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貪污案揭秘:開國功臣命喪糖衣炮彈下

1952年2月10日，劉青山、張子善公審大會在河北省保定市舉行。圖為劉青山被帶入大會現場（資料圖）

劉青山與張子善至今是天津老人們常常說起的人物，他們在1952年被處以死刑，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早因貪污被殺的官員。這起「三反」的典型案例因而被稱為“共和國第一貪污案”。一個革命黨在成為執政黨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很多問題，貪腐就是其中之一，毛澤東即希望通過嚴懲劉青山、張子善來殺一儆百，不至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劉、張的「獨立王國」

劉青山1916年生於河北省安國縣，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中共在高陽、蠡縣發起「高蠡暴動」，劉青山被捕後僥倖生還。他後來歷任冀中任河縣縣委書記、冀中中共八地委城工部長等職。張子善1914年生於河北省深縣，曾領導學生運動，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國民政府的監獄中待過三年。張子善歷任獻縣縣委書記、冀中中共八地委組織部長等職。後來中共河北省委在開除劉青山和張子善決議中也肯定過他們：“劉青山、張子善參加革命鬥爭均已20年左右，他們在國民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艱難的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戰爭中，都曾奮不顧身地為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的解放進行過英勇的鬥爭，建立過功績。”

從他們的簡歷中不難看出，劉青山與張子善是老戰友了。1949年後到天津共事，劉任天津地委書記，張當地委副書記兼天津地區專員。當時天津有天津市和天津地區，後者屬河北省委管轄。劉青山將自己的工作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天津地區的具體化」，張子善也縱容屬下稱自己是“英明領袖張專員”。

1949年前後，共產黨面臨的問題與當年的國民黨一樣：如何從革命黨搖身變為一個國家的執政黨。政權初建，各種制度都沒有搭建起來，因此也有很多權宜之計，所謂的「機關生產」就是其中之一。說白了就是中央允許地方政府各顯神通，自籌財政。劉青山的老本行是鬧革命，沒想到搞經營他也很有一手。他在天津只一年光景，就開了九家工廠，外加一家招待所，工作人員千人以上，總資產270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新幣270萬元）。

劉青山能賺錢，但憑藉的不是經營頭腦，而是手中的權力。他與張子善剋扣政府以工代賑的救災款；派人以為災民造船的名義往東北採購木材，每立方米72萬元，這些木材運回天津後，劉青山再把它們轉手給政府，每立方米變成了200萬元！1951年4月，商人張文儀給劉青山、張子善出主意：倒賣馬口鐵。劉青山動用公款49億元，讓張文儀負責採辦。後來因馬口鐵屬軍用物資，臨時改購黑皮鐵。

劉青山、張子善用公款「投資」，然後將賺取的利潤放進自己的腰包。發財後的劉青山以養病為名離開了設在楊柳青的地委大院，搬到了馬場道的小洋樓里。地委唯一的一輛小轎車也被公車私用，成了劉青山的私家車。劉青山坐著這輛舊車還心有不甘，他拿公款從香港買了兩輛美國高級轎車，一輛自己乘坐，一輛送給了河北某主要領導。

有一次，劉青山想吃韭菜餡餃子，但只想吃韭菜的香味，不想吃不利消化的韭菜。炊事員絞盡腦汁才想出一個辦法：以肉和大白菜做餡，但把幾根韭菜葉包到餃子裏，外面留韭菜的根莖。餃子煮熟後，抓住根莖，就能把餃子裏的葉子拽出來了。於是乎就有了大白菜餡的韭菜味餃子。

張子善也喜歡玩車，挪用公款一口氣買了五輛轎車。張子善招待客人通常都是8—16個菜。他們飯後的活動是洗澡、看戲，這「一條龍」的享受在當時看來確實當得起“奢侈”二字了。因為會玩，張子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花了2億元，可購買小米116.4萬斤。以現在河北小米4.4元計算，這筆錢大約相當於515萬元人民幣。

毛澤東同意對二人處以死刑

劉、張二人的貪污行徑如此明顯，自然瞞不了天津地區的其他官員，但敢於站出來舉報的只有李克才一人。1917年李克才生於河北省行唐縣，歷任行唐六區、八區區委書記， 灤豐縣縣長， 冀東十五行署專員。 1949年7 月， 李克才調任天津行署副專員，成為張子善的副手。李克才到任後目睹劉青山與張子善的所作所為，非常不滿。

李克才曾趁開會機會向一位河北省領導舉報，但這位領導轉身就把李「告密」的情況泄露給了劉青山。為了堵住這個知情者的嘴，張子善在李克才剛剛生了孩子時，登門給李妻送上200萬元舊幣的賀禮。李克才得知後，當即命警衛員原數奉還。

劉青山和張子善曾想把李克才趕走了事，這事還沒有眉目，給他們自己的調令卻來了。兩個人把天津地區經營成了一塊小獨立王國，自然誰都不願意走，好哥們兒也走向反目，不經意地使他們乾的一些違法行為暴露了出來。最後劉青山被調往石家莊市當市委副書記，張子善升任天津地委書記。

李克才見劉、張與河北省委上級沆瀣一氣，所以只好將問題公開化。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召開部署「三反」的會議，李克才舉手發言，當眾檢舉了劉青山與張子善的貪污行徑。李克才揭發後，天津地區其他官員也紛紛站起來說話。

毛澤東在收到華北局題為《河北省天津地委貪污浪費嚴重，擬將劉張逮捕法辦》的電報後極為震驚，批示「傳閱周、朱後尚昆辦」。11月29日，張子善被河北省委約談，他大聲鳴冤： “為什麼抓我？我有什麼罪？”12月2日，劉青山出國考察歸來，在途經天津火車站時也被逮捕。1951 年12月4日，劉青山、張子善被開除黨籍。

那時政府法制建設剛剛起步，所以劉青山、張子善的案子也不是法院一紙判決就能定下的。華北局向天津地委徵求量刑意見，八位委員要求對二人處以死刑，另外參加討論的552名中共幹部中有535人同意判處死刑，只有6人希望寬大處理，給二人有期徒刑。隨後毛澤東又聽取了中共黨外人士的意見，同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在對劉、張公審前，他們二人的老領導、天津市委書記黃敬找薄一波求情：「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幹部中影響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薄一波為難地回答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最後在黃敬的一再要求下，薄一波不得不向毛澤東轉達了他的請求。

毛澤東當時對薄一波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有可能拯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黃敬同志應該懂這個道理。」毛澤東既要殺雞儆猴，免於重蹈李自成的覆轍，那劉青山和張子善就非死不可了。

毛澤東殺劉青山、張子善好比是當年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馬謖被殺後，諸葛亮善待馬謖遺孤。中共中央也由周恩來出面，要河北省委研究了幾點善後措施：「子彈不打腦袋，打後心；斂屍安葬，棺木由公費購置；二犯親屬不按反革命家屬對待；二犯之子女由國家撫養成人。」

劉青山遺言願做典型

法官向劉青山宣佈判決結果後，他說：「在天津戴銬子，唉！想起過去被敵人逮捕，手腕上留有的痕迹，這一戴我想呀，二十年來怎麼著來！革命這些年沒死，怎麼落這下場，這死還有什麼價值呢？」劉青山表示，“在反貪污的今天，拿我做典型，以教育全黨。現在我沒有什麼考慮的，聽候黨的處理。我沒有求饒的必要！南方北方幹部認識我的人不少，把幹部教育一番，在歷史上說也有用。”張子善承諾，行刑時，自己“第一不罵黨，第二不喊共產黨萬歲”。

為了向老百姓宣示中國共產黨「三反」的決心，也為了真正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在執行對劉青山和張子善的死刑前，還要對他們進行“公審”。這種“示眾”的做法也是法制不健全時代遺留下的舊俗。辦案組組長孫光瑞告訴劉、張二人：“明天省里開公審大會，對你們進行宣判。組織上希望你們能表現好一點，不要再給共產黨丟臉。”當天晚上，劉青山和張子善吃了人生中最後一頓飯，這餐“斷頭飯”雖然豐盛，但也遠遠比不上他們當年的氣派。

台向全省廣播大會實況，全省有約20萬人在收聽廣播。在會上，農民代表控訴道：「劉青山、張子善二犯，為了賺錢，搞了個民工供應站，賣的都是壞東西，價錢愣貴，東折西扣，直到現在還欠俺村104個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時他們搗鬼，把好糧食高價賣掉來賺錢， 把壞糧食給俺們吃，發的棒子麵和小米都是壞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許多人，光俺們村就病了十多個。」他最後大聲說：“他們這樣禍國殃民，絕不能再讓他們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眾意見，要求把這兩個大貪污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長、臨時法庭審判長宋志毅，當場宣讀了判決書，指劉青山和張子善的罪名包括「先後貪污、盜竊國家救濟糧、治河專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及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1.6272萬元」。以當時購買力計算，劉青山和張子善貪污的贓款能購買小米5000萬公斤，或者香油3000萬公斤，或者豬肉2000萬餘公斤。因此“判處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立即執行，並沒收其本人全部財產”。宣佈判決後，會場上響起一片歡呼聲，其中就有張子善沒有機會喊的“共產黨萬歲”！劉青山和張子善在呼喊聲中被押赴刑場，處以死刑。

。但沒過多久，《人民日報》就又要公佈處決劉青山的消息。有報社領導請示說，能不能給「青」字加上三點水，讓“劉青山”變成“劉清山”來掩人耳目。毛澤東說：“不行！你這個三點水不能加。我們就是要向國內外廣泛宣佈，我們槍斃的這個劉青山，就是參加國際會議的那個劉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劉青山。”

「三反」的成績與教訓

在「三反」運動之中，除劉青山與張子善外，處理的重大案件還有陝西張懷武、王德武等七人的集體貪污案，他們盜取解放軍軍用土布360尺，用所得贓款販賣毒品和黃金；湖北處理了崔月卿等貪污犯和胡玉亭等違法商人；北京市判處了薛崑山、宋德貴等貪污犯。

中共建政初期被處理的這些官員有他們的共同點，不只是個人禁不住「糖衣炮彈」誘惑的問題，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制度上的缺失。如果有獨立的監察機構，劉青山與張子善或許很難在兩年的時間裡無法無天；同樣如果當時有健全的司法體系，他們兩人也或許就不會因此被處決了。

（參考資料：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孫光瑞《我受命查辦新中國反腐第一案》、半戎《重話劉青山與張子善》、劉利華《三大貪官的舉報者李克才》、王順生等《「三反」運動研究》等）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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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鄧小平（資料圖）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在全會初期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指責，說「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並明有所指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還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寫下了那張著名的“我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大字報雖未點名，但其矛頭所指昭然若揭。

會議從此開始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揭發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員，從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起頭，倒溯1962年以來中央一線工作的種種「錯誤」，一一盡數，罪責劉、鄧。其間毛澤東講話，指責劉、鄧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錯誤路線。會議批判所得結論，是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之外，另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全會的最後，根據毛澤東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鄧小平雖由原來的第七位變為第六位，但實際地位下降。而林彪則扶搖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為唯一的黨中央的副主席，並且取代劉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此次會議後，實際上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

在會上接受批判的同時，父親有時還必須要到一些學校去參加運動、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革」，他曾說是“老革命遇見新問題”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雖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一班人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厭惡。有時，在群眾場合，他還不顧所處逆境，為自己，甚至為他人，申明正義。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明知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諸大員，他還是直言回答：“已經查過了，沒有這回事。”並說：“告訴你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從這僅有的幾句辯詞中，完全可以體會到他當時心中的憤懣。他想為他的老同志老戰友辯解，但這時的他，已是人微言輕，有口難辯了。

十一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已實際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鄧，林彪還親自出馬，將鄧的問題說成是敵我矛盾。

父親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一定是不平靜的。回家後他雖什麼也沒說，卻夜不能寐。母親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三點多了，怎麼還沒睡？」父親告訴母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母親問：“誰批你？”父親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父親不再多言，母親也不敢多問，只安慰地說：“快睡覺吧，不然明天開會起不來了。”父親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連歷史在內新賬舊賬一起算了。

會後，父親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親為人，本來就沉默少言。運動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此時，父親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雖不管了，但對於家裏的孩子們，父親卻管得很嚴。

我們幾個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學校里參加運動，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組以後，我們雖然知道在此問題上父親犯了「錯誤」，但對於他所面對的真實處境並不了解，仍各自忙於運動。

話給媽媽打電話，徵求她的意見。記得當時媽媽很急地說：「對聯是錯的！你不要和姐姐辯論，趕快回家！」媽媽的口氣很重，一再重複：“這是爸爸說的！”當時，我很不高興地遵從了父母親的決定，事後明白過來以後，才萬幸聽從了他們的訓示。

8月18日，林彪在「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20日開始，北京首先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並迅速波及全國。紅衛兵小將們走出學校，“殺向社會”，整個社會頓時為“紅色恐怖”所籠罩。這場為害至深的“革命”運動，由副統帥林彪親自號召發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慫恿煽動下愈演愈烈，發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壞，以至打死人。無數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小將“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盲目而又狂熱地捲入了這場瘋狂的“革命”行動。我的父母親此時已感到事態的失控，他們把在中學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來，關在家裏，不許出去，明確告訴我們不許參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動。那時，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對父親的不利狀況已有所察覺，便都聽話地閉門不出，有的學織毛衣，有的學裝收音機，有的整日在家抄寫毛主席語錄。家中的平靜，使我們遠離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現在，念及於此，我們仍十分感激父母親在關鍵時刻對我們的嚴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這個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在整個社會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去掉劉、鄧的阻力後，運動便以更加猛烈的勢頭向前發展。

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至11月底，毛澤東在京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在毛澤東的親自支持下，紅衛兵運動更加如火如荼，迅猛發展。

瘋狂的「破四舊」運動餘音未了，又開始了全國範圍的“革命大串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紅衛兵小將身著時興的舊軍裝，乘著免費的火車汽車，開始了數以千萬人次計的全國範圍“大串聯”。運動的狂飆開始衝擊社會的各個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運動從學校波及全社會，造成了社會秩序的破壞，對工農業及各行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引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社會的混亂和矛盾進一步加深。同時，由於各紅衛兵組織的認識和觀點不同，產生了嚴重的派別分化。各派各組織之間不斷進行激烈的辯論和明爭明斗。運動至此，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沸沸騰騰，真正達到了革命預言家「天下大亂」的“理想”境界。

儘管造反已「當然有理」，儘管“革命”已成為“真理”的標準，但自「文革」爆發以來，對運動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運動一步步擴大和深入的同時，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問題上對運動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論提出了疑問。這場運動，雖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雖有林彪、江青兩大勢力鼎力支持，但是，種種阻抗和抵制還是頑強，新的混亂不斷發生。

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發起「文革」這一錯誤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澤東卻認為，阻力的產生，根子還在劉、鄧，認定黨內有一小撮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認為，在一個時期內，這條資本主義路線差不多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並且直到現在，在黨內還有市場。為了保證「文革」順利進行，一定要徹底掃除一切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10月9日開始至28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再次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儘管這次會議由毛澤東親自召開，但在一開始，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還是表現出了他們的「遲滯」，表現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

不久，「文革」大員們出馬了。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發言，講了洋洋六大條，在曆數「文革」豐功偉績之後，即點名批判劉、鄧，說：“劉、鄧的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地位顯赫的林彪在結論性的講話中，除極力宣揚「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外，指名攻擊劉、鄧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諸將也紛紛發言，一片批判叫囂之聲，使會上充滿了火藥氣味。

會上，鄧在二野時的老部下、公安部長謝富治一馬當先跳出來，首先批鄧。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陳伯達重點批鄧，說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並從60年代起，對鄧舊賬新賬一起算。林彪發言，信口雌黃地說鄧曾經與四野爭功，並陰險地誣衊鄧在歷史上(指紅七軍時期)是逃兵，妄圖給鄧加上有歷史問題的罪名。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時，也表示了對鄧的不滿。毛澤東說，鄧耳聾，一開會就在離他很遠的地方坐著；說鄧從來不找他，從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他彙報工作。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也就是25日，毛澤東作了正式講話。他說，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他講了發動「文革」的原因，是他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他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運動本身，毛澤東則不無興奮地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

本文摘自《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鄧榕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