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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千方百計想要掩蓋的歷史真相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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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千方百計想要掩蓋的歷史真相

2019年08月18日 18:19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2008.11)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該文下面的注釋寫道:「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那麼,這個注釋所講述的,到底是怎樣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問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

大革命失敗後,紅四軍內部爭論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亂。1929年6月8日,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表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林彪專門給毛澤東寫信說:「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對於林彪的這番誠懇勸告,毛澤東心裏十分感激。因為從派別來看,林彪並不屬於毛澤東這邊的,而是從南昌起義隊伍中來的。林彪如此擁護毛澤東,而當時一些曾跟隨毛澤東的人卻反對他,這是毛澤東後來對林彪產生信任的一個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澤東給林彪回了封信,系統地對紅四軍內的爭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說:「你的信給我以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然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在敵人的不斷圍剿中,紅軍屢戰失利。為擺脫困境,前委決定由東江撤回贛南蘇區。就在這次撤離中,紅軍合計損失一千多人,這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林彪率領的縱隊在撤退中自作主張地打了一仗,儘管打贏了,但卻暴露了目標,因此被朱德給予記過處分。

部隊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及本人受到的處分,使林彪一直鬱鬱寡歡。12月28日古田會議召開後,毛澤東重新回到前委書記的職位上,林彪這才精神振作起來。1930年元旦,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觀情緒,對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缺乏信心,反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並建議採用流動游擊的方式來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力。

那麼,林彪這時為什麼會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持悲觀態度呢?其實,大革命失敗後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暴動,使得黨內和紅軍內始終籠罩著一種悲觀情緒。自從跟隨朱德上井岡山不久,林彪的悲觀情緒就開始流露出來,且越來越嚴重。林彪經常說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之類的牢騷話。與林彪同時戰鬥在井岡山的肖克後來回憶說:“在井岡山,林彪曾提出‘井岡山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林彪這種言行的影響很惡劣,但毛澤東當時並未在意。在毛澤東眼中,林彪還是個“娃娃”,他曾對何長工說:“林彪的說法是小孩子之見。”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行動計劃時,林彪就在會上發表悲觀言論,主張紅軍在粵贛邊界區域流動游擊。林彪的發言遭到毛澤東的批評。紅軍攻佔福建上杭縣城後,林彪居然幾次向前委寫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蘇聯學習。當時紅四軍高層因為建軍問題爭論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沒有引起毛澤東的足夠關注。一直到古田會議結束,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才得以休止,毛澤東才有時間和精力,來針對紅四軍內部瀰漫的悲觀情緒進行一次系統的批評,而林彪的元旦來信,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毛澤東專門回信,藉機教育全黨全軍

林彪的這種悲觀情緒,在當時的紅軍中比較普遍。因此,毛澤東決定用回復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毛澤東選擇林彪作為「說服」對象有兩個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觀情緒存在時間很長,而且不斷反覆,經常會出現苗頭,尤其在革命暫時遭受挫折的時候;二是基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特殊關係,林彪擁護毛澤東,毛澤東也欣賞林彪的軍事才能。為此,批評、說服林彪,體現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愛護和幫助,並可藉此教育所有持這種情緒的其他同志,而不至於影響黨內團結。

1月5日,利用難得的短暫戰鬥間隙,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毛澤東秉燭夜書,寫下這封六七千字的長信。

針對林彪信中的觀點,毛澤東直奔主題批評道:

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你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的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

對於林彪悲觀主義思想的根源,毛澤東認為是因為他沒有認清中國的政治形勢。毛澤東要求黨內同志和紅軍指戰員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要認清下面幾點: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本質。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澤東在回信中,恰到好處地用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指出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他斷言: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情況,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不遠了。

在信的末尾,毛澤東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熱的語言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的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來到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把信寫完後,不僅把信送給林彪,還要求紅四軍政治部把這封信公開印發,供全軍閱讀和學習,以教育紅四軍所有黨員和指戰員。

回信被收入黨內文獻,歷經波折恢復原貌

  歷史斗轉星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問世以後,隨即經歷了頗不平常的命運。

  1941年12月延安整風運動中,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延安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書中收錄了毛澤東寫給林彪的這封信,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後,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編印的《抗戰以前選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黨的路線問題選集》,1947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續編》,均選用了這封信。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封信的價值非常看重。

  1947年秋天,解放戰爭中的東北戰局已趨於穩定,中共中央東北局開始醞釀籌劃把過去陸續發表和延安整風時期編印的《兩條路線》等文獻,再集中毛澤東的有關著作,加以整理、彙編,出版一部《毛澤東選集》,主持這項工作的是東北局宣傳部長凱豐。由於毛澤東這封信的特殊歷史地位,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此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編選毛澤東文集時,要收入給林彪的這封信。了解這一情況後,林彪於1948年2月12日致電中共中央宣傳部,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佈,但同時表示:「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佈信的全文,而不必公佈我的姓名,以免對中央內情不了解的人發生種種無謂的猜測。」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隨即做出指示: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顯然,出於對林彪的愛護與關懷,毛澤東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就沒有收入這封信。

  然而,這封信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其事,這封信再次入選。不過,為不引起黨內同志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明顯可以看出是批評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按理說,林彪應知道毛澤東對自己的寬容與愛護,可建國後變得異常敏感的林彪,總覺得這封信及其有關的歷史背景對他是個影響,因此耿耿於懷。隨著野心的膨脹和權勢的增大,林彪更是對這段歷史感到心虛,於是千方百計想要掩蓋歷史的真相。

  1969年9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被寫進九大《黨章》後,便興緻勃勃回到井岡山故地重遊。由於心情不錯,一向身體虛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黃洋界觀雲,臨小井龍潭聽瀑,到七溪嶺追憶往昔。然後,由葉群找來的一個文人捉刀,填寫了一首《西江月·井岡山》,這首詞寫道:

  繁茂三灣竹樹,茫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誓把敵頑埋葬。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名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志不容稍減。

  從這首詞中,哪裏可以看出井岡山鬥爭時期林彪的悲觀主義情緒?顯然,林彪是想一筆勾掉歷史的舊賬。但這種伎倆難以得逞,因為當時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包括毛澤東都還健在。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修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報告。1991年7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日正式出版發行,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標題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過在篇目首頁添加了那個恢復歷史原貌的注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63年,劉少奇(左三)、鄧小平(左一)、董必武和群眾一起歡慶春節(資料圖)

本文摘自《「文革」的終結:歷史的見證》,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首都百萬群眾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青年學生和學校教師。在接見中,一位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以後,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總數達1100萬人。

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在全國到處“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層層揪斗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

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出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實況。在這個報道中,第一次正式公佈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引起了全中國、全世界的廣泛注意。世界各國的新聞媒介紛紛對此予以報道、評論和猜測,弄不清中國高層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組」手中的兩個重要輿論工具,每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說成是“代表了黨中央的聲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偉大戰略部署”,成為極不正常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國起著重要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引導輿論、左右局勢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組」的令旗一舉,霎時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立即傳遍了全國城鄉。

但是,究竟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然「文化大革命」中發動全國幾億老百姓對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之外,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上來。原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運動這件事。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既有中共過去領導運動的慣例,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集體研究,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又專程飛到杭州向毛澤東當面彙報和請示,毛澤東當時既沒有支持派工作組,也沒有反對派工作組。於是,在中央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派工作組。這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現在,「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社論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組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綱上線,進行批判,其圖謀顯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掀起更大的波瀾。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表現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主要來自高級領導幹部中的對運動的“阻力”,中央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舉行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文化大革命」,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為煽動“造反”、揪斗領導幹部製造依據。林彪還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是在會議的開始階段,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卻仍然表現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於是,由剛剛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擔任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出場,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扮演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陳伯達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作為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批判”。

陳伯達在講話中,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惡意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極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紛紛在發言中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政治委員,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10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後,作了正式講話。指出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毛澤東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此時,他認為中央的問題已經解決,劉、鄧及許多幹部的問題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他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許他們革命。還對與會者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還宣佈:“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違心地作了檢查。劉少奇在檢查中檢討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50天以及歷史上的「錯誤」,沒有諉過,敢於負責。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即便他作出違心的自責,也已於事無補。鄧小平在違心地檢討「錯誤」的同時,為了保護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採取了把所有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氣,躍然紙上。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志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面對面談心一般。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划著一系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內突然貼出一大批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字報。11月8日,聶元梓也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列罪名,有大反個人崇拜,公開「鼓吹」在農村恢復單幹,反對「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後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如此地步,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這時,鄧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會議的權利,只能整天坐在家裏看一些送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內容上來說,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對於未來的政治命運,鄧小平採取等待的態度。這也只能是他在當時形勢下可以採取的唯一選擇了。

實事求是地看,無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賞、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躍進」以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決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堅決糾正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使毛澤東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開始產生不滿。這種不滿日益加深,並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演變成為進行人事更替的決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在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還沒有想徹底去掉鄧小平,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據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林彪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與對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這種不同,對於如何處理鄧小平,是相當重要的。在林彪費盡心機打倒劉少奇以後,鄧小平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工於心計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鄧小平,還必須不斷加緊加重對鄧小平的攻擊和批判。與此同時,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受到批判,但還沒有被徹底打倒,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便聯合林彪集團,策劃於密室,企圖掀起一場更大的波瀾,欲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於是,一場由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精心策劃的陰謀拉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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