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投水自殺的太平湖（資料圖）
傅光明：您記得老舍先生當時是以一種什麼心情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覺得「文化大革命」是沾著“文化”兩字。最先的時候一直也沒有找他，然後在對過兒——全國文聯，他打了兩次電話，人家都沒給他回信。到後來他就給北京文聯打。文聯那時已經進入解放軍，知道解放軍嗎?解放軍那時候就是一種誤會，“啊，你出來了，我們歡迎你”。這樣呢，第二天來車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後，正斗蕭軍，沒完沒了地斗蕭軍，他就在旁邊聽著，聽回來我就問，這是斗什麼?他跟我說，不是按照文藝，竟說他家裏頭的婚姻事務、愛情，唉呀，沒完沒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熱，後來解放軍就說：你呀，改天來聽，下午他們都要寫大字報，你也甭寫，就回去得了。沒想到回來之後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給送到北京醫院去了。我去看他，他問我現在怎麼樣了，我說形勢越來越擴大，把“四條漢子”已經揪出來了，讓他們穿上大坎肩兒，上頭呢是白字。老舍聽見就一直皺著眉頭，沒等著我讓他回來，大夫也沒答應他回來，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來了，他說在這期間正開國務會議，國務會議時還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後，跟您說過些什麼嗎?
胡絜青：說為什麼寫話劇呢?因為不管認識字不認識字，對新社會、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體地看。所以就拚命來寫現在的東西，我想我沒有什麼問題。因為那時候已經知道了，在清河已經把學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沒有老舍。在北京飯店圈著五六百人，也沒有老舍。老舍說沒有我，我也有必要參加，完了之後，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麼回事，我好寫。後來，他也沒聽我的話，二十幾號他又去了，正趕上文聯有壞分子挑撥說，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國子監去燒戲行頭。因為他是算陪綁的，他在緊後面這一排，前一排是戲劇武把子這一班，正在後院住，他們整個出來，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緊後頭一個女孩拿了一把寶劍在後面，把老舍腦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後，還要繼續帶到文聯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經回不來了，就打電話告訴我，現在還有事情沒完，不能回來吃飯了。到了晚上，說要繼續開會，我不能回來了。等到夜裏11點多鐘，一個不認識的人給我打電話，說你儘快來吧，把老舍接回去。我問去哪接?上西單牌樓。他也不說西單牌樓在哪兒。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車也沒有了，無軌電車也沒有了，我就順著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著一輛三輪車，蹬車的是個老先生，我跟他說，現在有一個老先生在西城開會，沒有車，回不來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車上可以坐兩個人，我摟著他就能回來。老頭同意了，可我怎麼找也找不著老舍。後來去了派出所，紅衛兵還把得挺嚴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認識我，因為我以前做過陪審員。他們說，您先等一等，我們先打電話給文聯。等到一點多鐘以後了，才說可以回來了。
我始終就沒見著老舍在哪兒。我就坐在一進門的一個長凳子上，裏面有個小套間，然後他們就說，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進去之後，看見老舍在一個空桌子上拄著腦袋，頭上用白綢子矇著，全是血。見著我，我說，我來接你。他就使勁攥著我手。我就攙著他出來。我坐在三輪車上頭，讓他坐在下頭。我摟著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後，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書房是一個套間，我把剪子、小裁紙刀什麼的都拿開。老舍說，你睡你的，我該休息了。一句話也沒說。第二天早上我拿著棉花，把他頭上的白布打開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換了之後，說還得繼續去單位。我說，你無論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說，不行，我還得去。這事情我得說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說，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畫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說得很堅決，要單獨去。沒想到，我剛出去沒有五分鐘，他就夾著一個包兒，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歲，說，爺爺要出去了，再見!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後就再沒見。
後來夜裏11點鐘，也是一個陌生人給我打電話說，現在沒有公共汽車了，你趕快上太平湖。我一聽，知道不好了，就拿著工作證、戶口本、錢，坐著無軌車，到太平湖。這是一個不收錢的野的公園，沒有框，什麼也沒有，我就摸著黑進去，也沒有燈，走了一半，有個燈光，一問呢，是養魚場一個老頭。我問他，是不是有人在這兒投河了?他說，白天，有一個老頭，以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動，拿著毛主席詩詞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後，沒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時候可能是兩隻腿站在岸上，頭浸下去了。
這個養魚的老頭帶著我過了一座小橋，他的衣服掛在矮的樹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個席子，露著兩隻腳，沒看見頭，兩隻鞋是同升和千層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襪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兒借的電話，找文聯，對方說讓我等著，待會兒來車。後來來了四個杠夫，一個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裏沒水，鼻子有血。我跟著汽車到八寶山。到了那裏，已經夜裏一點鐘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沒有骨灰，我說那就是骨灰獻給天地了。簽完字，我從那兒走回家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五點鐘。一個人由八寶山自己走回家來的。
話，電話不拆。我們知道了就來。你無論如何，上廚房自己做點面，吃完之後，我們看著你睡覺，然後我們再走。讓我們來破「四舊」，我們也不懂。什麼是「四舊」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嗎?
胡絜青：先是給舒乙打的電話。舒乙去了之後繞了半天等著。我因為是夜裏一點鐘才去的，他找不著我，他就回家了，兩人沒碰頭。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於就沒了。
傅光明：就是說是您一個人送老舍先生的遺體去的八寶山?
胡絜青：因為那天我家還有一個看門的老頭兒，讓他陪著我去的，一直跟著我。八寶山那時候死人特別多。1978年給老舍平反時，在八寶山非常轟動，八寶山裡面都是人，滿滿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說，老舍一直是愛國的。鄧大姐在沒有正式紀念的時候，先半點鐘來了，把我叫到休息室，當場跟我說，你真堅強呀，讓你兒女跟你學。倘若要是沒有打倒「四人幫」，你、我都活不了。這是鄧大姐親口跟我說的。
傅光明：老捨去世前一天，從文聯回家以後沒跟您說過什麼嗎?
胡絜青：什麼也沒說，他自己覺得那五百多人沒有他，七百多人也沒有他。全國文聯斗田漢、夏衍，也沒他，所以他才給文聯打電話要去。不想一去就那麼樣兒了。……回來之後，老舍跟我說，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說說，你寫，寫完之後讓人給寄了去。那時只能寄。我兒子把我寫的這個貼在身上，那時都夜裏三點鐘了，總理已經睡了，秘書接進去了，說，老舍已經沒有了，你安心等待我們把老舍找著。特意給我打來電話。那時候還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蹤了。跟我要人，文聯來的人所有的牆都敲敲打打。上頭有一個窟窿，還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裏頭了。……
傅光明：您是說是您一人送老捨去八寶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著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後，您看沒看出他當時的狀態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裏說家長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讓老楊買了焦圈，買了燒餅，熬的粥，他一點都沒吃。他告訴我說，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們兩人不要摻和，我上我的機關，你上你的機關。我就傻子似地聽他這個了。要是多留一個心眼，他出去我跟著，興許就不會出事了。
傅光明：您幫他擦傷口時，他有沒有說什麼?
胡絜青：沒辦法，那時候統戰部都打爛了。
傅光明：老舍讓您寫個東西交給總理，那時候說什麼了嗎?
胡絜青：他讓我拿筆，他寫完了之後，就睡覺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寫的?
胡絜青：他說的，我寫的。我寫完之後，讓我兒子、我二女兒一直跟著到那兒見總理。總理那時已經睡覺了，秘書說他傳達。第二天就說，總理知道了，老舍務必找到。
傅光明：當時老舍說您寫的那個東西現在還能回憶起來嗎?
胡絜青：他讓我寫的就是：我由舊社會受苦受難，我寫小說不算一回事。解放後解放軍和毛主席、周總理又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報答黨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會一切事情告訴大家。就這麼寫的。文章已經不在了，已經拿到總理那兒去了，要不鄧大姐一見面就說我堅強，熬過來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時沒跟您講文聯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對運動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麼也不說。在我剛結婚時，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訴我說，凡是你看我坐在那裏抽煙，你別跟我搭話，我不是跟你鬧彆扭，是我正在想小說呢。由那時起，凡是他自己上屋裏去，我都不干擾他。兒女們也知道，也不上他屋裏干擾。有時他需要什麼東西，買襪子啦，買小襯衫啦，買大衣，寫一張條兒給我。我整個就是他的買辦。就這麼個情形，很少說話。
傅光明：他當時有沒有委屈、憤怒、不滿的表示?
胡絜青：沒有，他當時攥著我的手，哆嗦得很厲害。據別人說在國子監挨打時，臉色——那種氣憤的樣子有人看出來，情況不好。說臉色煞白，那種不服的樣子看得出來，他們就說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從派出所回來時，我當時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脫下來給他穿上，我自己穿一個小褂。我怕他摔下來，就摟著他。
周總理說話從不強加於人，不發號施令。老舍對周總理的話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總理，就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聽黨的，聽總理的。所以，當周總理聽說老捨出事後，當著他身邊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麼向國際社會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衝進屋內你踢一腳，他踹幾下。
我知道消息已經是晚上了，忙奔到那個小派出所，在門口等了許久，才讓我進旁邊的小屋。一進門就見到他滿臉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緊緊閉著。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著他的手，把他輕輕扶坐起來。這時，他兩隻手才緊緊地抓著我的手，久久沒有鬆開。我倆誰也沒說一句話。當時，找不到車輛，我也背不動他，就在街上到處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輛平板人力三輪車。我就上前求人家，請您行個好吧，我們有一位年歲大的老頭受了傷，請您幫個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終於被我說得感動了，我倆才坐上他的車回了家。
回家後，老舍不吃不喝，光坐著發愣，我用棉花輕輕幫他擦去臉上、身上的血，幫他換了衣裳，讓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過了一個難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沒有吃東西，我知道他的脾氣倔，就對他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說，為什麼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群眾了?我拗不過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間裏的剪刀、皮帶等可能致他於意外的東西統統拿走，鎖到另一個房間裏。在我行將離家時，他又一次兩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凝視我好久，我也預感可能要發生什麼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日子裡，又有啥辦法呢?
聽說我離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詩詞》就出去了。走到院裏，他見四歲的小孫女在那裏玩，還把小孫女叫到面前，拉著孩子的小手說，跟爺爺說「爺爺再見」。天真的孩子哪裏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還真的說了「爺爺再見」，並向她爺爺搖了搖小手。
老捨出門後，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邊，坐在那裏讀起了《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天黑以後，他頭朝下，腳朝上投進了那一汪平靜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時，小孫女只告訴我爺爺出去了。到晚上還沒有回來。我慌了，到處找，打電話，結果都沒有他的影兒。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訴我，太平湖那兒有一個老頭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車，找到湖邊。見到他已被人撈了起來，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著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藍褲子，腳上的黑色千層底鞋子，白色的襪子等都乾乾淨淨，可見那是他把頭埋進水中之後，自己用雙手硬性扒住湖崖石頭淹死的。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裏沒有沉下去。
我見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麼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說，給他的單位打個電話，怎麼說也得把屍體儘快處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單位，給北京市文聯掛了電話，他們在電話里回告我說，你先等著，馬上有車來。我一直等到天黑，才來一輛卡車。他們抬上老舍遺體，我也就爬上車，守在他的身旁，開到八寶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訴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後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說，那就謝天謝地了。(後來骨灰還是保存了，也許是上邊什麼人知道了吧!)
當時遺體還沒有火化，他們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還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車上投去最後一瞥，從八寶山拖著沉重的腳步往回挪。那真是個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東城我家裏時已是清晨五點多鐘了。這時我家裏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子女們又都在極「左」思潮壓制下，被迫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
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裏，心裏想著：我還活不活呢?這時使我想不到的是，「進駐」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學生卻悄悄安慰我說，你去做點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樣以後有許多事就沒人說得清了。
話也不要拆，如果有別的造反派再來你家，你就撥這個電話號碼，我們馬上就來。他們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小紙條。當時我真有點不敢相信，後來才知道是周總理髮下了話，他說服了一批學生來保護我。
本文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實錄》，傅光明、鄭實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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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法憲
1964年1月，京西賓館開始籌建，對外稱將建造「八一飯店」，設計為軍隊招待所，僅供接待國外軍事代表團和軍委內部會議使用，不對外營業。同年9月1日，飯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營業。時任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根據其地理位置定名為“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算不上富麗堂皇，卻高大寬敞。實際上，它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下屬的賓館，後來成為中央討論和決定重要問題的場所之一，具有同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義。「文化大革命」時期，它還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所謂的“走資派”的庇護所，一大批受到衝擊的開國將帥和地方負責同志在這裏暫避風雨。
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一堆熱水瓶擺在樓梯口
「文革」之初，受到衝擊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熏來京後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仍窮追不捨，組織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住在賓館七樓，同住這一層的還有韓先楚、皮定均等大軍區司令員。負責京西賓館警衛的北京衛戍區戰士把造反派阻攔在外面，不讓進去抓人。但南京造反派圍在賓館外面不走，並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樓上的許世友聽到外面的風聲，認為凶多吉少，和幾位老將一商量，馬上召集隨身的秘書、參謀和樓層服務員，加在一起約有20人，分成兩個戰鬥小組，每組把守一個樓梯口。皮定均叫人搬來一把椅子，請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說：「我們聽你指揮！」
許世友也不客氣，立即進入角色。他指揮人把電梯調上來，停在半空，說造反派往樓上沖，非爬樓梯不可；又叫人把各個房間的熱水瓶集中在七樓，分成兩撥擺在樓梯口，只等造反派衝上樓時，往下倒開水。許世友說：「這叫‘水雷彈’！不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嗎？我們不打、不罵，倒倒開水總是可以的吧？」說得大夥都樂了起來。許世友隨身帶著槍，作了最壞的打算。
對造反派的「抗擊」工作準備好以後，粗中有細的許世友沒有忘記用電話報告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並請轉報毛澤東。許世友說：“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恩來知道許世友的脾氣，向來敢說敢做，怕雙方鬧起來惹出大禍，立即讓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賓館做許世友的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許世友見徐向前來了，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什麼要污辱我？」
這件事人們議論起來都有些後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恩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有可能發生人命慘案。造反派經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出面勸說，撤出了京西賓館。從南京來抓許世友的造反派也回了南京，許世友安全了。
老帥們為保護蕭華免遭批鬥動了怒，「大鬧京西賓館」很快被傳了出去
1967年1月，陳伯達接見某派群眾代表，公開點了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名字，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瞬間，總政機關大樓里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恩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闢謠。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裏，江青緊張了，派人連夜把打倒蕭華的大字報覆蓋起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平息了。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爭論。
江青的觀點不佔上風，就節外生枝地打出了攻擊蕭華的牌：「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她還質問：“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
這時葉群站起來，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稿子，對著蕭華念起來：「你為什麼反對江青同志？你算什麼總政主任？你就是總是專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軍院校的師生檢討你的嚴重錯誤！」
葉群此舉引發軒然大波。葉劍英問她：「請問葉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麼新指示呢？」
葉群說：「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就反對誰，首長（林彪）也是堅決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後，她站起來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大家站起來跟著喊口號。蕭華也喊，但葉群馬上制止：“蕭華沒資格。”
陳伯達接著講話：「蕭華，你很驕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裏。你是紳士，不是戰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戰士。你把解放軍變成了私人軍隊，變成了資產階級軍隊。你是專門搞投機的，你的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蕭華不吭聲。江青轉而向會議提出，由徐向前主管總政工作。
會場上一時沉默，倒是蕭華說話了：「你們說完了沒有？允不允許我發言了？我參加革命幾十年，以共產主義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終是我熱愛的領袖。如果說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我承認，但是說我是‘三反’分子，我堅決不接受……」江青打斷他的話：“別說了，晚上到工人體育場，當著十萬革命群眾說去！”
葉劍英看勢頭不對，趕快離席打電話報告周恩來，隨後同聶榮臻退出了會場，以示抗議。
葉劍英回去後，立即將情況報告周恩來，要求制止批鬥蕭華。周恩來將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保蕭華，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報告？趕快制止。總政治部主任是能亂批的嗎？」周恩來立即向葉劍英轉達：“告訴他們，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
主持會議的徐向前發現葉群等幾個人發言都有發言稿，意識到他們顯然是事先預謀的，是搞突然襲擊。因為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老帥們也不知道江青、葉群代表誰的旨意。事關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會時宣佈：「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准外傳，這是一條紀律。」但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會後在排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傳達，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了，所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晚上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聽到風聲，立即從景山東街寓所後門跑出，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借車趕到西山葉劍英住所求救。
第二天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葉劍英左側，看到蕭華沒有來，故意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
這時，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說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話裏有話，生氣地對著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盛怒之下，徐向前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掉到了地上。
蕭華未被抓走令江青感到意外，連聲音都變了調：「你，你怎麼逃出來了？」陳伯達追問：“看來一定有人保護你了，是誰呀？”
一直不語的葉劍英說話了：「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說著，葉劍英也拍了桌子，傷了手骨。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鎮住了，不敢再提抓蕭華的事。
膽小的陳伯達怕蕭華真有「後台」，越想越不自在，當晚寫了一張紙條，通過軍委辦公廳電話傳給葉劍英，解釋說，19日下午開會，因為安眠藥吃多了，講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這個話他否定，要收回。
然而，所謂「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很快被傳開了。毛澤東說，「大鬧京西賓館」是相當大一件事，但地球還是照樣轉
1967年1月22日，聽到「大鬧京西賓館」情況的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將領們。受到衝擊的將領們在此時受到毛澤東接見，儘管對「文革」仍不理解，但對毛澤東本人卻充滿信任和敬意，紛紛向他訴說苦衷。
北京軍區的領導說：我們幾個常委都被包圍起來了，司令員楊勇被抓去了，還要抓副司令員鄭維山。
許世友站了起來，彙報他和一些同志躲在京西賓館仍受衝擊的情況，不禁情緒激動：「他們點名要揪我，我抗議。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麼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主席這麼久，把我們當地主一樣斗，我想不通！」許世友氣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澤東理論：“我們犯了什麼罪……”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就站在許世友旁邊，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說。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向毛澤東報告，說副司令員吳烈被包圍了。他說：「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
毛澤東習慣性地嘬著下嘴唇，看著將領們個個被整得變了樣，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中國現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個諸侯的戰國時期。」但他還是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又說：“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他也批評了造反派：“軍隊裏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衝就行了，一衝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
毛澤東既然這樣講了，將領們得到一些安撫，不好再說什麼。
1968年10月的最後一天，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後期，林彪、江青等對所謂「二月逆流」集中進行抨擊。但毛澤東在閉幕的即席講話中有所緩和：“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什麼？”
周恩來接話說：「京西賓館。」
毛澤東繼續說：「京西賓館嘛。它這個大鬧嘛，就證明它是公開出來的嘛，它沒有什麼秘密嘛。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倒是細節無須乎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呀，談哪，在桌邊上講過一些什麼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麼看重。如果黨內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麼好啰。所以，我說嘛，事情是相當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說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呀，或者地球就不轉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你那六七個人反對，這個地球讓它不轉嗎？」
怕宋任窮等人再受衝擊，周恩來指示立即修圍牆
1967年1月「奪權」風暴颳起後，中央將大軍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集中到京西賓館住。
周恩來十分關注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被安排住在六樓東頭的一個套間，經常有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來揪斗他。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宋任窮。仗著人多，一部分人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六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人繼續與警衛部隊糾纏。造反派氣勢洶洶地衝到六樓，有個別人趁機對宋任窮進行毆打，並把他拖到陽台上，準備用繩子將他從陽台吊下去，強行搶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繫繩子。傅崇碧立即指揮警衛部隊奪回了宋任窮。
周恩來對衝擊京西賓館事件很生氣，指示立即修圍牆。京西賓館現在的圍牆就是那時突擊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來，不無擔心地說：「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說：“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裏，您看行嗎？”周恩來果斷地說：“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
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傅崇碧親自指揮轉移這些老同志，秘密地來到了東高地。造反派見這些老幹部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沒有辦法，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賓館。1968年4月，宋任窮又從京西賓館轉移到海運倉的總參招待所。他去時，陳再道、鍾漢華、李成芳、秦基偉、甘渭漢、王必成、鮑先志、林維先、左齊等一批被打倒的領導同志已經在那裏了。宋任窮同陳再道在抗日戰爭期間一起在冀南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在艱苦的環境中並肩戰鬥，是患難與共的老戰友了。兩人在此相見，不禁感慨萬端。陳再道對宋任窮說：「現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厲害，挨過打，非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可毛主席到武漢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從外地先接到京西賓館的。我相信，我的問題最後一定會搞清楚的。」
聽傅崇碧說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周恩來不禁擔心起來
報通知，要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開會。
要他們來北京的文件是周恩來起草的，並要求工作人員用絕密電發出。同時，周恩來找到楊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的住宿和安全問題：「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住京西賓館。告訴賓館工作人員，一定要遵守紀律，注意保密。賓館警衛部隊不足可以增派，要絕對保證陳、鍾等人的安全。」
儘管周恩來作了這樣周密的部署，但陳再道等人進京住京西賓館的消息還是讓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們一到，吳法憲就找到武漢軍區空軍的劉豐，對他說：「你們這次要旗幟鮮明，狠斗他們。」
話，說造反派不答應，繼續向大樓衝擊。周恩來又打電話讓傅崇碧親自去。
傅崇碧趕到京西賓館時，里外一片混亂，人群洶湧，有上萬人。衝進一樓的造反派把窗戶都砸碎了，玻璃滿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佈周恩來寫的四條，造反派仍然不聽。傅崇碧急忙上樓，在警衛人員的掩護下，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個人弄進一個平時很少開的電梯內，讓電梯開到八九層中途懸停下來，熄了燈，而且告訴他們沒聽到規定的信號別出來。
造反派沒抓著陳再道，賴著不走。傅崇碧怎麼勸也勸不走。陳再道他們又不能在電梯裏呆得太久，沒辦法，傅崇碧只好打電話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聽說陳、鍾、牛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不禁擔心起來：「這樣保不保險？有沒有辦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辦法了。」傅崇碧最後說了一句，“可能還是要請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來立即找到戚本禹，嚴厲地對他說：「你們必須把沖入京西賓館的群眾勸走。否則，陳再道他們被抓走了，你們去向主席作出交代，我不管了。」
戚本禹看到周恩來生了那麼大的氣，也不敢怠慢，立即來到京西賓館。他一開口，造反派很快從京西賓館撤走了。
然而，文藝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賓館後，「三軍」造反派卻立即包圍了京西賓館。事後看，「三軍」造反派的行動是林彪派葉群到京西賓館找吳法憲、邱會作等串聯佈置的。葉群要求「三軍」造反派包圍京西賓館，“插紅旗、佔位子，靜坐遊行示威，連續搞他幾天”。還要求他們到處張貼打倒陳再道、鍾漢華，揪「黑後台」徐向前的標語口號。為了鼓勁，葉群讓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參加「三軍」造反派的遊行示威。她甚至親自出馬，邀江青、關鋒、戚本禹等人到京西賓館“看熱鬧”，讓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陪同，乘坐幾十輛小車圍繞京西賓館遊行，表示對「三軍」造反派的支持。
軍史上不多見的荒唐事：開國中將當眾打開國上將耳光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及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整個會議室坐得滿滿的。在武漢受傷的王力由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陪同，坐在輪椅上，也被推到了會場。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成員全都換穿了軍裝。
會議名義上是討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
會場有意佈置過：武漢軍區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會場，斜向主席台。陳再道和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著，就和接受審問一樣。
會議一開始，謝富治就搶先「開炮」：“‘七二○’事件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接著，受葉群指使的吳法憲赤膊上陣，且發言越來越離譜：「陳再道是武漢反革命暴亂的罪魁禍首，是鎮壓革命、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是劉少奇、鄧小平的打手、幹將和幫凶。……陳再道是中國的蘇哈托，是現代的張國燾，是鑽進革命隊伍里的蔣介石，是解放軍的敗類。陳再道盤踞的武漢軍區是個奸賊窩。」
周恩來實在是聽不下去了，先後三次打斷吳法憲的發言，要他講主要問題。
吳法憲仍不罷休，想起葉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幟’搶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給陳再道打包票，說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錯誤也打不倒。武漢問題，徐向前是有責任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徐向前忍無可忍：「這個話我講過，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講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調查了解嘛！」說罷，徐向前寫了個條子，遞給周恩來後便憤然離開會場。
會上，陳再道申辯說：「如果搞兵變，我總不能沒有幾個人，總不能不開個會吧？說我搞兵變，可以找人對證嘛！」
吳法憲不等陳再道把話說完，領著劉豐和幾個打手沖了過去，抓掉他們5個人的領章帽徽，拳打腳踢，不許他們講話。會議中間休息時，吳法憲等人趁周恩來不在場，帶頭並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對陳再道等人進行武鬥。吳法憲還上去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在休息室里的周恩來，接到秘書周家鼎的報告後氣憤地說：「真是荒唐！」當周恩來跑著趕了過去，要制止他們時，那些人已經溜掉了。
這次對陳再道的批鬥會，一直開到夜幕降臨還沒有散。陳再道一直低頭彎腰六七個鐘頭。他實在支持不下去，請求康生允許他們幾個坐下來。陳再道衝著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歲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沒等陳再道把話說完，康生就拉長臉，惡狠狠地訓斥說：「人可以變，你陳再道不要擺老資格，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陳再道為政委鍾漢華擦去滿頭虛汗，不禁鼻子一酸
第一次批鬥過去沒幾天，第二次厄運又降臨了。這一次來的人沒等陳再道開門，就一腳把門踢開了。一群佩戴造反派袖標的軍人，怒氣沖沖地闖進了房間，厲聲喝斥：「陳再道，你罪大惡極，知道不知道？」
說著，這些人連揪帶扯，把陳再道弄到了京西賓館十一樓會議室。會議室里，坐滿了「三軍」造反派的人。陳再道剛剛被推進門，立即有人站起來，扯著嗓子高喊：“打倒陳再道！陳再道罪該萬死！”
緊接著，鍾漢華和牛懷龍等人也被先後推進了會議室，打倒他們的口號聲隨之而起。陳再道被迫低頭彎腰站在前面。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則坐在會議室前排的位置上，也跟著「三軍」造反派喊口號。
這次批鬥會，一開始就是電閃雷鳴，風狂雨暴。
造反派問：「你一手策划了‘七二○’事件，你為什麼說沒有？」陳再道答：“我沒有策劃嘛。我跟誰說過？跟誰開過會？”
……
因為知道自己有口難辯，陳再道只好說：「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支左’中的錯誤，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都可以認認真真地作交代。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搞‘兵變’的罪行，再進而交代出搞‘兵變’的‘黑後台’，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無論如何也交代不出來。」
造反派很奇怪：「為什麼？」
陳再道很坦然：「我沒搞。」
造反派像是被羞辱了一般，用武鬥發泄著不滿。陳再道被他們打倒在地，又被揪起來，不知來回折騰了多少次。陳再道低頭彎腰忍受著，汗水濕透了衣服，頭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把腳前的地板浸濕了一片。
批鬥會後，為挖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還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但並沒撈到任何證據。在周恩來強令之下，他們才把搶走的文件退回。
陳再道等在京西賓館被揪斗的情況，很快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為避免造反派再次批鬥，周恩來決定把他們送到西山暫避一時。
於是，陳再道和鍾漢華離開了京西賓館，被一輛汽車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溝，住進了一支工兵部隊的營房裏。這裏的物質條件很差，但環境、氣氛要比京西賓館好。部隊幹部、戰士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反革命」，盡量從各方面給他們以照顧。然而，那些“奮鬥不止”的「三軍」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仍然揪住他們不放。每當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造反派就從城裏派來汽車，把他們拉到京西賓館，繼續進行批鬥。這樣的批鬥會，一般從晚上八九點鐘開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才結束。有一次，鍾漢華挨完批鬥，由於精神、肉體受到難以承受的折磨，臉色非常難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個勁兒從額頭、臉上往下掉。陳再道、鍾漢華是被扶上汽車的。到車上，鍾漢華還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閉，十分吃力地喘著粗氣。陳再道讓鍾漢華靠在自己肩頭上，為他擦去汗水，問道：“老鍾，你怎麼樣？不要緊吧？”“不要緊，老毛病。”鍾漢華睜開雙眼說，“這一夜低頭彎腰挨斗，大概是血壓又上去了。我感到心裏難受，腦袋發暈，四肢無力，渾身發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會好的。”
陳再道望著鐘漢華的面容，撫摸著他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不禁鼻子一陣發酸。他對鍾漢華說：「老鍾，堅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鍾漢華凄然一笑，緊緊地握住了陳再道的手。
陳再道、鍾漢華在橡皮子溝的營房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周恩來又派車把他們接回到京西賓館。到京西賓館後，傳達了毛澤東的三條指示：第一條，好好休息；第二條，注意安全；第三條，有錯誤就檢討。但實際上，儘管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他們仍然不斷地遭到批鬥。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被送到解放軍政治學院接受批鬥。大約呆到1968年初，又搬到了海運倉總參招待所，那裏已住了一大批受衝擊的將領。直到1969年8月1日之後，已轉移到北京郊區某部的陳再道等接到通知，立即去京西賓館。他們到賓館剛坐下，一位軍隊負責人走了進來，告訴他們說：「10天前，毛主席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把你們接到賓館住下。主席經常打聽你們，因為我工作忙，耽誤了，讓你們多吃了幾天苦。」
這些跟隨毛澤東大半輩子的將軍們大多「吃軟不吃硬」，一聽說毛澤東還在關心著他們，頓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情，像孩子般流下了熱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