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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深信葉劍英:在「大關節」上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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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深信葉劍英:在「大關節」上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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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深信葉劍英:在「大關節」上靠得住

2019年07月10日 18:16

毛澤東與葉劍英在一起(資料圖)

1986年葉劍英逝世時,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敢於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更為人們傳頌的,是毛澤東送給他的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素有“儒將”之稱的葉帥,其過人之處大概是每臨大事有靜氣,能在歷史的大關節處明斷是非,果敢抉擇,且謀慮縝密。

據檔案記載,毛澤東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送葉劍英那兩句話的。原話是:「葉劍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塗。」

據薄一波回憶,大概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毛澤東插話說:我曾送給葉劍英同志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看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這兩句話,故流傳甚廣。

這兩句話,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自題聯語,意在借諸葛亮和呂端的為人行事之風以自勉。諸葛亮掌軍理政之謹慎,史家有共識;呂端的「大事不糊塗」,或許知其詳者不多。查《宋史·呂端傳》,宋太宗想以呂端為相,不同意者說呂端糊塗,太宗卻認為“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何謂“小事糊塗”?無非是在不關涉原則大道、只涉及個人利害得失的問題和事情上,不斤斤計較,大抵有所謂盛德若愚之風。諸如不滿呂端的人四處散佈他的謠言,呂端知道後的態度是:“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再如,他和名臣寇準同列參知政事之職,且排名在前,呂端主動提出“請居准下”。不久呂端升任宰相,“恐准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這正是他“小事糊塗”的一面。何謂「大事不糊塗」?就是在關係朝廷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堅持原則,是非分明,有捨我其誰之慨。比如,朝廷要捕殺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呂端知道後堅決反對,建議把李母安置好並給以優厚待遇,即使李繼遷不降,也能籠絡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時,內侍王繼恩擔心有才幹的太子繼位妨礙其專權,同李皇后合謀另立。呂端覺察其奸,把王繼恩看管起來,去說服李皇后不要改立。太子繼位,垂簾召見群臣,獨呂端不拜,他讓人打開帘子,上殿看清楚確是原先的太子後才退殿下拜。可見,在小事上糊塗,有柔,有寬,有退;在大事上不糊塗,有剛,有嚴,有進。剛柔相濟,寬嚴並用,進退得當,才能有利於大局,干成大事。也可以這樣說,在小事上糊塗一些,更有助於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澤東借呂端評價葉劍英,主要是指他能夠在大關節處看清要害,做事情從大局出發,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

按薄一波的說法,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有兩件事:一件是1935年長征途中,將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的電報報告毛澤東,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的決策和擘畫。除此兩件外,葉劍英一生中還有其他一些可為稱道的「大事不糊塗」之舉。

反蔣,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劃南昌起義的緊要關頭,葉劍英獲知汪精衛、張發奎將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以阻撓起義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賀、葉商量對策,保證了起義順利進行。從紅軍時期開始,葉劍英長期在我軍總部負責參謀工作,多建帷幄運籌之功。抗日戰爭時期,在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上,他「單刀赴會」,更有“舌戰群儒”之舉。「文革」初期,面對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搞亂黨和國家的局面,葉劍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九一三事件後,葉先是配合周恩來,後襄贊鄧小平,經受了黨內艱難的政治局勢的考驗。凡此等等,說明他能夠作出薄一波說的兩大貢獻,絕不是偶然的。葉劍英曾在一首《題畫竹》詩中說“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這可視為他在大關節處最能彰顯政治品格的生動寫照。周恩來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稱譽葉帥,大體也是這個意思。

能在大關節處顯品格,需有謀有斷,有動有靜。如果一路走來,總是風風火火,缺少內斂,就可能像毛澤東常常引用的《後漢書·黃瓊傳》里的那兩個比喻一樣,「嶢嶢者易缺,噭噭者易污」。葉劍英為人隨和,平時謹言慎行,善謀善思,很懂政治藝術,素有“參座”稱謂。觀葉帥言行,常常讓人想起北宋末年愛國名將宗澤的詩句:“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胸中有數且從容應對,關鍵處便見出英雄本色。此外,葉劍英才兼文武,學識豐富,也素為人稱道。好學深思,可以勵志、致知、正德、養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養,就不會莽撞行事,更不會計較小事或小題大做。

作為元帥詩人,葉劍英對大事的許多思考,常寓於詩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賦詩云:「一篇持久重新讀,眼底吳鉤看不休。」一句“眼底吳鉤看不休”,沉澱了對當時國際緊張局勢的深刻思考。同時創作的《七律·遠望》,更以其“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的精當比喻,傳達出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走向和前途的擔憂。此詩也引起毛澤東的關注。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澤東一字不差地把葉的《七律·遠望》書寫下來送給孩子,連在什麼時候刊登在哪家報紙上,都記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葉劍英在一首《虞美人》詞中說,“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嚴關過後艱難在,思想幡然改”,也頗見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的“大關節”處所作的深邃而辯證的思考。

毛澤東對葉劍英的文才和見識的稱道,有一個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引用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幾句,稱三國時孫權“是個能幹的人”,並要葉劍英當場背誦了全首詞。毛澤東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此人(指葉劍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吳法憲。就是吳法憲不行。”這段話有三點值得體味。一是毛澤東有意把“生子當如孫仲謀”改為“當今惜無孫仲謀”,似乎生出了人才匱乏的感慨;二是讓葉劍英背誦辛詞,當眾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賞之情;三是稱道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肯定了葉在對待林彪集團的這個大關節上,頭腦清醒,立場堅定。

報一事,明確說:「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葉劍英主持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無疑是關鍵時刻的一次任命。葉不負重託,同周恩來等一起妥善處理了林彪事件發生後軍隊中的遺留問題。

此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葉劍英率先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於是,毛澤東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時,特別提出: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我提議,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

1974年周恩來住院後,為了不讓大權旁落「四人幫」,葉劍英在鄧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屢屢建言,得到毛澤東多次讚賞。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同人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曾受到「四人幫」的阻礙———引者注)解決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則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在1975年1月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曾兩次提出他不再主持軍委工作,要鄧小平主持。

為此,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寫信向毛澤東告了一狀,說葉劍英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毛澤東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閣。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葉劍英再次體現了他在大關節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在葉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和葉劍英等人的配合下,鄧小平在這年的7、8、9三個月主持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由上所述,葉劍英在「文革」後期,對黨內健康力量的形成,對抵制「四人幫」的干擾,確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澤東的識人之明和對葉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畢現於情辭。在他看來,「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富有政治智慧和決斷膽識,足可謀大局、當大任、託大事,也就是說,在大關節上靠得住,能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大事不糊塗」,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氣度、做事的識見能力均站在了歷史的高處。

毛澤東彌留之際,有一個讓人尋味不盡的細節。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分組與他告別。毛澤東此時頭腦還清醒。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他動了動手臂,葉未察覺。葉劍英告別完走到病房門口時,毛澤東吃力地以手示意,讓工作人員招呼他回來。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動,似乎有話要說,但只能用一隻手緊緊握住葉的手。

葉劍英後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一定要交待什麼事情,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回去呢?為此,他想了很多。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前外交部長喬冠華(資料圖)

進入1967年,形勢逼人緊。「文革」運動的惡浪席捲全國,許多人成天價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口號聲震得人們耳膜發疼發脹。

1967年,上海發生了「一月風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級黨政機關奪取權力。領導幹部或靠邊站、或被揪斗,黨政機關,甚至一些公檢法部門亦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即使個別領導幹部暫時未被打倒,也處在軟弱無力岌岌可危的狀態,根本無法正常地開展工作。一時間,幾乎整個社會處在無組織、無紀律狀態,無政府主義呈惡性膨脹趨勢。到了1967年的7、8、9 三個月,當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亦有人感到這樣混亂的政治局面已駕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並未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相反使本部門群眾之間的派別鬥爭(亦不乏被壞人利用)都被當作「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一場鬥爭更趨向白熱化,各地造反派紛紛搶奪軍警或者軍火庫里的槍支彈藥把自己武裝起來,「炮轟!」「火燒!」「血洗!」和「砸爛×××」的狂潮裹襲全國,流血事件時有發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任意給一些組織戴上「革命組織」、「 造反派」等表示「進步」的桂冠;而給另一些與他們觀點不同的組織扣上「保皇派」、「保守組織」等「落後」、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這種親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無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別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複雜起來,真可說是達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話,找上宦鄉(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車來到中南海陳毅家中。為備忘,他在「語錄本」一角,記下了「二、七、海」 3個字。 「哦,你們已經到了!」剛剛散步回來的陳毅與喬冠華、宦鄉二人握握手,親熱地說: “今天請二位筆杆子來,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電報,你們先翻一翻,我去吃點早飯, 馬上回來!” 文件、電報在喬冠華手中停留片刻,一一傳到宦鄉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過了。

這些外交史上聞所未聞的荒唐舉止,令人痛心疾首,絕難淡忘。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四個偉大”的標語,並向提出質詢的當地官員自豪地宣稱,要讓這裏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 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國使館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游擊戰,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 對這些荒謬的行為,稍具外交常識的同志,都覺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來、陳毅尚能提出批評,別人誰敢講?不久前,外交部向駐各國使館發出“經中央批准,駐外使館不搞罷官奪權”的電文後,駐× 國使館竟立即拍回電報質問:是哪個中央批准的?…… “怎麼樣,看完了嗎?”陳毅進來問道,“唉,多少年艱辛努力,因此一舉,付之東流!不過,今天找你們來,不是為發牢騷、罵娘的。”陳毅雙手抱在胸前,在辦公室里踱了個來回,然後說: “這兩天,我查了一些資料,歷來的國家關係,都是內外有別的。國內搞運動,不能把外國人牽上。你們看噢,我們根據慣例。採取軍委的方法,也來規定幾條,怎麼樣?比如說,不得把外國人拉來批鬥,不得強迫人家接受你的宣傳品,不得強迫人家背語錄,等等。無論如何,我們要想方設法,使我國的對外關係,不要受這次運動的衝擊和破壞。”

喬冠華略顯遲疑地點點頭。他何嘗不希望糾正外交工作中的種種錯誤作法!可用中央名義發出的電報,造反派尚且懷疑,幾個靠邊站的「當權派」訂出幾條發下去,還不是對牛彈琴? “老喬,你擔心訂出的是一紙空文吧!”陳毅一語道破:“我請你們來,是想依據國際公法,細細推敲、琢磨,訂出幾條無懈可擊的規定,送中央,請主席批一下,再發往駐外使館,照章執行!前兩天,軍委制定的八條命令,我們就是採取這個辦法。” 聽說要請毛澤東批准,喬冠華與宦鄉相對一笑,頓覺希望倍增。

「時間緊迫,你倆人先打個草稿,我們再商量。你們早出晚歸,就在我家吃午飯,免得造反派糾纏, 誤事。」 喬冠華對鐵竹偉談到這裏,眼睛潮潤,聲音也有些暗啞了:

“那時陳總被奪了權,部里大小事他都無權作主,都要請示周總理。有時總理太忙,他就守坐在總理辦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總理曾幾次對我講過,看見陳總這樣,他心裏很難過。可是,就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千方百計想使‘文革’運動不要破壞我國的對外關係,不要使世界各國對我國產生不應有的壞印象。

「我們每天一早就去。開始兩天,陳總與我們還有說有笑,可後來他只同我們打個招呼,便獨自坐在桌旁沉思,或者推門出去,在寒風裏踱步。“當時,我覺得奇怪,對老宦說:‘為什麼陳總心情這樣沉重,過去他是愛講話的?……’ 」

影上的賣報童那裏學到一點伎倆,你手上的報便很快可以賣光。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題目叫喊一遍,未到東安市場,報紙已賣掉一半了。王府井幾乎整一段街都是報攤,賣報的幾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頭子。我忽然眼睛一亮,發現喬冠華也擺了一個報攤。他面前擺著一大堆報,似乎買賣不佳。我說,咱們一起賣。我在他旁邊擠進去,把兩種報重要題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賣掉了不少。

他賣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報,裏面有沒有批他的我記不清了。看到別人都在收拾,我們當然也跟著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幾步便到了,我邀他進去休息,喝水。他說,他還得回到外交部交帳,等下次吧。這個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衚衕遇見他那一回。”(唐瑜:《二流堂紀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頁。)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數人,策劃演出了火燒英國代辦處,先後砸緬甸、印尼、印度駐華使館等一連串嚴重敗壞新中國外交聲譽的荒唐事件,特別是從印尼歸國的所謂「紅色外交家」姚登山,他打著革命造反派的旗號,私自召集全體駐外使節和外交部司局長開會,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下令將姚登山逮捕法辦,這讓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在姚登山押走時,龔澎上去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5月至8月間,是我國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儘管這時的喬冠華處境十分困難,但他還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喬冠華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會議上給外交部扣上“三降一滅”的帽子(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請示周總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麼?周總理想了一陣後說:“三降一滅”不通。1971年5月底,周總理在外事工作會議上談到對建國後外交工作的評價時又提到:“我不同意那種極左思潮的說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好像我國外交也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因為毛主席一直關心這條戰線, 親自抓、親自領導這條戰線”。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頁。周恩來克服了種種困難,保護了像喬冠華那樣的外交幹部,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上,為經歷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面復甦,爭得了寶貴的迴旋餘地和條件。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陳毅、喬冠華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迅速修復,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西方一大批國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現,都是不可想像的。

本文摘自《著名外交家喬冠華的才情人生》,羅銀勝 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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