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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家產大揭底:探尋「億元稿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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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家產大揭底:探尋「億元稿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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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家產大揭底:探尋「億元稿費」真相

2019年10月10日 18:22

偉人毛澤東離開我們已 有三十二個年頭了,可中國的「毛澤東熱」卻持續至今,各種書刊、報紙和網路一直在不斷地刊登著毛澤東的故事,闡述著毛澤東的思想,這說明廣大幹部群眾對毛澤東的感情仍然是那麼強烈,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減弱,甚至在某些方面顯得更為強烈!

但是,也有那麼一些人,或出於自身的經濟利益如為了擴大報刊雜誌的發行量,或別有用心嘩眾取寵,或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熱衷於炒作毛主席的傳聞,甚至不惜造謠惑眾。如毛主席的稿費問題,本來是100多萬元,可有些人卻編造出種種版本,說什麼至少有「幾千萬元」,還有的報刊慫人聽聞地發表以“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毛澤東億萬稿酬處置內情”等為題的文章,煞有介事地確認毛主席的稿費是“1.3121億元人民幣”,甚至胡說“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不讓任何人拿稿費,就毛主席一人拿稿費”!對此,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志紛紛要求有關報刊雜誌尊重事實,糾正錯誤,以正視聽!

最近,毛澤東「管家」吳連登特地找到中紅網,系統地介紹了毛主席稿費的有關情況。他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澄清了三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稿費到他老人家逝世時為止的準確數是124萬元人民幣;二是“文革”中在國內出版的所有「毛著」與舉國上下的著作人一樣,沒有分文稿費;三是毛澤東對待稿費的態度是明確的和一貫的,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人物簡介:吳連登,毛澤東主席的生活管理員,陪伴毛澤東度過了最後的12年,人稱「毛主席管家」。他是江蘇鹽城人,1942年生,種過田,務過工,當過服務員。1961年,在頤年堂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由於緊張,他端的茶竟灑掉了一半,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64年,二十二歲的吳連登,被毛澤東要去管生活和家務。吳連登把這看成是自己的使命,盡心儘力地做。毛澤東家裏的人,都喜歡這個年齡不大的“小管家”。毛澤東心情好的時候,有時開起玩笑來就沒準了。吳連登的家鄉是鹽城,毛澤東就喊他“咸城人”,因為“鹽是鹹的嘛”!吳連登的“登”和電燈的“燈”是諧音,毛澤東就說他“是自己身邊一盞不滅的燈”。雖然吳連登的年齡比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和李訥還小,但按毛主席立下的“家規”,她們還得叫吳連登“叔叔”呢!

吳連登致信新華網、人民網和中紅網請予刊載此文。(中紅網攝)

·毛主席稿費到底是多少?

  ·到毛主席老人家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他的全部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

中紅網:有關毛主席稿費的一些傳聞,你們這些曾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知道了?

吳連登:有關毛主席的事,我們怎麼會不知道!?我們聽了有些人在造謠污衊,還有些人在傳謠信謠,非常氣憤,也非常痛心,哪有這麼不顧事實胡編亂造的!所以,我們這些知情者應當出來說話。

有些報刊說什麼,「毛主席的稿費高達一億三千多萬元」,這太離譜了!我給毛主席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資和全家的開銷,包括負責每天為他買菜,但他的稿費我沒有管過。管他稿費的,是個名叫鄭長秋的同志,今年82歲了。他從1952年9月直到1986年離休,一直在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叫「中辦特會室」。出納為老紅軍戰士鍾子山,專職保存財務票據。對毛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們最有發言權。他們非常準確地告訴我,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即老人家臨終前全部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鄭長秋退休前轉交下任時,毛主席的全部稿費共計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稿費比原來多出了33萬。

1976年10月2日,汪東興到毛家灣檢查毛主席遺體保護情況,接著又到毛主席著作編委會,接見了編委會的部分同志。當時,汪東興特意把我叫去,囑咐道:「毛主席還剩下124多萬元稿費,要把這些錢都花在編輯和出版毛選上。」

1964年,吳連登當了毛主席管家後,毛主席與吳連登合影。 

·毛主席稿費從何而來?

·毛主席的稿件都是他親自撰寫或多次修改的,按國家有關稿酬規定拿稿費完全合情合理,而且有些稿費是外國出版社給的。

中紅網:毛澤東稿費的來源是哪裏?

吳連登:談及毛澤東的稿費,離不開毛澤東稿費的來源,即「毛著」的出版發行。最近,我特意問了汪東興,他向我披露了這樣一段史實。1949年,汪東興隨毛澤東、周恩來出訪前蘇聯。在莫斯科,他們發現當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謬誤百出,字裏行間多有與史實不符之處。從那時起,毛澤東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修訂自己著作的想法。1951年初,經汪東興安排,毛澤東從北京來到相對安靜的石家莊小住,名義上是休息,實際上是修改「毛著」。毛澤東在石家莊住了兩個多月,修改好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汪東興提供的上述史實至少說明,毛澤東著作不僅絕大多數系本人親自撰稿,而且在出版前親自花費心血和精力進行了認真修改。按國家有關稿酬規定拿稿費,完全合情合理、理所當然。

中紅網:國際上有些國家給毛主席寄稿費,這是怎麼回事?

吳連登:那時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經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因為國際上都是有稿費制度的。對於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主席曾讓中央辦公廳一一退了回去,多數是汪東興主任經辦的。

·毛主席在文革中拿稿費了嗎?

·在文革中,出版了毛著數億冊,但毛主席同全國人民一樣,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因為他最痛恨搞特權。

中紅網:網上有文章說,在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內出版了數億冊毛主席書,這個時期他拿的稿費最多。

吳連登:確實,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等數量相當大,可以說數以億冊計。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毛主席沒有拿過國內的一分錢稿費。我曾專門就這個事問過鄭長秋,他非常確切地說,文革期間他所在的中辦特會室,沒有收到過毛主席的任何稿費。也就是說,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沒有接受過任何的稿費。

中紅網:有些人一再造謠說,毛主席在文革中拿了多少多少稿費,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

吳連登:有人說,在文革中全國都沒有稿費了,就毛主席一人還有稿費,好像他在搞特權,以權謀私,拿了億元稿費,這完全是彌天大謊、胡說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敗、反對特權,從來不稿特殊。我舉個例子。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全國吃的東西非常緊張。毛主席跟大家一樣,好長時間裡,雞鴨魚肉統統沒有吃過。他每月吃的糧食,那時候也只有18斤糧票。他多次對我們說,我是個普通的市民,一樣實行憑票、憑證供應,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業卷等。我們要和老百姓一樣,不管有什麼困難,一起共度難關。文革中既然已經明確取消了稿酬,他不會也不可能一個人搞特權,接受那樣天文數字的稿費!他老人家還有一個特點,決不摸錢。就是他的這些錢和糧票,我們比他自己還清楚。

對此,汪東興曾對我說過:「不要說什麼毛主席有‘億元稿費’,就是100多萬,他老人家也覺得太多太多了,為此還曾責怪過我。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就責問我:‘這個稿費,你怎麼越搞越多呀?’我說:‘不是我搞多了,是你沒有怎麼開支,每年又有利息,當然就越來越多了。’大家想想,毛主席連百萬稿費都要責怪,還能容許自己有‘超億元’這一天文數字的稿費嗎?」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卧室也是他的工作室,兩米寬的床上擺滿了書。

·毛主席稿費如何管理?

·毛澤東視稿費為黨的錢,人民的錢。將稿費放到中辦特會室只有他一人。毛澤東在稿費的使用上也是很嚴格的,每次都要由我們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中紅網:你剛才談到,毛主席的稿費是由「中辦特會室」管著的,那麼是如何具體管理的呢?

吳連登:毛澤東本人對稿費的使用上,是很嚴格的,每次都要由我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就拿我來說,每次遇到毛主席家裏的錢不夠用時,都要寫條子請毛主席特批,才能拿到。這條子怎麼寫呢?都是這樣:「主席,需要從你的稿費中領取多少多少錢,作為家庭生活補貼,請予批示。」寫好以後,毛主席看一看,拿起筆來,在上面就批:“同意。毛澤東!”批完後,我才能拿著這個條,到中央特別會計室把錢領回來,作為家庭的補貼之用。

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對毛主席稿費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緊,在管理上非常嚴格。毛主席稿費的每一筆收入和支出,都要直接報汪東興同志閱示,他也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

中紅網:你能舉個例子來說明嗎?

吳連登:鄭長秋曾給我講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著軍裝的張玉鳳坐著華沙轎車,來到中辦特會室,說明主席處需要八千元錢,實際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還要新票。鄭長秋就對張玉鳳說:「我們一道去銀行取吧。」

在西單一家工商銀行,鄭長秋自報家門:「我是中辦特會室的財務,名叫鄭長秋。」

「鄭長秋?噢,知道知道,通過不少電話,中辦特會室有這麼個人。但從來沒有見過面,今天怎麼還帶著一位年輕的女軍人?」 工商銀行的工作人員一面回答,一面心中生疑。

當時是一種什麼政治氛圍?階級鬥爭要天天講。銀行領導覺得情況異常,決定先穩住他倆,便解釋道:「我們行現在沒有這麼多的新票,要到庫里去提。請二位稍等。」說著,把他倆請到了客廳里。

接著,一個電話打到了中辦政治部查詢有關情況,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後,又撥通了汪東興的秘書孫守明的電話,這才真相大白。而此時,鄭長秋和張玉鳳已在這家銀行被客客氣氣地“軟禁”了兩個來小時。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並非易事。

中紅網:毛主席逝世後,稿費是如何處理的?

吳連登:毛主席逝世以後,毛主席的稿費還是放在中辦特會室。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國庫了。

·毛主席稿費是如何花的?

·毛主席說:「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是黨的稿費、人民的稿費,是做事情來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中紅網:毛主席在稿費的使用上是什麼原則?

吳連登:毛主席一再告訴我們,他參加革命,是為了解放老百姓,是為人民服務。這可以說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毛主席曾對我說:「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是黨的稿費、人民的稿費,是做事情來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汪東興曾給我講起他跟毛澤東有次討論稿費的事。那天,汪東興到毛主席那裏辦事,談起了稿費問題。

「主席,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中辦特會室名下……」 汪東興說。

「這個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答道。

「那您的孩子怎麼辦?」汪東興問。

「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的一定的待遇和報酬,可以自己養活自己。」毛主席語氣堅定地說。

汪東興說到這裏,不無感慨地說:「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心一意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爭氣,也很自覺,從來沒有打過毛主席稿費的主意,更沒有主動提出索要毛主席的稿費。毛岸青沒有,李敏沒有,李訥沒有,毛遠新也沒有。」

中紅網:毛澤東的稿費具體是怎麼個花法?

吳連登:毛主席稿費多數還是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如其中最主要的一種用途,就是用於「還情」當年資助過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兩次。

還有,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而來北京看望毛主席,也是從毛主席的稿費中開支有關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費用,如毛澤連等。按毛主席的要求,我們還不定期地給他老家的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有限,僅僅是作為解決臨時困難之需。再就是主席家裏因工資不夠的部分,也會從稿費中解決,以貼補家用。毛主席在中南海修游泳池,也花了一些稿費。

中紅網:我從李銀橋的回憶錄上看到,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為了幫助八三四一部隊警衛戰士們學習科學文化,指示在中南海內開辦學校,讓從他的稿費中拿出錢來,給每個戰士買了一套課本和筆墨、字典、地圖冊、作業本等,並以他的名義請來了專職老師,給這些戰士教授語文、數學、政治、自然、地理等課程。

吳連登:當年我在中南海工作時,也聽說了有這麼一回事。其實,毛主席為這些警衛戰士買的東西還不止這些。如為了讓他們更好地鍛煉身體,毛主席曾特意讓用他的稿費,在豐澤園裏添置了單杠、雙杠、啞鈴、拉力器、乒乓球枱等體育器材,給他們使用。

中紅網:聽說毛主席的家裏人,也用了一些稿費?

吳連登:是的。毛主席每月的工資是404元8毛,江清的工資是243元。他們倆個很開放,早早就實行了AA制,各花各的錢。毛主席說,人民給我的待遇,就是給我的工資,以保證我和家庭的生活。

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八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鄭長秋同志把八千元送給她時,她好感動,感謝毛主席對她的關心,說:「這錢就放在你那裏,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後來,我幾乎每周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點什麼,我就主動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和錄音帶。賀子珍在住院期間,共總花了四千元左右,我就將剩下的三千餘元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後,我只得將這些錢,又放回到毛主席的稿費中。

給李訥的八千元,我當時只給了她三千元,還有五千元我給她存入了工商銀行,一是有計劃地使用,二是可以增加點利息。毛主席這樣給家人和子女們從稿費中提錢,是一生中僅有的一次。後來,毛主席又給過江青三萬元。

此外,毛主席再也沒有給過她們錢。

中紅網:聽說毛主席還曾用自己的稿費資助過身邊的人?

吳連登:是的。當時,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個月都發工資,但有時也會遇到生活困難的時候。每到這時,只要毛主席知道了,他總是主動給資助。就拿我來說吧,就資助過兩次。

1964年,我剛到毛主席身邊工作不久,我家的房子被火燒掉了。後來,我一個朋友也在主席那兒工作,跟毛主席聊天的時候談起來了,知道了這件事。他就讓人裝了三百元錢放在一個信封里,送給了我。

後來,我去感謝毛主席,說:「謝謝主席的關心!」

毛主席說:「你有困難,我應該幫助你,我們都是同志嘛!」接著,毛主席又講:“再說,這個錢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你不要謝我,要謝就謝人民呢!你們年輕人,要集中精力好好學習,向社會學、向書本學。努力學好本領,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啊!”

後來,我結婚的時候,毛主席又資助了我二百元錢。不要小看了這二百元錢,因為那是領袖送的,那是領袖對我們的關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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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江青

江青秘書解密:我所了解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

康生早年就認識江青?

傳說江青的母親李欒氏曾給康生家當過傭人,就在那時,康生認識了江青。

江青的母親是否給康生家當過傭人無從考證。即使當過,那也是江青五六歲的時候 。1972年夏天,江青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夫人談話時(當時我在場)說:「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我父親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親,母親忍無可忍,一氣之下帶著我離開了家門。」“我母親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學。”“諸城縣一個有一妻幾妾的姓孫的地主收留了我們倆。不久,母親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歲的時候,我就試著走夜路去找我母親。”

假如有人認為這個「破落地主」就是康生家的話,康生是1898年出生,江青是1914年出生,康生比江青大16歲,康當時是二十一二歲的風華正茂的小夥子,怎麼會對一個五六歲的傭人家的小女孩產生好感呢?

1937年7月(有的說8月),江青從上海去延安。康生作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王明的副手,與王明、陳雲一起於1937年12月(有的說是11月29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與毛澤東相識了。作家王凡、東平在《徐明清與江青關係的事實真相》一文(《黨史博覽》2007年第3期)中說:「經過兩個多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最終得以解決,她本人也於1937年11月進入抗大學習。在抗大學習期間,江青和毛澤東有了頻繁接觸。她經常以向毛澤東請教問題為由,到毛澤東住的窯洞來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脛而走。」這可以說明,康生並未從中牽線。

江青與康生的政治和個人聯繫,是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才開始的。在這之前,江與康是否認識,沒有充分的證據,不得而知。

影,還會演京戲。”

兩人互相關心,互相支持、配合

江青與康生的關係,以我的所見所聞,覺得從總的來說是比較好的。

黨的九大期間,江青急欲進政治局,康生為她的這一願望是盡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如願當上政治局委員以後,康生高興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釣魚台10號樓,熱情地表示祝賀。幾天後,康生還請人裱糊好,裝進漂亮的鏡框裏,親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鄭重地遞到江青手裏。江青看到這個條幅,如獲至寶,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謝。她說:「感謝康老對我的關心、肯定和鼓勵。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師。」康生聽了以後,高興地說:“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學生。”康生走了以後,江青吩咐我們將康生寫的這個條幅掛在大廳的正面南牆上。

江青的牙齒不好,有一次牙齦發炎,康生知道後,熱情而耐心地建議江青使用竹鹽水漱口。江青同意後,康生又把江青的廚師程汝明同志叫去,親自教程師傅如何做竹鹽水。康生說:「用新鮮的竹子,把大粒的海鹽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進烤箱裏烤。這樣連竹子裏面的內膜都炭化了,鹽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這水漱口,漱幾天以後,牙齦炎就好了。」江青遵囑認認真真地做了。還真的管用,幾天以後,牙病好了。

為了感謝康生的關心、幫助與鼓勵,江青把康生請到她的攝影室,給康生照標準像,並放大16寸,親自送給他。康生經常咳嗽,江青為了保護他的脖頸和喉嚨不受涼,親自送他一條她自己設計的獺皮圍脖。

康生由於精神上受刺激過大,用腦過度,吸煙過量等原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精神和體質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飯不想,也很少睡覺。 曾有幾天,拒絕吃東西、喝水,總怕有人下毒。江青為了使康生吃東西,恢復體力,延長壽命,就叫程師傅做了幾樣好吃的小點心,親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勸他吃。她當著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塊點心,並說:「好吃好吃。」康生見江青吃了,也跟著吃了。江青高興地笑了。為了使康生高興,江青前後幾次給康生送去鮮花,表示問候。有一天,江青親自開著紅旗車給康生送鮮花。由於是初學開車,駕駛技術太差,當開到釣魚台8號樓東邊的小橋時,差一點開進湖裏去,坐在副駕駛室的司機小劉看到情況危險,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盤給扳正了。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江青則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誇獎說,康老有功勞,康老立了一功……

江青對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對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稱呼上。江青稱呼康生,無論當面還是背後,或者是文字稱呼,我從未聽到和看到她稱「康生」,總是稱“康老”。

二是在態度上。江青在我們工作人員面前從未講過康生的壞話。有時不高興了,實在忍不住了,想跟我們說說她內心的話,話剛露頭,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後經常講陳伯達的壞話,說陳伯達「不修邊幅、窩囊」,“他說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這樣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級壓死人”。還說“我跟他(陳伯達)吵過架,還在他面前摔過杯子”。有一次,她還在我面前發泄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不滿。她說:“我跟陳伯達吵架時,張春橋、姚文元一聲不吭,不堅持原則,我叫他們二位作檢討。”(他倆還真寫了檢討,並親自送到江青手裏,才作罷--筆者注)可那天吵架時,康生也沒有發言,江青卻沒有追究什麼。

三是在看電影上。江青喜歡看電影是出了名的。在釣魚台17號樓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這些影片如果沒有江青的批准誰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請康生陪看電影,他如有特殊情況不去看,江青對康生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江青通知張春橋、姚文元看電影,他們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會不高興甚至表示不滿,有時還會拿他們是問。

康生的態度為何急轉直下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康生對江青的態度,在我看來明顯起了變化。他對江青的不滿意既有說辭,又有表現。以前,康生經常到江青的住處去看江青,有事說事,無事問候。以後,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請康生到17號樓陪她看電影,康生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是不會不去的。以後再請,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並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以前,康生對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堅強支持者和依靠者。從來沒有聽到過康生對江青有什麼不好的說法,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節,毛主席送給江青5個粘玉米,當時,江青送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各一個,於是康生對此借題發揮。有一天,他對他的秘書黃宗漢說:「5個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那5個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鬥爭中不要迷失方向,頭腦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對江青的看法有了變化,我的這種分析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這個人很聰明,也很敏感,她會領悟到主席送給她5個玉米的含義的。」(1999年3月21日,黃宗漢告訴我的--筆者注)

有一天,江青看望康生並回到她的住處以後,不知道為什麼不高興了,拉長臉說:「我以前多麼關心他呀!我還送過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時候就織過毛衣,我給主席織過毛衣,還給康老織過毛衣,可是現在他……」當時我們不知道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們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好多都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併當眾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夥的策劃,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誣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毛主席當即告誡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2月23日,周總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毛主席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重要職務。

康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老謀深算,又十分熟悉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看到毛主席對江青一再進行嚴厲批評,就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想急忙與她劃清界線,拉開距離。他拒絕江青的探望,即使見了面也不給她好臉色。重病纏身的康生,於1974年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之前,趕緊向周總理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接著他又託人給毛主席帶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

當然,江青也是一個政治很敏感的人,康生對她的態度發生的巨大變化,她覺察到了,也十分不滿,但這種不滿大多數時候沒有表現出來。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12期 作者曾任江青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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