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罪犯並排站在特別法庭上，像你籠中的困獸一般，聆聽對他們的公開判決，張春橋和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對其他人的判刑則較輕。
一周以後，彭真來到秦城監獄看望江青，她提出兩個請求：一是要寫回憶錄；二是要面見鄧小平和華國鋒。彭真回答說：國務院會考慮的。他並告訴江青，必須干一些體力勞動。而江青則希望逃避通常意義上的體力勞動，說自己很喜歡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說：國務院不反對。據監獄方面的人說：「她三天就能做一個布娃娃，樣子很好看。她一邊縫布娃娃，一邊哼曲子。她喜歡聽收音機里的新聞廣播，吃飯時還很有興緻地與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江青變得不太馴服。她拒絕寫每月一次必須完成的檢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監獄，他的檢查總寫的比要求的多），她開始在監獄的牆壁上寫抗議的標語。有一天，她寫的是：「不怕殺頭。」看守們洗去標語，並警告她再不要這樣做。第二天，她開始在自己製作的布娃娃上綉上她的名字，這樣，她製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個一個堆在倉庫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江青的兩年緩刑期已滿。儘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對外界提過江青的強硬態度，中共還是宣佈說（依據法律要求），對她認罪態度作了調查。「她不再公然反對改革」。於是，北京沒有處死毛的夫人。
事實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從，她對一名看守說：「我沒有什麼遺憾的，我認為我已經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說江青沒有什麼遺憾的話，她同樣也沒多少可以期待的東西。她時常對看守發出抗議性批評，或者寫信給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一九八四年春，四十五歲的、離婚很長時間的李訥，來到秦城監獄看望她的母親，並和她談了自己準備再次結婚的打算。江青問：「這個人知道你是誰嗎？」李訥回答說，她的男友王景清在軍隊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訕訕地：“你現在是雙重身份，既是偉大的革命導師的毛澤東的女兒，同時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兒。”
作為江青的女兒，李訥生活很不易，不過，在鄧小平時期，李訥比她母親的處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衛團工作，李訥她們結婚時，收到楊尚昆送來的一盒糖果和一條床單。
一九八四年，江青講了一些關於鄧小平及其他領導人的好話。自她被捕八年來，這還是第一次。談到她的對手和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繼承者，江青說：「鄧小平、胡耀邦是講道理的人，我每次給他們寫信，他們都有答覆。」江青通過女兒李訥對這些“講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這個要求就不易答覆了，她說：“我老了，什麼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讓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會把任何人關很長時間的。”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請求。同時，她還說：“要是能出獄，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裏。那裏空氣新鮮。”聽這口氣，似乎她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夫人。結果這一請示遭到拒絕。但是，可能是因為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決定，整個八十年代後期，江青在監獄外邊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一九八四年五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監獄。她總是定期到復興醫院、公安醫院和三零一醫院治療喉癌和其他疾病。還有可能一度被轉移到另一個監獄，並有可能曾在李訥家中住過一段時間。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後半期，可能是她讀書最多的時期，絕大多數的書都取自她自己擁有一萬冊書的圖書館，由李訥帶給她，現在，這些書都堆在李訥的家中。
八十年代後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復活。
母親和女兒經常爭吵，當兩個女人因互不滿意而吵個不休時，李訥的丈夫王景清總是尷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訥給領導人寫個便條，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當李訥說她不能這樣做時，江青異常憤怒，咆哮著把李訥夫婦帶給她的西瓜摔了一地：「連你都不管我了，沒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歡李訥的丈夫王景清，特別讓江青高興的是，王與她一樣，也是書法愛好者。她常常興緻勃勃地懷王景清談論書法，而李訥則僵直地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一言不發。
江青的健康每況愈下，被捕已經十二個年頭過去了。從前的支持者依然沒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沒有任何可能重登寶座的跡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誕辰九十五周年之際，江青提出請求，希望能夠得到允許，組織全家聚會來紀念紀這個日子。但是，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聽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藥片。在毛澤東九十五周年誕辰這一天，他仍在世的親屬作了一次為數極少的公開露面，李訥、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異母）分別攜帶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里唯獨沒有江青。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江青結束了軟禁生活，重又回到監獄。因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療，江青時常乘坐一輛灰色的小貨車往來於監獄和醫院之間。醫生建議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斷然拒絕。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說話。
說：「監獄的看守發現她笑得很怪，便問她感覺怎麼樣，她一臉莫名其妙地說：“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了江青的言論，說明她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並不感到後悔。《華亞》雜誌還報道說，江青寫東西的熱情很高，當有人問她寫作主題時，她會「狡黠地一笑」，然後嘲諷地說：“等著瞧吧！”
一九九零年，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出現了，江青母女之間的關係更加趨於冷淡，李訥夫婦去看望江青的次數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時間比以前少。
江青在根本的問題上仍無悔改跡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於《人民日報》記者內部傳達的秘密文件說，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視著政治的動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說：「她野心不死。」
本文摘自《江青全傳》，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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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和毛澤東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12期，原題為：「張國燾川北蘇區‘肅反’紀實」
【勸降信成了「通敵」鐵證】
1932年1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後連戰連捷，隊伍迅速壯大，根據地不斷擴大鞏固。正當紅軍羽翼豐滿之際，張國燾在川北開展了一場較之鄂豫皖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張國燾固然曾以「肅反」為名剪除異己，但那時嚴峻的現實是，在川陝蘇區確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動。反動豪紳組織的“蓋天黨”、“白扇會”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進行武裝反革命活動。比如赤北縣解放不久，縣蘇維埃幹部正在城中心的土檯子上動員老百姓疏通河道，以幫助紅軍暢通後勤運輸。混在百姓中間的“蓋天黨”分子突然向台上的幹部猛烈射擊。與此同時，另一彪人馬衝進了保衛局赤北縣監獄，與犯人裏應外合，將縣保衛局長和守衛殺死，劫走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紅29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與敵人勾結，發動了震驚蘇區的「馬兒崖事變」。紅29軍軍長陳淺倫、政委李艮等軍、師級紅軍將領幾乎被斬盡殺絕，只有副軍長劉瑞龍（劉延東之父——筆者注）一人生還。
面對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動，採取嚴厲手段予以鎮壓是完全應當和必要的。問題不在於張國燾該不該搞肅反，而在於這次肅反仍和以前一樣搞得漫無邊際，以致不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僅因無端猜疑就被推上斷頭台。更為荒唐的是，有的保衛幹部竟以識字多少、手上有無繭巴、皮膚黑白來判斷好人壞人，連上衣口袋別鋼筆的人也不幸成了肅反對象。
而且領導肅反的張國燾本人剛愎自用，完全容不得不同意見，在重大問題上稍與他相逆，便被視為異己。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西征川陝途中，曾中生、余篤三、鄺繼勛等人在小河口會議上尖銳批評了張國燾放棄鄂豫皖根據地等錯誤。張處境孤立，被迫檢討，但一直耿耿於懷。紅軍進入川北剛站穩腳跟，他便開始下手：曾中生、余篤三被投進監獄；鄺繼勛入川不久即被奪去兵權，先去剛成立的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當主席，很快又被調往赤江縣任空頭的指揮長。
1933年2月中旬，川北土皇帝田頌堯傾力圍攻紅軍之際，張國燾親臨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視察，在走出大門準備上馬離開時，他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對鄺繼勛說：「看來我給田頌堯寫的信不起作用，你過去在川軍中當過旅長，軍營中袍澤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給他們寫封信？即使不能動員他們倒戈，能爭取他們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鄺繼勛想了想說：「謝德堪（川軍旅長）過去在成都時與我拜過把子，羅澤洲我幫過他的大忙。這次他倆也帶兵來了，我可以給他們寫封信試試。」
可是，鄺繼勛寫給羅澤洲和謝德堪的信，卻莫名其妙落到了張國燾手上。張國燾以「通敵罪」將這位英勇戰將、紅四方面軍創建人之一逮捕，政治保衛局五花大綁將鄺押送到通江洪口鄉的關帝廟。曾中生、余篤三也先後被張國燾以“右派集團頭子”、“托陳取消派”等罪名關押。
面對張國燾精心設計的陰謀，鄺繼勛知道凶多吉少，在執行死刑前的遺書中寫道：「中生、琴秋（張琴秋——編者注）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請你們多加保重，如活到勝利，請向黨中央報告，鄺繼勛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幾個執行隊員把鄺繼勛的雙手反捆上，推到了關帝廟後面的院子裏，用繩子套住鄺繼勛的脖子，將繩頭拋過樹椏，另外的執行隊員抓住繩子使勁一拉……
5天後，余篤三被殺。1935年9月在川西卓克基，張國燾下令將曾中生處死。
【祠堂內的血案】
小河口聯名上書的反對者被張國燾一網打盡，而由地方武裝川東遊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33軍的指揮員們，也很快成了肅反的重點對象。部隊被調離原防地，集中在宣漢的南壩場、馬桑溝、黃石杠、土門子等幾個地方整訓學習。方面軍派來了300多名河南籍、湖北籍、安徽籍的幹部「摻沙子」，執掌各級統兵權。政治保衛局派出十幾個肅反工作團一頭扎進33軍，根據他們掌握的名單，大抓“反革命”且嚴刑拷打，草草審訊一下，就開始處決。
噩耗頻傳，連驍勇善戰的紅33軍97師師長王波也受到了一場驚嚇。這天，王波接到羅南輝副軍長電話，通知他第二天前往雙河場開會。王波帶著4名警衛員半夜出發，快馬加鞭趕往80多里外的雙河場，趕到後，王波才知道會場設在兩里外的楊家祠堂，而且只允許首長前去，警衛員原地等候。王波與98師師長蔣群麟、政委龔堪彥步行出了場口。他們憑著軍人的直覺發現當日的警戒不同凡響，沿路兩側隔幾步就站有一名持槍的紅軍士兵，而且從服裝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他們33軍的兵。
他們當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一天前，政治保衛局局長親率300名執行隊員趕到了雙河場，守株待兔，等著33軍的中高級指揮員規規矩矩前來引頸受戮。
王波和蔣群麟、龔堪彥一進祠堂大門，便被要求交出武器統一保管。
王波不安地走進大廳，注意到33軍3個師長只剩他一人：蔣群麟剛剛被抓，99師師長冉南軒也不見人影。過去開會時見了下級指揮員的面總喜歡說粗話「涮罈子」，顯得特別親熱的羅南輝副軍長，也僅是神情冷漠地向他點了點頭，眼神中分明有什麼難言之隱。
後院的叫喊聲、怒罵聲很快傳到堂屋裏，在座的指揮員們驚慌起來，紛紛交頭接耳。王波還有其他參會的33軍指揮員情緒激動，要求離開堂屋，卻被門口荷槍實彈的執行隊員攔住。當保衛局局長得知除33軍政委楊克明、政治部秘書長魏傳統尚未落網外，其餘上了死冊的70多人已全部就擒，站起來厲聲喝道：「大家不要躁動，在座的同志都是黨的忠誠戰士，只不過反革命分子太陰險狡猾，他們以假象蒙住了你們的眼睛。我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向大家宣佈，中央分局政治保衛局不是白吃飯的，我們已經掌握了混進33軍中的‘蓋天黨’、‘白扇會’分子的準確情報，才對他們採取行動的。」
執行隊長一聲令下，已被五花大綁的黎時中、冉南軒、蔣群麟等73名中高級指揮員被押到了天井上。四周圍滿了手執雪亮大片刀、殺氣騰騰的執行隊員，再外面則是子彈上膛的持槍戰士。
黎時中一看這場面，怒氣沖沖地向著保衛局局長吼道：「看樣子今天這場面是你在當掌墨師了。我問你，大家都是共產黨張主席領導的紅軍，你憑啥把我們捆起來？」保衛局局長沒有耐心與他理論，猛然對執行隊長大喝道：“愣著幹啥，還不動手。”一聲令下，眾戰士一擁上前，雪亮的大片刀向著紅軍指揮員們的腦袋砍去……
已被打入死冊的楊克明、魏傳統剛到場口，一位做過川東遊擊軍戰士的老漢從路邊飛跑出來大喊：「去不得去不得！」並說自己剛才在楊家祠堂院牆外面看見川東遊擊軍的好多頭頭被“外省老鄉”捆了起來，看樣子要砍頭。楊、魏趕緊掉轉馬頭狂奔而去，才幸免於難。
張國燾趁熱打鐵，又以學習為名下令將33軍的知識分子黨員幹部集中關押，隨後，鄧廷壁、高繼升等二百餘人陸續被處決。
雙河場慘案發生前，紅33軍軍長王維舟已被奪去兵權調往彭揚軍政學校學習。當眾多部下慘死的消息傳來，王維舟被強烈地震驚了：黨中央派來的全權代表，怎麼會用比對付敵人還要殘忍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同志！當初兩軍會師敲鑼打鼓放鞭炮，每一個官兵都為自己能成為主力紅軍的一員而倍感驕傲。可是，他們中許多人連紅軍的軍裝都沒來得及換上，就落入了張國燾設下的一個又一個圈套，砍頭的砍頭，活埋的活埋，死得慘不忍睹，不明不白！悲痛交加的王維舟不顧個人安危，闖進總部找到張國燾為屈死的戰友喊冤，卻遭到了張國燾嚴厲的駁斥：「什麼黨的忠誠戰士？一個個頭上包著白帕子，身上穿著長衫子，動作稀稀拉拉，我一看就和土匪差不多嘛。維舟同志，我們雖然算得是老戰友了，可是，我仍然得提醒你，在當前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你必須加強自己頭腦中的敵情觀念。」
王維舟憤怒地反駁：「國燾同志，你的意思是，我王維舟這麼多年來在下川東就率領著一幫土匪在和國民黨反動勢力作鬥爭？是誰把我川東遊擊軍當土匪？是國民黨，是軍閥！我簡直難以相信，這樣的話，居然能出自你這共產黨中央全權代表之口！」
張國燾冷冷說道：「維舟同志，你太意氣用事了，我採取斷然措施，也是為了防患於未然，等到發生了29軍那樣的事件，就後悔不及了。」
與張國燾的爭辯絲毫未能減輕王維舟的痛苦。而且，他還得遵照張的命令，回去收拾這副爛攤子。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從未對黨的事業產生過半點動搖。當部下情緒衝動地要他帶領大家離開四方面軍另立山頭時，他堅決制止；當少數人被大肅反嚇得心驚肉跳，背著他密謀拖槍投敵時，他毫不猶豫地採取嚴厲手段先發制人。他忍著心中的痛苦，顧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帶兵打仗……
【張國燾擺下「鴻門宴」】
被張國燾冤殺的，還有紅軍獨立師師長任煒章。4個月以前，任煒章還是川軍楊森部獨立旅旅長。該旅是楊的精銳，有2000多人，有不少手提式機關槍、迫擊炮，火力配置很強。可就在南江城外，經張逸民策動，任煒章毅然反戈一擊，投向革命陣營，喜得時任紅25軍第73師師長的王樹聲緊握著任煒章的雙手，不住聲地說：「革命不分先後，過來就好，過來就好！」不久任煒章的獨立旅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師。
嘉獎。
但是，具有濃厚宗派主義思想的張國燾骨子裡從未相信過起義、投誠過來的部隊，尤其是軍官。他在與親信的談話中，多次強調對起義、投誠部隊，要槍，要兵，不要官。
6月下旬的一天，張國燾在旺蒼縣木門鎮木門寺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各軍師級以上指揮員被要求參會。他們滿以為是來參加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沒想到這是一場「鴻門宴」。
指揮員們在古剎前下得馬來，就感覺到了氣氛非同尋常，四周不僅設立了崗哨，還有荷槍實彈的巡邏隊走來走去。
張國燾抬起頭來，逐一審視著各位與會者：「有的地方肅反不堅決，不徹底，有的人參加紅軍之前是反動派的爪牙，當了紅軍依然去搶地主老財家的錢財，還把地主老財家的女人都強姦了，結果怎麼樣呢？口頭承認一下錯誤，叫家裏人給部隊抬兩口豬來，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隊，混進的地主富農分子不少，甚至還擔任了不低的職務。我要問某些領導同志，這樣的隊伍，到底算是人民的軍隊，還是已經演變成了地主富農的武裝……」
任煒章心中猛一揪扯，他領導的這支部隊確實成分複雜，改編後，雖在戰場上表現還不錯，可搶劫民財，私分戰利品甚至姦汙婦女的事情也偶有發生。對於這種種劣行，他和劉杞、張逸民毫不手軟，都按照紅軍的紀律作了嚴厲處置，還把強姦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兒的三個為首分子公開槍斃了。還有更令他緊張的，前幾天川軍進攻時，他手下一個叫楊西如的營長帶著人在前線嘩變。當天晚上，張逸民就被保衛局的人抓走了，至今還不知道他的一點消息。
張國燾繼續說道：「第一，必須在紅軍中繼續清查階級成分，經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別要加強對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堅決徹底地把一切壞分子和地主富農分子淘汰出革命隊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進地方武裝中來的計劃，各級政治部及軍區指揮部必須大力清洗地方武裝，特別是地方武裝中的領導分子；第三，必須加緊改造蘇維埃，將暗藏在蘇維埃內部的壞分子，一律清洗出去……」
張國燾突然沉下臉，猛地一聲怒吼：「把混進紅軍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煒章給我抓起來！」
任煒章一驚，沒等他張口申辯，早就站在他身後的兩位保衛局的戰士已將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後捆綁起來。張國燾繼續宣佈一長串的「反革命分子」名單，念一個，捆一個……
任煒章被抓後，才知道張逸民3天前已被處決。獨立師連級以上幹部也全部被關進大牢。他們成為犯人後經受的第一個考驗，便是用石頭砸他們敬愛的師長。任煒章被推進一個坑裏，隨著一聲令下，犯人們排起長隊，每人手中抱起一塊石頭，依次上前往坑裏砸。2團長邱正和與任煒章是拜把兄弟，拒絕動手，當即也被反捆雙手，推進坑裏……
歷史，不僅浸透著太多苦澀的淚水，還染著斑斑血痕。對那場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難，徐向前元帥記憶猶新：「張國燾親自審問。開始還讓我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以後乾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我參加，甚至暗地裏審查我。‘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行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天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為防止部隊發生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分局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紅軍之家」的毀滅】
紅33軍中的各級指揮員被張國燾一鍋端，而身為軍部特務營營長的任俊卿，自然難逃一死。
任俊卿是戰功累累的英雄，還是當時川北根據地著名的「紅軍之家」的成員。在這個家庭中，王新敏、王新正兩兄弟，王新詩、王新國、王新蘭三姐妹，加上入贅到王家的任俊卿，總共6人參加了紅軍。「紅軍之家」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將軍王新蘭（蕭華將軍的夫人，長征路上年齡最小的女紅軍——編者注），她參加紅軍時只有9歲。他們的親叔叔，就是川東遊擊軍總指揮王維舟。
王家滿門參加紅軍，在川北蘇區傳為佳話，連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報《川北窮人》也發表過介紹「紅軍之家」的文章。可這6人中的4人成為革命烈士的原因，卻讓後人感慨萬端：他們沒有一人犧牲在對敵鬥爭戰場上，全是被自己人殺掉的，僅剩下王新詩、王新蘭兩姐妹。
「紅軍之家」中第一個被殺掉的，是王新蘭的四姐夫任俊卿。罪名是他參加紅軍前當過清溪鄉的團總（那是黨組織派他以反動面目去為共產黨抓“槍杆子”的），而他當團總時交往密切的不少地方頭面人物後來都成了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白扇會”、“蓋天黨”分子。
1933年深秋的一個傍晚，任俊卿被反捆雙手，押上了落葉蕭蕭的峰城山。幾名紅軍戰士把他推到一個土坑前，坑很大，裏面裸露著骷髏、白骨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條，以及許多新鮮殘缺的屍體。站在他身後的幾名紅軍戰士都提著大片刀，卻不動手殺他。他們推出一個犯人，要犯人當劊子手。犯人不願意，哀求著拚命往後退，紅軍戰士就用刀背砍他，有個當官的還威嚴地呵斥：「這是給你個機會，看你能不能夠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劃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驗！」——被強迫當劊子手的，竟是王新敏和王新正，任俊卿妻子王新雪的兩個親弟弟。任俊卿愴然喊道：“來吧，兄弟，你們不砍我，他們也會動手的，哥不會怨你們！”
即便是經受了如此嚴峻的考驗，王家兄弟也難逃一死。一個月後，兄弟倆也被保衛局處決。臨刑前，滿腔悲憤的兄弟倆提出，要和自己的師長見一面，告個別。王波師長和士兵站在了一起，眼淚卻只能往心裏流淌……
王波後來在一次老同志聚會時發言說：「50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兩雙淚汪汪的眼睛，像燈一樣，一直在我腦海里亮著。」
王波還說，解放後他碰到王新雪，從不談任俊卿被殺的事，也從不談他和新敏、新正最後分手時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蘭則對看望她的人說：「其實，任俊卿剛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殺任俊卿那天，有個認識他的農民躲在岩包後面看見了，馬上跑到清溪場給我四姐報了信。四姐趕去已經是半夜了，她摸著黑從死人堆里認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長田灣，悄悄挖個坑埋了，還請石匠打了塊碑，立在墳頭上。後來紅軍撤走後，還鄉團回來把墳挖了，把碑也砸了。」
長得最漂亮的王新國則是在爐霍被處死的。
那時前進劇團和中央黨校、紅軍大學都住在爐霍城裏的一座大寺廟裏。一天深夜，小新蘭和姐姐新國睡在一起。不知啥時候，小新蘭被驚醒了，睜眼一看，姐姐已被幾名戰士拖了起來，正在用繩子反捆雙臂。戰士們不解釋，捆好，就推著她往外走。王新蘭那時雖然才12歲，可一看這肅殺的氣氛，就明白大禍臨頭了。她一下子撲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拚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們不要抓走她呀！」王新蘭眼睜睜看著姐姐被帶進沉沉的黑夜裏，再也沒有回來……
對新國的死，王新蘭一直掛在心上。許多年後，她才通過丈夫蕭華，從當年負責肅反的一位領導口中得知，殺王新國的原因是：她長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混進革命隊伍的千金小姐，不「肅」掉不放心。
王新蘭的五姐王新詩是婦女獨立團戰士，長征時背著個奶娃娃跟不上隊伍，在夾金山腳下被組織上動員離開部隊。她一路乞討才回到了故鄉清溪場，從此一輩子在大巴山上當農民。
「紅軍之家」就這樣被極左思潮毀掉了。
在這樣一場屠殺中，王新蘭卻無法認定真正的凶手是誰。執行的士兵當然不是，他們全都是對黨絕對忠誠的戰士。甚至連下令殺人的張國燾、陳昌浩，在肅反運動中具體執行殺人命令，殺了許多紅軍官兵、蘇維埃幹部、赤色群眾的幾位四方面軍幹部也不是凶手。王新蘭不能否認，換成自己也一定會那樣做……因為主觀上，他們同樣是為了「純潔革命隊伍」，同樣是為了“把紅軍的事情搞好”啊！
1950年，王維舟與余洪遠率領中央慰問團重返川北，在通江王坪紅軍公墓前悲憤地說道：「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經過黨多年培養出來的300多名青年幹部，遭到了無辜的殺害。這些同志幾年來和我風雨同舟，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與敵人進行了殊死的鬥爭，創建壯大了川東遊擊軍，未遭反動派殺害，卻在和自己人勝利會師以後，在張國燾左傾路線的屠刀下犧牲了。」
袒露結疤的傷口，是為了汲取流血的教訓。而這浸透著血與淚的悲劇，無疑是犧牲者獻給後人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系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