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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鋤奸」,周恩來發出「絕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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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鋤奸」,周恩來發出「絕殺令」

2019年06月21日 17:39

上世紀三十年代霞飛路呂班路口(今淮海中路重慶南路口)。 叛徒白鑫就在距這裏不遠的和全坊被「紅隊」擊斃。 資料圖片

年輕時的彭湃。 資料圖片

■軍委開會,接到告密的特務突然包圍會場,周恩來因故未能出席躲過一劫,彭湃等人被捕

■彭湃就義後,周恩來萬分悲憤,他指示陳賡,迅速弄清叛徒行蹤,定殺不赦

■在戒備森嚴的法租界發生如此刺殺「大案」,部署策劃如此周密,消息一出,轟動上海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市霞飛路附近一處宅院的門前,隨著幾聲槍響,一個穿黑色西裝的人當場命歸西天。當大批法國巡捕和偵探趕到時,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裝者在內的幾具屍體……

彭湃英勇就義,周恩來親令「鋤奸」

那個穿黑色西裝的人名叫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錄取為黃埔四期學生,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等同志,於次日下午在他家召開有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參加的軍事會議。24日下午會議召開,周恩來因臨時有其他更重要事情要辦,請假未能到會。

會議中途,大批國民黨特務突然偷偷包圍會場,手拿名單衝進屋內抓人。彭湃以及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中央軍委委員、負責兵運工作的邢士貞等同志因此被捕。

事發後,周恩來和負責中央特科的陳賡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到,黨內出了叛徒。這叛徒就是白鑫!大革命失敗後,白鑫早已被敵人的白色恐怖嚇破膽。他通過在南京被服廠當廠長的哥哥,聯繫上了國民黨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為了邀功請賞,他提出能幫助國民黨抓到伍豪(周恩來化名)、彭湃等共產黨要人。范爭波喜出望外,與白鑫暗中定計,借中共中央軍委開會的時候,來個一網打盡。

周恩來指示陳賡,設法通過在國民黨內部的同志,打聽到彭湃、楊殷等同志關押的地點,以便營救。陳賡通過敵人內部的我黨秘密特工楊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關押的地點,並且得知,蔣介石已下令槍決彭湃等同志,執行的時間在8月28日清晨。周恩來決定營救。

8月28日清晨,裝載彭湃、楊殷等同志的囚車,從外白渡橋駛向龍華。

陳賡指揮的紅色隊員,已經在事先計劃好的地段埋伏起來。為了攔劫囚車,他們還專門備好一輛大卡車,裏面裝滿了大米。卡車後面,幾十名紅色隊員裝扮成拍外景的電影工作者,只要暗號一響,他們就投入戰鬥。因為怕路上有特務搜查,他們手中暫時還沒有槍支。陳賡另專門安排一輛車裝槍支,將在約定時間開到指定地點。

囚車駛過來了。但是敵人早已經做好了防劫法場的準備,這天不僅出動了大批軍警,而且還在沿途實行了戒嚴。敵我力量懸殊,加上專門運送槍支的車輛因為敵人的層層盤查,未能及時趕到埋伏現場,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他們只好忍痛放棄原定計劃。

彭湃就義後,周恩來萬分悲憤。他指示陳賡,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蹤,定殺不赦!

白鑫當起「縮頭烏龜」,柯達文“長線釣魚”

陳賡立即安排上海地下黨組織多方查找白鑫下落。但明白自己處境的白鑫已當起了「縮頭烏龜」,國民黨方面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親自給他當“烏龜殼”。地下黨組織儘管四處打探,但一直沒有白鑫的消息。

此時,整天處於極度驚恐之中的白鑫,已嚇出了頭疼的毛病。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帶著國民黨特務突然到上海達生醫院找柯達文大夫看病。他沒想到,柯達文是中共地下黨員,原名柯麟。

柯達文為他診病後說:「你坐一坐,有幾種葯在樓下,我去取。」他下樓匆匆到鄰居家給陳賡打電話,不料白鑫這時早已經成驚弓之鳥,等他回來時,白鑫已經悄然離去。

陳賡聽了彙報,指示柯達文:「他要再到你那兒,先設法穩住他,我們的人隨時就到!」

白鑫在黨內的職位較低,再加上剛到上海不久,他並不曉得柯達文的真實情況,只知道柯達文醫術好,又是廣東人,一副書獃子相貌,不像是共產黨人。果然,過了幾天,白鑫又打來電話,請柯達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飯店給他看病。柯達文問是哪家飯店,白鑫說到了法租界自會有人告訴他。

柯達文將這一新情況及時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指示他按約定時間前往,並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療的分寸,既要讓白鑫感到治療後病情明顯減輕,也不能讓他感到已經痊癒,要「放長線釣大魚」。柯達文心領神會。

柯達文按約趕到白鑫所在飯店,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還有范爭波。一見面,白鑫用懷疑的口氣問:「那天,你說下樓取葯,怎麼出去了?」“哦,是這樣。”柯達文鎮定地回答,“我到樓下一找,缺一種葯,我想出門一拐就是藥房,心想快去快回,誰知我趕回來,你怎麼走了?連葯也沒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錶時間快到了,等不及拿葯,只好走了。”白鑫也編了一通假話。

柯達文給他看過病後,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實際上他是對柯達文還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會兒,讓范爭波觀察一番。

白鑫說:「你那醫院太小了,應該買一棟大樓,設部分高級病床。」柯達文搖搖頭,說:“我是外鄉人,在上海無親朋好友,誰肯幫忙?”白鑫立即從皮箱裏掏出500元錢,遞了過去:“收下吧!以後合作的日子還長著哩!”

柯達文本來不想接受叛徒的錢,但又怕他們懷疑,稍微推讓一下後,趕緊把錢放進衣兜中,千恩萬謝一番後起身離去。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白鑫和范爭波相視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裏。

柯達文出了飯店,坐電車兜了幾個圈子,看看身後沒有特務盯梢,便趕到陳賡那裏彙報,把500元錢也如數交給了黨組織。陳賡十分高興,說:「好!繼續偵察,一定盯緊他!」

又過了幾天,白鑫自感吃了柯達文給開的葯後病情減輕許多,再次請柯達文看病。這次,小車載著柯達文停在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號門口,不幾日後他們又將柯達文請到這裏。柯達文估計,這兒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於是,柯達文將這一重要情報向陳賡做了彙報。

深入「虎穴」,楊登瀛“義結”叛徒

柯達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陳賡不由大喜過望,但柯達文限於身份,再往後只能做些外圍工作,要真正打進敵人內部去,盯准白鑫,還必須另找一個同志。

陳賡再次想到了楊登瀛。楊登瀛原名鮑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與求學,是一名名符其實的日本通,進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後,陳立夫視他為知己,任命他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特派員。到上海不久,楊登瀛因為同情共產黨人,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不是黨員的特工人員。利用自身關係,楊登瀛經常在上海出入國民黨上層,危急關頭,救過許多中共上海地下黨同志。

陳賡將周恩來的「鋤奸」指示告訴了楊登瀛。楊登瀛心領神會:“我馬上去摸清白鑫的情況,以便咱們下手。”

次日一早,楊登瀛找了個事由,登門范公館。陳立夫跟前大紅人親自登門,范爭波不敢怠慢。兩人在客廳里閑談時,白鑫下樓到院內散步,楊登瀛假裝不認識,問他是誰,范爭波便把白鑫介紹給他。

能夠結識楊登瀛,白鑫受寵若驚:「楊特派員,乞望今後多多指教!」楊登瀛笑了笑,說:“共匪要犯彭湃能夠落網,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說:“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會,否則他也跑不了。”楊登瀛一語雙關地說:“我一定向中央組織部報告,對你論‘功’行‘賞’!”

此後,楊登瀛多次到范公館找白鑫聊天,很快成為「好友」。一次,他故作關心地對白鑫說:“彭湃案轟動全國,估計共產黨不會輕饒你,你哪裏也不要去,就住在范公館,否則會招致禍端。”白鑫聽了,立即出了一頭冷汗,哀求道:“特派員,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請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楊登瀛說:“現在不能走!得過一陣,風聲小了再動不遲。”白鑫萬般無奈:“是、是……可是我這心裏……”楊登瀛說:“不要怕!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裏應外合,「鋤奸隊」深夜懲奸

儘管住在國民黨大特務家裏,白鑫仍覺不安全。不久,他就獲准去義大利避避風頭,並將這一消息告訴了「好友」楊登瀛。

陳賡接獲這一重要情況後,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準確時間、船次、從何處出發、坐什麼車去碼頭,並指示陳賡組織精悍的「鋤奸」隊員,堅決除掉叛徒,絕不能讓他逃往國外。

白鑫和范爭波商定,出走時間定於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時,小汽車就停在公館後門口,讓白鑫夫婦出門就上車。

在一邊的楊登瀛聽了心想,范爭波這樣的安排,「鋤奸」計劃十有八九會付之東流,便急中生智地對范爭波說:“你的方案也許不錯。但深更半夜,門口停輛汽車,會惹人注意,萬一走漏點什麼消息……”

范爭波、白鑫認為楊登瀛說得有理,最後定下來,小汽車不停在43號門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楊登瀛以辭行為名,又特地到范公館偵察一次,並送給白鑫一盒點心,「聊表一點心意」。對楊登瀛的“關懷”,白鑫竟感動得流下幾滴眼淚。楊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計劃逃跑,才放心離去。

夜靜更深,負責伏擊叛徒的「鋤奸」隊員按計劃分別潛入和全坊,佈置在4弄43號的後門。11時許,43號院後門悄悄啟開一道縫,很快閃出7個人:白鑫夫婦、范爭波兄弟和3個“護駕”特務。

立即轟動上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禁書展示

說到明清著名小說,大家會想到《水滸傳》《三國演義》,其實當年還有一部《剪燈新話》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寫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毀的小說。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後來它在周邊鄰國大量流傳,並對亞洲文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遭禁是因為明代最高學府校長上書倡議

《剪燈新話》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寫成的,永樂十九年(1421)重新校訂出版,正統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會被禁,與當時的國子祭酒有關,也就是明代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校長。此人叫李時勉,那時剛上任幾個月,可是很鬱悶,為什麼自己精神飽滿地走向講堂,激情洋溢地宣講四書概要,這太學生們還是打瞌睡呢?於是他晚上到學生宿舍去交流,詢問大家都在看什麼書,是《春秋》呢,還是《詩經》?沒想到學生們看得最多的書,竟是一部《剪燈新話》。

李時勉很驚訝,他知道這是國子助教瞿佑寫的小說,聽說此人學富五車,還一度在太學講授《春秋左氏傳》,但他自己沒有看過。這位校長有點偏執,他主持太學工作期間,主張「格致誠正」,小說是不能讀的。

於是校長從學生那裏借了本書,回家挑燈夜讀。看著看著,他覺得越來越不對勁,於是連夜給皇帝寫了奏摺,第二天就趕到皇宮去向皇帝彙報這件事。當時的情況是李校長給皇帝上書談了很多內容,皇帝覺得不耐煩,就讓禮部尚書胡瀅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會上的人覺得李校長說得有道理,於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遭禁毀的小說就產生了。

對於這件事,史書是這樣記載的:

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薄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實非細故。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禁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詔下禮部議。尚書胡瀅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議。

這部小說真的是「邪說異端」嗎

那麼,《剪燈新話》真的就如李祭酒所說,是「俗儒」所作的「邪說異端」?李時勉究竟對小說中的哪些內容產生反感呢?

題材上:「假託怪異之事」

李時勉眼光是獨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燈新話》與四書五經的不同。小說的本質是虛構,當然要「假託怪異之事」。《剪燈新話》穿越時空,打破時空界限,讓古人與今人對話,死人與活人對話,這正是它特有的敘事方式。

《剪燈新話》多篇寫到人鬼戀,如《滕穆游聚景園記》《牡丹燈記》《綠衣人傳》等。《滕穆游聚景園記》通過滕穆巧遇故宋宮人鄭芳華並與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發了作者的懷舊情懷,表現了對亂世宮女命運的深切同情,體現出作者博大的人文關懷。《綠衣人傳》則通過綠衣女與趙源人鬼戀故事,歌頌了青年男女追求戀愛自由的精神,並揭露了奸相賈似道殘忍暴虐的行徑。前者側重抒發歷史興亡之感,表達對宮女命運的同情;後者則在人鬼戀中融入了反權奸的政治內涵。

這些篇目完全是小說家「虛構」的,藉以表達特定的思緒。用李時勉的話來說就是「假託怪異之事」。《明史》記載,李時勉“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他無法理解,身為朝廷命官為何虛構小說,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飾以無根之言」

李時勉也很準確地抓住了《剪燈新話》善於「修飾」的特點。這其實是當時評論者的一致結論。兵部尚書趙羾以及禮部侍郎唐岳均認為《剪燈新話》“雖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說:“閱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實,模寫情意,醞釀文辭,濃郁絕麗,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擊耳聞,懲勸善惡,妙冠今古,誦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為善於修辭,作品寫得真實感人。桂衡讀《剪燈新話》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時勉以理學自負,主張“存天理滅人慾”,自然無法理解小說以情動人的藝術魅力。

思想上:「邪說異端日新月盛」

傳統儒學發展之理學,明初已成為國家之指導思想。李時勉欣賞的是「懷德蘊義、砥行立名之士」,主張文藝為政治服務。而《剪燈新話》的可貴之處恰恰是對傳統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修文舍人傳》篇即是代表。文中描述一個叫夏顏的文人,執著於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與草木同腐」,但是學術不能養家餬口,結果客死潤州。一天,他生前的一個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顏在陰司被任命為“修文舍人”。夏顏大講陰間的公正無私與人間的黑暗,還委託友人將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傳於好事”,友人答應了。事後,夏顏非常感謝,“其家禍凶吉福,皆前期報之”,後來還推薦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職。

這篇小說非常耐人尋味,文本表層的意思是以陰間的公正襯托陽間的黑暗,但夏顏後來推薦朋友接任自己官職,而病中的友人僅僅聽夏言描述有這麼一個官位等著他,便「不復治療,數日而終」,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識對一個普通百姓的腐蝕何其深刻!

事實上,由於小說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鎮商業文化的發展對市民的影響,打上了元末特定時代的烙印,流露出與傳統不同的思想。這是身為祭酒的理學家李時勉所不能接受的。

鄰國有多部仿作出現,產生巨大影響

因為遭到禁毀,《剪燈新話》在國內流傳比較少,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它。但是,瞿佑、李時勉等人不會想到,這部小說並沒有因為遭禁毀而失去應有的魅力。後來這部遭禁的小說引起了朝鮮李朝人的興趣,就到大明來把這本小說搞到了,後來又傳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對亞洲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中國文學傳播史上一個罕見的個案。

當時,朝鮮李朝正在積極倡導學習漢語,而《剪燈新話》寫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並且以情見長,文字又非常淺顯,讓人讀了以後非常感動,於是成了他們喜聞樂見的漢語教材。該國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對該小說作了詳細的註解,即《剪燈新話句解》,對小說中的一些漢字的讀音、語意進行詳細解析,對於一些李朝罕見稀有的動植物、果實等,注釋也極為細緻。

朝鮮半島一開始只知道詩歌、詞,不知道還有小說這種文體。金時習,朝鮮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燈新話》創作了《金鰲新話》,從此朝鮮半島有了第一部他們自己的小說。金時習能把握《剪燈新話》「美如春葩變如雲」的藝術魅力,同時又具備一流的文學素養,以瞿佑模式載朝鮮李朝文物,在小說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獨立思考,揭開了朝鮮文學史的新篇章。

《剪燈新話》對日本文學的影響也經歷了由形式到內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滲透過程。先是翻譯,後是創作,由《奇異怪談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談英草紙》《雨月物語》,均有《剪燈新話》的影子。

不過《剪燈新話》在日本的流傳與接受,也反映出中日兩國審美與文化的差異。沿著瞿佑的軌跡,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進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觀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捨棄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別具日本風格的作品。

在越南,也有對他們的文學作品產生巨大影響的仿作出現。其著名作家阮嶼就模仿《剪燈新話》創作了《傳奇漫錄》,兩位作家進行著跨民族、跨時代的隔空交流。

一位美國學者稱《剪燈新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具有跨國影響力的古典小說,它的文學傳播價值非常大。好在,上個世紀20年代前後,這部小說被從日本重新引進回來,國人得以重新認識這部小說,重樹經典。

摘自《南京日報》2015年02月15日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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