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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史上最著名的六對「軍事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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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史上最著名的六對「軍事搭檔」

2019年09月11日 17:35

毛澤東 朱德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澤東在江西寧岡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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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朱德和毛澤東在陝北保安會合

鄧小平、劉伯承

1938年,劉伯承師長和鄧小平政委合影

在魯西南戰場,國民黨整編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屢屢同劉鄧大軍「過招」,雖沒有佔到多少便宜,但也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失。被劉鄧大軍合圍後,國民黨第二兵團司令長官王敬久命令他突圍,但宋瑞珂很自信,他利用山東金鄉城西北30里處的羊山作為制高點,與山下集鎮的民房構成核心陣地,準備憑藉有利地形,負隅頑抗到底。

7月13日,劉鄧大軍掃除了羊山外圍陣地後,當天就組織重兵攻打羊山。但戰鬥打響後,敵六十六師守軍配合得相當好,導致我攻山部隊前進受阻,在付出重大傷亡後,於7月14日拂曉被迫撤出戰鬥。

此後,我二縱和三縱對兵力火力重新做了調整和部署。7月19日,劉鄧大軍投入了三個縱隊的兵力,再次向羊山發起衝擊。但由於連降暴雨,導致部分地區水深超過兩米,我攻山部隊再次受挫,有十幾個旅團幹部負了傷。

7月20日天亮前,劉伯承命令部隊撤出戰鬥。

劉伯承、鄧小平權衡再三後認為,這次如果不把敵整編六十六師殲滅,我軍隨後的南進一定會遭到該部的瘋狂追擊。況且各路援敵尚在行進途中,完全有迅速消滅羊山守敵的把握。劉伯承鼓勵將士們說:「蔣介石送上來的肥肉,我們不能放下筷子!」“別看有蔣介石在開封親自坐鎮,我們也一定會啃下這塊硬骨頭。”接著,劉、鄧調整了作戰部署,加強炮火,並使我方兵力上達到了局部優勢。

7月27日下午6時30分,我軍首先開始炮擊。炮擊進行了40分鐘後,我攻山部隊突破了敵人的一道道強固防線,從四面八方向羊山山頂湧來。敵人拚命頑抗,敵我雙方都付出了大量傷亡。27日晚12時,「羊腰」等制高點被我軍佔領。我軍在山峰上居高臨下,火力網控制了山坡和羊山集,把敵整編六十六師分割包圍。

宋瑞珂急切要求援軍迅速趕到。然而,與宋瑞珂的願望相反,敵援軍王仲廉部7月25日明明已經到了距羊山僅僅100多里的定陶縣冉固集,但他怕鑽進劉伯承的「口袋陣」,結果每天只讓部隊走10華里。到28日中午,羊山的所有制高點都已被突破,宋瑞珂知道大勢已去,便下令放棄抵抗。至此,羊山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整編六十六師2萬多人被全殲,宋瑞珂也做了俘虜。

宋瑞珂被俘後,先後在解放軍教導大隊和監獄學習、改造,1960年11月28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文革後先後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監察委員、上海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和上海市政協委員。1995年逝世,享年88歲。

彭德懷、習仲勛

彭德懷(左二)、習仲勛(左三)等在青化砭戰場上

挫敗胡宗南 「三天佔領延安」

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軍事進攻失敗後,從1947年3月開始,集中總兵力的43%即94個旅,重點進攻解放區的東西兩翼——山東解放區和陝北解放區。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在彭德懷、習仲勛的指揮下,陝甘寧野戰軍經過六晝夜的節節抗擊,殲敵5220人,挫敗了胡宗南「三天佔領延安」的狂妄計劃,完成了掩護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機關,學校及廣大群眾安全轉移的任務。3月19日,黨中央主動撤離延安。

黨中央撤離延安,交給胡宗南的是一座空城。然而,雙方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3月20日,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的西北野戰兵團正式成立。西北野戰軍認真貫徹執行毛澤東為陝北戰場制定的作戰方針,採用「蘑菇戰術」對付敵人,利用陝北的有利地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把胡宗南軍隊拖在陝北,使其往返奔波,疲於奔命,補給困難、士氣低落,然後尋找戰機逐步消滅其主力。

在為期一年多保衛陝北解放區的作戰中,西北野戰軍共與敵人進行了16次重要作戰,逐步消滅了胡宗南集團的有生力量,經過內線防禦、內線反攻再到外線反攻,西北野戰軍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其中,1947年3月到5月間組織的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次殲滅戰,堪稱經典戰例。

胡宗南部侵佔延安後,急於尋找西北野戰軍主力決戰。西北野戰軍以一小部兵力佯裝主力邊戰邊退,把敵軍主力誘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而將主力隱蔽集結在延安東北的青化砭以南設伏。3月25日,胡宗南部擔任側翼掩護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個團計2900餘人進入伏擊圈內,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戰鬥,西北野戰軍全殲敵軍,俘少將旅長李紀雲。

青化砭戰鬥後,胡宗南發現西北野戰軍主力在延安東北,遂令其主力由安塞調頭追擊。西北野戰軍以小部兵力牽著敵人主力的鼻子走,使其處處撲空,十分疲憊。4月14日,南下的國民黨軍第一三五旅4700餘人進至羊馬河地區,經過8個小時的激戰,第一三五旅全部被殲,少將代旅長麥宗禹被俘。羊馬河戰鬥後,西北野戰軍為使敵人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的狀態,然後尋機逐個殲滅,決定襲擊胡宗南部在陝北的重要補給站蟠龍鎮。

西北野戰軍以第三五九旅誘胡宗南主力沿咸榆公路北土至綏德地區,而主力於5月2日完成了對蟠龍鎮的包圍,併當即發動攻擊。經兩天三夜激戰,全殲守敵6700餘人,俘少將旅長李昆崗,繳獲大量糧食和軍用物資。這樣,在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的45天時間裡,西北野戰軍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消滅國民黨胡宗南部1.4萬人。

任弼時、賀龍

任弼時與賀龍在延安

王震談任、賀:倆人關係非常好

1931年10月,中共湘贛省委成立,王首道任書記,張啟龍任省委常委兼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1932年2月湘贛軍區成立,張啟龍任總指揮。1933年夏天,湘贛蘇區掀起肅反運動的風浪,以「改組派」、“AB團”等罪名逮捕和殺害了一批革命幹部。張啟龍也被誣為“AB團”,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且被決定執行槍決。

王震同志回憶說:1933年5月,任弼時作為中央正確評價賀龍的歷史代表來到湘贛蘇區,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他經過調查研究,很快弄清情況,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一些錯誤,將王首道、張啟等一批幹部解放出來。他沒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職,而是把他們調回中央蘇區學習去了。任弼時主持湘贛蘇區工作後,組成紅六軍團,轄十六師、十七師和十八師。不久,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了。

1934年3月底,紅十七師南歸與紅十八師匯合。4月5日,紅軍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一舉殲滅敵十五師的一個旅,活捉旅長侯鵬飛。據地受到很大損失,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

王明左傾路線又派中央代表夏曦來,否定創建根據地的領導人,搞肅反擴大化,殺害了許多優秀幹部。賀龍一直堅持鬥爭,他們還企圖加害於賀龍,鬥爭很殘酷。紅三軍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轉移到黔東。有人企圖把這些嚴重錯誤和失敗,加在賀龍頭上,是完全不對的。

任弼時很快糾正了夏曦的嚴重錯誤,紅三軍恢復二軍團的番號。

王震同志說:賀龍和任弼時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任弼時很重視團結問題,他高度評價了賀龍和紅二軍團在洪湖、湘鄂西、黔東地區的英勇鬥爭、歷史貢獻和群眾中的深厚基礎,號召六軍團的同志向二軍團的同志好好學習。他提出今後兩個軍團的活動,要由二軍團統一,他自己搬到二軍團部,同賀龍住在一起。

陳毅、粟裕

解放戰爭時期,陳毅(右)與粟裕(左)的合影。

毛澤東「擺平」 陳毅粟裕之爭

1946年6月22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南線出擊作戰的戰略計劃,請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人考慮。這個計劃是在國共和談全面破裂、國民黨軍向我大舉進攻時,我山東、太行兩解放區主力部隊實行外線出擊,向南作戰。

要求太行解放區的部隊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力儘可能攻取隴海路沿線南北十幾個縣城,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佔領開封;山東野戰軍則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蘇皖北部的部隊攻取津浦路徐蚌間及隴海路黃口、徐州段各點,著重調動徐州之敵在野戰中殲滅之。

應該說,毛澤東的這一計劃在解放戰爭初期,是不符合戰爭實際情況的。圍繞這一作戰計劃,陳毅和粟裕之間發生了爭論。

陳毅對毛澤東提出的南線出擊作戰計劃是竭誠擁護,堅決執行的。而當粟裕接到毛澤東的電報時,正在蘇中前線指揮作戰。他認為華中野戰軍主力應留在蘇中作戰,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給中央軍委和陳毅發了

電報表明了自己的意見:「華中主力轉至淮南後,不僅糧食須由蘇中供給,即民夫運輸恐難支持,因淮南地廣人稀,交通不便」。

告中共中央並複電華中分局:「我們認為7月間非打不可……」

報中,提出了「我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粟裕於7月13日發起了蘇中七戰七捷戰役。

就在蘇中七戰七捷戰役發起的這一天,毛澤東給陳毅等人發了一份電報,指出:「魯南大軍仍不宜此時南下,以免陷於被動地位」;“劉鄧所部亦在現地整訓待機,不要輕動”。可見,毛澤東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議,推遲了南線外線作戰計劃的實施。

報中主張,敵本月大舉進攻蘇皖時,我軍應即按原定南進計划行動,並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陳毅的這一復示,8月1日,他在一份電報中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陳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見在蘇中再打一仗,然後主力西調為有利,因粟部西調過早,一則蘇中人心不順;二則敵軍亦將早日西調,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讓粟部在蘇中再打一仗(不論勝負),然後西調,各方則無話說。」

粟裕、譚震林:「宜就地開展局面,不必忙於西調,軍委有此指示,望照辦。」陳毅和粟裕之間的一場爭論到此結束了。

林彪 羅榮桓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八月七日,中國七夕情人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地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當年結婚照的模樣,趕製五百套公仔,主任邵銘煌並向記者展示當年宋慶齡父親宋嘉樹寫給孫中山的英文信。邵銘煌表示,這封信主要是試探孫中山對宋慶齡的感情是否真摯。 中新社發 曾嘉 攝


 

「宋慶齡的中國國民黨黨證」將於5月29日在上海宋慶齡文物館公展,黨證的封套上有宋慶齡親筆書寫的“進國民黨證書 存”字,黨證上有“203145”的黨員編號,見證了宋慶齡早年革命實踐的一段經歷。 中新社發 潘索菲 攝

 執行宋慶齡遺囑秘聞首度曝光

□沈飛德

鄧穎超起草執行辦法

李家熾先生在1985年離休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和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

話給他,說下午3時要送一份急件給他。有關同志專程送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寫著「急送北京飯店中樓5051號房間上海機關事務管理局李家熾局長親收」,落款是“中辦高處571號”。他並不清楚信的內容,當他急切地拆開信封,內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內容是這樣的:

家熾同志:

送上鄧大姐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複印件)一份,請收閱。

又及:此件據述周同志說他未看過,請給他看一下,謝謝。

敬禮!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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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中講的「述周同志」,即宋慶齡秘書杜述周。

李家熾至今保存著高登榜的信和鄧穎超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的複印件。他回憶道,報告是由鄧大姐在參加上海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返京後起草的,看筆跡應是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謄抄後,於1981年6月10日報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當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宋任窮也批示“我完全贊成”。

《辦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據李家熾先生介紹,《辦法》共有六點內容:

第一,《辦法》明確由有關的同志組成臨時小組。

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長、李付(副)局長、杜述周、沈粹縝、童小鵬、廖承志、鄧穎超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會議」。

第三,小組任務是「只作原則的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及同志執行」。

第四,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書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

第五,鄧廣殷(廖承志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批定。

李家熾先生解釋說,當時報告中並無「八人小組」的稱法,對其他7名成員,他都熟識,有過工作接觸。其中汪志敏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沈粹縝是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童小鵬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對台工作負責人,鄧穎超是全國政協主席。

李家熾在收閱報告後,及時把有關情況向上海的黨、政領導作了彙報,市領導的意見非常明確:照中央決定辦理執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會議

《辦法》只定了原則,為了具體落實《辦法》的有關精神,高登榜先後三次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召開「八人小組」會議。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時30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組」成員除鄧穎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鵬在開會時就解釋說,鄧大姐因去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話,不能來。他首先口頭傳達了鄧大姐的有關指示:北京宋慶齡的住宅作為她的故居以及部分作為北京少年科技館用。這項工作由汪志敏執行。上海宋慶齡的住宅作為故居用,由李家熾執行。北京、上海的執行情況,由高登榜檢查,執行完畢後要寫報告報告黨中央。

童小鵬還講了鄧大姐對在宋慶齡逝世一周年時出版宋的文集的有關指示,要求將宋的遺囑處理完畢後,就著手搞文集。

據李家熾先生回憶,那天開會時讓大家傳閱宋慶齡從1979年2月起寫的幾份遺囑,因主持人沒有說遺囑不能抄錄,為了便於向上海黨、政領導彙報,李家熾便抄錄了幾份遺囑。在他的印象中,遺囑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遺囑都很簡短,抄錄並不費力。

廖承志在會上還強調,遺囑執行的時間,以最後的一份為準,如前後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參考。李家熾先生說:「我領會還是以最後一份遺囑為準。」

但那天,唯獨宋慶齡的最後一份遺囑沒讓傳閱,按李家熾先生的說法是:因「八人小組」中也有人分到錢的,故不便讓大家看。宋慶齡把這份遺囑鎖在自己的卧室里,鑰匙交給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鍾興寶保管。在宋慶齡去世後,鍾興寶就把鑰匙交給了中央派來的同志。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在一份遺囑中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對於傳閱的幾份遺囑的內容,李家熾先生說大致有以下內容:一是說北京住宅的書籍贈給鄧廣殷;二是講某一張國畫送×××,××衣服送×××,銀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後叮囑贈錢的問題,受贈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樣,最少的500元,有的幾千元,最多的一人是l0000元。受贈錢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衛隋學芳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當時在會上明確:錢由兩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贈款也由兩地故居分別處理。最後如有剩餘可作為兩地故居的房屋維修基金。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會議,由汪志敏彙報北京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會議,主要內容由李家熾彙報上海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

妥善處理隋家姐妹的問題

隋學芳是東北人,在東北參軍,後由公安部從中央警衛團挑選考核派到宋慶齡身邊工作。隋學芳中風後,宋慶齡考慮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難,就把他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接到家中撫養。

在李家熾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見到隋家姐妹,是在宋慶齡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慶齡,臨別時,宋慶齡總要叫兩個女孩子來一起送他,並喊他李局長。宋慶齡就像慈母一樣承擔起隋家姐妹的撫養、教育的責任,給予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愛。這種感情集中體現在她所寫的遺囑中。

宋慶齡在遺囑中除說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後贈送給隋家姐妹,還向她們贈送錢款。對隋家姐妹,「八人小組」在執行宋慶齡遺囑時,完全按照《辦法》所定的“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的原則執行。當「八人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廖承志就妥善處理遺囑受贈人隋家姐妹的問題有專門的講話。廖承志說,遺囑中分給隋永清、隋永潔如傢具等是國家的,還要作故居佈置陳列用,國畫、油畫也不能分,總之,要保持故居的本來面目。對外國友人送給宋慶齡的禮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宋慶齡的首飾是文物,不能給隋永清、隋永潔。宋慶齡的衣服可以分點給她們做紀念。按遺囑給隋永清5000元、隋永潔10000元。

  李家熾負責清理上海宋慶齡故居

在「八人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對北京、上海的宋慶齡住宅進行清理,並要詳細登記建冊、上報。

高登榜在「八人小組」第二次會上說,中央已批准北京、上海兩處宋慶齡住宅做宋慶齡故居,要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對外開放。上海孫中山故居也要對外開放。

李家熾在8月下旬召開的「八人小組」第三次會上,彙報了上海宋慶齡故居清理的情況。李家熾介紹說:上海是宋慶齡幾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較多,清理了近一個月。在宋慶齡卧室的壁櫥文件箱裏有26件重要的歷史信件,其中有汪精衛、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等致宋慶齡的4封特別重要的信。此外,在壁櫥的一個藤製的元寶形的籃子裏,保存著孫中山所有用過的印章,包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等。

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故居對外開放堅持保持原貌的原則,但有些地方為了宣傳的效果也作了補充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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