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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抗戰時期十大漢奸下場:汪精衛病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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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抗戰時期十大漢奸下場:汪精衛病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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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抗戰時期十大漢奸下場:汪精衛病死日本

2019年08月28日 18:08

2.陳公博--汪偽政權第二號大漢奸、代理「主席」

自稱「亂世能臣」的陳公博是一個富於多變的人物。他少年時就隨父親參加反清秘密會黨的很多活動,決心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青年時期,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後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大革命時期,他以國民黨“左派”自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成為擁汪反蔣的改組派代表人物。汪蔣合流後,他則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抗戰爆發後,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一生在政治上變化多端,最終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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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廣東省南海縣人,出生於一個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陳公博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回到廣州後,在陳獨秀的幫助下,參加成立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為領導人之一,並因此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赴美國留學後,即被開除出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公博鼓吹上海當前除“擔任後方任務”外,將來“為與日本同生共死,必將擔任一部分之戰線”。因此,“上海應以東亞共榮圈之中心地及聯絡線之資格,成為中日提攜之軸心”。陳公博還以上海市市長的名義,發表《告上海市民書》,要上海市民與日本合作,務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實現。

1943年3月底,汪偽政權為實現「中日」共同協力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一目的,特派陳公博為訪日“特使”。陳公博抵達日本東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願竭其人力物力貢獻於大東亞戰爭,但求能與貴國攜手邁進,並肩作戰,無論任何犧牲所不能辭”。日本天皇獎給陳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級旭日大勳章”。為此,陳公博離開東京時稱:此次“奉令訪日,承天皇陛下寵遇”暨內閣總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無限光榮”,完全是一副奴顏婢膝之相。汪精衛病死後,1944年12月,陳公博代理汪偽政權「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等重要職務,集大權於一身。

下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汪偽政權日暮途窮。1945年8月25日,陳公博夫婦等人乘機秘密離開南京飛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強行引渡回南京,關押在老虎橋監獄。1946年2月,陳公博與陳璧君、褚民誼等三人被押往蘇州獅子橋監獄關押。隨後,江蘇高等法院在蘇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對陳公博進行公開審判法官認為對陳公博應 「從重處斷,以為叛國者戒」,並在判決書中指出:“陳公博通敵謀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6月4日,江蘇高等法院奉命將陳公博在江蘇第三監獄執行死刑。陳公博的家屬將其屍體運到上海,連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將其埋葬在一處公墓中。

圖為周佛海在汪偽政府成立時留影

3.周佛海--反覆無常,三次叛變

中共一大閉幕後,周佛海準備同楊淑慧結婚。後因楊父反對,他帶著楊淑慧於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佈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後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係。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准其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後來會背叛他。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周佛海基於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出於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而「物以類聚」了。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衛,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在汪偽營壘中,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自擔任頭目。

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握有實權的大漢奸,佔據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他還向汪清衛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汪精衛死後,周佛海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與陳公博結合得更緊了。

但漢奸畢竟是漢奸。隨機應變,反覆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並貫穿一生。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他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下場: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由於蔣介石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出面干預,才被減為無期徒刑,保住了腦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4.梁鴻志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動下,在上海組織維新政府,並擔任偽行政院長,賣國投敵。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持政府,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敵占區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任“行政院院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維新政府”成立後,立即與日本簽訂《華中鐵礦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要綱》等一系列協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華中經濟,掠奪中國的資源和物資等。是年秋,在日本操縱下北上大連,與偽華北臨時政府頭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議成立偽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任偽中華民國聯合委員會委員。次年出任漢奸組織“大民會”總裁。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後,解散偽維新政府,出任汪偽政府監察院院長。在梁鴻志為日本服務的時期,日本人始終從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監視,並在每次偽行政院會議前與其閉門密談。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後,汪精衛在日本病死,梁鴻志繼陳公博為偽立法院長。

下場: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梁鴻志攜兩妾、幼女逃往蘇州。10月2日梁鴻志在蘇州被捕,隨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園裏作了「楚囚」。在強大的社會輿論指責下,梁鴻志以漢奸叛國罪被判處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執行槍決,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

5.傅筱庵--被「兩代義僕」朱升源連砍數刀氣絕身亡

傅筱庵,浙江鎮海人,曾出任北洋軍政府高級顧問,1927年當選上海總商會會長。北伐軍進軍上海之前,他十分的不看好蔣介石,認為北伐軍打不過孫傳芳的直魯聯軍,於是他將寶押給了孫傳芳。沒想到孫的直魯聯軍在北伐軍的進攻下,一敗塗地。他也因支持軍閥孫傳芳而被蔣介石通緝,被迫離開上海逃往大連。也就是在此時,他的內心已經在盤算著尋找新的靠山,並開始與日本人暗通款曲。通過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國民政府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傅筱庵得以返回上海,並出任漢冶萍公司股東聯合會會長。1937年日本人佔領上海後,傅隨即公開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

傅筱庵公開叛國後,蔣介石極為震怒,命令戴笠對其實施制裁。當時,傅筱庵住在虹口區,屬於日軍重點設防地域,傅家距日本憲兵隊近在咫尺,身邊有32名保鏢不離左右,平時那裏日軍戒備森嚴,外人難以接近此地,更別提自由出入了。戴笠與手下反覆研究了各種行刺方案,始終感到難以有效地實施暗殺行動。戴笠提出,應該在傅身邊的人尋找突破口,物色可以行動的內線人物。經過反覆篩查,一個叫朱升源的人進入了軍統的視線里。

朱升源是傅筱庵的親信,由於曾在日本人的工廠做過工,對日本人極為反感,他曾私下裏勸說傅筱庵,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不要緊跟日本人,傅筱庵對朱升源的勸說總是不置一詞。軍統對朱許諾,事成之後,會安排他離開上海,並給予優厚的獎金,保證他後半生衣食無憂,朱有些動心。在一再勸說傅筱庵回心轉意無果的情況下,朱升源徹底灰心了,同時也下定決心與軍統達成一致除掉這個鐵了心的漢奸。

下場: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在參加了一個日本人舉辦的宴會後,疲憊不堪地回到家,為了不打擾夫人,自己獨自來到書房睡覺。朱升源覺得時機到了,他抄起一柄早已準備好的菜刀,這把菜刀被朱升源磨得鋒利無比。朱悄悄走進書房,見傅早已進入夢鄉,他舉起菜刀對著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頓時鮮血飛濺而出,傅連哼都沒哼一聲,被殺死在床上。

6.殷汝耕--華北第一個傀儡偽政權主席

殷汝耕,浙江省平陽人。早年留學日本,並通過日籍妻子與日本軍政界取得了聯繫。回國後,在各軍閥之間進行投機活動,後投靠國民黨親日派、新政學系首領之一的黃郛。1927年,殷汝耕以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的名義,代替蔣介石與日本勾結、密談。

殷偽冀東政權成立後,.殷汝耕全面奉行親日賣國政策。在軍事方面,與日本及偽滿、偽蒙疆政權先後簽訂了軍事性質的政治同盟,商定冀東海防由日本海軍艦隊負責;冀東接近東北的長城沿線,由偽滿政權負責治安;冀東與偽蒙邊境防務由雙方共同負責;各方實行軍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偽政權各部門大批聘請日本顧問。為了尋求日本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殷汝耕還多次派人或考察團赴日本和偽滿等地活動。在經濟方面,一方面尋求日本和偽滿的經濟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賣華北經濟主權,使國民政府在財政上蒙受了重大損失。打著「自治」旗號的殷偽冀東政權,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徹頭徹尾傀儡政權,它的出籠,使得華北政局更加動蕩不安。於是,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十分憤慨,一致聲討殷汝耕的叛亂行經,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討伐賣國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南京國民政府曾經數次與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該政權,但未得結果。

下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日軍向北平大舉進攻之時,駐通縣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轄的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官兵,在總隊長張慶余、張硯田率領下,於同年7月28日反正,將駐通縣城內的日本侵略軍一個中隊及特務機關人員等400多人全部殲滅,並活捉漢奸殷汝耕,收復通縣。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軍劫走。之後,他失去利用價值,逐漸被日本冷落。

抗日戰爭勝利後,殷汝耕被捕,接受審判,被判處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處決。

7.李士群--投靠日本卻被日本人毒死

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上海大學畢業。大革命失敗後,曾留學蘇聯,肄業於東方大學。1928年回國,以蜀聞通訊社記者身份,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自首叛變,被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工作區直屬情報員。抗日戰爭爆發後,潛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後回上海為日本侵略者做情報特務工作。1939年任汪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秘書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殘酷迫害抗日軍民。

下場: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偽政府特工總部主任、警政部部長、江蘇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憲兵特高課毒死。

8.陳璧君--抗日頭號女漢奸

陳璧君(1891--1959)廣東新會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喬治市(今檳城),女。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檳城與汪精衛相識,遂入同盟會。宣統元年(1909年)追隨汪去日本留學。二年,隨汪回北京執行暗殺攝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與汪精衛正式宣佈結婚。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九·一八」事變後,她積極支持汪精衛對日本妥協的路線。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政府遷往重慶。1938年12月19日,隨汪精衛逃往越南河內,叛國投敵,成為汪逆漢奸集團的重要成員。 之後歷任汪偽政權的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副主席、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指定委員、東亞聯明中國總會常務理事等職、積極支持汪精衛投敵賣國的“和平反共建國”方針政策。1944 年汪死後,陳南下廣州任日偽廣東政務指導員,企圖控制汪偽的廣東省政府。

下場:抗日戰爭勝利後,陳璧君於1945年9月12日被國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國民黨當局以漢奸罪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5月,由蘇州監獄遣送上海提籃橋監獄繼續關押。1959 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監獄醫院,年69歲。

9.丁默邨--先是漢奸後又變成卧底,最後惹怒蔣介石被判死刑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1921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退出,加入國民黨。1937年任國民黨軍統局第二處處長。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圖撲滅上海抗日力量,擬組織一支特工隊伍,丁默邨被日本人選中。通過李世群拉線,丁默邨於同年冬潛往上海與日本人掛鉤。次年2月,丁默邨投拜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賢二,提出破獲「藍衣社」及共產黨地下組織方案的《上海特工計劃》作為見面禮。土肥原賢二派晴氣慶胤給予指導,復由大本營參謀總長下達《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務工作的訓令》。至此,丁默邨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並與另一漢奸李世群合組“特工總部”,丁、李分別為正、副主任。繼與汪精衛合流,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抗日誌士。日本記者稱之為“嬰兒見之都不敢出聲的恐怖主義者”,國人則稱為“丁屠夫”。

1955年11月,汪精衛死,陳公博繼任。丁默邨於次年1月兼任偽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5月,調任偽浙江省省長、省黨部主任委員、駐杭州「綏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為謀取後路,丁千方百計與蔣介石的“軍統”頭子戴笠、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聯繫。並通過戴、顧向蔣介石保證:“決心以原樣的浙江歸還中央,決不讓共產黨搶去”。

下場:抗戰勝利後,丁默邨功過難定,因為他先是漢奸後又變成卧底,更糟糕的是後來他保外就醫、遊覽南京的消息傳開,蔣介石一怒,下令槍斃丁默邨。丁默邨最終在1947年5月1號被「通敵叛國」、“戕害軍統、中統地下工作人員”理由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時年46歲。

10.王克敏

王克敏原籍中國浙江杭縣(今餘杭),生於廣東。字叔魯。清末舉人。1903年任留日學生監督,後改任駐日使館參贊。1907年回國後歷任直隸交涉使等職。辛亥革命後,任中法實業銀行中方總經理。1917年任中國銀行總裁,並一度擔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1923年助曹錕賄選大總統。1932年起,歷任南京國民政府東北政務委員、北平政務整理委員。1935年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叛國投敵。先後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和漢奸組織「新民會」會長、偽中華民國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汪偽國民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內務總署督辦、汪偽國民政府委員等職。

最終下場:抗日戰爭勝利後,以漢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獄中畏罪自殺。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人民日報》刊發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資料圖)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幾年裏,我們國家的民主思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當中迅速成長起來。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歷程的時候,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是在這一年12月13日說這一番話的。大約13年後,胡繩在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鄧小平的這一次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還說:“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胡繩還注意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民主的討論。他說,全會公報對民主和專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製作了較詳盡的論述。會議認為,由於還存在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絕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社會主義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局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人民擁有「充分的民主」?下面這些話引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並且將民主與法制聯繫起來,在我們黨的文件當中,這是第一次。

大約從這時起,黨內的輿論也開始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

黨的文件將民主視為一種制度,這一點顯然與鄧小平的引導有關。根據現有的文字記錄,鄧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的時候。那一次,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說,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考驗,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依照我們黨的既成制度,這樣的報告,是一定要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並且經過政治局討論的。這大約可以證明,當時黨的領導中樞已經從制度方面來認識民主的問題。毛澤東說斯大林在蘇聯造成的悲劇,不會在西方國家發生,也可以作為一個證明。然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樣的思路沒有能夠延續下來。

1980年8月21日,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有機會直接採訪鄧小平。當法拉奇對中國能夠避免再次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表示懷疑的時候,鄧小平並沒有駁斥她。鄧回答:“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10天以後,鄧小平的一個講話被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這一天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的講話也是圍繞這個題目展開,其中包含了他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鄧小平說:

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會場,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資料圖)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物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這可以說是我們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

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重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佔便宜,誰也不能犯法。……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說的這些話,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共產黨人對於專制制度的批判態度。他是從防止「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重新發生的方面來談論這個問題的,但他的話顯然已經不僅僅拘泥於此。他還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許多人認為,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所有講話當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鄧所表述的這些思想在以後的歲月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當然,鄧小平在這裏所說的「民主化」,與他多次批評的“自由化”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他在三年以後有過明確的陳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開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說,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宣傳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會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鄧小平無疑認為共產黨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並且一力推動著中國向這個方向前進。幾年之後,鄧小平將他的這些想法進一步發揮出來,在中國推動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這一改革最終沒有能夠取得人們所期待的成果。

作者:凌志軍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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