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嚴打」（資料圖）
本文摘自《往事鉤沉（揭秘鄧小平等國家領導參與的歷史事件）》，吳元浩 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2月8日，中顧委主任鄧小平到無錫視察工作，接見了在無錫休養的中顧委委員江渭清及省、市負責人。江渭清向鄧小平彙報說：「現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但社會治安情況很不好。城市裏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壞人，這樣下去不得了！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決心才行。」當鄧小平徵求江渭清的意見時，江渭清說：「調查研究，半年準備，打幾個戰役，一個戰役打幾仗，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還有的押送邊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殺頭，還有怕吊銷戶口發配邊疆。」
那麼，究竟是什麼事件促使鄧小平痛下決心，做出這一決策的呢？有人說，是緣於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隊」；也有人說，是由一名外國女記者在北戴河的沙灘上被強姦引發的；還有人說，1983年的這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鬥爭的直接導火索，是這一年發生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今牙克石市）的「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在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8名十幾歲的社會閑散青年無事生非，酒後滋事，殘忍殺死了27名無辜者，其中包括75歲的老人和2歲的幼兒，並有多名女青年被強姦、輪姦。這幫犯罪分子同時還犯有搶劫罪、爆炸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起極為罕見的特大凶殺案，在當地引起巨大的混亂，震驚全國，給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一時間，當地及周邊地區謠言四起，人心惶惶，以至於人們對到喜桂圖旗辦事都心有餘悸，在火車站不敢出站台。雖然被害者的親人和當地廣大人民群眾集體上書，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處以死刑，但經審判後只有兩人被判處死刑（其他罪犯都不夠判處死刑的法定年齡）。
「六一六」案件震驚了中央領導。此後，鄧小平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果斷做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活動的決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長劉復之向黨中央遞交了《關於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7月17日，劉復之到了北戴河。18日，他向王瑞林（時任鄧小平秘書）詢問小平同志看到報告沒有，有什麼指示。王瑞林告訴他：「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見同你談哩。」7月19日上午，劉復之應約來到鄧小平住處，彭真陪同接見。鄧小平開門見山地說：「為什麼打擊刑事犯罪搞不起來？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准。我說，沒有準不准的問題，經濟犯罪就是經濟犯罪；打砸搶的、搶劫的、殺人的，有什麼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鄧小平批評了公安部呈上的報告：「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噹噹的，就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要求必須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態度非常堅決。他系統地談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步驟和措施。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比如說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團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難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講的，找老民警當顧問，調查調查，情況就清楚了，就可以組織戰役了。一次戰役打擊他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動員全市人民參加，這本身對人民是教育，同時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發動群眾，聲勢大，有的罪犯會聞風跑掉，那也不要緊，還有第二次戰役可以追回來。」鄧小平說：「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勢有好轉。當然，這還只是一時的現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風向，看你下一步怎麼辦。如果還是軟弱無力，處理不嚴，壞人的氣勢還會長上來。」鄧小平果斷地說：「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殺人犯、搶劫犯、流氓犯罪團伙分子、教唆犯、在勞改勞教中繼續傳授犯罪技術的慣犯以及人販子、老鴇兒等，必須堅決逮捕、判刑，組織勞動改造，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還要不斷地打擊，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十年二十年也解決不了問題。1975年處理鐵路問題時對幫派分子，我說現在不抓人，把他們調開。‘四人幫’說不行。我說凡是幫派頭子，有一個調開一個，再出一個再調開，一天調一個，一年調三百六十五個。這個話傳下去以後，鐵路上的秩序馬上就好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不採取這樣的辦法不行。」
鄧小平強調：「解決刑事犯罪問題，是長期的鬥爭，需要從各方面做工作。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癢，不得人心。我們說加強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從北京開始，然後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堅持這麼干，情況一定能好轉。」
鄧小平的這篇談話，明確地解決了政法幹部的憂慮，如會不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會不會發生新的冤假錯案？會不會變成搞運動了？鄧小平高瞻遠矚，準確把握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與經濟建設之間的內在關係，教育政法戰線幹部要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大局，而「嚴打」要作為維護大局的一個重要措施來看待。堅決打擊刑事犯罪，只會贏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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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
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地位，是毛澤東生前指定的。
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確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
1961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問起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米倫、戴高樂等等，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毛澤東答道：「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蒙哥馬利又問。
「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毛澤東答道。
毛澤東又說起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最有權威的領袖，但缺乏遠見，沒有解決接班人問題。」
毛澤東不同意蒙哥馬利元帥所稱的「繼承人」，而是採用“接班人”一詞。
毛澤東後來對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說起跟蒙哥馬利的談話：「繼承人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里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毛澤東還說：「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憲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裏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毛澤東所說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當時已經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
屈指算來，華國鋒是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則是毛澤東第一個選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以毛澤東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現。那時，根本用不著為劉少奇「造輿論」，用不著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劉少奇。因為劉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領袖。在中共七大之後不久，在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便請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從1945年直至「文革」爆發，近20年的時間，劉少奇一直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只是後來由於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文革」打倒了他。
毛澤東第二回選擇了林彪作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時，也用不著「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林彪。因為從「文革」以來，林彪就已經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的姿態出現，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將領、十大元帥之一。
1971年爆發的「林彪叛國事件」，很使毛澤東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選擇接班人。毛澤東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為接班人。王洪文的資歷當然無法跟劉少奇、林彪相比，但是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轟動全國，也不必「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
在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毛澤東很快發現，王洪文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於是，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以鄧小平為接班人。鄧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領袖，根本不存在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造輿論」的問題。
鄧小平復出後，進行整頓，否定「文革」，這是毛澤東所無法接受的。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第二次打倒了鄧小平。毛澤東第四次選擇接班人又告失敗。
毛澤東局促中第五次選擇接班人
於是，毛澤東又面臨第五次選擇接班人。然而，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步入風燭殘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時已經十分匆促。
毛澤東1976年4月7日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5個月後他就病逝了。
縱觀毛澤東五次指定接班人的過程，可以看出：前兩次很從容，是經過長期考慮、觀察的；自從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這5年間毛澤東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倉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才半個月──1953年3月20日，馬林科夫就辭去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成了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實際領導人。
毛澤東認為，由於馬林科夫的資歷太淺，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後就讓赫魯曉夫奪取了大權。
毛澤東從斯大林那裏吸取教訓。他發動「文革」的目的，便在於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澤東亂了方寸。在林彪之後，毛澤東頻繁地更替接班人，實際上在步斯大林的後塵。
毛澤東在1976年4月7日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時，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時，只是提議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不加「第一」兩字。在前面已經引述過毛澤東跟熊向暉的談話，毛澤東如此說：“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這是因為自從中共七大以來，劉少奇就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所以儘管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劉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兩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澤東提議華國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時，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還有王洪文和葉劍英。王洪文早於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資歷之深非華國鋒所能相比。所以毛澤東必須給華國鋒加上「第一」，才使華國鋒的接班人身份變得十分明確。
1976年華國鋒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時55歲，而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毛澤東56歲。
毛澤東對於華國鋒，確實「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期望1976年的華國鋒成為1949年的他，能夠按照他的路線把他的未竟之業繼續向前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