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原名《文史參考》）2011年第15期，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繼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期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如今，華國鋒已逝，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但蓋棺卻並未論定，關於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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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來，官方對華國鋒主政兩年的評價儘管有貶有褒，卻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
很長時間裡，筆者相信「一正四負」的評價。近些年來閱讀更多史料和口述回憶後，筆者發現：「一正」的結論過輕，“四負”和衍生的負面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於武斷。本文希望通過對歷史材料的梳理，把以往對華國鋒的一些“負面”看法做一些說明，以澄清華國鋒同志在「文革」之後的一些歷史問題。
華國鋒沒有阻撓鄧小平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國鋒堅持「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後，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粉碎「四人幫」之後，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小平今後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權力。既然是“中央”意思，也就是華國鋒的意思。
毛毛的回憶與王守江的敘述有一點不同。王守江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劍英安排鄧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後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鄧小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這比王守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鄧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於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據《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恢複閱讀文件，批准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鬆動。很可能華國鋒和高層這時已經知會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
鄧小平閑居西山時，好幾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前引吳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陳錫聯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蘇振華、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鄧小平彙報上海的工作情況。蘇、倪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儘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台工作還是由華國鋒同志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連忙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政治局成員看望鄧小平，不會是個人行為，沒有高層決定恢復鄧的工作的背景，斷不會作出這種表示的。
華國鋒與鄧小平 網路圖
暫緩叫鄧小平出來，主要是策略考慮
華國鋒和高層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但這不是「拖延」，而是華和高層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作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裏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
毛逝世後，屍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毛的遺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嚴格說來，的確是一次非程序的強力行動，不能不說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抓捕「四人幫」之後，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國鋒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後，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麼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極力主張恢復鄧小平工作的葉劍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麼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復鄧的工作，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
「兩個凡是」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周恩來，很多內容涉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肯定「小平同志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於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鬥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治底線。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佈置新任務，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範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裏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麼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後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東興顯然此前看過了已經起草的稿子。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里「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裏面。「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後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將稿子報送汪東興。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出《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並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國鋒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在這裏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及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1987年鄧小平與華國鋒在交談 資料圖
華國鋒不曾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東興；至於對華國鋒，只有簡單的政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評華國鋒。胡耀邦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1978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華國鋒主政時期，胡耀邦是中組部部長，又曾經與華共事，對華比較了解，他的評論應該有分量。胡耀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幹部，只是“不積極，不熱情”。“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一些史料和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種狀況。以胡耀邦本人為例。1976年「批鄧」運動中，胡耀邦受到嚴厲批判，已經被邊緣化，在家中賦閑。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汪東興曾找他談話。談什麼，胡耀邦沒有說。據胡耀邦女兒滿妹的著述，華找胡耀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後，經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後來是葉劍英出面，胡才答應。
張愛萍的復出，同樣是華國鋒親自召見談話的。張愛萍「文革」前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文革」發動之後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獄，1972年4月方出獄。1975年初期復出，任國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鄧」運動中再次被打倒。據張愛萍之子張勝記述，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召見張愛萍，告訴他：中央專委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愛萍來了。張勝還記述了華對張愛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耀邦、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華以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很開明
按照官方敘史，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1978年，理論界提出許多問題，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面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至於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說講早了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但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否認主題好；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爭論施以了打壓。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這一番話，對著「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後，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這場討論，事情也許更加曲折。
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 宣傳畫
改革開放的倡導者之一
關於改革開放起源的歷史敘述，很少提到華國鋒，似乎華與改革開放無緣甚至是對立的。其實這是一個誤解。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當然，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屬於官樣文章；而且這裏所說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論，同後來的改革含義殊異。
在借鑒和學習外國經驗問題上，華國鋒不是一個保守的領導人。1975年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科技工作時，就曾感嘆「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1977年初，項南（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兼農機局局長）向他彙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項南一邊彙報，一邊放映拍攝的紀錄片，華對美國農業生產的發達和農業機械化的先進程度感到驚詫。一個人種1600多畝地、一年生產150萬斤糧食的事實尤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項南感慨地說：“華主席，我們總在說要縮小三大差別。實際上，我在美國看到的真實情況是，美國的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比我國小。”他向華國鋒建議：“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應該借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華“內心有所觸動”，對項南說：“我相信你說的情況是真的……”。他說：“‘四人幫’閉著眼睛，不學外國技術，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華國鋒認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外國，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來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國外有什麼好東西，看看資本主義的弱點，聯繫自己作為借鑒。」對幹部的思想保守現狀，華國鋒十分感慨：“現在有個問題，高幹思想跟不上，怎麼辦？多出國，多考察……我們是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中國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也是夜郎自大的故鄉。”
最早醞釀「經濟特區」
考察外國反饋回來的信息，給華國鋒很大刺激，更堅定了華國鋒改革的決心。從哪些方面進行改革？華國鋒當時比較關注的是行政效率、企業管理、分配製度等問題。他主張精簡行政和管理人員，對企業幹部實行考核，在企業里實行政治挂帥和獎勵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華國鋒還指出了過分集中的問題，「要警惕我們的部片面強調集中統一，各部什麼事都想抓在自己手裏，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發揮兩個積極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當時就主張“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他舉例，現在鋼材庫存1380萬噸，正常庫存有600多萬噸就夠了，多了700噸。這反映企業管理有問題，積壓了物資、資金。他說：“資本家多積壓一個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顧一切往外拋，賠了本是要跳樓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學，他們的技術、管理方面好的經驗可以學，洋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
說到前瞻性，還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經濟考察組提出一個十分新穎的建議：利用寶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鄰香港和澳門的地域特點，把寶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遊客的遊覽區，使其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華國鋒非常關注這個動議，他說：「有些意見我很贊成，有些要進一步探討。比如在寶安、珠海兩個縣搞出口基地，那裏的工資問題、工廠擺法問題要研究……加工訂貨，進料加工，來料加工，原則定下來，具體問題還要研究，最好搞個文件，經過討論，發下去執行，首先在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把來料加工搞起來。總的意見，參觀以後，看準了的東西，就要動手去干，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看準了，就要抓落實。比如來料加工，不要議論議論、熱鬧熱鬧就完了，要切實落實，把它辦起來。」這實際上是後來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最早醞釀，也是對外開放實施“兩頭在外”戰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長時間以來，這個史實幾乎無人知曉，幾近湮滅。
華國鋒 網路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離開政治舞台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容、寬厚不無關係。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後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內地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蕩，並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錯誤的根源在長期的「專政」制度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十分緊張。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並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製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污衊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
華國鋒本人就親自批發了北京市關於「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1977年1月8日前後，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後宣佈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於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此後，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佈的材料。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鬥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據一些材料稱，抓捕「四人幫」之後，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還有兩種模糊的說法，一說四十餘人，一說五十餘人）。
華和高層的處置，自然是出於對可能發生的政治動蕩的憂慮。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並不在華國鋒，而在於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到極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這項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規定的“罪名”，成為政治鬥爭、派系鬥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1977年的“打擊政治謠言”，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並論，但手段卻沿襲了「文革」，只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上說，它是「專政」制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文｜韓鋼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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