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小平（資料圖）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在全會初期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指責，說「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並明有所指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還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寫下了那張著名的“我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大字報雖未點名，但其矛頭所指昭然若揭。
會議從此開始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揭發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員，從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起頭，倒溯1962年以來中央一線工作的種種「錯誤」，一一盡數，罪責劉、鄧。其間毛澤東講話，指責劉、鄧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錯誤路線。會議批判所得結論，是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之外，另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全會的最後，根據毛澤東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鄧小平雖由原來的第七位變為第六位，但實際地位下降。而林彪則扶搖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為唯一的黨中央的副主席，並且取代劉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此次會議後，實際上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
在會上接受批判的同時，父親有時還必須要到一些學校去參加運動、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革」，他曾說是“老革命遇見新問題”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雖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一班人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厭惡。有時，在群眾場合，他還不顧所處逆境，為自己，甚至為他人，申明正義。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明知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諸大員，他還是直言回答：“已經查過了，沒有這回事。”並說：“告訴你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從這僅有的幾句辯詞中，完全可以體會到他當時心中的憤懣。他想為他的老同志老戰友辯解，但這時的他，已是人微言輕，有口難辯了。
十一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已實際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鄧，林彪還親自出馬，將鄧的問題說成是敵我矛盾。
父親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一定是不平靜的。回家後他雖什麼也沒說，卻夜不能寐。母親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三點多了，怎麼還沒睡？」父親告訴母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母親問：“誰批你？”父親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父親不再多言，母親也不敢多問，只安慰地說：“快睡覺吧，不然明天開會起不來了。”父親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連歷史在內新賬舊賬一起算了。
會後，父親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親為人，本來就沉默少言。運動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此時，父親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雖不管了，但對於家裏的孩子們，父親卻管得很嚴。
我們幾個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學校里參加運動，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組以後，我們雖然知道在此問題上父親犯了「錯誤」，但對於他所面對的真實處境並不了解，仍各自忙於運動。
話給媽媽打電話，徵求她的意見。記得當時媽媽很急地說：「對聯是錯的！你不要和姐姐辯論，趕快回家！」媽媽的口氣很重，一再重複：“這是爸爸說的！”當時，我很不高興地遵從了父母親的決定，事後明白過來以後，才萬幸聽從了他們的訓示。
8月18日，林彪在「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20日開始，北京首先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並迅速波及全國。紅衛兵小將們走出學校，“殺向社會”，整個社會頓時為“紅色恐怖”所籠罩。這場為害至深的“革命”運動，由副統帥林彪親自號召發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慫恿煽動下愈演愈烈，發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壞，以至打死人。無數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小將“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盲目而又狂熱地捲入了這場瘋狂的“革命”行動。我的父母親此時已感到事態的失控，他們把在中學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來，關在家裏，不許出去，明確告訴我們不許參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動。那時，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對父親的不利狀況已有所察覺，便都聽話地閉門不出，有的學織毛衣，有的學裝收音機，有的整日在家抄寫毛主席語錄。家中的平靜，使我們遠離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現在，念及於此，我們仍十分感激父母親在關鍵時刻對我們的嚴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這個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在整個社會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去掉劉、鄧的阻力後，運動便以更加猛烈的勢頭向前發展。
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至11月底，毛澤東在京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在毛澤東的親自支持下，紅衛兵運動更加如火如荼，迅猛發展。
瘋狂的「破四舊」運動餘音未了，又開始了全國範圍的“革命大串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紅衛兵小將身著時興的舊軍裝，乘著免費的火車汽車，開始了數以千萬人次計的全國範圍“大串聯”。運動的狂飆開始衝擊社會的各個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運動從學校波及全社會，造成了社會秩序的破壞，對工農業及各行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引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社會的混亂和矛盾進一步加深。同時，由於各紅衛兵組織的認識和觀點不同，產生了嚴重的派別分化。各派各組織之間不斷進行激烈的辯論和明爭明斗。運動至此，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沸沸騰騰，真正達到了革命預言家「天下大亂」的“理想”境界。
儘管造反已「當然有理」，儘管“革命”已成為“真理”的標準，但自「文革」爆發以來，對運動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運動一步步擴大和深入的同時，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問題上對運動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論提出了疑問。這場運動，雖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雖有林彪、江青兩大勢力鼎力支持，但是，種種阻抗和抵制還是頑強，新的混亂不斷發生。
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發起「文革」這一錯誤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澤東卻認為，阻力的產生，根子還在劉、鄧，認定黨內有一小撮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認為，在一個時期內，這條資本主義路線差不多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並且直到現在，在黨內還有市場。為了保證「文革」順利進行，一定要徹底掃除一切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10月9日開始至28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再次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儘管這次會議由毛澤東親自召開，但在一開始，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還是表現出了他們的「遲滯」，表現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
不久，「文革」大員們出馬了。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發言，講了洋洋六大條，在曆數「文革」豐功偉績之後，即點名批判劉、鄧，說：“劉、鄧的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地位顯赫的林彪在結論性的講話中，除極力宣揚「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外，指名攻擊劉、鄧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諸將也紛紛發言，一片批判叫囂之聲，使會上充滿了火藥氣味。
會上，鄧在二野時的老部下、公安部長謝富治一馬當先跳出來，首先批鄧。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陳伯達重點批鄧，說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並從60年代起，對鄧舊賬新賬一起算。林彪發言，信口雌黃地說鄧曾經與四野爭功，並陰險地誣衊鄧在歷史上(指紅七軍時期)是逃兵，妄圖給鄧加上有歷史問題的罪名。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時，也表示了對鄧的不滿。毛澤東說，鄧耳聾，一開會就在離他很遠的地方坐著；說鄧從來不找他，從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他彙報工作。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也就是25日，毛澤東作了正式講話。他說，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他講了發動「文革」的原因，是他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他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運動本身，毛澤東則不無興奮地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
本文摘自《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鄧榕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