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爆發激烈的反政府示威，經常有人問起，究竟這場亂局的根源是什麼？很多年紀稍長的人都反對暴力抗爭，認為現在社會富裕，年青人沒有生活壓力，所以不怕抗爭，不像上一代年青的時候，為了生計，理不上政治。而年青人則覺得年長者不了解他們，青年對生活有眾多不滿，但政府卻改變不了，上街示威又有什麼問題呢？
講到深層的政治分析，讓我想起馬克思，雖然從馬克思主義衍生出來俄國的「十月革命」，變化出的史太林計劃經濟模式，歷史的發展已證明是失敗制度，甚至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命定論，亦被認為相當僵化。但馬克思在百多年前對資本社會主義的分析，我覺得仍然很有參考價值。
要用幾句說話概括馬克思主義，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等上層建築，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分配極度不均，資本家嚴重剝削無產階級，透過政治、社會、法律體系固化下來，最後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反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分析，點出了激烈的政治矛盾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
我們看看香港回歸了22年，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的11年，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香港作為全世界最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並非浪得虛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極少，意味著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在香港以最尖銳的方式呈現。
2008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爆發金融海嘯。貪婪的華爾街銀行家，把一些垃圾級的次級按揭證券混合了AAA級優質債券，包裝成AAA級的投資證券，賣給全球各地的投資者，最終美國樓市泡沫爆煲，次按債券出事，觸發金融海嘯。美國回應的方法是把利息減到接近零之後，還推出所謂的量化寬鬆，簡言之，就是央行大量印鈔，瘋狂地膨脹貨幣基礎，買回市面上的債券，硬生生地把經濟托上去，客觀效果是令到全球的樓價飛漲。有資產、敢於投機的人賺大錢；沒有資產的人就受到嚴重傷害，尤其是那些剛投身社會的年輕人。
以香港為例，政府統計數字顯示，20至24歲的大專生大學生月入中位數在1997年為1.1萬元，2004年沙士之後跌至7500元，到2016年才回升至1.18萬元，即是在20年間，大專學生的月入中位數，差不多是原地踏步。內地推自由行救港，被大財團吃了，利益沒有外溢。大學生收入沒有增加，但物價卻不斷上漲，大學生相對貧窮了。
如果講到樓價，就更加慘烈，1995年大學生的月入中位數12140元，太古城建築呎價5000元，一個月收入可以買到2.4平方呎太古城樓；到2015年，大學生月入中位數跌至約1.09萬元，而太古城呎價已去到1.3萬元，一個每月的收入只可以買到0.8平方呎的太古城樓，以買樓能力而言，大學生的購買力跌至20年前的三分之一。
我有朋友的子女，兩夫婦大學畢業幾年之後，家庭月入四萬元，但結婚之後，買不起樓，兩人只能各自住在父母的家裏。 香港的大學生雖然不是絕對貧窮，卻處於一個相對貧窮的環境當中，生活比20年前更差，這成為了社會不滿的泉源、反對政府的土壤，令到暴力抗爭的理念很易傳播。
整件事的緣起，可以說是金融海嘯導致全球放水，所激發出來的極端經濟氣候，而香港這個完全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的衝擊最大，再加上土地供應緊缺，由財團壟斷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深柢固，矛盾更形突顯。政府如果不檢視根本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隨著全球量化寬鬆、放水計劃繼續推行，社會的不滿就會像地底的岩漿一樣，一有機會就會爆發出來，最後恐怕會一發不可收拾。
盧永雄
上週日新城市廣場爆發驚嚇的警民衝突場面，其中一幕是一個警員被群眾包圍暴打，過程相當嚇人。我細心翻看幾條相關視頻，嘗試理解群眾的暴力行為，以及周遭人士的反應，希望對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
當時新城市廣場內的警察人數很少，而聚集了的示威群眾很多，一名警員走下扶手電梯的時候，被一名示威者從後攻擊猛踢，警員滾落電梯倒地，大群示威者衝前對該警員拳打腳踢，還有人用雨遮狂插他。無綫電視的張姓攝影記者撲上前阻擋示威者繼續打人。
對於無綫攝記的仁義行為，傳媒已有廣泛報道。我卻發現當時另有一位穿黑裙、挽著手袋的中年女士，正從扶手電梯下來，見到大量示威者暴打警員，她馬上趨前，嘗試阻止示威者打人。在無綫攝記推開幾名想繼續襲擊警員的同時，那名女士亦擠入人群，張開雙手阻止示威者繼續打警員。隨著有更多攝記跑上前護著警員，打人的示威者才散去，這名黑衣女士見到情況受控，亦慢慢回頭走上扶手電梯離開。整個過程維持了大約十五秒，這位黑衣女士雖然身材瘦弱，但見到有人被打，仍敢於挺身而出，在剎那之間，展現了人性的光輝。而被打的警員後來被同袍救走，面骨爆裂，但檢回性命。若無人阻止，他可能已被雨遮插死。
黑衣女士(紅圈內)阻止示威者再襲擊倒地警員(右下方)
把當晚幾條不同環境的視頻綜合起來，就會知道當時在好運中心平台上，有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街上的警員，警員為了制止示威者掟磚，便走入新城市廣場內，試圖穿過新城市廣場，走到好運中心。但進入新城市廣場之後，落了單的警員便被大量示威者如野獸般圍毆，情況慘不忍睹。
究竟這些可怕的政治暴力，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可以在一瞬之間，把一個平日正正常常的人變成野獸？這讓我想起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她是美籍猶太人，原籍德國，深受納粹政權的壓逼，以研究極權主義和政治暴力見稱。
鄂蘭的著作《論暴力》(On Violence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0)對政治暴力有深刻的觀察。她有一段描述暴力的金句：「權力和暴力是相反的，當政府擁有著絕對的權力的時候，政治暴力便會消失無踪。當政府的權力崩壞，政治暴力便會出現，任由暴力發展下去，會直至政治權力完全消失為止。」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有關政治暴力的金句。
如果我們假設香港的政治衝突，不是因為外力引起，純粹是群眾的自發行為，群眾是想透過暴力抗爭，達成一些政治目的。但鄂蘭指出，「如果暴力抗爭的目的不能迅速達到，那麼後果不僅是目的的挫敗，而且是就此將暴力行為引入整個社會政治。」政府的壓制和群罪的反抗，形成惡性循環。她認為：「暴力行為的後果是不可逆轉的，暴力抗爭行為失敗後，幾無可能回到原來的現狀。和一切其他行為一樣，暴力行為在沒有達到目的的情況下，也會改變現實世界，這是一種使世界變得更暴力的改變。」
看完鄂蘭的分析，不難有此結論，暴力不斷升溫，標誌著有理性能力的人正不斷退化，不只是個人的退化，而且是整個社會文明的退化。
或許香港頌揚政治暴力的政客，除了想達成政治理想之外，也有選舉的考慮，他們不想得罪行使暴力的青年群眾，以免影響自己的票源，例如以毛孟靜為代表的反對派議議員，就聲言不會與暴力割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他們這些使暴力合理化的行徑，客觀上除了可獲得選票之外，不會達成任何崇高的政治理想，只會令到香港的社會文明不斷倒退，令到香港慢慢退化成一個野蠻世界。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