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最著名的六對「軍事搭檔」

毛澤東 朱德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澤東在江西寧岡會師

1936年12月，朱德和毛澤東在陝北保安會合

鄧小平、劉伯承

1938年，劉伯承師長和鄧小平政委合影

在魯西南戰場，國民黨整編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屢屢同劉鄧大軍「過招」，雖沒有佔到多少便宜，但也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失。被劉鄧大軍合圍後，國民黨第二兵團司令長官王敬久命令他突圍，但宋瑞珂很自信，他利用山東金鄉城西北30里處的羊山作為制高點，與山下集鎮的民房構成核心陣地，準備憑藉有利地形，負隅頑抗到底。

7月13日，劉鄧大軍掃除了羊山外圍陣地後，當天就組織重兵攻打羊山。但戰鬥打響後，敵六十六師守軍配合得相當好，導致我攻山部隊前進受阻，在付出重大傷亡後，於7月14日拂曉被迫撤出戰鬥。

此後，我二縱和三縱對兵力火力重新做了調整和部署。7月19日，劉鄧大軍投入了三個縱隊的兵力，再次向羊山發起衝擊。但由於連降暴雨，導致部分地區水深超過兩米，我攻山部隊再次受挫，有十幾個旅團幹部負了傷。

7月20日天亮前，劉伯承命令部隊撤出戰鬥。

劉伯承、鄧小平權衡再三後認為，這次如果不把敵整編六十六師殲滅，我軍隨後的南進一定會遭到該部的瘋狂追擊。況且各路援敵尚在行進途中，完全有迅速消滅羊山守敵的把握。劉伯承鼓勵將士們說：「蔣介石送上來的肥肉，我們不能放下筷子！」“別看有蔣介石在開封親自坐鎮，我們也一定會啃下這塊硬骨頭。”接著，劉、鄧調整了作戰部署，加強炮火，並使我方兵力上達到了局部優勢。

7月27日下午6時30分，我軍首先開始炮擊。炮擊進行了40分鐘後，我攻山部隊突破了敵人的一道道強固防線，從四面八方向羊山山頂湧來。敵人拚命頑抗，敵我雙方都付出了大量傷亡。27日晚12時，「羊腰」等制高點被我軍佔領。我軍在山峰上居高臨下，火力網控制了山坡和羊山集，把敵整編六十六師分割包圍。

宋瑞珂急切要求援軍迅速趕到。然而，與宋瑞珂的願望相反，敵援軍王仲廉部7月25日明明已經到了距羊山僅僅100多里的定陶縣冉固集，但他怕鑽進劉伯承的「口袋陣」，結果每天只讓部隊走10華里。到28日中午，羊山的所有制高點都已被突破，宋瑞珂知道大勢已去，便下令放棄抵抗。至此，羊山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整編六十六師2萬多人被全殲，宋瑞珂也做了俘虜。

宋瑞珂被俘後，先後在解放軍教導大隊和監獄學習、改造，1960年11月28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文革後先後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監察委員、上海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和上海市政協委員。1995年逝世，享年88歲。

彭德懷、習仲勛

彭德懷（左二）、習仲勛（左三）等在青化砭戰場上

挫敗胡宗南 「三天佔領延安」

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軍事進攻失敗後，從1947年3月開始，集中總兵力的43％即94個旅，重點進攻解放區的東西兩翼——山東解放區和陝北解放區。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在彭德懷、習仲勛的指揮下，陝甘寧野戰軍經過六晝夜的節節抗擊，殲敵5220人，挫敗了胡宗南「三天佔領延安」的狂妄計劃，完成了掩護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機關，學校及廣大群眾安全轉移的任務。3月19日，黨中央主動撤離延安。

黨中央撤離延安，交給胡宗南的是一座空城。然而，雙方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3月20日，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的西北野戰兵團正式成立。西北野戰軍認真貫徹執行毛澤東為陝北戰場制定的作戰方針，採用「蘑菇戰術」對付敵人，利用陝北的有利地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把胡宗南軍隊拖在陝北，使其往返奔波，疲於奔命，補給困難、士氣低落，然後尋找戰機逐步消滅其主力。

在為期一年多保衛陝北解放區的作戰中，西北野戰軍共與敵人進行了16次重要作戰，逐步消滅了胡宗南集團的有生力量，經過內線防禦、內線反攻再到外線反攻，西北野戰軍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其中，1947年3月到5月間組織的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次殲滅戰，堪稱經典戰例。

胡宗南部侵佔延安後，急於尋找西北野戰軍主力決戰。西北野戰軍以一小部兵力佯裝主力邊戰邊退，把敵軍主力誘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而將主力隱蔽集結在延安東北的青化砭以南設伏。3月25日，胡宗南部擔任側翼掩護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個團計2900餘人進入伏擊圈內，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戰鬥，西北野戰軍全殲敵軍，俘少將旅長李紀雲。

青化砭戰鬥後，胡宗南發現西北野戰軍主力在延安東北，遂令其主力由安塞調頭追擊。西北野戰軍以小部兵力牽著敵人主力的鼻子走，使其處處撲空，十分疲憊。4月14日，南下的國民黨軍第一三五旅4700餘人進至羊馬河地區，經過8個小時的激戰，第一三五旅全部被殲，少將代旅長麥宗禹被俘。羊馬河戰鬥後，西北野戰軍為使敵人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的狀態，然後尋機逐個殲滅，決定襲擊胡宗南部在陝北的重要補給站蟠龍鎮。

西北野戰軍以第三五九旅誘胡宗南主力沿咸榆公路北土至綏德地區，而主力於5月2日完成了對蟠龍鎮的包圍，併當即發動攻擊。經兩天三夜激戰，全殲守敵6700餘人，俘少將旅長李昆崗，繳獲大量糧食和軍用物資。這樣，在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的45天時間裡，西北野戰軍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消滅國民黨胡宗南部1.4萬人。

任弼時、賀龍

任弼時與賀龍在延安

王震談任、賀：倆人關係非常好

1931年10月，中共湘贛省委成立，王首道任書記，張啟龍任省委常委兼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1932年2月湘贛軍區成立，張啟龍任總指揮。1933年夏天，湘贛蘇區掀起肅反運動的風浪，以「改組派」、“AB團”等罪名逮捕和殺害了一批革命幹部。張啟龍也被誣為“AB團”，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且被決定執行槍決。

王震同志回憶說：1933年5月，任弼時作為中央正確評價賀龍的歷史代表來到湘贛蘇區，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他經過調查研究，很快弄清情況，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一些錯誤，將王首道、張啟等一批幹部解放出來。他沒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職，而是把他們調回中央蘇區學習去了。任弼時主持湘贛蘇區工作後，組成紅六軍團，轄十六師、十七師和十八師。不久，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了。

1934年3月底，紅十七師南歸與紅十八師匯合。4月5日，紅軍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一舉殲滅敵十五師的一個旅，活捉旅長侯鵬飛。據地受到很大損失，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

王明左傾路線又派中央代表夏曦來，否定創建根據地的領導人，搞肅反擴大化，殺害了許多優秀幹部。賀龍一直堅持鬥爭，他們還企圖加害於賀龍，鬥爭很殘酷。紅三軍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轉移到黔東。有人企圖把這些嚴重錯誤和失敗，加在賀龍頭上，是完全不對的。

任弼時很快糾正了夏曦的嚴重錯誤，紅三軍恢復二軍團的番號。

王震同志說：賀龍和任弼時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任弼時很重視團結問題，他高度評價了賀龍和紅二軍團在洪湖、湘鄂西、黔東地區的英勇鬥爭、歷史貢獻和群眾中的深厚基礎，號召六軍團的同志向二軍團的同志好好學習。他提出今後兩個軍團的活動，要由二軍團統一，他自己搬到二軍團部，同賀龍住在一起。

陳毅、粟裕

解放戰爭時期，陳毅（右）與粟裕（左）的合影。

毛澤東「擺平」 陳毅粟裕之爭

1946年6月22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南線出擊作戰的戰略計劃，請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人考慮。這個計劃是在國共和談全面破裂、國民黨軍向我大舉進攻時，我山東、太行兩解放區主力部隊實行外線出擊，向南作戰。

要求太行解放區的部隊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力儘可能攻取隴海路沿線南北十幾個縣城，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佔領開封；山東野戰軍則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蘇皖北部的部隊攻取津浦路徐蚌間及隴海路黃口、徐州段各點，著重調動徐州之敵在野戰中殲滅之。

應該說，毛澤東的這一計劃在解放戰爭初期，是不符合戰爭實際情況的。圍繞這一作戰計劃，陳毅和粟裕之間發生了爭論。

陳毅對毛澤東提出的南線出擊作戰計劃是竭誠擁護，堅決執行的。而當粟裕接到毛澤東的電報時，正在蘇中前線指揮作戰。他認為華中野戰軍主力應留在蘇中作戰，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給中央軍委和陳毅發了

電報表明了自己的意見：「華中主力轉至淮南後，不僅糧食須由蘇中供給，即民夫運輸恐難支持，因淮南地廣人稀，交通不便」。

告中共中央並複電華中分局：「我們認為7月間非打不可……」

報中，提出了「我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粟裕於7月13日發起了蘇中七戰七捷戰役。

就在蘇中七戰七捷戰役發起的這一天，毛澤東給陳毅等人發了一份電報，指出：「魯南大軍仍不宜此時南下，以免陷於被動地位」；“劉鄧所部亦在現地整訓待機，不要輕動”。可見，毛澤東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議，推遲了南線外線作戰計劃的實施。

報中主張，敵本月大舉進攻蘇皖時，我軍應即按原定南進計划行動，並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陳毅的這一復示，8月1日，他在一份電報中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陳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見在蘇中再打一仗，然後主力西調為有利，因粟部西調過早，一則蘇中人心不順；二則敵軍亦將早日西調，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讓粟部在蘇中再打一仗(不論勝負)，然後西調，各方則無話說。」

粟裕、譚震林：「宜就地開展局面，不必忙於西調，軍委有此指示，望照辦。」陳毅和粟裕之間的一場爭論到此結束了。

林彪 羅榮桓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們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文革中，破「四舊」變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義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後來文革《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

但如何破 「四舊」，中央沒有說明。1966年8月18日，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並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這一天，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他們把基於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文化上的破舊立新，簡單化為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行動。一時間，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成“反修路”、“東風商店”、 “紅衛戰校”等革命名稱，剪小褲腿、飛機頭、火箭鞋，揪斗學者、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暴力行為成風。行動的狂熱，使許多置原本身事外的學生參加到紅衛兵的行列。

紅衛兵的表演。

。例如，人民日報的社論《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型大小，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几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

這股潮流迅速湧向全國，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衝擊寺院、古迹（包括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潔齒等服務項目，停止銷售具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妝品、仿古工藝品、花發卡等商品，砸毀文物（海瑞墓、龍門石窟佛頭、善本圖書），燒戲裝、道具，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從城市趕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競賽，看誰的花樣翻新出彩。一時間，基本沒有受保護的文化遺產[1]，基本沒有受保護的私人財產和私生活領域，基本沒有受保護的人身自由（連老人的鬍子都當成四舊來革除），破四舊成了踐踏法律、恣意妄為的絕對律令、通行證件、神符魔咒。

這些活動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發的反抗，工人、農民、軍人與紅衛兵發生衝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轉發公安部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北京破「四舊」運動開始後，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乃至廣闊農村。

在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有11.4萬多戶被抄家。按周恩來總理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後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原老闆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他正在香港為父親做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匆匆趕回，卻被中學生抄了家。郭氏愛好玉器，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在紅衛兵眼裏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破四舊不僅造成了社會生活的混亂，財產、文物的損失，更讓紅衛兵從學生循規蹈矩的行為規範、習慣里掙脫出來，打破了種種文明和傳統的禁忌，把階級鬥爭從理念轉化為實行踐履的狂熱。行動賦予了他們青春的自信、權威，使他們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為的權力，為紅衛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奪權」做了熱身演習。人們也被從日常生活秩序的規行矩步中拽了出來，一部分人開始加入到這場看似“瘋狂”的運動中，另一些人則像受了催眠似的聽之任之、逆來順受。

改名字比賽席捲全國

商店字型大小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 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制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

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在那裏裁製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余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彬彬把枚紅衛兵袖章給毛澤東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宋彬彬回答後，毛澤東說:「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澤東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此後，一些人紛紛效仿，把所謂帶有“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麼“梅、蘭、竹、雲”、“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徵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 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斗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剷除之列。北京蘇州衚衕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 “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衚衕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

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鋪、公交車站、單位名稱，都掀起了改名風潮。在北京，公共汽車站的站牌全被紅衛兵塗上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舊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標語。同仁醫院被改成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被改成了反帝醫院，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改為“援越路”。

在破「四舊」運動中，位於前門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鴨店，也受到紅衛兵的“革命”。

焚燒「四舊」物品。

8月19日晚，上千名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將掛在店門口已經70餘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爛，換上了由紅衛兵事先寫好的“北京烤鴨店”的牌子。紅衛兵把原來掛在店鋪里的山水畫全部撕毀，換上了毛主席畫像，又推舉出10名紅衛兵當烤鴨店的“治安員”、“服務員”、“毛澤東思想宣傳員”，長駐店鋪。8月20日，經過紅衛兵小將“革命”的新型烤鴨店誕生了。前門貼著一張醒目的標語:“歡迎工農兵進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國其他城市。造反的學生和工人稱之為:「橫掃千軍如卷席。」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

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餘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要砸爛孔墳。他們先請示了戚本禹又了陳伯達，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 」，於是這裏的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

”，「彙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對於這個“致敬電”，毛澤東末予置詞。

寺廟裏的僧人被強迫認罪。

尾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破四舊的種種行為也逐之漸漸消失。

文革中後期仍有「破四舊」的提法，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批判還延續、伸展著，但已經沒有1966年那樣簡單、激烈的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