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孫中山在美國進行革命活動時使用的密電碼、火車票及其發行的籌餉債券。
華僑欲雪國恥捐助革命
我們行走於北美，發現無論是美國還是加拿大，所有大城市都有紅磚綠瓦方塊字的中國城、唐人街，而這些地方又都有一個共同的標誌性雕塑——孫中山的紀念銅像。同時，還多建有鑲鐫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四字的牌坊。孫中山成為海外炎黃子孫一致崇拜的政治領袖。而他所描繪的那個強國夢，凝聚共同的家國情。
孫中山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停地奔走於亞歐美各國，其中4次赴美國，三訪加拿大，向海外華僑爭取理解和支持。其中，他在美加的活動，最典型地體現了他的革命精神，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和」與“斗”。和，他用那滲透了廣東口音的話語，來宣傳強盛中國的革命思想，團結廣大僑胞和社團；斗，仍然是他用那滲透了廣東口音的話語，在社團和演講中揭露保皇派的面目，闡明中國走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當年，這位身形單薄的廣東人，既無權無勢又無錢無兵，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比他更有名望，他曾不斷地遭遇了冷眼。但他滿腔的愛國熱忱，以及對祖國未來的謀劃，正是通過一次次激烈的交鋒彰顯出來，漸漸地被鄉親們理解和接納，並且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到其陣營中來。
這點點火星從夏威夷、三藩市，到溫哥華、波士頓等地燃燒起來。海外鄉親以赤誠之心，為這個強國夢付出精神上的擁護和金錢上的支持。在中國的起義和新政府的經費，大多來自這裏的商人、勞工。還有不少人踏著萬里波濤，回國參加起義，甚至拋頭顱、灑熱血。
我們不能否認，孫中山與華僑之間的密切關係中，千絲萬縷的鄉情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當孫中山這位廣東籍的革命領袖出現在北美時，令主要來自廣東的僑胞感到特別親切，更何況他所進行的革命活動是為了興國救民。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創立了興中會，在最初的126名會員中，來自他故鄉的廣東香山縣人就有70人。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急需數萬美元以處理善後。北美華僑華人最大的組織洪門致公堂抵押房產，籌款救急。同時，那些當苦力的、做裁縫和小攤販的，也都拿出僅有的錢。儘管他們在家鄉的親人，也需要這些餬口的錢。
司徒美堂先生說：「當時許多人奇怪，華僑平時一分一分地節省，美國人名之為‘吝嗇鬼’，但能一舉手間即籌得１５萬元。這是什麼原因？我想，其實是華僑受帝國主義‘教訓’的必然結果。我們深知：國家不強之可恥可痛，要雪恥就需先捐錢。」
風中明辨是非，雨中積聚力量。在辛亥革命時期，僑胞們擁戴孫中山，義無反顧地追隨，傾盡全力地支持，為他領導的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今中華民族經過百年奮鬥，強國夢已經越來越近，越來越真，我們不能忘記那些海內外為此付出的先人們。
孫中山偽造美國護照宣傳革命
今年7月，美國在台協會在台灣舉辦一個「孫中山與美國」特展，出示來自美國國家檔案局的歷史文件，證明孫中山擁有美國籍。這一消息在全球華人圈中引起轟動。難道影響中國歷史的這場民主革命，竟然是由一個外國人領導的？
過去的人過去的事，因這些消息又鮮活起來，生動起來。故事最開頭的場景，應當是1904年的三藩市碼頭。
其實以上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已故的英國調查作家馬丁·布斯曾寫道，1908年孫中山在泰國為躲避滿清追捕，向泰國政府出示夏威夷出生證明和美國護照，聲稱他是美國公民。馬丁證實，這兩份文件都是檀香山華人組織偽造的。
我們在夏威夷採訪了該州孫中山基金會董事長、夏威夷國家銀行總裁陸關祺，他是孫中山戰友陸皓東的侄孫女婿。當年陸皓東跟孫中山一起在廣東香山長大。陸關祺說，清朝末年，孫中山因發起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而遭通緝，美國又因排斥華人移民及勞工而實施排華法案，孫中山因此進出美國一度遇到困難。於是，當地僑領設法協助他取得了在夏威夷的出生證明，讓他擁有美國籍。這份出生證明上顯示，孫中山的生日是1870年11月24日，而11月24日正是興中會成立日，孫中山以此寄予革命之意。
另外，台灣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也表示，這個出生證明是孫中山為了革命需要採取的「非常手段」。正因為這個假的身份，他才能奔走美國各地募款和鼓動革命。的確，早在1904年孫中山也因此受到美國當局的質疑，並以偽造護照為由將他關押過17天。
那是1904年，孫中山從檀香山赴美國大陸。他的到來，引起清廷總領事何祜的警覺，鼓動保皇會人士向美方舉報孫中山的護照是偽造的，要求美國海關阻止其入境。果然，孫中山一上岸，就被美國官員以其護照「偽造」為由，移送到碼頭的木屋移民候審所，並經移民局判令其遣送回檀島。
正當孫中山「焦灼異常，彷徨無計」之時，美洲洪門致公堂的領袖、三藩市市致公堂盟長黃三德等人展開了救援行動。
洪門致公堂是個什麼組織呢？18世紀至20世紀初，華人被「賣豬仔」到北美後，淘金、修鐵路、洗衣、剃頭就是其謀生路。他們由於受白人欺壓、被窮困折磨，於是抱團取暖、結社互幫，於1863年建立起洪門堂會——洪順堂，這比加拿大建國還早4年。1876年開始，洪門致公堂在美洲普遍出現，其總部在三藩市，以團結組織華僑、維護自身利益及反清救國為己任，絕大部分華僑都加入了洪門致公堂。
之前，孫中山首次赴美宣傳革命，但由於華僑華人對其觀點不了解，響應者寥寥。於是，孫中山在親友的介紹下，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並被封為「洪棍」（即元帥）。
這次孫中山遇險，黃三德等人聽聞，便對手下人說：「救孫大哥，即救國行動。」他們幾人速請美國律師，還撥出專款5000美元，與美國移民局和聯邦工商部打官司。最終，孫中山在被禁閉17天之後恢復自由。當天，僑領黃三德、唐瓊昌、伍盤照組織僑胞，前往碼頭列隊迎接孫中山。
同時，伍盤照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向僑胞揭露了保皇黨企圖謀害孫中山的陰謀，令孫中山在僑胞中的威望大大提高。
就在今年3月，一批顯示五洲洪門致公總堂當年協助孫中山推翻滿清統治的歷史文物，被三藩市灣區華僑文物召集人招思虹捐贈給該總堂。其中包括黃三德百年前募款收據、致公總堂刊登在美國報紙上的「關於孫中山演講」的廣告等。
改組幫會成革命組織
動員群眾，就是要將個人的覺悟變成黨派的覺悟。戊戌變法後，保皇會人依然活躍。孫中山到美國後，就在這個華人勢力最大的組織，開展了與保皇派的鬥爭。
孫中山在黃三德、伍盤照等人的支持下，印刷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共1萬1千冊，分別寄美洲及南洋等地，以廣為宣傳。
三藩市記者陳繼儼曾站在保皇黨立場，對革命黨展開筆戰，孫文親自撰文與之辯論。另外，《大同日報》是致公堂的機關報，但原主筆歐榘甲為保皇黨人，常在報上發表文章攻擊孫中山。黃三德等人大為不滿，於是迫使歐氏辭職，由孫中山派來革命黨人劉成禺負責，從此《大同日報》成了宣傳革命反清的報紙。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大同日報》‘易幟’」事件。從此，全美華僑知道了革命與保皇之間的不同立場和主張，保皇黨在美的勢力開始衰落，而革命黨勢力因而日益增大。
孫中山還在黃三德授權下，起草了《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和《新章程》80條，將「聯合大群，集團大力，以圖光復祖國，拯救同胞」列為致公堂的“義務”；將中國同盟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6字綱領規定為致公堂的“宗旨”。從此，致公堂從幫會組織被改造成了革命組織，其成員多能自覺地為民主革命而奮鬥。
從三藩市打開局面後，孫中山在美國和加拿大一路順暢，演講、籌款和動員，都獲得極大反響。加拿大是康有為的保皇會總會所在地，為了爭取加拿大溫哥華的僑胞，孫中山在致公堂僑領創辦的《大漢公報》鼓吹革命。
1911年1月，孫中山來溫哥華唐人街演講，當地聚居的5000名華人中竟有七成人冒雨聽講。孫中山感慨曰：「人心如此，革命必成功矣！」
成立洪門籌餉局支持辛亥革命
雖然經歷了100多年的風雨，洪門致公堂關於支持辛亥革命的那一段歷史，仍然是該社團最寶貴的財富。
當我們採訪加拿大洪門達權總社社長陳德光、致公堂民治黨總部副主委鄭炯光時，他們自豪地說：洪門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可以分為出力和出錢兩部分。洪門子弟如許雪秋、鄧子瓊、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均協助孫文發動歷次的革命起義，其中一些人成為黃花崗烈士。另外，我們的人在孫中山3次到加拿大時保護他，因為當時保皇黨在追殺他。其中，1911年2月，孫中山在加拿大進行的為期70多天的革命宣傳和募捐活動，他走訪了5個省的十幾個大小華埠。
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馬來西亞檳城商議捲土重來之計。為了安頓逃出的革命志士，並策劃在廣州發動大規模的舉義，孫中山寫信美洲致公堂同志說：「內地革命風氣亦已普受，軍心民氣，皆同歸向，決意為破釜沉舟之舉，誓不反顧，與虜一搏。」他請求籌款以應起義。
美洲致公堂接到這封信，便立即行動籌募，專門成立了洪門籌餉局。由於籌款是很費時間的，於是在司徒美堂的建議下，致公堂骨幹們商議：先將致公堂的樓房向銀行抵押，用作軍費。於是，僅維多利致公堂總堂就抵押房產得款3萬元，為廣州黃花崗之役而效勞報國了。接著，僑商和其他致公堂都踴躍籌款，加拿大共募款港幣7萬餘元，居各地華僑義捐第一位。
因此，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後面的紀功坊，最上面那塊就是加拿大華僑的。陳德光告訴我們：「所抵押的房產到1950年才由全加的會員湊錢贖回。」
■專家點評
五邑大學教授梅偉強：華僑為辛亥革命立七大功
在辛亥革命時期，華僑特別是五邑華僑義無反顧地追隨孫中山，傾盡全力地支持孫中山，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勛。他們是革命組織的中堅者、革命報刊的創辦者、革命軍餉的輸將者、武裝起義的參加者、辛亥革命成果的捍衛者、「實業救國」的實踐者、“航空救國”的先驅者。華僑所立的這七大功，集中體現了華僑同孫中山的親密關係，以及他們為辛亥革命作出的巨大貢獻。
五邑的華僑華人眾多，當時有不少人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和積極支持者。我剛剛完成了一部《五邑華僑與辛亥革命》一書。就分析了包括以五邑鄉親為代表的僑胞支持革命的事迹和淵源。
鴉片戰爭後，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西方殖民強國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強，中國人民變得更加貧困潦倒。成千上萬來自五邑等地的廣東人，離鄉背井來到北美等國家謀生。他們知道，這都是清朝腐敗統治造成的，因此對清政權懷有深仇大恨。
孫中山經過艱苦卓絕、深入細緻的宣傳教育，他的革命思想與主張被廣大僑胞所接受。加上革命派同保皇派的政治大論戰，進一步擦亮了僑胞的眼睛，使他們劃清了同保皇派的界限，紛紛「倒戈」，投身孫中山革命派的陣營。他們將自己的命運同孫中山緊密聯結在一起，演繹了許多傳世佳話。如原先擔任清廷駐外國公使的伍廷芳，後來投向民主革命，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當他聽到陳炯明叛亂，孫中山的生命處於極度危難中，竟因憂憤過度而溘然長逝。
孫中山偉大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吸引著華僑圍聚在他身邊，無私無畏地為民主革命而奮鬥。孫中山的政敵梁啟超評論說：「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欽佩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人不肯胡亂弄錢，即便弄錢也絕非為個人目的。」在為黃花崗起義失敗善後的15萬港元中，加拿大華僑就籌措了近一半。
大哥孫眉因支持革命而破產
和興會館辟出孫中山專題展覽
夏威夷州茂宜島是座美麗的小島，當年孫中山哥哥孫眉在這裏的農場十分興旺，他一度被稱作「茂宜王」。如今，這裏的英式小街上，一棟華人古建築成為遊人參觀點。這就是展示廣東華僑遷移夏威夷歷史的致公堂和興會館，而今年這裏還多了一項內容，那就是孫中山的專題展覽，包括了他與哥哥孫眉的關係。
「若沒有其兄長孫眉的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便沒有了那麼堅強的後盾。」當地一位七旬的華裔老人Richard Shim告訴我們：“當時，孫家農場一直從身後的山延伸到海邊。”他的農場就在孫眉農場遺址附近，他從小從祖父輩那聽到孫眉的故事。
孫眉當時為了支持弟弟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陸續將經營了數十年的產業全部出售。夏威夷公證機構記載著：1895-1899年間，孫眉賣出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牲畜達65次之多，其中1890-1894年間就賣出12次，1897年也有12次……他大概先後捐出70萬美元。
據了解，夏威夷公證機構還保留有孫眉1906年經聯邦法庭作出的破產判決。到1907已經由富豪變為清貧的孫眉與母親楊太夫人等舉家回到香港居住。
■小故事
麵館老闆娘加入同盟會
1896年6月，孫中山首赴美國紐約市訪問，住在唐人街的「賴神書院」。他每晚工作至深夜，然後席地而睡，清早起來每到附近街的黃二嫂麵館，吃一碗湯麵。見到這位先生如此刻苦地投入革命活動，老闆娘黃二嫂十分同情。因此，在清廷密令追捕孫中山的危急時刻，有膽有識的她不僅免費供他面餐，還冒險作掩護。
1909年11月，當孫中山第三次出訪美國，主持成立了同盟會。在首次入會的16人中，唯一的女會員便是那位黃二嫂。這就是孫中山的個人形象加上其政治主張，形成了對廣大華僑的強大吸引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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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