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黑畫事件」始末：黃永玉與貓頭鷹(圖)

 

 

自開始走上藝術之路那天起，黃永玉就註定與貓頭鷹有著不解之緣。目前所見黃永玉最早發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為兒童文學作家賀宜的作品《野旋童話》所作的插圖，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貓頭鷹》。

黃永玉看百科全書，知道一隻貓頭鷹一年大概可食一千隻老鼠，為人類節約一噸糧食，故喜歡根據所畫貓頭鷹數量，題上「一噸」、“五噸”的字樣。不過，他沒有想到，喜愛畫貓頭鷹卻兩度引火燒身

第一次發生在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時。

在此之前，黃永玉赴河北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空閑時他突發奇想，採取畫配文形式集中創作一組“動物短句”（因當時他家住北京罐兒衚衕，故後來出版時書名為《罐兒齋雜記》）。所畫動物中，包括貓頭鷹，其短句為:“白天，人們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我，夜晚我為他們工作。”這些閒情逸緻之作，顯露出黃永玉的機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發後，這些作品卻被知情者揭發檢舉，指責它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甚至還把黃永玉押至中央美術學院開會批鬥。

然而，黃永玉怎麼也沒有想到，八年後，又一次的隨意之作《貓頭鷹》，再度引火燒身，且比第一次來勢更為兇猛，處境更為險惡，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結束在河北「五七幹校」的數年勞動生活，黃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時，北京飯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樓，據各方回憶，時任總理的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畫家為北京飯店新樓進行美術裝飾。對於被打入“另冊”並息筆多年的這些畫家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高興的轉機。黃永玉應邀前來，具體負責整座新樓的美術佈展設計。同時，中央大廳將有一幅圍繞四周的《新長江萬里圖》大畫，由袁運甫、吳冠中、祝大年和黃永玉四人負責。於是在1973年10月，黃永玉有了一次從北京到上海、蘇州周遊，然後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峽寫生的旅行。

啟程之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黃永玉在老朋友、畫家許麟廬的家中，應邀隨手在一個冊頁上畫了一幅貓頭鷹，風波由此埋下了伏筆:

老許拿出一本冊頁說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畫家放在這裏的，請他順便約請朋友為他畫點畫。我那天因為在準備旅行的雜事，心情不安定，怕畫不好。許說，你就隨便來兩筆貓頭鷹吧!於是我就真的「隨便地」來了這麼一張以後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個多月後拿來“進貢”的這幅東西……

臨返北京的前兩天，聽到一點風聲:北京正在開展一個「批黑畫」的運動，且擴大到全國追查「黑畫」，“由江青同志親自挂帥”，其中主要的「黑畫」是一張貓頭鷹……

我聽了之後居然一點都不在乎，還懶洋洋地說:「唉!畫一張貓頭鷹算什麼呢？我不是也常常畫貓頭鷹的嘛!」

沒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黑畫事件」按說主要是針對為北京飯店新樓創作的一些作品，黃永玉似乎不應被牽連其中，因為他的工作是負責整體佈置設計，並不提供作品。個中緣由一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有機會看到了一批相關檔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個會議在北京的友誼賓館召開:

周恩來總理的病情急劇惡化，江青一夥豺狼對他的迫害卻決不手軟。9月起搞起所謂「儒法鬥爭」影射文章，把原來的“批林整風”扭轉成“批林批孔”，對周恩來作殘酷的“病床圍剿”。但是還嫌不夠生動，不夠普及，不夠響亮。如何不只在“理論”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藝術上作一些突破，成為他們迫切的心情。

在這個重要的小會上，邵宇提出了「黑畫」問題。發表了相當長的一席“揭發”。首當其衝地被具體提出來的罪證，就是我在畫家宋文治冊頁上作的一幅《貓頭鷹》（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為他畫的那張）。

邵宇的這一下無疑啟發和擴大了「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總理的想像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誼賓館的小會提出貓頭鷹的「黑畫」之後， 即積極進行全國性的「黑畫」追查活動。（《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由此，「黑畫事件」大幕拉開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嚴厲批判《中國畫》畫冊，這被認為是「黑畫事件」的正式開始:

《中國畫》這本畫冊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為了出口宣傳的需要，由當時的外貿部門印製的一本出口畫樣本，作為工藝品出口的廣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發起了對《中國畫》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姚文元拿著這本畫冊，蠻橫地指責是「黑山黑水」、“復辟逆流”，說它是什麼“迎合西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貨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畫冊”。畫冊里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畫面充滿盎然生機。對此，姚文元居然寫下了這樣的批示:“這幅畫在畫幅的上端畫了幾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畫突出地描繪了一隻怒氣沖沖的公雞。這隻公雞嘴緊閉，冠高豎，頸羽怒張，雙爪抓地，翻著白眼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隨時準備向‘春天’飛撲過去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氣和架勢……這哪裏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在這隻怒氣沖沖、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的公雞身上，寄託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四人幫」批「黑畫」運動始末》）

一場風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黃永玉回憶說，他的《貓頭鷹》開始掛在「黑畫」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掛在了第一位。一幅從非正式作品中搜集來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畫」中首當其衝的討伐對象，實出乎人們意料。

相關文化部門理所當然成了「黑畫事件」的“推動中心”，這就是國務院的“文化組”。需要說明的是，「文革」爆發後，文化部被“砸爛”而不復存在，此時國務院負責文化的部門名叫“文化組”。重新組建並恢復“文化部”名稱，要到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之後。“文化組”期間，擔任組長的是政治局委員吳德，但他同時也是北京市委負責人，因此，主持“文化組”日常工作的是副組長於會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時，于會泳出任部長。「黑畫事件」正是發生在由“文化組”向“文化部”過渡的時期。

在衛勝的討伐檄文中，創作《貓頭鷹》的黃永玉被冠以「炮製者」，對他的批判極為猛烈和嚴厲，甚至他在「文革」前創作的“動物短句”，也被捆綁在一起予以批判。黃永玉回憶說，他在宋文治冊頁上所畫的貓頭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根據貓頭鷹的習性而畫。貓頭鷹晚間捕食、活動，白天休息，但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這就成了他“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證明而惹火燒身。

（摘自《追尋「黑畫事件」始末》，《書城》2008年8月號，有刪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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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於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借小說《水滸傳》中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把故事引申開來，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詳細刻畫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歷程，明寫宋代，實為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後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毛澤東酷愛讀書喜發議論，他曾先後五次評價過《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工作彙報時同萬里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小範圍解禁，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這些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21冊，正文20冊，200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第三次是在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說，後者只「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澤東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做「明朝的真正的歷史」來讀的。他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築領域鬥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澤東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逄先知，龔育之，石仲泉主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

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一股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失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裏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16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裡，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只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慾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里的奮鬥。《金瓶梅》沒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於骯髒。

毛澤東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並多次評價之，全在於《金瓶梅》的寫實性，它是我國社會現實主義小說的開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或再現帝王將相的風雲業績，或褒揚草莽英雄的心秉忠義，或描寫仙佛神魔的奇異行徑，這些不尋常的內容顯然遠離了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而《金瓶梅》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實的日常生活，誠如清人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言：「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裏。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操筆伸紙做出來的。」這種對日常生活的細緻描摹，在我國小說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惟其細緻，才更真實更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明史專家吳晗早在30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會史。

現在，《金瓶梅》的價值已被廣泛認可，無論《美國大百科全書》也好，《蘇聯百科詞典》也好，《法國大百科全書》也好，都說《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文學評論家們認為《金瓶梅》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而歷史學家們則認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

本文摘自《毛澤東軼事》，劉繼興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