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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之女劉亭亭憶文革:一家4人慘死6人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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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之女劉亭亭憶文革:一家4人慘死6人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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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之女劉亭亭憶文革:一家4人慘死6人坐牢

2019年10月22日 17:42

資料圖片:劉少奇、王光美和他們的女兒亭亭

資料圖片:1959年11月,劉少奇同女兒亭亭在海南島椰林

劉亭亭是王光美的女兒,劉少奇的第八個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過,「文革」中親歷了嚴酷的政治鬥爭和父母的冤案,後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她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1989年為照顧母親,回國創業。2006年王光美彌留之際,將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託付給她。

全世界只有我爸說媽媽做飯好吃

劉亭亭的母親王光美是劉少奇的第六任妻子,和劉少奇共同生活了近20年。王光美1921年生於北京,父親王治昌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段祺瑞時期任農商部工商司長,母親董潔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於北洋女子師範大學。

王光美數學特好,上中學時是聞名北平的「數學三王」中的女王。1945年,王光美從輔仁大學理科研究所畢業,是中國首位原子物理女碩士。她還考上了美國史丹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原子物理系的全獎學金博士,但最終放棄了這次機會。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王光美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英語翻譯。1947年和談破裂,她決定奔赴延安。

到延安後,王光美被分配在朱德領導下的中央軍委外事組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見到了劉少奇,劉少奇很快喜歡上了這個聰明幹練的女孩子。1948年8月,27歲的王光美嫁給了50歲的劉少奇,兩人結婚20年,雖歷經坎坷,但始終相濡以沫。

一次王光美生病,手腳冰涼,不想驚動醫務人員的劉少奇當天夜裏就一直守在床邊握著她的手。劉少奇有夜間工作的習慣,王光美也陪著丈夫工作。晚上辦公要吃夜宵,王光美不願意打擾廚師休息,就自己動手。每次兩人一起參加舞會,最後一支舞曲劉少奇總是請王光美跳。他們的感情交流甚至默契到劉少奇只要咳嗽一聲,王光美就明白他要什麼,或者光從劉少奇將茶杯蓋放到杯子上的聲音輕重,妻子就能知道丈夫要什麼。

劉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個孩子,1951年生於北京。1954年,她隨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魯豫:你們家有幾個成員?

劉亭亭:爸爸、媽媽、外婆、我們6個孩子。孩子們基本都住家裏。我爸爸一共有9個孩子。

魯豫:在您印象中,有沒有那種小細節讓您覺得爸爸媽媽在一起特別恩愛?

劉亭亭:我媽很會做衣服,織毛衣也不錯,做飯就不怎麼樣,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爸說她做飯好吃。後來我問她一般做什麼飯。她說,每天的晚飯實際上是大廚做的,她給我爸做夜宵時就是把剩飯往鍋里一倒,加點水一熱,燴飯給我爸吃,她就會做這個。

我們家吃飯的時候,如果講比較正式的話題,我們就很安靜聽我爸講;如果我爸不講,我媽就講。有時候我爸可能嫌我媽講得多了,但他也不會說你別再多講了或者怎麼樣。他好像從沒說過這些,頂多就是一個body touch(身體碰觸),摸摸她,我媽就不講了,反過來問我爸,你有什麼想法啊,或者有什麼事情啊。

魯豫: 他倆互相之間怎麼稱呼?

劉亭亭:就叫少奇、光美。我媽當著別人的面叫「少奇同志」,因為爸爸不讓任何警衛員、秘書叫他主席。我對爸爸有一些特別親密的回憶,因為在我們家,誰最小誰就有任務去騷擾爸爸,讓他停下工作休息一會兒。爸爸每工作3個小時,警衛員就會叫最小的孩子去磨他,比如跑進去打斷他的工作,或者拉他到院子裏走走之類的,讓他稍微休息一下,要不然他會一直工作下去。

當時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從我一開始懂事,他們(警衛員)就跑來找我,把我從樓上拉下來或者抱下來,讓我騷擾爸爸。我在爸爸批完文件之後跟他學畫畫,畫小兔子小狗什麼的。我們小孩起得早,早上要上學,爸爸媽媽是早上五六點才休息,差不多中午才起床,下午和晚上工作。因為毛主席辦公是在夜裏,半夜很晚才睡,所以父母也是晚上辦公。我們上學之前看不到他們,只有在吃晚飯的時候能看到。

我爸爸有特別風趣的一面,比如我小時候不愛吃苦瓜,不吃辣椒。他就說,你不吃我就不帶你回老家。他這麼一說,我就拚命地吃,吃得流了眼淚還吃。他笑壞了,說是逗著我玩的。

爸爸說:你們也要嘗嘗吃不飽的滋味

等費用40元,再加上幾個孩子每月上學的費用近100元,還要給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錢等,工資所剩無幾。

劉亭亭回憶,她在學校讀書時,所有小孩子平時都有幾分錢零花的,那時學校伙食太差,附近小衚衕有賣小蘿蔔、糖葫蘆、冰棍的,別的小孩一個星期能買一兩樣慰勞自己,劉家子女只有眼饞的份兒。

兄妹們每人每年只能買一雙新鞋,男孩子穿鞋費,總是買新鞋的時間不到,鞋子已經慘不忍睹了,但還得湊合著穿。孩子們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經常分不出男女。

1960年初,阿富汗國王和王后來華訪問,在和劉少奇會面時,提出想見一見他家的孩子。劉少奇爽快地答應了,但王光美卻開始發愁。她覺得孩子們的衣服難登大雅之堂。特別是劉亭亭,所有褲子都有補丁,最好的一條燈芯絨褲子膝蓋上還划了個三角口子。她一度想過到北京市去借幾套搞外交儀式時獻花兒童的服裝,最後還是將就了,讓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綴了朵小花掩蓋破綻。

劉少奇給子女降低了生活水準,但在對孩子的其他方面要求甚嚴,而且有細緻具體的指標。為了鍛煉孩子們的毅力和體質,他制定了一個「成長進度表」:9歲學會游泳,11歲學會騎自行車,13歲能夠自理,15歲獨自出門。

60年代初,「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大饑荒席捲中國,劉亭亭當時在學校住宿,這位國家主席的女兒竟然因為飢餓兩次暈倒。

魯豫:聽說三年困難時期,您在學校餓倒過,當時家裏的情況怎麼樣?

劉亭亭:家裏吃的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好。爸爸有時候看我們餓成那樣,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後把盤子從最小的孩子開始傳,一個一個傳下去吃。我妹妹沒出生之前,吃飯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因為我暈倒過,學校要求把我們接回來。爸爸說現在人民都吃不飽,你們也要嘗嘗吃不飽的滋味,這樣等你們將來開始為人民做事了,就知道怎麼才能不再有讓人民吃不飽的日子。

他對男孩更狠一點兒,我哥哥13歲那年暑假去當兵,一開始在警衛局的部隊站崗。14歲時,爸爸讓他去當騎兵。哥哥自己還挺興奮的,但我母親不同意,說這不行,你這樣做太過分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倆當著我的面吵嘴。

魯豫:您見過毛主席嗎?我記得有一張照片,是主席跟你們家的哪個小孩兒握手,是您嗎?

劉亭亭:是我,我們每個月都見面,因為中南海有時候搞舞會,他們去跳舞的時候,我跟我哥就站在後台看,看完了我倆也比畫一下。所以那時候能見著毛主席,周總理見得也比較多。我們在北戴河休假時,和總理住一個院子,吃完飯,我們就跑到總理家想再吃些水果或點心,因為我們家沒有。

1963年,我爸去四國訪問的時候,有一天總理突然把我和劉源、劉平平叫去,花了一個下午時間跟我們打乒乓球。後來我才知道,當時中央得到情報,國民黨特務要在柬埔寨炸我爸的車。總理可能怕有意外,就把我們召到一塊,最後得到報告說沒事了,他才放心地說,你們回家玩吧。

當時陰謀刺殺劉少奇的事件被稱為「湘江案」。1960年5月,周恩來訪問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親王的熱烈歡迎。美國和台灣當局看到中柬友好,斷定中國最高領導人肯定要到金邊回訪,因此密切關注北京的動向。

1961年底,台灣當局在南越西貢設立情報站,佈置刺殺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計劃。他們決定以「挖地道、埋炸藥」的方式,在劉少奇訪柬的必經之路,即金邊機場與市區之間的公路引爆炸藥。中國獲得這一情報之後,於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領導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任組長,確保劉少奇出訪安全。4月28日夜,柬方有關部門逮捕了46名台灣特務,案件遂告偵破。這時,距劉少奇訪問柬埔寨只有48小時,一切有驚無險。

造反派逼我打電話,把媽媽騙到清華批鬥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內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厄運開始了。先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國家第二號人物降至第八位。接著中南海的「造反派」時常進入劉家抄家、批鬥、侮辱、圍攻劉少奇夫婦,中南海再也不是劉亭亭的寧靜花園。

話鈴聲突然響了。王光美接過電話,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裡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王光美打算馬上去醫院,但是,周恩來為了她的安全,曾下過指示不得離開中南海。王光美讓女兒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去醫院。兩人剛走,她又派兒子劉源也去醫院看看。過了一會兒,電話響了,是劉亭亭打來的,講話似乎很猶豫,。劉亭亭說,姐姐是「粉碎性骨折」。這下子,王光美和劉少奇馬上心急如焚地往醫院趕。但是剛進醫院門,就發現上當了,他們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包圍了。情急之下,王光美當即迎上前大聲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劉少奇還想看看情況,衛士會意,立即架著劉少奇離開了現場。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精心設計的圈套,假稱平平遇上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鉤。劉亭亭和劉源去了之後,也被他們扣為人質。他們逼迫亭亭給王光美打電話。不過,紅衛兵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警衛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覆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這樣,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鬥。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5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魯豫:那時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處都是有關您父母的漫畫。

劉亭亭:對,我們小孩還好一點,因為要回學校去批鬥,我妹妹就很慘,她才六七歲,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塊打她。

魯豫: 您恐懼嗎,絕望嗎?

劉亭亭:不是,沒那麼複雜,但是我不願意深談,這事讓人悲痛。那時候警察都處於戒嚴狀態,一有情況我們就要回學校。我爬過城門,也翻過房頂,我們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們發現,就會給人家造成很大的災難,因為我們太「黑」了。

魯豫:您媽媽被騙到清華批鬥那次是不是跟您有關?

劉亭亭:對,那件事賴我,當時我還小,他們非逼著我給家裏打電話,逼著我騙父母說,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車撞了。媽媽在電話里聽完,說周總理不允許我們出去。爸爸說,你不去我去,女兒是因為我挨斗被汽車撞了。我媽說,那我跟你一塊去。

他們剛一進門,劉源就喊,爸爸媽媽,他們騙你呢,他們要把媽媽騙到清華大學去批鬥。我媽一聽,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後一擋,我爸一下就愣那兒了。我媽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後使勁拉我們,最後等於是把我爸給架走了。我們回家後待在院子裏,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說,不怪你們,是我犯錯誤了讓你媽媽去作檢討,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媽媽接回來。後來可能我爸給周總理打了電話,第二天媽媽被送回來了。

那時我每天都哭著醒來

用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話說,如果沒有「江青同志支持」,他們怎麼敢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傳單,就從清華大學飛向四面八方,成為“爆炸性新聞”!

3個月後,在江青的支持下,清華大學舉行了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王光美在眾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著一長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衝進劉家,對劉少奇進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劉少奇貼出答辯大字報,但幾小時後即被撕毀。此時劉少奇夫婦已對自己的命運做出了最壞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劉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兩個食堂進行批鬥,同時進行抄家。鬥爭會後,劉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辦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後院。兩人被隔離看管。

8月5日,為慶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劉大會。與此同時,中南海內部也對他們夫婦倆進行長達兩小時的謾罵和扭打。劉亭亭清楚記得,挨打的時候,母親突然掙脫,緊緊抓住父親的手,互相對視,作生命中最後的訣別。

魯豫:您爸爸媽媽見最後一面是在什麼時候?

劉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時,旁邊圍著許多群眾,我媽突然掙脫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後,他們就開始挨打,鞋都打丟了,我媽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們的人逼著我們小孩站在旁邊看,當時我們都在場,我佩服我媽,她關鍵時刻是一個很堅強的人。那次批鬥會之後,他們把我父母隔離了,我爸找不著我媽,腰一下就彎了。他們也不許我們跟他說話,還打他,打得我爸扶著窗檯走路。有時我爸出來吃飯,我們就假裝洗手和他說幾句話。

有一天,突然來輛大卡車,通知我、劉源和劉平平去學校,要把我們一小時內送回學校。當時我們特別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別。他們不讓我們去,全拉走了。第一個星期我被關在學校,第二個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來找我,我們一起回到中南海門口,不敢說想見父母,說要見我們的小妹妹。我們也想了其他辦法,比如寫信要我們的書啊字典什麼的,都是希望爸爸媽媽在送出的東西里能給我們寫點什麼。

沒多久他們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隊,他那時16歲。我姐姐被抓走的時候,我們正準備吃飯,她在洗衣服。忽然就來了幾個人,問哪個是劉平平?我姐說,我是。人家就把她帶走了。我們當時覺得突然,但也沒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轉頭跟我說,你幫我把衣服洗了。後來我們每天等她回來吃飯,擺著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沒再回來。

魯豫:您那段時間哭得多嗎?

劉亭亭:不是有意識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著醒的。可能那時候哭得多了,現在眼淚倒少了。人家問我怎麼活下來的,我說生活的目的很簡單,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繼續存在),活下來。

得知妻兒都被迫離家,爸爸幾乎崩潰

「文革」開始後,王光美曾問過劉少奇:“為什麼我們都被描繪得那麼醜惡,簡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卻沒有怨言呢?”丈夫的回答令她淚盈於睫:“因為相互信任。”愛和信任,在最混亂、最殘酷的季節里,溫暖著、支撐著這對患難夫妻。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個子女被趕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兒劉瀟瀟還不滿6歲,也和老保姆趙淑君一起被趕走。當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關進北京秦城監獄,被定性為“美國特務”。

起初,劉少奇並不知道這突然發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僂著身子,手扶著走廊的窗檯,拖著打傷的腿,一步一步地蹭著,蹭到王光美被關押的後院牆根,想聽裏面的動靜。一天夜裏,「造反派」突然在劉少奇住的屋子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准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後,劉少奇的精神近於崩潰。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卻故意停了他的葯,強迫他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

劉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舊傷發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誰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後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回來吃。年近七旬,他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裏,弄得滿臉滿身都是。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給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鬥會,醫生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由於長期不活動,雙腿的肌肉漸漸萎縮,胳膊和腿因為常打針被扎爛了。護士記錄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在內蒙古卧軌自殺,長女劉愛琴被關在「牛棚」里遭著毒打,次子劉允若在監獄裏患著脊椎結核,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8歲的女兒劉平平被逮捕入獄,後來被驅逐到山東沿海的一個養馬場勞動改造。17歲的兒子劉源從監獄出來以後,報名參加上山下鄉。6歲的小女兒劉瀟瀟被保姆趙淑君撫養長大。劉亭亭中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順義維尼綸廠,後調北京儀器儀錶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劉亭亭:當初我哥哥走了以後,什麼師大女附中、上山下鄉、雲南內蒙的,我全都報名了。後來有同學損我說,你怎麼那麼進步啊。我說你不知道,我不是進步,我只是想在那個情況下做個農民是比較樸實的。雖然生活艱苦,我可能還活得過來。如果我去工廠的話,我一定會特別恐懼,因為我完全就是一個批鬥對象了。最後他們還是分配我去了工廠,因為我妹妹當時太小了。所以是因為我妹妹的原因,他們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區的工廠。工人們對我們是很好的,那時候的溫暖和幫助都是沒有條件的。

我爸對我媽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發生後,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獲准親屬探視。這給在工廠勞動的劉亭亭帶來一線曙光。她寫信給毛澤東,希望看到四年不見的父母。信由宋慶齡代轉。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是“父親已死”,同意讓他們見母親。1972年8月18日,劉家的孩子在秦城監獄見到了4年未曾謀面的母親。

劉亭亭:他們通知我們去見媽媽,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只有我和瀟瀟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從火車上給揪了下來,她掙扎了半天,最後被人打暈過去,沒回來成。劉源知道以後,抓了一把黃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兩天一夜,因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後才坐上火車回來的。

魯豫:在監獄裏見到媽媽什麼樣子?

劉亭亭:當時我媽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離開她的時候,覺得她高大、瀟洒、溫文爾雅。等我們再見她,她穿一件黑棉襖,背完全駝了,頭髮白了,反應還有點遲鈍。因為長時間都是她一個人待著。我們想著要忍著不能哭,但是最後要分開的時候,還是忍不住了。

魯豫:那時媽媽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嗎?

劉亭亭:她是我們到監獄去見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們基本上同時知道。

魯豫:她跟你們提起這個事了嗎?

劉亭亭:沒,誰都沒提。

魯豫:後來您有沒有問過您媽媽,她一個人在監獄裏被關了12年,是什麼力量支撐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來?

劉亭亭:我媽在監獄裏,條件好時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裏面打拳鍛煉身體——身體彎著,像猴拳一樣,根本伸展不開。她還對著牆說話。人家說她有病。她說,我非常盼望他們能提審我,因為如果有人提審,至少還有人跟我講話,否則我覺得自己連講話的能力都沒有。我媽後來跟我講,在她還沒跟我爸分開的時候,她就攢了一些安眠藥,而且跟我爸示意過要不要吃安眠藥(結束生命)。我爸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所以她後來再沒想過自殺,在監獄裏那麼難都沒想過自殺。她說,你爸爸說得對,我不能讓別人作結論,好像我就是一個壞人。她就靠這種信念一直活下來。

魯豫:你們家庭的境遇真正變好是在「文革」結束以後,還是一直到您爸爸被平反之後?

劉亭亭:「文革」結束後就好多了。劉源是1977屆大學生,我是1978屆的。那時候我們也知道中央對我家不錯。有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老同志說,你爸爸這個案子牽扯的人特別多,要給你爸爸平反是一件大事,但是,黨是一定會給你爸爸平反的。

魯豫:這層意思是誰轉達給你們的?

劉亭亭:我們去找過胡耀邦,也找過陳雲,他們跟我們這麼講,因為這中間有一個時間問題——審判「四人幫」的過程。

爸爸說,我死後你們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中共「九大」之後,林彪曾下令判處王光美死刑,要“立即執行”。判決書送到毛澤東手裏,他批了“刀下留人”四個字,算是保住王光美一命。但是王光美80歲的老母親,卻慘死獄中。曾經承諾“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的劉少奇,由於植物神經紊亂,已經不能吞咽食物,只靠鼻飼維持著快要枯竭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轉移到開封。走前,護士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劉少奇轉過臉不看。護士又把報張紙拿到另一邊讓他看,他又把臉扭了過去。他的衛士長上前對著耳朵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劉少奇閉著眼睛,一言不發。晚上,劉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被專機送往開封的一個特別監獄。由於著涼,肺炎發作,高燒、嘔吐,11月12日凌晨6點死亡。死時,全身赤裸發臭,嘴鼻變形,白髮有一尺多長。

與母親相見的當天,劉亭亭才知父親已死,這與劉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後,為壓抑痛苦,劉亭亭把所有精力用於學習。1978年,她順利通過高考,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呼聲開始高漲。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王光美離開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監獄,重返人間。

1980年2月,劉少奇沉冤昭雪。這一天,舉國下半旗致哀。國人停止了一切文藝活動。劉家子女回憶父親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樸素的文字:「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4位骨肉先後慘死,6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

劉少奇曾對孩子們說,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為了實現父親這個遺願,劉亭亭和哥哥一起來到河南開封尋找劉少奇的骨灰。當年劉少奇的屍體拉到火化場後,專案組謊稱這是一名烈性傳染病人,火化單上填寫的是「劉衛黃」這個劉少奇少年時曾經用過卻不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後,劉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個普通的木質骨灰盒裏,長期擱置在骨灰陳列室第124號框格里,無人問津。

1980年5月,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和劉瀾濤的陪同下,王光美率劉愛琴、劉平平、劉源、劉亭亭,將劉少奇的骨灰從鄭州迎回北京。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而後,在妻子和孩子的放聲痛哭中,劉少奇的骨灰被撒入祖國的海域。

劉亭亭:當時特別想找到爸爸的骨灰。我們知道他死在河南,就在河南找;在河南找不著,就上北京找。當時劉源看到一個沒名字的骨灰盒,但是有面黨旗蓋在上面。他還拿了一點撒到天安門的金水橋。我說,如果不是爸爸的怎麼辦?他說即使不是爸爸的,肯定也是一位冤屈的老革命,我幫他撒到金水橋,讓他看看現在的中國有多好。我爸爸的骨灰最後還是從河南找回來了,一個不太好的骨灰盒子,上面寫著「烈性傳染病人劉衛黃」,這其實是我父親的原名。河南省省長把這交給我媽媽。回北京的時候,我們一下飛機就看見很多人,他們都是自發來的,沒有組織。

魯豫:我印象最深的鏡頭是您媽把臉貼在骨灰盒上。

劉亭亭:後來我們去看了爸爸去世時的地方,一個擔架,一張床,一個枕頭,枕頭好像還是西哈努克送的。我媽一把抓起那個枕頭,使勁抓。這些事情我們不能老去想,但是忘不了,絕不能忘。

魯豫:母親被關了那麼長時間,父親死得那麼慘,作為孩子心中會不會有很深的怨恨?會不會去恨某個人?

劉亭亭:我們很小就被放到社會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護的意識,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鍛鍊出來的,遇到大事的時候能比較鎮靜。但是我有時看一些講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電視劇,其實是特無聊的片子,我可以看得淚如雨下。我覺得人其實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個方面有個疤,這個疤不能揭。

我們家後來也經歷了幾道難關,我媽得癌症是一關;我當初回國成立公司,放棄了原先很好的工作,也是一關;我姐姐(劉平平)工作非常好,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忽然就腦溢血了,一個中午就不行了,她有一個11歲的兒子,我是看著他從小長大,我自己沒有孩子,就收養了我姐姐的孩子。我們家經過許多人生悲劇,但基本上我的人生觀還是比較正面的,因為黑的、白的、灰的,什麼顏色我都見過。信不信來生不管,我只是要明白在將來的路上還應該再做些什麼。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會堂連續三次舉行陳毅批判會,姬鵬飛、喬冠華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沖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們曾向王力請示,王力表示不贊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測地說:「除重大原則問題找我外,不要事事請示,大方向對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領神會,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計划行動。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通過了由姚登山抓總的“業務領導小組”奪權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團”拋出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籌”奪權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聯絡站”又議定了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委會”奪權方案。在此期間,造反派還在外交部和天安門廣場刷出“強烈要求姚登山當外交部長”的大標語。

的辦法施加壓力,迫使中央承認他們的奪權。在造反派奪權後,外交部發往駐各國領使館的電報中竟出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整個外交業務陷於混亂,大權一時落入造反派手中。

 

 

中方外交人員被打傷抬走

二、經過

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5]當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率先突入西牆。22時40分,大批群眾組織衝擊代辦處正門;10分鐘後,一些高校紅衛兵又越過北牆。不多時,從三面進入英代辦處院內的群眾已達數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辦處東、西兩院後即開始點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的門窗、地板、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樓內3個卧室、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餘名官員從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裏面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沖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里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

「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萊爾·霍林沃思還寫道:

“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對面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

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著她們受凌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大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髮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一個領頭的還穿著精製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踏。”

美國友好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1年夏天訪問了清華大學,他親自訪問了清華大學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根據大量的訪問記錄,寫成了一部紀實性的著作:《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親身參與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憶。

話,要他們動員起來,到英國代辦處前去示威。廣播喇叭一喊,全體「414」的擁護者集合開會,一個「反帝反修聯絡站」的幹部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去向英國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非法竊取了許多情報。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覆,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復。帶上改椎、鉗子,我們到那兒要打開他們的檔案櫃。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射擊,不要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所有能說英語的人到前邊來。帶上電筒。”

發言者隨後打開一張地圖,指出代辦處的位置,以及電源閘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們都很興奮,」高衡慶(音)說:“我們出動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進城,後來還覺得不夠,又派出了一些人。我們的隊伍幫助包圍了英國代辦處。開始是守紀律的,我們整齊地一排排坐下,遵照總理規定的五條,他說,我們可以寫抗議書、集會等,但絕對不許衝擊代辦處。

“我們的抗議大會於晚上9點開始,通過高音喇叭,我們憤怒地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你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問。10點鐘,通牒限期到了,該怎麼辦呢?我們只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那時,解放軍圍繞著代辦處。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麼辦,我得到的答覆是:雖然總理是那麼說了,但是群眾要採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實際上,那些妄圖打倒總理的人,早就策划了這次衝擊,‘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活躍分子拿著喇叭跑上來,有些人跳起來向代辦處大樓的牆上扔墨水瓶,這是佯攻。當前面飛舞墨水瓶時,其他的人從後面設法進入了代辦處大樓,他們開始把椅子、沙發從窗戶里向外扔,我們身後的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沖向解放軍的防線,喊著:‘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由八層士兵組成,有幾個小夥子想從他們頭上爬過去,但他們摔下來了。士兵的防線終於被沖開了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過去了。

“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裏的一筒汽油開始燃燒的,後來大門開了,人們衝進來,汽車也開始燃燒,三輛汽車著了火。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只得回去了。火勢越來越大,消防車又回來了,許多消防員衝過擁擠的人群,接近了大樓。就在火起之時,周總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們全部停止進攻。但這個指示沒有廣播,我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但我們一知道,馬上就撤離了那個地方。但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被打傷的中方外交人員


 

“解放軍的防線讓開路,讓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並把他們自己鎖在那裏,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干予,他們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面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什麼在我們國家要採取這種暴力?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是做錯了什麼事。大樓是怎麼燒起來的?我們414由始至終參加了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

從那以後,許多人反對我們,批判我們,給我們施加了許多壓力,我們檢討了很多次,而團派沒有捲入這一事件,他們便利用我們的這一錯誤拚命整我們。”

三、善後

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7]周恩來在講話中斷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奪權方案並命令北外「紅旗造反團」撤離外交部。周恩來表示,對這件事,還要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同時向毛澤東報告。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周恩來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早已覺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後有壞人在操縱群眾運動,在他們最猖狂的時候,也就是他們暴露得最充分的時候。在外交工作中製造嚴重混亂,是毛澤東決不允許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果斷地進行反擊。

8月25日凌晨,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別提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這個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指《紅旗》雜誌在8月1日發表由關鋒主持起草的社論,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臭”,並說“這是鬥爭的大方向”。接著,各地出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彈藥、派性武鬥激化等嚴重狀況。)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說完,將一份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給毛澤東看。26日,毛澤東即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第二年1月,對戚本禹也作了同樣處理。

8月31日,周恩來同外交部的一些負責人談話,他對姚登山說:“你在外面的幾個報告煽動性很大,在外貿部的講話修改了中央的精神。

你是個剛回國的代辦,客觀上在對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辯解說:「我是根據王力講話精神講的。」他哪裏知道,王力、關鋒這時已經被隔離審查了。

幾天後,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國代辦處遭到英國人的報復,在衝突中,一些中國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我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係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我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後。

1971年2月,中國外交部出資為英國代辦處修復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辦處為修復遷居舉辦了招待會。中方出席人員沒有在這一場合說明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情況並慶賀英國代辦處修復。周恩來針對此事批評外交部領導說:火燒英國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乾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作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面也可以講嘛!外交部給英國代辦處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復遷居時你們卻不報告我。

3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時,向他解釋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問題。周恩來說: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衝、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後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新居,修復費用應由中國方面負擔。[9]

「火燒英國代辦處」後,部分英國民眾到中國駐倫敦代辦處外抗議。中方人員與民眾起衝突,認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揮舞大棒等物與英警互毆,各有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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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2] 指北京的造反派於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 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3] 參見連生等編著《中國百年外交風雲錄》下,瀋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1382頁。

[4] 這次和緬甸警察之間發生的流血衝突是由中國外交官挑起的。見《從「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頁。

[5] 「48小時通牒」照會事先經周恩來簽發。當時在外交部掌權的造反派,故意在深夜周恩來極度疲憊、已上床就寢之際,以特急件讓他簽批。事後,周恩來常自負疚,引為教訓,並無一字推諉。

[6]〔美〕威廉·韓丁:《百日戰爭》(英文版《Hum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by William Hinton 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968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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