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華時這位日本首相對周恩來說:從明天起請多關照

編者按：中國與日本比鄰而居兩千年。兩國關係經歷了跌宕起伏，路遇崎嶇波折，又迎來轉圜。無論何時，兩國民眾對彼此的關注始終如一。

從二戰結束到現在，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人眼中的「中國觀」也幾度改變。

「變化」貫穿了整個新中國的發展階段

「廣場上聳立的天安門城樓朝南面對著正陽門，五十多萬群眾帶著鮮花走上天安門廣場參加國慶節慶典。」

「從北海公園高處眺望整個北京城，可以看到插著紅旗的建設工地一處接著一處，西直門外的大學建設和東邊北京棉紡工廠的第一、第二工廠和宿舍的建設正如火如荼……」

這是上世紀50年代第一批日本訪華團記者筆下的「新中國」。

　　作為二戰後首批新聞訪華團成員，《朝日新聞》記者山田友二1954年10月發表的報道。新華社記者梁賽玉攝

1954年10月，來自《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每日新聞》等日本主流媒體的12名記者隨日本議員和婦女代表團一道前往中國，從廣州入境到北京、上海和瀋陽等地。

在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們用文字和照片向日本民眾傳遞出一個「新中國」的形象。

這些新聞史料都被日本學者、岩波書店前總編輯馬場公彥收錄在《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中日復交》一書中。

他勾勒出日本眼中的「中國觀」（意為日本人對中國的認知）。

在馬場公彥看來，這是一個「新鮮而活潑的新中國觀」，「變化」貫穿了整個新中國的發展階段。

「新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

馬場公彥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回憶說，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知識分子界對中國懷著一種贖罪的心情，他們認為戰時日本對中國的印象是錯誤的。

戰時日本主流輿論認為中國發展滯後且沒有構建現代國家的能力，而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日本社會則產生了「新中國」的概念——「新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是中國人當家做主的中國。

　　作為二戰後首批新聞訪華團成員，《朝日新聞》記者山田友二1954年10月發表的報道。新華社記者梁賽玉攝

「那裏每個人都很積極向上。（中國）雖然還很貧窮，但蘊含著成長性，人們奮鬥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馬場公彥告訴記者。

「從1945年到1972年這二十多年裏，有相當多媒體人士寫過很多關於中國的新聞。當時出現了要學習中國的思潮。」

「北京正在巨變，而我也強烈感受到了新變化不斷發生。」《朝日新聞》記者山田友二1954年來華時如此記錄著自己的感受。

都可以看到這種「新變化」的中國像。

1954年訪華團團長安倍能成、女演員岸輝子等人在1955年召開的訪華團彙報會上的演講，更是將新中國的成長之姿傳遞到日本知識分子界中。

　　作為二戰後首批新聞訪華團成員，《朝日新聞》記者山田友二1954年10月發表的報道。新華社記者梁賽玉攝

「從明天起，請多關照」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來華訪問，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這一重磅新聞佔據了日本媒體的大幅版面。

「中日兩國政府9月29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的前夜，在北京的日本人無論到哪兒，都能感受到中國人友善的目光。」

「而當晚的人民大會堂，宴會結束後，周恩來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等兩國人員，手緊緊握在一起，深深看著對方說：‘從明天起，請多關照’。夜晚，關係無法割斷的兩國即將迎來新的起點，白日間喧鬧的風也停歇了，安靜地等待著一個值得紀念的早晨。」

這是當時《朝日新聞》記者西村記錄下來的場景。

從西村飽含情感的文字中不難感受到當時中日兩國人民對恢復邦交的激動和期待。

　　1972年9月，中日正式恢復兩國邦交前夜，《朝日新聞》記者分別在東京和北京兩地發出的報道，記錄了兩國民眾充滿激動的社會氣氛。

「相信未來一定會更好」

中日兩國建交後，民間交流並沒有立刻活躍起來。直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多日本人才可以直接前往中國各地，看到中國真實的一面。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次重要會議前，《朝日新聞》刊載的文章《中國要向何處去》記錄著當時的中國——

「面臨種種問題，中國需要‘脫胎換骨’……而談到在何處轉變，則應該以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這‘四個現代化’為目標。」

大熊貓、敦煌等迅速拉近了兩國民眾之間的情感距離。

　　1980年1月29日晚，中國贈送給日本的大熊貓「歡歡」抵達東京上野動物園。北京動物園主任李長德（右）和上野動物園園長淺倉繁春握手。新華社發

談到當下的日本「中國觀」，馬場公彥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現在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近三倍，如何與“大國化的中國”打交道，日本沒有經驗，但應當看到民間交流隨著悠久交往的歷史而延續下來。

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旅遊、留學等方面的交往密切。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赴日本旅遊觀光客首度突破800萬，日本赴中國遊客、留學人數也在增長。

「雖然過去幾十年來有所起伏，但旅遊觀光、留學等民間交流是兩國關係的基石，有了這些民間交流，相信未來一定會更好。」馬場公彥說。

「我期待更豐富的交流」

今年9月，馬場公彥赴北京大學任教。說起自己與中國結緣的經歷，他回憶道，1982年畢業旅行他第一次前往中國，彼時的中國還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於外國人還比較新奇。

之後數次訪問中國時，他發現，曾經大嗓門打電話的聲音變小了，人們走路的速度更快了。

50年代的北京和現在的北京。圖片來自網路

近些年再來中國，這位日本學者更是感受到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基礎設施建設熱火朝天，創新創業熱潮席捲各地，人們從追求物質富足逐漸轉向追求精神富足，這些都讓馬場公彥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樂觀。

中國。日本之所以存在錯誤「中國觀」的原因，主要是認為短時間內看到的中國形象便可以代表中國的全部。

「我們需要認真研究日中關係中的問題，更多挖掘和保存日中兩國共同的文化資源。我期待兩國未來開展更豐富的交流。我們要加深理解，為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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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於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借小說《水滸傳》中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把故事引申開來，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詳細刻畫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歷程，明寫宋代，實為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後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毛澤東酷愛讀書喜發議論，他曾先後五次評價過《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工作彙報時同萬里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小範圍解禁，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這些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21冊，正文20冊，200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第三次是在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說，後者只「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澤東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做「明朝的真正的歷史」來讀的。他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築領域鬥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澤東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逄先知，龔育之，石仲泉主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

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一股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失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裏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16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裡，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只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慾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里的奮鬥。《金瓶梅》沒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於骯髒。

毛澤東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並多次評價之，全在於《金瓶梅》的寫實性，它是我國社會現實主義小說的開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或再現帝王將相的風雲業績，或褒揚草莽英雄的心秉忠義，或描寫仙佛神魔的奇異行徑，這些不尋常的內容顯然遠離了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而《金瓶梅》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實的日常生活，誠如清人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言：「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裏。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操筆伸紙做出來的。」這種對日常生活的細緻描摹，在我國小說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惟其細緻，才更真實更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明史專家吳晗早在30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會史。

現在，《金瓶梅》的價值已被廣泛認可，無論《美國大百科全書》也好，《蘇聯百科詞典》也好，《法國大百科全書》也好，都說《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文學評論家們認為《金瓶梅》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而歷史學家們則認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

本文摘自《毛澤東軼事》，劉繼興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