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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黑畫事件」始末:黃永玉與貓頭鷹(圖)


 


 

自開始走上藝術之路那天起,黃永玉就註定與貓頭鷹有著不解之緣。目前所見黃永玉最早發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為兒童文學作家賀宜的作品《野旋童話》所作的插圖,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貓頭鷹》。

黃永玉看百科全書,知道一隻貓頭鷹一年大概可食一千隻老鼠,為人類節約一噸糧食,故喜歡根據所畫貓頭鷹數量,題上「一噸」、“五噸”的字樣。不過,他沒有想到,喜愛畫貓頭鷹卻兩度引火燒身

第一次發生在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時。

在此之前,黃永玉赴河北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空閑時他突發奇想,採取畫配文形式集中創作一組“動物短句”(因當時他家住北京罐兒衚衕,故後來出版時書名為《罐兒齋雜記》)。所畫動物中,包括貓頭鷹,其短句為:“白天,人們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我,夜晚我為他們工作。”這些閒情逸緻之作,顯露出黃永玉的機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發後,這些作品卻被知情者揭發檢舉,指責它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甚至還把黃永玉押至中央美術學院開會批鬥。

然而,黃永玉怎麼也沒有想到,八年後,又一次的隨意之作《貓頭鷹》,再度引火燒身,且比第一次來勢更為兇猛,處境更為險惡,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結束在河北「五七幹校」的數年勞動生活,黃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時,北京飯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樓,據各方回憶,時任總理的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畫家為北京飯店新樓進行美術裝飾。對於被打入“另冊”並息筆多年的這些畫家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高興的轉機。黃永玉應邀前來,具體負責整座新樓的美術佈展設計。同時,中央大廳將有一幅圍繞四周的《新長江萬里圖》大畫,由袁運甫、吳冠中、祝大年和黃永玉四人負責。於是在1973年10月,黃永玉有了一次從北京到上海、蘇州周遊,然後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峽寫生的旅行。

啟程之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黃永玉在老朋友、畫家許麟廬的家中,應邀隨手在一個冊頁上畫了一幅貓頭鷹,風波由此埋下了伏筆:

老許拿出一本冊頁說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畫家放在這裏的,請他順便約請朋友為他畫點畫。我那天因為在準備旅行的雜事,心情不安定,怕畫不好。許說,你就隨便來兩筆貓頭鷹吧!於是我就真的「隨便地」來了這麼一張以後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個多月後拿來“進貢”的這幅東西……

臨返北京的前兩天,聽到一點風聲:北京正在開展一個「批黑畫」的運動,且擴大到全國追查「黑畫」,“由江青同志親自挂帥”,其中主要的「黑畫」是一張貓頭鷹……

我聽了之後居然一點都不在乎,還懶洋洋地說:「唉!畫一張貓頭鷹算什麼呢?我不是也常常畫貓頭鷹的嘛!」

沒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黑畫事件」按說主要是針對為北京飯店新樓創作的一些作品,黃永玉似乎不應被牽連其中,因為他的工作是負責整體佈置設計,並不提供作品。個中緣由一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有機會看到了一批相關檔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個會議在北京的友誼賓館召開:

周恩來總理的病情急劇惡化,江青一夥豺狼對他的迫害卻決不手軟。9月起搞起所謂「儒法鬥爭」影射文章,把原來的“批林整風”扭轉成“批林批孔”,對周恩來作殘酷的“病床圍剿”。但是還嫌不夠生動,不夠普及,不夠響亮。如何不只在“理論”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藝術上作一些突破,成為他們迫切的心情。

在這個重要的小會上,邵宇提出了「黑畫」問題。發表了相當長的一席“揭發”。首當其衝地被具體提出來的罪證,就是我在畫家宋文治冊頁上作的一幅《貓頭鷹》(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為他畫的那張)。

邵宇的這一下無疑啟發和擴大了「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總理的想像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誼賓館的小會提出貓頭鷹的「黑畫」之後, 即積極進行全國性的「黑畫」追查活動。(《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由此,「黑畫事件」大幕拉開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嚴厲批判《中國畫》畫冊,這被認為是「黑畫事件」的正式開始:

《中國畫》這本畫冊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為了出口宣傳的需要,由當時的外貿部門印製的一本出口畫樣本,作為工藝品出口的廣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發起了對《中國畫》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姚文元拿著這本畫冊,蠻橫地指責是「黑山黑水」、“復辟逆流”,說它是什麼“迎合西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貨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畫冊”。畫冊里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畫面充滿盎然生機。對此,姚文元居然寫下了這樣的批示:“這幅畫在畫幅的上端畫了幾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畫突出地描繪了一隻怒氣沖沖的公雞。這隻公雞嘴緊閉,冠高豎,頸羽怒張,雙爪抓地,翻著白眼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隨時準備向‘春天’飛撲過去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氣和架勢……這哪裏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在這隻怒氣沖沖、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的公雞身上,寄託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四人幫」批「黑畫」運動始末》)

一場風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黃永玉回憶說,他的《貓頭鷹》開始掛在「黑畫」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掛在了第一位。一幅從非正式作品中搜集來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畫」中首當其衝的討伐對象,實出乎人們意料。

相關文化部門理所當然成了「黑畫事件」的“推動中心”,這就是國務院的“文化組”。需要說明的是,「文革」爆發後,文化部被“砸爛”而不復存在,此時國務院負責文化的部門名叫“文化組”。重新組建並恢復“文化部”名稱,要到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之後。“文化組”期間,擔任組長的是政治局委員吳德,但他同時也是北京市委負責人,因此,主持“文化組”日常工作的是副組長於會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時,于會泳出任部長。「黑畫事件」正是發生在由“文化組”向“文化部”過渡的時期。

在衛勝的討伐檄文中,創作《貓頭鷹》的黃永玉被冠以「炮製者」,對他的批判極為猛烈和嚴厲,甚至他在「文革」前創作的“動物短句”,也被捆綁在一起予以批判。黃永玉回憶說,他在宋文治冊頁上所畫的貓頭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根據貓頭鷹的習性而畫。貓頭鷹晚間捕食、活動,白天休息,但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這就成了他“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證明而惹火燒身。

(摘自《追尋「黑畫事件」始末》,《書城》2008年8月號,有刪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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