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將帥文革之痛：中將當眾打上將耳光

吳法憲

1964年1月，京西賓館開始籌建，對外稱將建造「八一飯店」，設計為軍隊招待所，僅供接待國外軍事代表團和軍委內部會議使用，不對外營業。同年9月1日，飯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營業。時任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根據其地理位置定名為“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算不上富麗堂皇，卻高大寬敞。實際上，它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下屬的賓館，後來成為中央討論和決定重要問題的場所之一，具有同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義。「文化大革命」時期，它還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所謂的“走資派”的庇護所，一大批受到衝擊的開國將帥和地方負責同志在這裏暫避風雨。

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一堆熱水瓶擺在樓梯口

「文革」之初，受到衝擊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熏來京後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仍窮追不捨，組織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住在賓館七樓，同住這一層的還有韓先楚、皮定均等大軍區司令員。負責京西賓館警衛的北京衛戍區戰士把造反派阻攔在外面，不讓進去抓人。但南京造反派圍在賓館外面不走，並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樓上的許世友聽到外面的風聲，認為凶多吉少，和幾位老將一商量，馬上召集隨身的秘書、參謀和樓層服務員，加在一起約有20人，分成兩個戰鬥小組，每組把守一個樓梯口。皮定均叫人搬來一把椅子，請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說：「我們聽你指揮！」

許世友也不客氣，立即進入角色。他指揮人把電梯調上來，停在半空，說造反派往樓上沖，非爬樓梯不可；又叫人把各個房間的熱水瓶集中在七樓，分成兩撥擺在樓梯口，只等造反派衝上樓時，往下倒開水。許世友說：「這叫‘水雷彈’！不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嗎？我們不打、不罵，倒倒開水總是可以的吧？」說得大夥都樂了起來。許世友隨身帶著槍，作了最壞的打算。

對造反派的「抗擊」工作準備好以後，粗中有細的許世友沒有忘記用電話報告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並請轉報毛澤東。許世友說：“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恩來知道許世友的脾氣，向來敢說敢做，怕雙方鬧起來惹出大禍，立即讓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賓館做許世友的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許世友見徐向前來了，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什麼要污辱我？」

這件事人們議論起來都有些後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恩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有可能發生人命慘案。造反派經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出面勸說，撤出了京西賓館。從南京來抓許世友的造反派也回了南京，許世友安全了。

老帥們為保護蕭華免遭批鬥動了怒，「大鬧京西賓館」很快被傳了出去

1967年1月，陳伯達接見某派群眾代表，公開點了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名字，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瞬間，總政機關大樓里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恩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闢謠。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裏，江青緊張了，派人連夜把打倒蕭華的大字報覆蓋起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平息了。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爭論。

江青的觀點不佔上風，就節外生枝地打出了攻擊蕭華的牌：「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她還質問：“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

這時葉群站起來，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稿子，對著蕭華念起來：「你為什麼反對江青同志？你算什麼總政主任？你就是總是專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軍院校的師生檢討你的嚴重錯誤！」

葉群此舉引發軒然大波。葉劍英問她：「請問葉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麼新指示呢？」

葉群說：「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就反對誰，首長（林彪）也是堅決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後，她站起來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大家站起來跟著喊口號。蕭華也喊，但葉群馬上制止：“蕭華沒資格。”

陳伯達接著講話：「蕭華，你很驕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裏。你是紳士，不是戰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戰士。你把解放軍變成了私人軍隊，變成了資產階級軍隊。你是專門搞投機的，你的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蕭華不吭聲。江青轉而向會議提出，由徐向前主管總政工作。

會場上一時沉默，倒是蕭華說話了：「你們說完了沒有？允不允許我發言了？我參加革命幾十年，以共產主義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終是我熱愛的領袖。如果說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我承認，但是說我是‘三反’分子，我堅決不接受……」江青打斷他的話：“別說了，晚上到工人體育場，當著十萬革命群眾說去！”

葉劍英看勢頭不對，趕快離席打電話報告周恩來，隨後同聶榮臻退出了會場，以示抗議。

葉劍英回去後，立即將情況報告周恩來，要求制止批鬥蕭華。周恩來將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保蕭華，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報告？趕快制止。總政治部主任是能亂批的嗎？」周恩來立即向葉劍英轉達：“告訴他們，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

主持會議的徐向前發現葉群等幾個人發言都有發言稿，意識到他們顯然是事先預謀的，是搞突然襲擊。因為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老帥們也不知道江青、葉群代表誰的旨意。事關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會時宣佈：「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准外傳，這是一條紀律。」但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會後在排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傳達，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了，所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晚上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聽到風聲，立即從景山東街寓所後門跑出，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借車趕到西山葉劍英住所求救。

第二天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葉劍英左側，看到蕭華沒有來，故意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

這時，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說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話裏有話，生氣地對著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盛怒之下，徐向前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掉到了地上。

蕭華未被抓走令江青感到意外，連聲音都變了調：「你，你怎麼逃出來了？」陳伯達追問：“看來一定有人保護你了，是誰呀？”

一直不語的葉劍英說話了：「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說著，葉劍英也拍了桌子，傷了手骨。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鎮住了，不敢再提抓蕭華的事。

膽小的陳伯達怕蕭華真有「後台」，越想越不自在，當晚寫了一張紙條，通過軍委辦公廳電話傳給葉劍英，解釋說，19日下午開會，因為安眠藥吃多了，講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這個話他否定，要收回。

然而，所謂「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很快被傳開了。毛澤東說，「大鬧京西賓館」是相當大一件事，但地球還是照樣轉

1967年1月22日，聽到「大鬧京西賓館」情況的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將領們。受到衝擊的將領們在此時受到毛澤東接見，儘管對「文革」仍不理解，但對毛澤東本人卻充滿信任和敬意，紛紛向他訴說苦衷。

北京軍區的領導說：我們幾個常委都被包圍起來了，司令員楊勇被抓去了，還要抓副司令員鄭維山。

許世友站了起來，彙報他和一些同志躲在京西賓館仍受衝擊的情況，不禁情緒激動：「他們點名要揪我，我抗議。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麼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主席這麼久，把我們當地主一樣斗，我想不通！」許世友氣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澤東理論：“我們犯了什麼罪……”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就站在許世友旁邊，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說。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向毛澤東報告，說副司令員吳烈被包圍了。他說：「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

毛澤東習慣性地嘬著下嘴唇，看著將領們個個被整得變了樣，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中國現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個諸侯的戰國時期。」但他還是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又說：“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他也批評了造反派：“軍隊裏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衝就行了，一衝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

毛澤東既然這樣講了，將領們得到一些安撫，不好再說什麼。

1968年10月的最後一天，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後期，林彪、江青等對所謂「二月逆流」集中進行抨擊。但毛澤東在閉幕的即席講話中有所緩和：“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什麼？”

周恩來接話說：「京西賓館。」

毛澤東繼續說：「京西賓館嘛。它這個大鬧嘛，就證明它是公開出來的嘛，它沒有什麼秘密嘛。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倒是細節無須乎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呀，談哪，在桌邊上講過一些什麼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麼看重。如果黨內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麼好啰。所以，我說嘛，事情是相當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說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呀，或者地球就不轉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你那六七個人反對，這個地球讓它不轉嗎？」

怕宋任窮等人再受衝擊，周恩來指示立即修圍牆

1967年1月「奪權」風暴颳起後，中央將大軍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集中到京西賓館住。

周恩來十分關注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被安排住在六樓東頭的一個套間，經常有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來揪斗他。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宋任窮。仗著人多，一部分人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六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人繼續與警衛部隊糾纏。造反派氣勢洶洶地衝到六樓，有個別人趁機對宋任窮進行毆打，並把他拖到陽台上，準備用繩子將他從陽台吊下去，強行搶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繫繩子。傅崇碧立即指揮警衛部隊奪回了宋任窮。

周恩來對衝擊京西賓館事件很生氣，指示立即修圍牆。京西賓館現在的圍牆就是那時突擊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來，不無擔心地說：「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說：“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裏，您看行嗎？”周恩來果斷地說：“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

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傅崇碧親自指揮轉移這些老同志，秘密地來到了東高地。造反派見這些老幹部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沒有辦法，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賓館。1968年4月，宋任窮又從京西賓館轉移到海運倉的總參招待所。他去時，陳再道、鍾漢華、李成芳、秦基偉、甘渭漢、王必成、鮑先志、林維先、左齊等一批被打倒的領導同志已經在那裏了。宋任窮同陳再道在抗日戰爭期間一起在冀南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在艱苦的環境中並肩戰鬥，是患難與共的老戰友了。兩人在此相見，不禁感慨萬端。陳再道對宋任窮說：「現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厲害，挨過打，非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可毛主席到武漢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從外地先接到京西賓館的。我相信，我的問題最後一定會搞清楚的。」

聽傅崇碧說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周恩來不禁擔心起來

報通知，要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開會。

要他們來北京的文件是周恩來起草的，並要求工作人員用絕密電發出。同時，周恩來找到楊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的住宿和安全問題：「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住京西賓館。告訴賓館工作人員，一定要遵守紀律，注意保密。賓館警衛部隊不足可以增派，要絕對保證陳、鍾等人的安全。」

儘管周恩來作了這樣周密的部署，但陳再道等人進京住京西賓館的消息還是讓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們一到，吳法憲就找到武漢軍區空軍的劉豐，對他說：「你們這次要旗幟鮮明，狠斗他們。」

話，說造反派不答應，繼續向大樓衝擊。周恩來又打電話讓傅崇碧親自去。

傅崇碧趕到京西賓館時，里外一片混亂，人群洶湧，有上萬人。衝進一樓的造反派把窗戶都砸碎了，玻璃滿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佈周恩來寫的四條，造反派仍然不聽。傅崇碧急忙上樓，在警衛人員的掩護下，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個人弄進一個平時很少開的電梯內，讓電梯開到八九層中途懸停下來，熄了燈，而且告訴他們沒聽到規定的信號別出來。

造反派沒抓著陳再道，賴著不走。傅崇碧怎麼勸也勸不走。陳再道他們又不能在電梯裏呆得太久，沒辦法，傅崇碧只好打電話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聽說陳、鍾、牛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不禁擔心起來：「這樣保不保險？有沒有辦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辦法了。」傅崇碧最後說了一句，“可能還是要請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來立即找到戚本禹，嚴厲地對他說：「你們必須把沖入京西賓館的群眾勸走。否則，陳再道他們被抓走了，你們去向主席作出交代，我不管了。」

戚本禹看到周恩來生了那麼大的氣，也不敢怠慢，立即來到京西賓館。他一開口，造反派很快從京西賓館撤走了。

然而，文藝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賓館後，「三軍」造反派卻立即包圍了京西賓館。事後看，「三軍」造反派的行動是林彪派葉群到京西賓館找吳法憲、邱會作等串聯佈置的。葉群要求「三軍」造反派包圍京西賓館，“插紅旗、佔位子，靜坐遊行示威，連續搞他幾天”。還要求他們到處張貼打倒陳再道、鍾漢華，揪「黑後台」徐向前的標語口號。為了鼓勁，葉群讓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參加「三軍」造反派的遊行示威。她甚至親自出馬，邀江青、關鋒、戚本禹等人到京西賓館“看熱鬧”，讓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陪同，乘坐幾十輛小車圍繞京西賓館遊行，表示對「三軍」造反派的支持。

軍史上不多見的荒唐事：開國中將當眾打開國上將耳光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及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整個會議室坐得滿滿的。在武漢受傷的王力由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陪同，坐在輪椅上，也被推到了會場。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成員全都換穿了軍裝。

會議名義上是討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

會場有意佈置過：武漢軍區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會場，斜向主席台。陳再道和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著，就和接受審問一樣。

會議一開始，謝富治就搶先「開炮」：“‘七二○’事件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接著，受葉群指使的吳法憲赤膊上陣，且發言越來越離譜：「陳再道是武漢反革命暴亂的罪魁禍首，是鎮壓革命、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是劉少奇、鄧小平的打手、幹將和幫凶。……陳再道是中國的蘇哈托，是現代的張國燾，是鑽進革命隊伍里的蔣介石，是解放軍的敗類。陳再道盤踞的武漢軍區是個奸賊窩。」

周恩來實在是聽不下去了，先後三次打斷吳法憲的發言，要他講主要問題。

吳法憲仍不罷休，想起葉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幟’搶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給陳再道打包票，說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錯誤也打不倒。武漢問題，徐向前是有責任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徐向前忍無可忍：「這個話我講過，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講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調查了解嘛！」說罷，徐向前寫了個條子，遞給周恩來後便憤然離開會場。

會上，陳再道申辯說：「如果搞兵變，我總不能沒有幾個人，總不能不開個會吧？說我搞兵變，可以找人對證嘛！」

吳法憲不等陳再道把話說完，領著劉豐和幾個打手沖了過去，抓掉他們5個人的領章帽徽，拳打腳踢，不許他們講話。會議中間休息時，吳法憲等人趁周恩來不在場，帶頭並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對陳再道等人進行武鬥。吳法憲還上去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在休息室里的周恩來，接到秘書周家鼎的報告後氣憤地說：「真是荒唐！」當周恩來跑著趕了過去，要制止他們時，那些人已經溜掉了。

這次對陳再道的批鬥會，一直開到夜幕降臨還沒有散。陳再道一直低頭彎腰六七個鐘頭。他實在支持不下去，請求康生允許他們幾個坐下來。陳再道衝著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歲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沒等陳再道把話說完，康生就拉長臉，惡狠狠地訓斥說：「人可以變，你陳再道不要擺老資格，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陳再道為政委鍾漢華擦去滿頭虛汗，不禁鼻子一酸

第一次批鬥過去沒幾天，第二次厄運又降臨了。這一次來的人沒等陳再道開門，就一腳把門踢開了。一群佩戴造反派袖標的軍人，怒氣沖沖地闖進了房間，厲聲喝斥：「陳再道，你罪大惡極，知道不知道？」

說著，這些人連揪帶扯，把陳再道弄到了京西賓館十一樓會議室。會議室里，坐滿了「三軍」造反派的人。陳再道剛剛被推進門，立即有人站起來，扯著嗓子高喊：“打倒陳再道！陳再道罪該萬死！”

緊接著，鍾漢華和牛懷龍等人也被先後推進了會議室，打倒他們的口號聲隨之而起。陳再道被迫低頭彎腰站在前面。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則坐在會議室前排的位置上，也跟著「三軍」造反派喊口號。

這次批鬥會，一開始就是電閃雷鳴，風狂雨暴。

造反派問：「你一手策划了‘七二○’事件，你為什麼說沒有？」陳再道答：“我沒有策劃嘛。我跟誰說過？跟誰開過會？”

……

因為知道自己有口難辯，陳再道只好說：「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支左’中的錯誤，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都可以認認真真地作交代。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搞‘兵變’的罪行，再進而交代出搞‘兵變’的‘黑後台’，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無論如何也交代不出來。」

造反派很奇怪：「為什麼？」

陳再道很坦然：「我沒搞。」

造反派像是被羞辱了一般，用武鬥發泄著不滿。陳再道被他們打倒在地，又被揪起來，不知來回折騰了多少次。陳再道低頭彎腰忍受著，汗水濕透了衣服，頭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把腳前的地板浸濕了一片。

批鬥會後，為挖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還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但並沒撈到任何證據。在周恩來強令之下，他們才把搶走的文件退回。

陳再道等在京西賓館被揪斗的情況，很快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為避免造反派再次批鬥，周恩來決定把他們送到西山暫避一時。

於是，陳再道和鍾漢華離開了京西賓館，被一輛汽車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溝，住進了一支工兵部隊的營房裏。這裏的物質條件很差，但環境、氣氛要比京西賓館好。部隊幹部、戰士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反革命」，盡量從各方面給他們以照顧。然而，那些“奮鬥不止”的「三軍」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仍然揪住他們不放。每當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造反派就從城裏派來汽車，把他們拉到京西賓館，繼續進行批鬥。這樣的批鬥會，一般從晚上八九點鐘開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才結束。有一次，鍾漢華挨完批鬥，由於精神、肉體受到難以承受的折磨，臉色非常難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個勁兒從額頭、臉上往下掉。陳再道、鍾漢華是被扶上汽車的。到車上，鍾漢華還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閉，十分吃力地喘著粗氣。陳再道讓鍾漢華靠在自己肩頭上，為他擦去汗水，問道：“老鍾，你怎麼樣？不要緊吧？”“不要緊，老毛病。”鍾漢華睜開雙眼說，“這一夜低頭彎腰挨斗，大概是血壓又上去了。我感到心裏難受，腦袋發暈，四肢無力，渾身發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會好的。”

陳再道望著鐘漢華的面容，撫摸著他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不禁鼻子一陣發酸。他對鍾漢華說：「老鍾，堅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鍾漢華凄然一笑，緊緊地握住了陳再道的手。

陳再道、鍾漢華在橡皮子溝的營房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周恩來又派車把他們接回到京西賓館。到京西賓館後，傳達了毛澤東的三條指示：第一條，好好休息；第二條，注意安全；第三條，有錯誤就檢討。但實際上，儘管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他們仍然不斷地遭到批鬥。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被送到解放軍政治學院接受批鬥。大約呆到1968年初，又搬到了海運倉總參招待所，那裏已住了一大批受衝擊的將領。直到1969年8月1日之後，已轉移到北京郊區某部的陳再道等接到通知，立即去京西賓館。他們到賓館剛坐下，一位軍隊負責人走了進來，告訴他們說：「10天前，毛主席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把你們接到賓館住下。主席經常打聽你們，因為我工作忙，耽誤了，讓你們多吃了幾天苦。」

這些跟隨毛澤東大半輩子的將軍們大多「吃軟不吃硬」，一聽說毛澤東還在關心著他們，頓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情，像孩子般流下了熱淚。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應該與科學家親密合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總後勤部衛生部要我在這裏講一些問題。我對軍隊醫學科學情況不熟悉。今天上午有些同志向我彙報了一下，我現在就根據彙報的情況來講。另外，地方上的自然科學，包括醫學在內，我管得多一些；對於中國科學院、高教部等的工作情況，也了解得較多，我現在也根據這些情況來講，而且多講一些，供大家參考。

中央對於知識分子的安排問題，在最近召開的政協會議上，周總理作了報告，例如：關於如何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如何組織科學研究工作，如何使用老的科學家的力量，十二年，即到一九六七年要趕上世界科學水平，再過二、三十年要超過世界水平等。這些大家都知道了。根據中央農業合作化四十條〔1〕的指示和周總理的報告，科學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規劃〔2〕，規定十二年應達到什麼，中心題目及其下的題目，規定時間、物質、助手等各種條件的保證，赴蘇留學，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各應達到什麼目的等。中央的決定、號召是正確的，問題是下面如何執行。一九五六年一月份過去了，二月份也快過去了，但下面的轉變如何，就是在醫院裡、實驗室里、教室里、行政負責人（院長、校長、所長等）、政治領導人（政委、黨委書記、協理員、支部書記等）是否都執行了中央新的指示？根據我們了解，下面不顧中央的指示，還是搞自己的老一套。

目前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礙，不是科學家，而是行政幹部，具體的領導幹部。粗暴的態度，冗長的會議，驕傲自滿，以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來的，將科學「抵掉」了。今天請我來講話，我是沒有好話講的。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學校里、醫院裡來考驗。在懷仁堂，科學家是滿意的，但在醫院裡、科學院裏、大學裏就不然。有些科學家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對這些具體領導幹部的領導，而不是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所以關於貫徹中央指示方面，部長、校長、院長、黨委書記應該首先自我批評。

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科學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宗派情緒，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願合作等，但六年以來，經過政治運動學習，已有很大改變。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點。如抗美援朝，購買公債等，他們貢獻很大。科學專家的缺點（我們幹部也有），不是、也不會是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的主要原因和障礙。要十二年趕上世界科學水平，非科學家不可。科學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無論哪一個科學家都願意研究。哪一個外科醫生不想看病、開刀，做些理論研究？哪一個科學專家不想看新的東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們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樣，否則就無法進行工作。科學家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作風、生活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有的，但六年來基本上已有所轉變。重點不要弄錯。問題不在科學家而在領導上。六年來資產階級分子改變了，我們也對他們寬大。資產階級分子已將資金獻出來，怎麼還能說他們「五毒」〔3〕？但我們對知識分子為什麼就不能寬大？中央指示，聽說你們已傳達到了五、六遍，但還不夠，還是要講。因為問題主要在於具體的領導幹部，愈到下面愈壞。

當然這也不是說，領導幹部對科學家有壞意，主要毛病是對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按照部隊方式來領導科學。聽說你們的醫學科學院，為了保密，晚上將實驗室鎖起來，不讓專家進去。這等於不許連、排長到連隊裏去。這是愚蠢！相信他，為什麼還要這樣？連、排長應當一天到晚到連隊裏去；假使只有上操的時候才到連隊，一定不是好的連長、排長。專家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實驗室，半夜也可以去；也許會想起一個問題連飯都不吃。如不這樣，就不能進行科學研究。科學家不能按時上下班，一有心得就要去實驗室。中國協和醫學院派男同志去當婦產科的協理員，這十分不合理。為什麼這樣糊塗？條例規定指揮軍官不能派女同志，但不合理的條例，為什麼不請示？我們可以改。西北大學一位研究麥種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對米丘林學說，崇拜英美，這顯然是不對的。但不能強迫命令他。現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總是會被相信的。他還有一個毛病：他的實驗室不許別人進去。人家懷疑他在裏面倒底在搞什麼名堂。於是我們的幹部將他調出去考察，而在他離開後，就將他的實驗室大門打開，把他搜集的麥種都搬出來，摻混在一起，撒了滿地。這個教授回來，大哭一場。這教授有不對的地方，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公開宣傳，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採取這種辦法。這倒是一個「調虎離山」計。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們不能用這些反科學的外行辦法，強不知以為知的辦法來對待科學研究工作。這些辦法如不糾正，科學就不能開展起來——就是障礙。

孔夫子曾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就是說，不要強不知以為知。很多同志缺乏毛主席諄諄告誡我們的：要謙虛，要戒驕戒躁，要抱虛心學習的態度。毛主席一再指出要向工人、農民群眾學習，我們現在搞科學，就要向科學家學習。應當尊重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的工作不要強加無理的干涉。中央指示的意思很多，但主要是反對強不知以為知。不懂就應該學習。粗暴的方法是不對的。不久前，毛主席對我講，領導科學，我們共產黨有一個法寶：首先說，我不懂科學；我只可供給你條件，向你要科學成果；我們只能做驗收員。我們給他們條件，三年、五年沒有成果．他們自己也會不好意思。

在政治上，人家聽我們的話，服從我們的領導，但在科學方面，我們要服從科學家。不要弄得彼此不能見面，傷了感情，也不要牽涉到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毛主席這些原則問題上去。科學家在政治上反對我們黨、政府，是沒有這樣嚴重的，主要是牢騷，因為條件不夠，沒有機會，工作沒有成果等，這仍還牽涉到我們的領導。毛主席再三講，我們要虛心，要向科學家學習，聽他們的話。不尊重人家的意見，自己又不懂，假使發生爭執，我要無條件地支持科學家。總之，關於政治安排，科學家要向黨內同志學習，聽黨內同志的話；關於科學安排，必須聽科學家的話，放下架子，當小學生，否則，什麼物理、化學、原子能、醫學，都搞不起來，中醫也搞不起來。希望饒部長、宮乃泉同志、史書翰同志等總後衛生部的領導同志，將我這些話傳達給各級幹部。這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掌握武裝。其後在一九二七年，我們重新搞起，這時主要的就是需要有一支武裝。因為中國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敵人，以武裝來反對我們，使我們無立足之地。敵人寧可錯殺一干，不願漏掉一人。南京雨花台不知槍殺了多少人。沒有武裝，其他一切工作如地下工作等，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一下子就會給敵人抓去。但要搞武裝，當時沒有幹部，於是就派幹部—一主要是知識分子去學，因為知識分子比工農分子學得快。大量的知識分子幹部穿軍裝，學軍事，這樣就發生了懂與不懂的問題。也有一些從軍隊出身的幹部，但主要還是把俘虜過來的兵，馬上讓他們干軍事。當時毛主席就這樣指示：你們這些政委（知識分子），在軍事上，不要去干涉他們，走遠一點，讓他們去干；要向俘虜兵學習，起碼五年，等你們學會了，也就可以管軍事、當司令員。

這個故事雖很簡單，但意義很大。給專家以足夠的信任和方便，因為干涉太多，他就會不幹，應放手讓他們去干，然後向他們要成績。有病人，就讓他們去開刀，要他們治好；若是你自己跑到開刀房，說，我來開，就會把病人開死。麥種是人民的財產，有什麼理由把它搞翻？這也就是領導方法的問題——領導也是很容易的，只要加以組織和支持就行。但不用這個方法就總「說不攏」。

因此，今天執行中央指示，障礙在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已很明顯，不在科學家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中央指示中肯定了他們的缺點是次要的，決不會障礙科學的開展。

我們希望科學家有主張。我對於那位研究麥種的教授是佩服的。他沒有認識到米丘林學說，就不相信，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見解，這並不錯，雖然他的見解是不對的。共產黨不歡喜「唯唯諾諾」。列寧講，共產黨員的重大特點就是有自己的主張，維護自己的利益；假使錯了就改正。當面講好，背後亂罵，“怕肅反鬥爭我”等的這種唯唯諾諾態度，這種合作，是虛偽的。大家在一起應該很愉快，亦可批評，亦可吵架。學術上沒有爭論是不對的。共產黨實事求是，什麼人都可批評，如這次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就有很大的爭論、批評。批評有對的，也有錯的；但錯的就不採納。

需要掃除的科學開展的障礙，主要即為具體領導幹部的強不知以為知。我們下面的各級領導幹部並沒有真正體會到中央的意圖。只有尊重科學專家的意見，才能指揮他們。他們不會反抗黨，也不會跑掉。他們的要求並不高，只是要個實驗室，發表幾篇論文，取得聲譽。這些要求還不批准，如何領導科學？

基督教徒做禮拜才能得到安慰，科學家只有做科學研究工作才舒服，離開了就恍恍惚惚。我們共產黨員離開了黨，就難以生活，要哭。為什麼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想想人家的這種心情？不想，就是主觀主義。不能只喊口號，光喊不動。希望你們響應中央號召，打開研究工作的局面。

科學家的毛病如：思想作風、宗派、小集團等，經過六年來的社會運動、思想改造，是已經給他們很多幫助，打開了他們的眼界。但有些單位規定他們讀些著作（如聯共黨史學了六年），出些討論題等，效果是不大的。改造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們大量的搞科學研究，展開學術上的爭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轉變他們的思想觀點。我們不是要讓每個科學家都成為馬列主義理論家；只要一般懂得時事、政策就行。要保證六分之五專業活動時間。聯共黨史學了六年，但研究工作還是一樣，這有什麼好處？政治學習是必要的，但不能冗長，應生動活潑，不浪費時間。開會應有準備，不要妨礙他們的業務。我們有些政治幹部給專家上課，理論還及不到他們，還硬要他們聽。政治學習應組織得精幹，報告應是聽了以後，鼓掌，下次再來，不要搞五、六個鐘點。

無論哪個科學家都愛國，都有人民的正義性，都希望祖國人民好起來，都願意對人民有所貢獻。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即使在家庭中也能出現浪子；出了浪子，不能就把他開除出去。科學家的缺點，應該當作我們自己的缺點。我們的幹部有缺點，我今天講得多一些，大家聽了，可能痛快些，但希望專家們也不要誤會。這些領導同志的缺點，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是可以糾正的，他們也都是為了國家人民。大家都是同志，不能只看到缺點，看不到貢獻。兩方面互相砥礪，就一定會團結得好。這是我今天所講的主要一點。

我現在要求你們科學家在具體單位所遇到的障礙，都向我提出來，我一定同你們解決。我負責這個工作，做不好也要檢討；你們把困難提出來，也是幫助了我。我在地方上負責管科學，我在軍隊也可以元帥的身份找有關部門算總賬、解決問題。

我國文化經濟落後，過去就是吃了這個虧，我們一定要埋頭二十年，卧薪嘗膽，趕上去。如不克服落後，就與大國的稱號不相稱。而克服落後就要與科學家合作。光給科學家當代表、當模範、宴會碰杯，但沒有主要的給科學家以研究工作的條件是不行的。

我國的土地使用面積與蘇聯差不多，是個大國，人口比他們多，歷史有數千年。我國文化，長期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自然科學也是一樣。這是光榮傳統。近代是落後了。現在我們有優良的社會制度，有偉大的朋友蘇聯幫助，不能不爭氣。現在我們趕不上，就是我們後代沒有用——不是科學家沒有用，而是共產黨沒有用，因為克服落後的規劃是應該由共產黨負責的。

我們的前途是偉大的。我們應該出自然科學方面的偉大的科學家，像巴甫洛夫、米丘林——這是蘇聯的光榮。我們現在已出現了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毛澤東，文學家魯迅。毛澤東同志最近又創造性地發展了資本主義和平改造的理論。我們的自然科學家為什麼就不行？我國有很多有利條件，如地大物博，人多，愛勞動，黨的領導等，有了這些有利條件如還不能使科學發展，這就要怪具體的領導幹部。我們的科學家是有力量的，只要黨很好的領導，而黨的領導是正確的，問題是下面如何做，所以領導問題不在黨中央、毛主席，而在下面具體的領導幹部，從我算起。

另外來看體育問題。六年以來，我們的進步比西歐二十幾年都快，有十多項創造了新紀錄。這也不是什麼簡單的。過去蔣介石集團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不但沒有得分，而且根本不及格。今年又要開奧林匹克運動會，假使我們參加，雖然不至於第一，但有些項目得第二、第三或第四、第五是可能的。過去比賽吃雞蛋，現在有些國家還輸給我們。我們才不到十年，再有一些時間鍛煉，成績一定會更好。這原因就是因為聽了體育教練員的話。所以我們要尊重專家的意見。我們應提倡有領導的自由的研究，不要強不知以為知。

應該與科學家親密合作，關心他們。在政協會議上，毛主席親自與專家談話、握手、拍照、招待吃飯。我們至少應該學毛主席的這種做法。但我們的院長、校長怎麼樣？是否與專家談談，去專家家中看看，建立同志間的友誼？關心不關心？我看都是官僚主義。你有汽車，人家有沒有汽車？人家去一趟圖書館、實驗室，在路上就要化二、三個鐘頭。毛主席說，有貢獻的科學家的待遇應該比我主席的還高。美國荷里活演員，有的薪水比羅斯福的高。美國有侵略政策，是不好的，但是當初在那一個歷史時期作為進步的美國資產階級革命，有些遺留下來的東西還是好的。對於專家，應個別談，專門談，不要一律聽報告，與連隊一般要求。星期天可以讓他們看電影、游公園。我們的領導一般化，不能對症下藥，牛頭不對馬嘴，離要求很遠。

以上是我所講的第一個問題。現在再簡單地講一下第二個問題。

地方各方面技術人員正在安排。有人對國防工作不感興趣，想轉地方。你們不要認為只有在軍隊才遇到重重困難；我說，天下老鴉一般黑，到地方上也是一樣會遇到。這些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軍隊、地方，在看病方面是一樣的，但在軍隊應提到特別重要的地位。軍事醫學很重要，並不會妨礙你們的工作。只要領導上這一關過了，就可以發揮你們的天才，是不會埋沒你們的。今後博士、副博士學位等，軍隊、地方都有。醫學科學院，要從中國科學院獨立建立，地方有一個，軍隊也有一個。科學應交給大眾，小的地方都可做研究工作。我希望你們還是留在軍隊，安心下來，不要挑工作崗位。但軍隊的領導同志就要注意。假使你們做得不好，來了沒有工作，還要受氣，那麼，他們走到地方，我就會收。

中央的指示，下面有的地方可能還沒有執行而轉過來。也可能這裏轉了，走到另一個地方，沒有轉，就又要碰釘子。所以應該選定一個工作崗位，干到底；在軍隊，各放異彩。

第三個問題，關於時間安排，就是保證六分之五專業活動時間問題。星期天不能佈置什麼會議、演講。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一星期應有五天用於專業活動。總政規定：半天政治學習，半天軍事學習，半天黨團活動，一星期共有三個半天，這值得商量研究，醫生一不看病，二不開刀，成了馬列主義專家。我們政治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搞好科學研究，為了治病，而不是為政治學習而學習。醫生學馬列主義，不學開刀，至多只能成為一個蹩腳的馬列主義專家；應該在醫學方面放異彩。總政、總參必須根據中央六分之五專業活動時間的規定，重新考慮。

科學研究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生產，不是容易的。往往十年、八年，甚至孜孜一生，也不一定有成就。科學研究的成果，不是變戲法，一下子可以得到，須有耐心。有的科學家終生研究，沒有成果，但還是令人欽佩的。也許一、二十年，一代、二代、三代才能有成果，這就需要極高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甚至要以犧牲自己的健康為代價。即使多少年沒有成果，但這種精神還是好的。在科學研究中，不容許有淺薄的人；淺薄是與科學研究不相容的。

科學研究與實際聯繫，不要機械唯物論，認為非要直接解決實際問題不可；也要有間接的聯繫，即理論研究，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些科學研究，可能目前並無好處，但將來會大有好處。一個科學家提出了一個新的公式，對目前治理黃河沒有好處，但也許在若干年後，就有了重大的意義。所以理論研究不能取消。但主要的研究題目，應放在解決實際問題——在目前來講，主要就是關於農業合作化四十條。

上海一個研究機關研究一種蓖麻蠶，不用桑葉，到處可以養。目前無用，但如成功，將來全國都可以穿綢子，功用很大。同時還試驗了無性生殖，獲得成功，這又大大的打破了成規和傳統看法。這個實驗室只有幾個人、一間房子，很簡單，但這研究卻已有了世界意義。所以對待科學，不要戴近視眼鏡，要戴望遠鏡。搞不起來，不要改變臉色；對失敗者應給以鼓勵。不要小人見識，要落落大方，這是領導風度問題。過去，科學家沒有成就，就受到輕視；今天我們新社會不應這樣，要改變過來。對失敗的，我們應同情，不應加以批駁。一千次失敗，一千零一次就可能成功了。有的需要限期完成，解決目前問題，但目光也要放得遠一些，對目前沒有什麼意義的，也要花一些成本。

我今天講的話，主要是對共產黨員講的，批評多了一些，有的話可能是過分的，也可能不合事實，但基本的意思是可以考慮的。希望大家批評。

注釋

這是陳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醫學科學委員會上的報告節錄。其時，陳毅是國務院副總理，分任常務，兼管科學、文教等，也參加國防。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

〔1〕農業合作化四十條，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佈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修正稿》。陳毅曾參與修訂工作。

〔2〕科學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規劃，指《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陳毅作為兼管科學院的常務副總理，在制訂此科學規劃的初期曾參與主持工作。

〔3〕「五毒」，指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五種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