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總第59期2012年第11期，原標題為「胡喬木：“中共第一支筆」傳奇”
1941年初，29歲的胡喬木迎來了他人生的「雙喜臨門」。這年1月，他第一個孩子胡木英出生；2月，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突然滿面春風地走進胡喬木的窯洞，說：“喬木，毛主席那裏缺人手，點名要你去做秘書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書。”這可真是太突然了。
胡喬木尋思自己連毛主席的面都沒見過，怎麼會點名叫我去呢？王若飛笑著說：「主席看到你在《中國青年》上那篇《青年運動的思想問題》，寫得好啊！」就這麼簡單，胡喬木成了毛澤東的秘書。孔子曰：“三十而立”，30歲對於一個人來說可謂是盛年的開始，對於胡喬木來說，更是他人生的起點。
從「校對」開始，進入權力鬥爭核心
報到當天，毛澤東和他見了一面，毛澤東也就簡單寒暄幾句，知道來了個新秘書。剛開始，沒當過秘書的胡喬木有點不能進入角色，不知道自己該幹啥。作為文化秘書，該從何做起呢？
第二天，胡喬木敲開毛澤東的門，看見他正在看《六大以來》的清樣，便主動請纓：「主席，我來看這個吧？」毛澤東停下手中的筆，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說：“你這算找對任務了。”接著又道：“校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細心。校對也叫校讎，要想對待仇人一樣把錯誤校出來。”或許胡喬木當時並不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就深深地捲入了中共黨內最高的意識形態交鋒中，也就當然成了毛澤東的“天子門生”。
毛澤東受到《聯共（布）黨史》的影響，為打擊黨內政治對手、掌握黨內意識形態解釋權，於1941年親自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其中收錄了從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直到1941年11月期間中共中央和主要領導人公開發表的五百餘篇文件，將毛澤東確立為正確路線的代表，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人列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以中共黨內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鬥爭為主線，並遵循這一主線對所收錄的一些歷史文獻進行了刪改。《六大以來》的編輯是毛澤東「從人到神」的第一步，而胡喬木參與其中，從此胡喬木鞍前馬後追隨毛澤東。
很快毛澤東就發現胡喬木的才能。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五天後，毛澤東把胡喬木叫到辦公室，他習慣性地點起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說：「喬木，你給《解放日報》寫一篇社論，題目就叫《蘇必勝，德必敗》，我首先說說想法，供你參考。」接著毛澤東談了四點框架性觀點，一說完毛澤東就告訴胡喬木：“你現在就動筆，把它寫出來，寫完給我看看，明天見報。”一個小時後文章寫出來了，毛澤東看了看，只是稍作修改就發表了。要知道，這個時候斯大林還在痛苦地沉思，直到7月初才緩過勁來。從此之後，胡喬木的社論一篇接一篇，代表了中共中央的聲音，鼓舞了中國軍民。
毛澤東為胡喬木捉刀代筆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隨即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幽默地說，「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在前往重慶的飛機上，胡喬木問毛澤東：“主席，我們能不能回來？”毛澤東沉吟片刻，從容地說：“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過了一會兒，毛澤東轉身問隨行人員：“去重慶，你們怕嗎？”“不害怕!”“對。這次去重慶，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談判成功，那咱們就從從容容地回來；另一種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殺頭。但也用不著怕!要是坐牢的話，我們就在牢中看書學習。”
從重慶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生病了。躺在床上，全身發抖，手腳痙攣，冷汗不止，不能成眠。此時，延安的主要醫院都撤離了，留守的醫護人員又不濟事。12月，胡喬木回到延安，見到了大病初癒的毛澤東，陪著毛澤東散了一次步。毛澤東告訴他：「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他兵散了，新聞檢查也取消了。」
台三重使命。1948年4月，胡喬木被任命為新華社總編輯和社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這期間，他撰寫和修改大量社論、評論和新聞。其中《駁蔣介石》、《無可奈何的供狀》等重要社論成為解放戰爭中犀利的投槍。吳冷西曾回憶說：「胡喬木頭腦中似乎有一部計算機，一切不符合標準的稿件，哪怕是很細微的差錯，他都能準確地挑出來，又被重新正確處理。」
1950年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中共可能將東北、內蒙古和新疆送給蘇聯」的言論。這個謠言使正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很緊張，他和莫洛托夫商議後準備共同發表一個聲明。毛澤東連夜起草了這份聲明，立即發回國內。在電報後面他特意註明：“用喬木名義發表。”毛澤東竟然為胡喬木捉刀代筆，雖然這在毛和胡之間是一個特例，但也是一個秘書最大的殊榮。
胡喬木給毛澤東當秘書整整十年了，毛澤東實在是喜歡胡喬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說的話、想寫的事，只要跟胡喬木說個題目，講個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篇大文章。十年間，胡喬木是秘書、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學生。
緊趕慢趕，跟上毛澤東
1957年是一個多事之秋。當毛澤東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後，翻來覆去難以入睡。他立即召集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績偉來駐地開會。「睡不著，找你們來談談」，這個開場很讓人不安。果然，毛澤東批評《人民日報》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毛澤東右手拿著煙，左手拿著《人民日報》繼續罵道：“這篇社論和那篇《教育者必須受教育》的社論，都沒有提到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好像世界上沒有發生這回事！中央的會議你們都是參加的，參加了回去不寫文章，這是坐白板凳。”胡喬木剛解釋了一句，毛澤東就接著罵：“叫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現在是百家齊鳴只有馬家不鳴（指馬克思家）。”
6月13日，毛澤東又送給胡喬木一份《北京日報》，上面批道：「比《人民日報》編得好，你們的水平要提高……文字也有八股味，希望思索改進。」 跟了毛澤東十五年，這是第一次被批評有八股味，這叫胡喬木很揪心。當晚，他跑到菊香書屋見毛澤東，毛又叫上吳冷西一起談。這一次的談話很成功。先從西漢劉邦知人善用談起，最後毛澤東答應從國家主席位子上退下來後，多給《人民日報》寫寫稿子。
6月下旬開始，《人民日報》連發六篇社論，胡喬木終於再一次跟上了毛澤東的腳步。
「彭老總的信也可能適得其反」
1959年7月，中央在廬山召開糾「左」會議，與會同志擺情況、談意見、邊開會、邊學習，自由交談，各抒己見，輕鬆愉快，生動活潑，沒有一點緊張氣氛，大家稱之為“神仙會”。正當胡喬木等幾個秀才起草《廬山會議議定記錄》時，彭德懷殺了出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
7月17日上午，胡喬木收到了毛澤東印發的彭德懷的信。中午在餐廳吃飯的時候，他和吳冷西、田家英、陳伯達談起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大家都覺得寫得不錯，與他們起草的《議定記錄》思想一致。吳冷西和田家英都覺得“由彭老總出面說話，有分量，作用大”，胡喬木卻搖頭道：“也可能適得其反。”
話叫他謹慎些，少講話。可張聞天還是「把他想講的都講了」，張的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22日他找柯慶施談了，表達了不滿，說要“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23日，會議形勢180度大轉彎，廬山會議從“糾左變成了反右。”
在小組會議上，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等幾個「秀才」都說了支持彭德懷的話，以胡喬木對毛澤東的了解，他建議大家“趕快寫一個檢討”，胡喬木說：“話不要多，幾百字就行了。”毛澤東對胡喬木說：“秀才們表現不好，要夾著尾巴做人。”顯然，胡喬木在大會上支持彭德懷糾「左」，說“1958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的話已經傳到了毛澤東那裏。
接下來的幾天，胡喬木的心一直懸著，直到7月30日，楊尚昆跑來告訴他：「主席已經要我給會議各組組長打招呼，以後不要再提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和吳冷西的問題了。」胡喬木長舒了一口氣：“毛澤東饒了我們了。”
接下來的八屆八中全會，胡喬木的日子一樣不好過，儘管胡喬木心裏清楚，毛澤東是在顛倒是非黑白，但是在維護毛澤東的問題上胡喬木是不打馬虎眼的。毛澤東在會上還說：「有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是挖不去。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聽毛澤東這麼說，胡喬木算是徹底放心了，可同時又生出一股卑微之情。最終，胡喬木以大局為重，振奮精神起草了大會決議。但是從內心，他對毛澤東的態度悄然發生了變化。
從廬山上下來，「大躍進」一發不可收拾，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打擊。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信說明自己三個月來療養的情況，表示不能參加廬山會議的遺憾。不久，第二次廬山會議召開了，這次會議第三天毛澤東給胡喬木回信：“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已愈唯度……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不問時事。做一、二、三年休養的打算……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志，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胡喬木追隨毛澤東20年，這封意味深長的信標誌著胡喬木“被休假”了，是靠邊站，也是保護。
最後一次見毛澤東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胡喬木看到了《文匯報》上姚文元的那篇《評海瑞罷官》，幾十年的政治經驗告訴他——要出大事。得知毛澤東在杭州開會，胡喬木請求「趁主席在杭州見一見、談一談，向主席傾訴這幾年的心裏話」 。胡喬木的求見遲遲沒有消息，這不禁令他黯然神傷。正當他和夫人準備從上海回京時，杭州方面緊急打電話來叫他去見毛澤東。胡喬木車頭調轉，直奔杭州。
從1941年起，胡喬木與毛澤東的交往已經有25年了，25年來他還是第一次感覺到，和毛澤東見一面竟然有這麼難。終於見到毛澤東了，他卻忘記了早已想好的話，還是毛澤東很明朗，他告訴胡喬木：「你回到北京，少說話，多看看，多了解情況。」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便是毛澤東最後的囑託。
自此之後，兩個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儘管胡喬木多次求見，都被江青擋下。說起胡喬木和江青，兩個人的關係頗有些微妙，論職務胡喬木是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江青是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他算得上是江青的老上級了。可是在另一種場合中，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江青又是毛澤東的夫人。對於這種微妙關係，胡喬木的態度是對江青「敬而遠之」，這又犯了忌。你和人家老公縱論天下、探討文章，卻對人家老婆「敬而遠之」，不要說江青難伺候，就是一般女人也會心裏不痛快。
1961年夏天，胡喬木開始休養後，閑來無事便開始寫些詩詞，並呈送給毛澤東欣賞，以此保持與毛澤東的溝通。收到胡喬木的詩詞，毛澤東非常高興，忙裡偷閒地做些修改工作，兩人你來我往，品詩論詞，胡喬木的詩詞經毛澤東修改後，接連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沒想到，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厲聲對胡喬木說：「你的詩詞主席費心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干擾他工作。」胡喬木頓時傻了。
毛澤東：「胡喬木怎麼挨鬥了？」
1966年5月末，胡喬木的老朋友、毛澤東另一位得力秘書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上吊自殺，年僅44歲，胡喬木悲從中來。不久，厄運又降臨到自己頭上，回京後，康生找胡喬木談話，以修路為由要求他搬出中南海，儘管康生客客氣氣，但胡喬木一聽就明白，自己被逐出中南海。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廣場上山呼萬歲，胡喬木忽然覺得這一切與自己毫無關係，他側眼看了看距離自己不遠的毛澤東，然後沉默著，他知道自己現在的使命就是站在這裏，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12月25日，毛澤東生日的前夜，一群紅衛兵衝進胡喬木的家，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批鬥大會，胡喬木失眠了，精神很萎靡，他彎腰謝罪，坐著「噴氣式」在寒風中顫抖。給胡喬木安上的十大罪狀中第一條竟然是“惡毒攻擊毛主席，極端仇視毛澤東思想”，胡喬木真是欲哭無淚。
1967年5月1日，毛澤東乘車經過南長街，當行駛到南長街123號時，毛澤東看到了「打倒胡喬木」的標語，就問張耀祠：“胡喬木怎麼挨鬥了？去看看。”可惜，胡喬木搬來後一直沒有啟用南長街這邊的東門，而是走北門進出，毛澤東吃了“閉門羹”，不過毛澤東來看胡的消息還是傳開了。要知道，在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毛澤東的話就是最厲害的保護傘。
胡喬木聽說毛澤東來過的消息，立即寫信解釋大門不開的問題，毛澤東表示「昨日走錯門，今日再來」。晚上，汪東興先到了，與胡喬木一起在客廳等，到了12點才接到中南海的消息——毛澤東不來了，原因是和江青吵架了。心意已到，胡喬木最難熬的日子過去了。
影申訴和評《水滸》的鬥法中佔了上風。
1976年，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作為鄧小平的智囊機構，政研室自然難逃其咎。江青在一次會上說，「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政治研究室是一個相當大的謠言店。”江青還說，胡喬木“是一個壞人”，而鄧小平“把胡喬木這樣的人也凌駕在政治局之上了”。胡喬木又“靠邊站”了。毛澤東去世後，作為毛澤東最重要的秘書，胡喬木被排除在長長的毛澤東治喪委員會名單外，胡喬木沒能見上毛澤東最後一面，這令他抱恨終身。
作為中國最理解毛澤東的人，胡喬木在毛澤東逝世後擔負起了為他蓋棺論定的重任。198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鄧小平挂帥，胡喬木負責。當時，如何評價毛澤東，黨內外是有分歧的，中央的意思是既要維護毛澤東思想，又要說明毛澤東的錯誤。胡喬木跟隨毛澤東20多年，毛澤東對於胡喬木，既是領導，又是老師，更是朋友，維護毛澤東他責無旁貸，也是因為深刻地了解毛澤東，胡喬木對毛的錯誤也是心知肚明。《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應負的主要責任，也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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