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於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借小說《水滸傳》中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把故事引申開來，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詳細刻畫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歷程，明寫宋代，實為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後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毛澤東酷愛讀書喜發議論，他曾先後五次評價過《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工作彙報時同萬里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小範圍解禁，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這些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21冊，正文20冊，200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第三次是在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說，後者只「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澤東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做「明朝的真正的歷史」來讀的。他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築領域鬥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澤東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逄先知，龔育之，石仲泉主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
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一股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失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裏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16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裡，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只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慾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里的奮鬥。《金瓶梅》沒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於骯髒。
毛澤東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並多次評價之，全在於《金瓶梅》的寫實性，它是我國社會現實主義小說的開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或再現帝王將相的風雲業績，或褒揚草莽英雄的心秉忠義，或描寫仙佛神魔的奇異行徑，這些不尋常的內容顯然遠離了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而《金瓶梅》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實的日常生活，誠如清人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言：「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裏。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操筆伸紙做出來的。」這種對日常生活的細緻描摹，在我國小說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惟其細緻，才更真實更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明史專家吳晗早在30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會史。
現在，《金瓶梅》的價值已被廣泛認可，無論《美國大百科全書》也好，《蘇聯百科詞典》也好，《法國大百科全書》也好，都說《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文學評論家們認為《金瓶梅》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而歷史學家們則認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
本文摘自《毛澤東軼事》，劉繼興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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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角色
1992年當鄧小平退居幕後的時候，他已完成了150年來中國歷任領導者孜孜以求卻未能達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們終於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但在達成這一使命的過程中，他還主導了一場中國本身的根本性變革。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其國家治理機制和社會體系都發生了改變。鄧小平卸任之後，中國繼續飛速地變化，但鄧小平執政之下發生的基礎性結構變化至今已延續了20年，並可能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延續下去，當然其中也會伴隨一些調整。的確，鄧小平執政期間的結構性變化，可稱得上中國自2000年前帝國成形的漢朝以來發生的最具根本性的變化。
中華傳統的博大精深、中國社會的廣度和多樣性、當時各國際組織的性質、全球體系共享技術及管理技巧的開放態度、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以及大量勤勞且富有創造力的人民共同造就了鄧小平時代的變革。但它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當時最高領導人被賦予了極大的自由，以引導政治進程並做出最終決策。這一變革也是由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來推動。當然，這一重大變革背後的深層理念來自許多人，但當時沒有一個人能完全預料到事情未來將如何演變。鄧小平也並非是一開始就設計好了變化的所有細節的設計師。事實上，那個時代並沒有一個清晰完整的設計。
鄧小平更應該說是一個總的管理者，他在變革期間領導了各方面的工作。他梳理了整套理念並把這些理念以可接受的方式和節奏呈現給當時的中央領導集體以及社會民眾。在經歷劇烈變革的時候，他在最高層向人們伸出了一隻堅定的手，給人們以信心。他親自挑選並帶領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啟動並執行了各項改革。在解決國內和國際問題時，他努力研究出各利益相關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培育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治理結構，在中國人都努力適應突飛猛進的新時代時仍能保持統治力。他領導人們在變革過程中分清輕重緩急，並找出實現首要目標的對策。他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向民眾宣傳其政策方針，描述他們面臨的整個局勢以及需要採取哪些具體應對措施。
一旦出現爭議，他在做出最終決策以及決策實施過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盡量縮小各方之間的裂縫。他支持為實現目標而採取激勵手段和機制，但前提是目標要現實可行，人們不至最終痛苦失望。他主張給科學家、經濟學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等專業人士足夠的自由，使他們努力工作。不過，一旦他擔心危及脆弱的社會秩序時，他們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他主導改善了與其它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並建立了與國外領導人的溝通。在他所有的工作中，鄧小平始終堅信：採用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科技和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將給中國帶來最偉大的發展—而對全體中國人民來說，嫁接這些科技和技巧可能給國家體系帶來的破壞是可控的，也是值得的。
在鄧小平卸任後才逐漸成長起來的人們，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難了解鄧小平在變革初期面臨的問題有多麼複雜和困難：國家封閉、排斥全新的思考方式，「文革」中曾受抨擊的人們與抨擊者之間存在巨大的裂痕，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充滿敵意，城鎮居民不願接受逾2億的農村移民，仍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與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之間出現爭論分歧。
不過，鄧小平在負責變革中的各方面工作時也享有極大的優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國家已經基本統一。他接手了一個運作良好的執政黨和政府。很多經驗豐富的高層官員贊同他的觀點，認為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改革。他掌權時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其他國家願意分享他們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技巧，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組織。
鄧小平還擁有很多難得的個人品質，使他有能力主導中國的這場變革。當時的其他任何人恐怕都很難擁有他那樣的權威、豐富的經驗、策略意識、自信、人際關係和政治判斷力，使中國的變革取得如此的成就。
繼任者的挑戰
鄧小平卸任之後的幾十年中，這場變革給他的繼任者們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而且在未來的幾十年，這些挑戰可能仍將持續。這些挑戰包括：
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障。在鄧小平時代，政府僱員，包括國企員工，享受單位提供的醫保和福利津貼，但這些僱員僅占人口的小部分。政府預算太少，難以為每一個人提供退休、醫療及其它福利津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的力量增強，收入高的人們能夠自己出錢享受良好的醫療並獲得其它保障。但相當多的中國人仍無法享受醫保和福利津貼。
鄧小平的繼任者們發現，對福利保障不足的議論越來越多。工作單位無法提供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加導致的社會保障需要，而政府預算和專業醫療人員缺乏，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廢除農村人民公社後，農村沒有集體單位可以提供急救和初級醫療服務。隨著房產的私有，以及國有企業在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中面臨競爭壓力，即使是那些大的工作單位，福利保障也常常不足。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在於，要在有限的國家預算內，擴大專業醫療人員的人數、升級設施，並建立一整套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為全體人民提供保護，包括那些住在偏遠地區的貧困人口。要建立這樣的一套體系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另外一個挑戰就在於，對現有資源和設施的分配要顯得公平、合理。
重新定義和管理自由的邊界。也許鄧小平當初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設定自由的邊界，既可以滿足知識分子和公眾的要求，同時又保證領導者能夠維持公共秩序。
隨著現代通訊越來越複雜，而且人們逃避管控的方式越來越難預料，國家領導人能否找到形成公共觀念的方法並防止騷亂？
遏制腐敗。鄧小平在任職期間主張對重要腐敗案件要堅決嚴懲，但當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和加快經濟增長在規則上變通時，他也願意採用其它的處理方式。對於鄧小平的繼任者來說，問題在於各級官員已找到規定工資之外的增收渠道。公務人員、醫生和其他工作人員「收紅包」已經習以為常。政府官員為新項目建設批地，不僅直接收錢，還接受公司股份、低於市場價的房產、奢侈的宴請和豪華汽車。這些現象已蔓延開來，有太多的官員和官員親屬都牽涉在內，更高層的官員要處理這一問題是非常棘手的。
保護環境。在鄧小平時代，大範圍的貧困和發展經濟的渴望極為強烈，經濟發展任務是優先於防止污染的—儘管鄧小平本人特別關注植樹造林和擴大公園面積。然而，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工業大規模擴張，而諸如燃煤煙氣、水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環境惡化導致健康問題、食品安全等諸多環境相關問題與日俱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擺在官員面前的問題在於，如何改變這種嚴重破壞環境的發展方式。在一些貧困地區，採煤以及使用煤等各種資源已經嚴重地破壞了環境，但經濟壓力之下這樣的發展模式仍在持續。這樣的問題極難解決。此外，其他國家紛紛指責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機動車數量每年增長上百萬輛，以及重工業發展可能增加煤炭的使用，中國對此又該如何回應？
維護合法性。毛澤東在打贏內戰、驅逐帝國主義侵略者和統一全國的基礎上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通過對「文革」撥亂反正、實際解決國家難題以及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取得統治合法性。那麼，鄧小平的繼任者們又將如何在新時代樹立他們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繼任者們面對著腐敗蔓延和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的壓力。而未來的壓力可能更大，因為下面還有一個問題：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可能相當一部分的人民還沒來得及享受早期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福利，中國經濟就已開始下滑了。為了做好準備應對這樣的可能，中國的領導人必須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外尋找合法性，加快解決公眾最關注的問題，包括減少腐敗和財富不均，將全民醫療及福利提高到合理水平，以及在官員選拔過程中尊重民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