獨特，我們怎能學得像？”葉群說：“我看行。他常寫的字就那麼幾個，容易摹仿。這個事，我看老張你就干吧！”張雲生推託說：“我不行，我寫的字，自己都不願意看，怎能仿好首長的字呢？”葉群說：“我看你准行。這樣的事非同小可，我信不過的人，還不放心讓他干呢！首長的身體不好，從照顧他的健康出發，叫他多活幾年，你們還不高興嗎？就這麼定了，你學學看。”張雲生只好答應說：“試試吧，我不一定行。”
過後，張雲生把林彪批過的字都用軟紙複寫下來，然後學仿。仿了幾次都不像，秘書們看後都哈哈大笑，說：「這哪像首長的字體？這是典型的張體！」又經過幾天，仿得有些像了。但張雲生的心裏總不踏實，想推掉這個差事。於是，他故意把頭幾天歪七歪八仿林彪的一些字送給葉群去看。葉群失望地問：“不能仿得再像一些嗎？”張雲生笑著搖搖頭：“我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還是選的比較像的幾張，其餘的更不像樣。”葉群也笑了：“實在仿不像，這不怪你。”張雲生如釋重負，從此再不受仿字的折磨了。然而，此事並未罷休，原來葉群另尋替身了。保密員小李因寫得一筆好字，又比較單純、老實，葉群就把仿字的任務交給他了。小李年輕，經葉群幾句表示“信任”的話引誘，仿得挺積極。這個青年也確有仿字的才華，沒有幾天的功夫，他仿林彪的字，就連經常和林彪打交道的秘書們也難分真假了。
張雲生感到，此事讓一個年輕人去干也不合適。一次，葉群到秘書辦公室來，張雲生和於秘書帶頭提出了這個問題。其理由是：這樣做，將造成中央檔案的混亂。於秘書也說：「真弄亂了，誰也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你們承擔不起，我也承擔不起。不過我請示過首長，是首長批准的。」葉群說完，硬拉張雲生和小李一起去與林彪對質。
「一零一呀，因為怕你出汗，叫小李學仿你的字體，這樣，只要你交待怎麼批，就不用親自動手了。這是不是你同意的？」
林彪說：「是我同意的，怎麼了？」葉群說：“沒怎麼，你說是你同意的就行了。”
葉群把張雲生和小李拉到走廊，說：「怎麼樣？你們都聽到了吧！真是首長同意的。沒有首長點頭，我不敢那麼干。你們不要以為什麼事都是由我當家，我才當不起這個家呢！」小李顯得挺高興：“只要首長同意，我就不怕什麼了。”
事後，張雲生提醒小李說：「為了將來少找麻煩，你還是私下備個案為好。」
在「林辦」值班
到「林辦」工作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張雲生漸漸摸到了一點“規律”：林彪這個人，整天沉默寡言，叫你摸不著頭腦；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並不重視，因此對一些瑣事也不計較。葉群這個女人比較難侍候。你有事不報她，她責怪你“封鎖”、“誤事”；如果告訴她，只要她心不順，就會以各種借口叫你難堪。
一天下午，總政治部肖華主任來電話找葉群。張雲生說葉群正在休息，希望他過一會兒再來電話。肖主任說事情緊急，拖了會誤事。張雲生便通過內勤叫醒葉群，接通了肖華主任的電話。事後葉群把張雲生訓斥了一頓：「張秘書，你是叫我們活，還是不叫我們活呢？」葉群繼續說：“肖華來個電話，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連午休一會兒都犯法嗎？”
「肖華說他有急事，我才讓內勤叫主任的。」張雲生解釋說。
「有個屁急事！」葉群挖苦說，“我知道，你們當秘書的也難。人家是堂堂的總政治部主任，你們怎麼敢得罪呢？我不過是個小小的林辦主任，算不了什麼。”“我們今後一定注意。”張雲生也學乖了。
從此葉群規定：今後在林彪和她休息時，除了毛主席和江青外，不管什麼人來電話，不管對方說多麼急，都必須等他們起床後再報告。
話，說有急事要請示林彪和葉群。張雲生說：「首長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麼事，可以對值班秘書說，我作好記錄，等首長和主任起床後立即報告。」“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對方不高興地放下了電話。
過了幾分鐘，張副司令又來電話：「張秘書，我把情況對你講講，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嗎？」原來，是駐浙江某部的一個連隊，全副武裝，不經請示，脅迫一名部隊首長帶他們到南京軍區來，非要抓走軍區的一名科長不可。張副司令氣憤地說：“我們是部隊，這樣干怎麼行呢？都這樣不就亂了嗎？你說這事急不急？”
張雲生說：「確實急。請您先放下電話，稍等一會兒，好嗎？」對方放下電話後，張雲生仍然感到左右為難：叫醒林彪和葉群吧，葉群早有規定，分明是往槍口上撞！壓到明天再說吧，南京急得火燒眉毛，張副司令正在電話旁等迴音……張雲生急中生智：找總理！於是，他馬上拿起電話問總機：“請你問問總理休息了沒有？”“總理還在工作。”總機告訴張雲生。“那好，請接總理！”張雲生興奮地說。
「我是周恩來，你是哪裏？」電話里傳來周總理熟悉而親切的聲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書張雲生。」
「噢，張秘書，有什麼事嗎？」
張雲生把張才千副司令剛才的電話內容重複了一遍，同時也把林彪已經休息的事告訴了總理。總理果斷地表態：「好，這件事由我來處理。」
「謝謝總理！」張雲生放下電話，心中懸著的一塊石頭也落了地。
大約過了二十多分鐘，張雲生電話詢問南京方面，張副司令高興地說：「總理來過電話，問題已經解決了。謝謝你！」放下電話，張雲生心裏想，還是我們的總理好啊！
第二天，張雲生把此事的處理經過報告了葉群，葉群說：「你沒有叫醒我，這就對了。」張雲生又報告了林彪，林彪只是冷冷一笑，一聲不吭。
1970年，是林彪反黨集團加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並遭到慘重失敗的一年。這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到會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提出的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會後，林彪即於4月11日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並假意建議毛澤東再任國家主席。次日，毛澤東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林彪集團並不甘心失敗，又於同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突然襲擊，利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挑起事端，製造混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嚴厲批駁了陳伯達等人的謠言和詭辯，親自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葉群也被迫作了檢查，使林彪反黨集團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擊。已在林彪葉群身邊工作了四年的張雲生，對這個顯赫家庭有了深入的認識，再加上不堪忍受葉群的騷擾，張雲生主動向葉群提出調離林彪辦公室的請求。葉群經與林彪商量後，同意他離開毛家灣。葉群最後對他說：“我們好離好散。”
1970年11月17日，張雲生離開毛家灣，回到瀋陽軍區工作。與其說他是「正常調動」，倒不如說他是用“金蟬脫殼”之計，逃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彪辦公室。
一年後，毛家灣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3事件」，張雲生慶幸自己“先走一步”。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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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鄧小平（資料圖）
我這一生，這一個時候最緊張。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兩頭的敵人吸引到中間來，而我們的戰略反攻，實現了中央軍委、毛主席的戰略意圖。首先過黃河，一下消滅敵人四個師部、九個半旅，旗開得勝，那氣勢是很了不起的。過黃河實際上就是開始反攻。
——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時的談話
我這一生，這一個時候最緊張。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得到自己的心臟在怦怦地跳！只有我和（你）劉伯伯看了這份電報，看完後立即就燒毀了。當時，我們真是困難哪，但是，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中央，說半個月後行動。用十天作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準備，時間已經很短了，但我們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了。當時，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
——鄧小平對子女的談話
1947年3月，蔣介石將全面進攻解放區的戰略改變為重點進攻陝北、山東解放區的戰略，其間，胡宗南率部攻佔了延安。儘管這是一座毛澤東等故意留下的空城，蔣介石也滿心高興，乘飛機到延安的地面上站一站。他覺得佔領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住過10年的地方，這本身從精神上就可以鼓起自己部隊士氣，而打落人民解放軍的士氣，連同進攻山東的戰況，蔣介石自以為是勝券穩操了。
可是，毛澤東不會白白讓蔣介石攻佔延安，他也要派部隊到南京附近看一看。他決心不等完全粉碎國民黨的重點進攻，就立即進入戰略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於是，他選擇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部擔任這一偉大的歷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深夜，劉、鄧率4個主力縱隊共12萬人，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從8個渡口，150公里的地段強渡黃河。這種情景雖然和兩年後鄧小平等領導的渡江戰役規模比之為小，但氣勢也是「很了不起的」。頃刻間，國民黨賴以防守的“黃河戰略”即告破碎。蔣介石急忙趕到黃河南岸鄭州，調兵遣將，企圖迫使劉、鄧十幾萬人馬背黃河作戰。而劉伯承說：“此時不打，更待何時？”鄧小平則借古喻今：“我們絕不去學韓信。在對待生死的問題上，我們只能有一種選擇。為著人民利益，我們要生存下去，讓敵人去跳黃河！”於是，劉、鄧指揮部隊適時發起了魯西南戰役。
魯西南戰役，是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之戰。雖然國民黨軍調集了10個整編師、25個半旅，18萬餘人，又出動戰鬥機、轟炸機1500餘架次，但我軍以15個旅兵力，經過28天的連續作戰，殲敵4個整編師師部、9個半旅6萬餘人，迫使敵人先後從西北、山東、中原等地調集7個整編師、17個半旅馳援魯西南。從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東我軍粉碎敵人重點進攻的作戰。
據說，美軍顧問組魏德邁將軍離華前曾對蔣介石說：我看到共軍攻破了足抵「四十萬大軍」的東方“馬其諾防線”。他們連續28天的戰鬥，消滅了“國軍”9個半旅。說他們“西竄”，實際他們在南進，說他們“失蹤”，實際他們在反攻！這可以說是為劉鄧大軍做的“總結”吧。
鄧小平生前，雖然沒有像劉伯承那樣專門撰文回顧大別山革命鬥爭的歲月，但卻多次談到大別山。可見印象之深，他說：
「大別山是一個戰略上很好的前進的基地。它靠近長江，東面一直頂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漢口，是打過長江的重要跳板，敵人時時刻刻受到我們過江的威脅。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這個決心，真了不起，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毛主席戰略思想的光輝。而這個擔子落在二野身上，整個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是挑這個擔子，是挑的重擔啊。不是說消滅敵人九個半旅是挑了重擔，主要的是撇開一切困難，堅持地挺進一千里，挑的就是這個重擔。」
運籌帷幄，語出《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古語指統兵將帥在軍帳內對軍略作全面策劃，現泛指策劃機要。1947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作出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決策並付諸實施，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及劉、鄧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驚人膽識，顯示出他們高超的軍事謀略與嫻熟的軍事指揮藝術。
審時度勢，經略中原的戰略計劃，早在1947年5月，就開始在黨中央、毛澤東與劉伯承、鄧小平及陳毅、粟裕、陳賡之間醞釀了。
中就提出：為擊破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之敵，劉、鄧率部於6月10日前搶渡黃河，第一步向冀魯豫區與豫皖蘇區之敵進擊，第二步向中原進擊。同時，為在中原地區「長期立腳」，全軍應作充分政治動員，“使每個人明白政治任務，提倡吃苦耐勞、不怕困難”及作幹部、經費等項的充分準備。陳、粟所部準備於6月10日以後配合劉、鄧部大舉出擊。7月19日的指示電中則決定：將陳賡、謝富治等縱隊使用方向由北上援陝改為渡河南進。從戰略上協同西北野戰軍擊破重點進攻陝北之敵，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這時，堅守大別山區革命鬥爭的地方武裝派出幹部來到魯西南介紹大別山地區各種情況，對此，劉、鄧極為重視，專門致電中央軍委轉報上述情況介紹。一位老同志的日記中記載：“7月7日，鄭家莊。鄧政委說：楚毅同志從大別山來，你同陳鶴橋找他談談。因時間緊，一時陳未到，我先談起來。”
又到了。指明：對羊山集、濟寧兩點之敵判斷確有迅速殲滅把握，則攻殲之。否則，立即集中全軍休整十天左右，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不打隴海，不打新黃河以東，亦不打平流路，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佔領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幾天後，兩點之敵被殲。劉、鄧遂依據軍委指示電第一種情況，根據山東之敵不西進及自己部隊連續作戰，十分疲憊，急需補給等情況，準備全軍休整半個月，然後依託豫皖蘇，保持後方接濟，爭取大量殲敵。兩個月後，看情況或有依託的逐步向南發展，或直出大別山。
告劉、鄧等：「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
第二天，劉、鄧收到這封標明「4A」萬分火急字數較多的絕密電文，心裏十分焦急。他們聯想到黨中央7月23日電報中提出的方針，認為“確好”。經連日的“再三考慮”，“決心於休整半月後出動，以適應全局之需”。劉、鄧當即致電軍委，提出：直趨大別山，先與陳、謝集團成犄角勢，實行寬大機動，準備無後方作戰。這樣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別山的決心。40多年後，鄧小平還清楚地回憶道：“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半個月後行動，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別山。”他在向子女講述這一情況時，還重複說：“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鄧小平，說這話時聲音都略帶哽咽了。
一位老同志的日記留下了決策南征時有趣的細節：「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內的石榴樹旁，劉、鄧圍著一張地圖，時坐，時立，後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東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裏轉（一）樣？」“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趙家樓。就在這個村子天天同中央軍委毛主席通報，直到30日才決心直出大別山。”
也到了。電報指出：如你們決心直出大別山，決心不要後方，要開一次團長以上幹部會，除告以各種有利條件外，並設想各種困難條件，建立遠征意志。最好每連能發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圖，使一切幹部明白地理環境。確定征糧徵稅辦法，方能解決大軍給養，等等。同時，亦應使陳、謝建立此種決心。會議進行得很熱烈。李達參謀長用木棍指點敵情標圖介紹目前軍情。劉伯承司令員拿著放大鏡凝視著地圖，鄧小平政委不時地提出一些問題，將討論引向深入，劉、鄧兩個人還不時相互交談著。
後說：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認為，我軍躍進大別山，是黨中央、中央軍委賦予我們的戰略任務，是我們考慮一切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隨後又作了具體行動部署。鄧小平接著談到了毛澤東對這一戰略舉措估計的三個前途。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準備回來，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堅持鬥爭，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鄧小平要求大家從最困難方面著想，堅決勇敢地戰勝一切困難，爭取最好的前途。我軍必須勇往直前，不向後看，堅決勇敢地完成這一光輝而艱巨的戰略任務。會後，各縱隊主要首長急忙趕回駐地，召集會議，傳達野戰軍會議精神及劉、鄧首長指示。緊接著，各縱隊又召開師團主要負責幹部會議，研究各部隊的任務，準備在8月中旬大舉出擊。
但是，軍情緊急，水情嚴重，由於連日暴雨傾盆，黃河水位猛漲，尤其是蔣介石企圖重演炸黃河大堤，水淹我軍的舊劇。值此險象環生之時，劉伯承用「憂心如焚」四個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鄧小平也感到這時是自己一生中最為緊張的時刻。“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得到自己的心臟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劉、鄧身邊工作的同志難忘之日，是劉、鄧最後定下提前南進大別山決心之日。這一天早飯後，劉、鄧等野戰軍首長，在作戰室召集司令部有關處、科的幹部開會，研究下一步部隊戰略性動作。情報處彙報敵情，作戰處報告了幾天來部隊休整情況，並提出黃河水位猛漲對我軍威脅性增大，建議早下決心。對此，鄧小平非常重視，當即明確指示：對於黃河水位變化情況必須隨時掌握，及時報告、通報。
會議氣氛緊張熱烈，與會人員神情鎮靜，發言踴躍。許多人主張在內線打一仗或幾仗後再實施戰略進攻。有人主張按原計劃休整到8月15日，然後視情況而定。不過，大家都仔細觀察著劉、鄧首長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們速下決心、決策。劉、鄧看著大家討論情況，簡短交談之後宣佈暫時休會，讓大家進一步準備意見，午飯之後，劉伯承來到作戰室，當聽說鄧小平到三縱、六縱找陳錫聯等談話，並順便看黃河水位上漲情況時，他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便又像上午那樣仔細地察看地圖，詢問各方面情況。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劉伯承審時度勢，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鄧小平等再次前來會商，之後，劉伯承在作戰室嚴肅宣佈：大軍南進，必須立即行動。機不可失，時不我待，要當機立斷，行動越早、越快越好。隨後他闡明定下決心的依據和理由，並作了進軍部署。
在此期間，鄧小平不時地點頭。等劉伯承講完後，他馬上站起來說：「劉司令員的意見和部署非常正確，我完全同意。我們下決心不要後方，直搗蔣介石的心臟——大別山，逼近長江、威脅武漢三鎮和蔣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戰線從黃河邊向南推進到長江邊。古人說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我軍的戰略行動，必將迫使蔣介石調兵回援。這樣我們就能配合全國各個戰場的兄弟部隊，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徹底扭轉全國戰局。」為完成這一戰略任務，他強調三點，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從戰略進攻任務的要求，廣大指戰員要準備為實現這一決策付代價，做貢獻。二是要力避與敵主力糾纏和作戰，千方百計直奔大別山腹地，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三是進入新區作戰，要嚴守黨的政策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後，鄧小平目光投向李達，起草電報，向黨中央報告我們決心和部署，並向各部下發預先號令。
正在這時，軍委連續來電，指明南進需付出較大傷亡、減員之代價，而無論起何種作用均需準備付出，但如能取得變化全局之作用，則付出此種代價更加值得，同時，出於關懷，又令劉、鄧部在現地休整補充10天，後又告訴至少7天不動。劉、鄧反覆研究了軍委來電，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既定戰略意圖，特別是根據當時敵情、水情，遂決定提前出動之決心不變，因地制宜，果斷行事，按既定部署揮師南征。對此軍委連電答覆：「劉、鄧決心完全正確」，“劉、鄧部署很好”，“一切決策臨機處理，不要請示。我們儘可能幫助你們”。千里躍進的壯舉，戰爭史上的奇蹟，其方略就這樣在陝北的窯洞和華北農屋之中應運而生了。
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說過：「秘密和迅速是出敵不意的兩個因素」，而兩者是以統帥“具有巨大的魄力和軍隊能嚴肅地執行任務為前提的”。劉、鄧深知，進軍大別山的千里征途河流縱橫，敵交通便利，易於機動，故應製造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以保持行動的隱蔽突然，避免敵人及早覺察我戰略意圖，遂決定將主力分西、中、東三路南進，而蔣介石此時對我軍戰略意圖毫無覺察。反認為我軍連續作戰，疲憊不堪，傷亡較重，難以再戰，可能要北渡黃河「逃竄」。劉、鄧將計就計，以第十一縱隊和冀魯豫軍區部隊在黃河渡口佯動，造成我軍北渡聲勢，以暫歸劉、鄧指揮的華野外線兵團5個縱隊的少數兵力鉗制敵人，掩護劉、鄧主力南進。並以一部破擊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後由平流路西側南進大別山。以分散迷惑敵人。部隊動員時也嚴格保密，不暴露戰略意圖。
正當敵軍迷惑不解之際，劉、鄧率野戰軍主力兵分三路，突破了敵人未及完成的合圍圈，義無反顧地向大別山挺進。為極端保密，部隊不斷改變番號，有的偽裝成地方部隊，結果部隊行動10餘天，蔣介石仍未發現我軍戰略意圖，反認為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戰，只好向南「逃竄」。直到我軍突破沙河，蔣介石才如夢方醒，此時，有計劃地組織大規模攔截封鎖為時已晚，故只好倉促佈防。美軍顧問組對蔣介石誤判我軍戰略企圖很感失望。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外軍戰史上，拿破崙於1813年曾兩次突然由德累斯頓襲擊布留赫爾，結果均未收到預期結果，不僅浪費時間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頓幾乎陷入險境。可見，即便是充分做到出其不意，也並非總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克勞塞維茨看來：「要在戰爭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積極地活動，迅速地下定決心和進行強行軍。」
狹路相逢，身先士卒。8月7日晚，劉、鄧率十幾萬人馬以排山倒海之勢，開始向敵遼闊空虛的戰略縱深疾進，指戰員們跨隴海鐵路，渡黃泛區，突破沙河。這一突然的戰略之舉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鋼刀，直插大別山這一敵之戰略腹地。23日，當劉、鄧率野司和六縱進到汝河北岸時，發現敵先我到達汝河南岸，佔領渡口，在飛機配合下截斷我軍去路。此時，尾追之敵距我軍後衛僅30公里。
劉伯承一改往日儒雅風格，高聲說：「自古狹路相逢勇者勝，我們要從敵人的陣地上打開一條血路衝過去！」鄧小平接著說：“千鈞一髮啊！現在除了堅決打過去以外，沒有別的出路。橋斷了，再修！敵人不讓路，就打！過不去或轉回去，就完不成黨中央和毛主席賦予的戰略任務！所以，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和犧牲，堅決打過去！”在劉、鄧親臨指揮的鼓舞下，指戰員們浴血奮戰，終於在天亮前突過汝河，從敵人防禦陣地中殺開一條通路。這時，劉伯承判斷：敵肯定要在汝、淮之間阻攔我軍，企圖使我功虧一簣。因此，部隊不應戀戰，要搶先渡過淮河。鄧小平提出，由他指揮阻擊尾追之敵，李達參謀長指揮渡河，劉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揮進入大別山的部隊。劉伯承說：“政委說了就是決定，立即執行。”結果，搶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劉、鄧率軍進入大別山區。
劉、鄧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成功之舉表明：「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的鋒利的刀刃。」劉鄧大軍這把寒光閃閃的利劍，此後就一直高懸在國民黨反動統治者的頭上！這裏，有幾件小事也反映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艱難困苦。一是劉、鄧接到黨中央、毛澤東急電，定下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決心後，為了輕裝，炸掉了重炮和繳獲的美式吉普車。二是過汝河時，鄧小平一直站在汝河邊指揮部隊儘快過河，天上飛機不斷轟炸，縱隊首長一再催促他先過河，可他還是堅持等大部隊都過後他才離開。過河時，警衛員由於慌張，不慎把鄧小平的行李掉進水中，撈上來時，粗布被子已經被染得一塌糊塗。鄧小平則安慰警衛員說：正好，以後可以當花被子蓋了。
三是過淮河時，劉鄧大軍冒險涉過淮河，剛剛走出5里多路，追兵就趕到北岸。不料河水已經暴漲，數十萬國民黨官兵無法想像劉鄧大軍怎樣涉渡，只好望河興嘆。原來，劉、鄧涉渡淮河時，恰好是兩個洪峰之間，空過時間約20個小時以內，他們是抓住這個空隙之間過去的。劉、鄧是先洪峰即將到來而過河的。而追兵趕到，恰好是洪峰到來，也許是天造地設，鄧小平詼諧地說，這是「天老爺幫了一個大忙」。
說到搶渡黃河和進軍大別山，很多畫冊常用這兩幅照片：一是船工們在黃河岸邊撐著船，船上坐著渡河的指戰員。二是指戰員乘坐馬匹，涉過遍地積水泥淖、淺則及膝，深則及臍的黃泛區。兩張照片均為夜間拍攝，圖像還是十分清晰，但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種緊張、秘密的氣氛。
初入大別山的鄧小平馬上就提出這樣響亮的口號：
「今後的任務，是全心全意地義無反顧地創造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並與友鄰兵團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筆者曾結識一位老人叫郭汝瑰，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他擔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軍銜至中將，劉鄧大軍進軍西南時他在四川宜賓率部起義，後來擔任四川黃埔同學會會長。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稱筆者與他是「忘年交」，他來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筆者曾去探望他，並通過他認識了另一名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宋希濂。
大型文獻紀錄片《鄧小平》曾採訪郭汝瑰，了解國民黨方面當時對我軍挺進大別山的反應和淮海戰役中的一些情況。於是，他對劇組人員講道：「劉伯承、鄧小平他們進軍大別山呀，那是縱井救人，跳到枯井裏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險的事情，所以那劉、鄧是最危險的了。進去，他本身是個危險的事情，他敢幹，他一進軍大別山，就把整個狀況都變了。（國民黨）所有人馬，大別山分一部分，國民黨的部隊都分散了。」
劉鄧大軍迅速挺進大別山區，直接威脅國民黨的統治中心。蔣介石急忙調集了33個旅進行全面「圍剿」，大別山區的形勢驟然緊張起來。
1947年8月27日，劉伯承、鄧小平聯名下達了指示，指明今後的任務是創建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全部控制中原。鄧小平堅定地表示：「我們絕不再走。我們的口號是與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獲得解放。」8月31日，他在河南省光山縣北向店，向野戰軍直屬隊連以上幹部作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
這一天，天氣炎熱。鄧小平站在一張方桌前，桌子上沒有講稿，連提綱也沒有，只有一把水壺、一隻水碗和搭在上面的衣帽。但是，鄧小平深入淺出的報告內容，通俗易懂的講解，使周圍席地而坐的幹部們發出會心笑意。他一語中的：我們已到了大別山，完成了戰略任務的第一步，把蔣介石逼退了一條線。這是蔣介石戰略上的失敗。接著，他簡明扼要地分析了堅持大別山區鬥爭的有利和不利條件，並提出目前的具體任務。
鄧小平慷慨激昂地講道：重建鄂豫皖解放區的任務十分光榮，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頁！我們的決心十分堅定！解放區一定要建立起來！困難一定要克服！共產黨的特點是越困難，越有勁，越團結！我們要有信心克服困難！
「我們一定要站住腳，生下根！」鄧小平最後以有力的手勢，結束了報告，指戰員們報以熱烈掌聲。一位記者抓拍了一張照片，留下了這珍貴的歷史瞬間。
9月，劉鄧大軍在商城、光山兩縣連打三仗，將國民黨南線機動兵力吸引到大別山北麓，鑒於敵軍的分進合擊，實行包圍，10月，劉、鄧以兩個旅偽裝主力留在北麓與敵周旋，以主力7個旅趁機前出鄂東，在敵情嚴重，供給困難的情況下，先後發起張家店、高山鋪戰鬥，開闢大別山根據地。劉、鄧率部在大別山區的英勇行動，不僅使武漢三鎮一日數驚，江西九江也受到威脅。國民黨統帥部判斷，劉、鄧部「有向九江渡江進攻之勢，斬斷長江，重建早前的赤區。」遂設立國防部長白崇禧兼主任的“國防部九江指揮部”，“指揮部隊沿江守備，以鞏固江防，後偵知二野無此企圖，乃是一場虛驚”。但是，敵軍為鞏固平漢路，確保長江大動脈，仍集中33個旅的優勢兵力，以肅清我軍為目的，於11月27日開始對大別山展開全面圍攻。
一時間，大別山區上空戰雲翻滾，「清剿」與反「清剿」大戰一觸即發。千里之外的毛澤東和身臨前線的劉、鄧敏銳地意識到：大別山根據地能否建立、鞏固，關係極大。於是，劉、鄧決定分兵！鄧小平率野戰軍前方指揮所，指揮三個縱隊並結合軍區武裝，在大別山區內線進行小規模戰鬥和游擊戰爭，繼續有力地牽制敵軍；劉伯承率中原局、野戰軍後方機關並指揮第一、第十、第十二縱隊，分別向淮西、桐柏、江漢地區展開，擴建根據地，並配合陳、粟野戰軍和陳、謝兵團在外線殲敵。劉在淮西指揮全局。
劉、鄧曾為誰率部堅守大別山有過爭論。顯而易見，在敵重兵圍攻，地形、供給都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留守大別山是一副重擔，可謂是重中之重。所以，兩個人都堅持自己留下，結果，還是被鄧小平搶在手中。於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劉、鄧兩人暫時分開了。鄧小平關切地對劉伯承說：「我到底比你年輕。我留在大別山指揮，你到淮西去指揮全局。」劉態度堅決：“警衛團都給你留下，我只帶一個排就行了。”鄧小平曾這樣向中央軍委陳述：我及先念率指揮所在淮河以北，並指揮各縱。李先念是11月27日與劉、鄧會師的，他生長在大別山區並在此領導過革命鬥爭。楊國宇曾高興地說：“李先念對大別山情況最熟悉，我們可以不要地圖了。”分兵時，李達參謀長神情嚴肅地告訴有關人員：“劉、鄧分開行動，要保密！保密！”很顯然，李先念、李達是輔助鄧小平領導大別山革命鬥爭的得力助手。
「大別山這場鬥爭，主要是我們政策對頭，包括軍事政策。」部隊初進大別山，地形不熟，語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戰經驗，並且無後勤供給。當地匪特造謠惑眾，說什麼：“劉伯承一個眼睛，現在兩個都瞎了，不能指揮我們，要失敗”；“劉、鄧要回四川，我們來送，將來怎麼回北方”；“劉、鄧在冀魯豫未來，用電台指揮”等等。上述情況使部分指戰員對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產生了懷疑，出現了信心不足的右傾情緒和違法亂紀的現象。9月27日至29日，劉、鄧在光山縣磚橋鄉文氏祠連續3天召開旅以上幹部會議，史稱「王大灣會議」。又被風趣地稱為“安卵子會議”。
鄧小平在會上分析了全國形勢後說：「黨中央對我們這次行動的意義作了充分的估計。現在，我們不但保存和進一步鞏固了原有解放區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戰爭引向蔣管區，迫使蔣介石把戰線由黃河移到長江。同志們可以看到，中央這步棋下得多麼英明，多麼有遠見。」他話題一轉：“可是，我們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艱苦，而看不到全戰場的新變化……”隨後，劉伯承作了長篇講話，他號召幹部要“挺起腰桿站隊”。至今，有位當年給會議送水、洗衣服的老人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會議情況，開會時，首長們都蹲坐在地上，鄧小平講話時揮著手，很激動。會議開得很好。
關於「王大灣會議」的地點問題，有人在當地黨史部門聽到這樣說法，實際上，光山縣並沒有王大灣這個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並非叫王大灣。當時言稱王大灣開會，是為使會議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順利召開所採取的一種方式。這次會議使大家明確了堅持大別山鬥爭和全國戰局的密切關係。堅定了克服困難的決心。從而成為堅持大別山艱苦鬥爭的一個轉折。後來，鄧小平講：“特別在困難的時候，尤應鼓勵部隊堅決作戰，把敵人士氣壓下去，才能鞏固自己的士氣。大別山九月就有這個經驗。”很快，主力部隊在大別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鋪等戰鬥的勝利。
不久，在主力逐步北移過程，部隊中又出現了急於求戰的急躁情緒。「總想打個殲滅戰」。鄧小平回憶：“我們開了個會，我講的話，提出要避戰。因為那時打不得敗仗，一敗就不可收拾”。在他看來，大別山鬥爭的勝利不決定於消滅好多敵人，而決定於能否實現黨中央、毛澤東戰略決策：付出代價站穩腳，站得住就是勝利。“一切為了站穩腳跟”。這樣，劉鄧大軍前抵長江，擴大了解放區，面對武漢等敵重兵盤踞的大城市，威脅國民黨統治，“這是個真正的勝利，前進一千里的意義就在這裏”。
一位老同志在當年日記中這樣記下了鄧小平：「8月30日。鄧政委報告：我們已經到了大別山；9月12日、13日。黃家灣，首長們住下後，出外散散步，他們一邊走，又好似一邊在想，部隊到一個新地方，地形不熟，敵情不明，擔心吃虧。鄧政委老看著那幾匹騾子，是否又要叫我們減少呢？10月21日。由洗馬畈起身，爬三角尖，馬不好騎，劉司令員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鄧政委不用手杖，抓著小樹直向前沖。……劉、鄧很喜歡向這些老和尚問東問西；11月10日。開會，鄧政委先作報告，後劉司令員作報告；11月27日。今日特別高興的和值得記載的是劉伯承、鄧小平與李先念會師了；12月10日李達參謀長找我說：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鄧政委、李副司令員向南，劉司令員向北，怎麼走，劉司令員知道；12月11日。到蘇家河西北之崔家坂。從此心照不宣，按名單有計劃地分開。」
本文摘自《鄧小平的三起三落》，趙曉光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