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江青
江青秘書解密：我所了解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
康生早年就認識江青？
傳說江青的母親李欒氏曾給康生家當過傭人，就在那時，康生認識了江青。
江青的母親是否給康生家當過傭人無從考證。即使當過，那也是江青五六歲的時候 。1972年夏天，江青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夫人談話時（當時我在場）說：「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我父親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親，母親忍無可忍，一氣之下帶著我離開了家門。」“我母親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學。”“諸城縣一個有一妻幾妾的姓孫的地主收留了我們倆。不久，母親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歲的時候，我就試著走夜路去找我母親。”
假如有人認為這個「破落地主」就是康生家的話，康生是1898年出生，江青是1914年出生，康生比江青大16歲，康當時是二十一二歲的風華正茂的小夥子，怎麼會對一個五六歲的傭人家的小女孩產生好感呢？
1937年7月（有的說8月），江青從上海去延安。康生作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王明的副手，與王明、陳雲一起於1937年12月（有的說是11月29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與毛澤東相識了。作家王凡、東平在《徐明清與江青關係的事實真相》一文（《黨史博覽》2007年第3期）中說：「經過兩個多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最終得以解決，她本人也於1937年11月進入抗大學習。在抗大學習期間，江青和毛澤東有了頻繁接觸。她經常以向毛澤東請教問題為由，到毛澤東住的窯洞來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脛而走。」這可以說明，康生並未從中牽線。
江青與康生的政治和個人聯繫，是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才開始的。在這之前，江與康是否認識，沒有充分的證據，不得而知。
影，還會演京戲。”
兩人互相關心，互相支持、配合
江青與康生的關係，以我的所見所聞，覺得從總的來說是比較好的。
黨的九大期間，江青急欲進政治局，康生為她的這一願望是盡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如願當上政治局委員以後，康生高興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釣魚台10號樓，熱情地表示祝賀。幾天後，康生還請人裱糊好，裝進漂亮的鏡框裏，親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鄭重地遞到江青手裏。江青看到這個條幅，如獲至寶，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謝。她說：「感謝康老對我的關心、肯定和鼓勵。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師。」康生聽了以後，高興地說：“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學生。”康生走了以後，江青吩咐我們將康生寫的這個條幅掛在大廳的正面南牆上。
江青的牙齒不好，有一次牙齦發炎，康生知道後，熱情而耐心地建議江青使用竹鹽水漱口。江青同意後，康生又把江青的廚師程汝明同志叫去，親自教程師傅如何做竹鹽水。康生說：「用新鮮的竹子，把大粒的海鹽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進烤箱裏烤。這樣連竹子裏面的內膜都炭化了，鹽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這水漱口，漱幾天以後，牙齦炎就好了。」江青遵囑認認真真地做了。還真的管用，幾天以後，牙病好了。
為了感謝康生的關心、幫助與鼓勵，江青把康生請到她的攝影室，給康生照標準像，並放大16寸，親自送給他。康生經常咳嗽，江青為了保護他的脖頸和喉嚨不受涼，親自送他一條她自己設計的獺皮圍脖。
康生由於精神上受刺激過大，用腦過度，吸煙過量等原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精神和體質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飯不想，也很少睡覺。 曾有幾天，拒絕吃東西、喝水，總怕有人下毒。江青為了使康生吃東西，恢復體力，延長壽命，就叫程師傅做了幾樣好吃的小點心，親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勸他吃。她當著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塊點心，並說：「好吃好吃。」康生見江青吃了，也跟著吃了。江青高興地笑了。為了使康生高興，江青前後幾次給康生送去鮮花，表示問候。有一天，江青親自開著紅旗車給康生送鮮花。由於是初學開車，駕駛技術太差，當開到釣魚台8號樓東邊的小橋時，差一點開進湖裏去，坐在副駕駛室的司機小劉看到情況危險，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盤給扳正了。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江青則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誇獎說，康老有功勞，康老立了一功……
江青對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對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稱呼上。江青稱呼康生，無論當面還是背後，或者是文字稱呼，我從未聽到和看到她稱「康生」，總是稱“康老”。
二是在態度上。江青在我們工作人員面前從未講過康生的壞話。有時不高興了，實在忍不住了，想跟我們說說她內心的話，話剛露頭，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後經常講陳伯達的壞話，說陳伯達「不修邊幅、窩囊」，“他說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這樣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級壓死人”。還說“我跟他（陳伯達）吵過架，還在他面前摔過杯子”。有一次，她還在我面前發泄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不滿。她說：“我跟陳伯達吵架時，張春橋、姚文元一聲不吭，不堅持原則，我叫他們二位作檢討。”（他倆還真寫了檢討，並親自送到江青手裏，才作罷--筆者注）可那天吵架時，康生也沒有發言，江青卻沒有追究什麼。
三是在看電影上。江青喜歡看電影是出了名的。在釣魚台17號樓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這些影片如果沒有江青的批准誰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請康生陪看電影，他如有特殊情況不去看，江青對康生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江青通知張春橋、姚文元看電影，他們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會不高興甚至表示不滿，有時還會拿他們是問。
康生的態度為何急轉直下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康生對江青的態度，在我看來明顯起了變化。他對江青的不滿意既有說辭，又有表現。以前，康生經常到江青的住處去看江青，有事說事，無事問候。以後，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請康生到17號樓陪她看電影，康生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是不會不去的。以後再請，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並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以前，康生對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堅強支持者和依靠者。從來沒有聽到過康生對江青有什麼不好的說法，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節，毛主席送給江青5個粘玉米，當時，江青送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各一個，於是康生對此借題發揮。有一天，他對他的秘書黃宗漢說：「5個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那5個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鬥爭中不要迷失方向，頭腦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對江青的看法有了變化，我的這種分析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這個人很聰明，也很敏感，她會領悟到主席送給她5個玉米的含義的。」（1999年3月21日，黃宗漢告訴我的--筆者注）
有一天，江青看望康生並回到她的住處以後，不知道為什麼不高興了，拉長臉說：「我以前多麼關心他呀！我還送過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時候就織過毛衣，我給主席織過毛衣，還給康老織過毛衣，可是現在他……」當時我們不知道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們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好多都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併當眾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夥的策劃，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誣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毛主席當即告誡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2月23日，周總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毛主席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重要職務。
康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老謀深算，又十分熟悉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看到毛主席對江青一再進行嚴厲批評，就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想急忙與她劃清界線，拉開距離。他拒絕江青的探望，即使見了面也不給她好臉色。重病纏身的康生，於1974年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之前，趕緊向周總理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接著他又託人給毛主席帶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
當然，江青也是一個政治很敏感的人，康生對她的態度發生的巨大變化，她覺察到了，也十分不滿，但這種不滿大多數時候沒有表現出來。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12期 作者曾任江青秘書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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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投水自殺的太平湖（資料圖）
傅光明：您記得老舍先生當時是以一種什麼心情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覺得「文化大革命」是沾著“文化”兩字。最先的時候一直也沒有找他，然後在對過兒——全國文聯，他打了兩次電話，人家都沒給他回信。到後來他就給北京文聯打。文聯那時已經進入解放軍，知道解放軍嗎?解放軍那時候就是一種誤會，“啊，你出來了，我們歡迎你”。這樣呢，第二天來車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後，正斗蕭軍，沒完沒了地斗蕭軍，他就在旁邊聽著，聽回來我就問，這是斗什麼?他跟我說，不是按照文藝，竟說他家裏頭的婚姻事務、愛情，唉呀，沒完沒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熱，後來解放軍就說：你呀，改天來聽，下午他們都要寫大字報，你也甭寫，就回去得了。沒想到回來之後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給送到北京醫院去了。我去看他，他問我現在怎麼樣了，我說形勢越來越擴大，把“四條漢子”已經揪出來了，讓他們穿上大坎肩兒，上頭呢是白字。老舍聽見就一直皺著眉頭，沒等著我讓他回來，大夫也沒答應他回來，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來了，他說在這期間正開國務會議，國務會議時還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後，跟您說過些什麼嗎?
胡絜青：說為什麼寫話劇呢?因為不管認識字不認識字，對新社會、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體地看。所以就拚命來寫現在的東西，我想我沒有什麼問題。因為那時候已經知道了，在清河已經把學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沒有老舍。在北京飯店圈著五六百人，也沒有老舍。老舍說沒有我，我也有必要參加，完了之後，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麼回事，我好寫。後來，他也沒聽我的話，二十幾號他又去了，正趕上文聯有壞分子挑撥說，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國子監去燒戲行頭。因為他是算陪綁的，他在緊後面這一排，前一排是戲劇武把子這一班，正在後院住，他們整個出來，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緊後頭一個女孩拿了一把寶劍在後面，把老舍腦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後，還要繼續帶到文聯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經回不來了，就打電話告訴我，現在還有事情沒完，不能回來吃飯了。到了晚上，說要繼續開會，我不能回來了。等到夜裏11點多鐘，一個不認識的人給我打電話，說你儘快來吧，把老舍接回去。我問去哪接?上西單牌樓。他也不說西單牌樓在哪兒。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車也沒有了，無軌電車也沒有了，我就順著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著一輛三輪車，蹬車的是個老先生，我跟他說，現在有一個老先生在西城開會，沒有車，回不來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車上可以坐兩個人，我摟著他就能回來。老頭同意了，可我怎麼找也找不著老舍。後來去了派出所，紅衛兵還把得挺嚴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認識我，因為我以前做過陪審員。他們說，您先等一等，我們先打電話給文聯。等到一點多鐘以後了，才說可以回來了。
我始終就沒見著老舍在哪兒。我就坐在一進門的一個長凳子上，裏面有個小套間，然後他們就說，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進去之後，看見老舍在一個空桌子上拄著腦袋，頭上用白綢子矇著，全是血。見著我，我說，我來接你。他就使勁攥著我手。我就攙著他出來。我坐在三輪車上頭，讓他坐在下頭。我摟著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後，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書房是一個套間，我把剪子、小裁紙刀什麼的都拿開。老舍說，你睡你的，我該休息了。一句話也沒說。第二天早上我拿著棉花，把他頭上的白布打開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換了之後，說還得繼續去單位。我說，你無論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說，不行，我還得去。這事情我得說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說，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畫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說得很堅決，要單獨去。沒想到，我剛出去沒有五分鐘，他就夾著一個包兒，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歲，說，爺爺要出去了，再見!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後就再沒見。
後來夜裏11點鐘，也是一個陌生人給我打電話說，現在沒有公共汽車了，你趕快上太平湖。我一聽，知道不好了，就拿著工作證、戶口本、錢，坐著無軌車，到太平湖。這是一個不收錢的野的公園，沒有框，什麼也沒有，我就摸著黑進去，也沒有燈，走了一半，有個燈光，一問呢，是養魚場一個老頭。我問他，是不是有人在這兒投河了?他說，白天，有一個老頭，以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動，拿著毛主席詩詞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後，沒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時候可能是兩隻腿站在岸上，頭浸下去了。
這個養魚的老頭帶著我過了一座小橋，他的衣服掛在矮的樹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個席子，露著兩隻腳，沒看見頭，兩隻鞋是同升和千層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襪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兒借的電話，找文聯，對方說讓我等著，待會兒來車。後來來了四個杠夫，一個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裏沒水，鼻子有血。我跟著汽車到八寶山。到了那裏，已經夜裏一點鐘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沒有骨灰，我說那就是骨灰獻給天地了。簽完字，我從那兒走回家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五點鐘。一個人由八寶山自己走回家來的。
話，電話不拆。我們知道了就來。你無論如何，上廚房自己做點面，吃完之後，我們看著你睡覺，然後我們再走。讓我們來破「四舊」，我們也不懂。什麼是「四舊」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嗎?
胡絜青：先是給舒乙打的電話。舒乙去了之後繞了半天等著。我因為是夜裏一點鐘才去的，他找不著我，他就回家了，兩人沒碰頭。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於就沒了。
傅光明：就是說是您一個人送老舍先生的遺體去的八寶山?
胡絜青：因為那天我家還有一個看門的老頭兒，讓他陪著我去的，一直跟著我。八寶山那時候死人特別多。1978年給老舍平反時，在八寶山非常轟動，八寶山裡面都是人，滿滿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說，老舍一直是愛國的。鄧大姐在沒有正式紀念的時候，先半點鐘來了，把我叫到休息室，當場跟我說，你真堅強呀，讓你兒女跟你學。倘若要是沒有打倒「四人幫」，你、我都活不了。這是鄧大姐親口跟我說的。
傅光明：老捨去世前一天，從文聯回家以後沒跟您說過什麼嗎?
胡絜青：什麼也沒說，他自己覺得那五百多人沒有他，七百多人也沒有他。全國文聯斗田漢、夏衍，也沒他，所以他才給文聯打電話要去。不想一去就那麼樣兒了。……回來之後，老舍跟我說，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說說，你寫，寫完之後讓人給寄了去。那時只能寄。我兒子把我寫的這個貼在身上，那時都夜裏三點鐘了，總理已經睡了，秘書接進去了，說，老舍已經沒有了，你安心等待我們把老舍找著。特意給我打來電話。那時候還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蹤了。跟我要人，文聯來的人所有的牆都敲敲打打。上頭有一個窟窿，還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裏頭了。……
傅光明：您是說是您一人送老捨去八寶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著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後，您看沒看出他當時的狀態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裏說家長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讓老楊買了焦圈，買了燒餅，熬的粥，他一點都沒吃。他告訴我說，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們兩人不要摻和，我上我的機關，你上你的機關。我就傻子似地聽他這個了。要是多留一個心眼，他出去我跟著，興許就不會出事了。
傅光明：您幫他擦傷口時，他有沒有說什麼?
胡絜青：沒辦法，那時候統戰部都打爛了。
傅光明：老舍讓您寫個東西交給總理，那時候說什麼了嗎?
胡絜青：他讓我拿筆，他寫完了之後，就睡覺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寫的?
胡絜青：他說的，我寫的。我寫完之後，讓我兒子、我二女兒一直跟著到那兒見總理。總理那時已經睡覺了，秘書說他傳達。第二天就說，總理知道了，老舍務必找到。
傅光明：當時老舍說您寫的那個東西現在還能回憶起來嗎?
胡絜青：他讓我寫的就是：我由舊社會受苦受難，我寫小說不算一回事。解放後解放軍和毛主席、周總理又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報答黨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會一切事情告訴大家。就這麼寫的。文章已經不在了，已經拿到總理那兒去了，要不鄧大姐一見面就說我堅強，熬過來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時沒跟您講文聯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對運動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麼也不說。在我剛結婚時，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訴我說，凡是你看我坐在那裏抽煙，你別跟我搭話，我不是跟你鬧彆扭，是我正在想小說呢。由那時起，凡是他自己上屋裏去，我都不干擾他。兒女們也知道，也不上他屋裏干擾。有時他需要什麼東西，買襪子啦，買小襯衫啦，買大衣，寫一張條兒給我。我整個就是他的買辦。就這麼個情形，很少說話。
傅光明：他當時有沒有委屈、憤怒、不滿的表示?
胡絜青：沒有，他當時攥著我的手，哆嗦得很厲害。據別人說在國子監挨打時，臉色——那種氣憤的樣子有人看出來，情況不好。說臉色煞白，那種不服的樣子看得出來，他們就說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從派出所回來時，我當時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脫下來給他穿上，我自己穿一個小褂。我怕他摔下來，就摟著他。
周總理說話從不強加於人，不發號施令。老舍對周總理的話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總理，就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聽黨的，聽總理的。所以，當周總理聽說老捨出事後，當著他身邊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麼向國際社會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衝進屋內你踢一腳，他踹幾下。
我知道消息已經是晚上了，忙奔到那個小派出所，在門口等了許久，才讓我進旁邊的小屋。一進門就見到他滿臉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緊緊閉著。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著他的手，把他輕輕扶坐起來。這時，他兩隻手才緊緊地抓著我的手，久久沒有鬆開。我倆誰也沒說一句話。當時，找不到車輛，我也背不動他，就在街上到處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輛平板人力三輪車。我就上前求人家，請您行個好吧，我們有一位年歲大的老頭受了傷，請您幫個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終於被我說得感動了，我倆才坐上他的車回了家。
回家後，老舍不吃不喝，光坐著發愣，我用棉花輕輕幫他擦去臉上、身上的血，幫他換了衣裳，讓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過了一個難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沒有吃東西，我知道他的脾氣倔，就對他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說，為什麼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群眾了?我拗不過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間裏的剪刀、皮帶等可能致他於意外的東西統統拿走，鎖到另一個房間裏。在我行將離家時，他又一次兩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凝視我好久，我也預感可能要發生什麼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日子裡，又有啥辦法呢?
聽說我離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詩詞》就出去了。走到院裏，他見四歲的小孫女在那裏玩，還把小孫女叫到面前，拉著孩子的小手說，跟爺爺說「爺爺再見」。天真的孩子哪裏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還真的說了「爺爺再見」，並向她爺爺搖了搖小手。
老捨出門後，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邊，坐在那裏讀起了《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天黑以後，他頭朝下，腳朝上投進了那一汪平靜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時，小孫女只告訴我爺爺出去了。到晚上還沒有回來。我慌了，到處找，打電話，結果都沒有他的影兒。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訴我，太平湖那兒有一個老頭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車，找到湖邊。見到他已被人撈了起來，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著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藍褲子，腳上的黑色千層底鞋子，白色的襪子等都乾乾淨淨，可見那是他把頭埋進水中之後，自己用雙手硬性扒住湖崖石頭淹死的。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裏沒有沉下去。
我見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麼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說，給他的單位打個電話，怎麼說也得把屍體儘快處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單位，給北京市文聯掛了電話，他們在電話里回告我說，你先等著，馬上有車來。我一直等到天黑，才來一輛卡車。他們抬上老舍遺體，我也就爬上車，守在他的身旁，開到八寶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訴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後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說，那就謝天謝地了。(後來骨灰還是保存了，也許是上邊什麼人知道了吧!)
當時遺體還沒有火化，他們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還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車上投去最後一瞥，從八寶山拖著沉重的腳步往回挪。那真是個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東城我家裏時已是清晨五點多鐘了。這時我家裏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子女們又都在極「左」思潮壓制下，被迫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
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裏，心裏想著：我還活不活呢?這時使我想不到的是，「進駐」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學生卻悄悄安慰我說，你去做點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樣以後有許多事就沒人說得清了。
話也不要拆，如果有別的造反派再來你家，你就撥這個電話號碼，我們馬上就來。他們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小紙條。當時我真有點不敢相信，後來才知道是周總理髮下了話，他說服了一批學生來保護我。
本文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實錄》，傅光明、鄭實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