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澤東和葉劍英（資料圖）
1969年12月，因「戰備疏散」到了湖南的葉劍英，向前來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樣原因到了江西的鄧小平的生活狀況，並說：“中國可以沒有我葉劍英，不可以沒有小平同志。”20世紀70年代末，面對“非毛化”浪潮，葉劍英多次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黑暗裏徘徊，還在上海的租界裏開會。”這些都是葉劍英發自肺腑的真心話。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也不能沒有鄧小平，正如一首歌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進新時代》中所唱的那樣：“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然而，真的「中國可以沒有葉劍英」嗎？沒有葉劍英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相信讀者在了解了晚年葉劍英之後自然就會明白，中國同樣不可以沒有葉劍英。
「文革」期間 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說：「葉劍英，父親解放前與他共事並不算多，但在解放後，特別‘文化大革命’以後，兩人可真是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文化大革命」中期，鄧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復生”即通常所說的“二落二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毛澤東對鄧小平採取了與劉少奇不同的處理辦法。1968年10月31日，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還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葉劍英對毛澤東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識到，把劉、鄧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葉劍英也明白，毛澤東樹立林彪為接班人，公開場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趨緊隨其後，但在私下裏，毛澤東卻從未與林彪「親密無間」；明知道林彪不容鄧小平，而毛澤東卻偏偏保留鄧小平。把劉、鄧拆開，難道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的大？看來也許在那個時候，在林彪最“紅”的時候，毛澤東就想到或者已經在準備著些什麼。
葉劍英儘管在總體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儘管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步伐，卻仍然因為對林彪、江青極左勢力的抵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關於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後，他拿著全國軍分區以上軍事單位受到衝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地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地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你們到底想幹什麼？”結果，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遭受圍攻批鬥和打擊迫害。雖然葉劍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實際依然處於“靠邊站”的狀態。
林彪叛逃之後 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葉劍英結束長達300天的「戰備疏散」生活，從長沙飛回北京，8月下旬上廬山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林彪、陳伯達等人搞突然襲擊，拋出所謂“稱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搶班奪權。毛澤東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葉劍英在毛澤東處領命後，以周恩來特別顧問的身份，率領工作組到福建、廣東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為批陳整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如驚弓之鳥般的林彪一夥駕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隨後，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
葉劍英受命於危難之際，深感責任重大。在考慮如何加強中央軍委的領導、整頓軍隊、肅清林彪的流毒和影響、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的時候，他想到了已經被「打倒」六七年、此刻還遠在江西的鄧小平。據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李德生回憶：“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葉帥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當時，軍隊建設受到嚴重破壞，亟待整頓，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這些工作時，又必須同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投鼠忌器’，鬥爭形勢複雜艱巨。我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總政治部主任，負責承辦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具體事宜，這時我同葉帥有了密切接觸……葉帥曾向我談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儘快讓小平同志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並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經多次對我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治政治軍離不開他們。”葉劍英不顧打倒鄧小平的文章、口號依然充斥報紙和街頭的情況，多次向毛澤東建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他開始進行審視和反思，並在一些場合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為一些人恢複名譽和工作。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當著葉劍英的面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談話時又表示：現已證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中央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是逐級傳達的。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鄧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樣很遲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聽中央文件傳達後的第三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鄧小平在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中央文件傳達後，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信並寫下如下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和《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澤東已經在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
葉劍英元帥與夫人危拱之（資料圖）
1973年鄧小平復出後，葉劍英主抓軍隊整頓
1973年，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毛澤東一方面繼續堅持「左」的路線，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工作。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不太滿意，又離不開他，因為他覺得周恩來的一些想法與他相距甚遠，但整個黨政軍和全國大局全靠周恩來支撐著。偏偏這個時候，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症。運動要搞，國家的日常工作也總得有人來維繫，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讓鄧小平儘快復出的決定。
1973年2月，鄧小平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葉劍英特別高興，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紹軍隊的情況，徵求他對軍委擴大會議籌備工作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3月1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與九大相比，十大的組織路線沒有多大變化，更多的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中央委員會。讓人慶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其中就有鄧小平。在隨後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被選為副主席。會後，葉劍英向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2月，鄧小平參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工作。從以下一段毛澤東的談話中可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散會後，除毛澤東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主持繼續開會，落實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一致同意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和參加政治局工作，作為政治局委員將來提到十屆二中全會追認，並補為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
話，並讓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一項重要決定。10月20日，毛澤東通過陪同外賓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向中央轉達他的建議：「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他的意見辦。」11月6日，毛澤東見到陪同外賓來長沙的李先念，當李先念講到“小平同志問題解決了，沒有問題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時，毛澤東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與鄧小平談話中還說：“你當總參謀長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
1975年驚心動魄的整頓，被今天的史學家稱為「歷史轉折的前奏」，是黨內健康力量同佔據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團展開特殊鬥爭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住院的情況下，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個主政，一個主軍，密切配合，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貢獻。
葉劍英繼續大力抓軍隊的整頓。1月26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鑒於1971年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有所變化，為了加強對軍隊和戰備工作的具體領導，建議以西沙戰後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為基礎，擴大組成軍委常委會，並對軍委組成人員提出了具體意見。葉劍英的信得到毛澤東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有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等11人為常務委員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這次軍委領導成員的變動，對於軍委和全國局勢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軍隊的整頓對1975年全面整頓來說至為關鍵。自從2月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建議，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使得一些將帥重新走上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以後，葉劍英就在他主持的軍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把醞釀已久的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經毛澤東同意，軍委擴大會議於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常委，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軍事科學院和軍委直屬軍事院校的負責人共70多人。會議由葉劍英主持，集中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7月14日，鄧小平在會上就軍隊整頓和「消腫」問題，做了重要講話。15日，葉劍英做了會議總結講話。
形勢陡然逆轉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葉劍英的總結講話，首先分析了美蘇爭霸的國際形勢，重申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強調整頓軍隊、加強戰備的重要性。然後重點講了部隊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幹部問題。葉劍英最後談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問題。他在發言中，還揭露了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搞亂軍隊的惡劣行徑。他提醒大家：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麼做!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
軍委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於7月25日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和葉劍英在會上的講話轉發全黨學習。葉劍英抓緊時機，趁熱打鐵，對軍隊各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組織調整。經黨中央、毛澤東批准，組成了以葉劍英、聶榮臻、粟裕、陳錫聯等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從8月至年底，對軍隊25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逐個地進行調整配備。他直接了解各單位領導班子主要成員的情況，特別注重了解他們在同林彪集團鬥爭中的表現和對「四人幫」的態度。政治上不強的幹部，堅決不予重用。對於一些犯了錯誤而又能改正的人，本著黨的幹部政策也予適當地安排工作。在調整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同時，葉劍英還著手對駐北京市及其附近戰略要地的部隊進行整頓和調動。總之，通過1975年軍隊整頓，調整配備了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使槍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手裏，在決定民族、國家和黨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無法插手軍隊，最終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頓，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做好了物質和精神準備，這就是歷史做出的結論。
1975年，善於抓住機遇的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幾次講話精神歸納為「三項指示為綱」，並以此為旗號，將全面整頓引向高潮，使全國各項工作出現了轉機。直到1975年9月，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的全面整頓，還是持支持的態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後主政的人選之一。9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毛澤東用手指著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只有他算一個壯丁。
不幸的是，形勢在很短時間裡陡然逆轉，而逆轉的直接緣由是兩件引起毛澤東重視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遼寧省的情況時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毛遠新的話刺激了毛澤東，因為他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而反對的人不少，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原則問題。第二件事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分別寫於8月和10月，都是由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看第一封信後沒表示什麼；看了第二封信後感到很不滿。他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對李先念等人說：“他們信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1月2日，毛澤東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對毛遠新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顯然，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發生。不過，毛澤東這時對鄧小平的批評還不是要打倒他，而是為了統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他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鄧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為由，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毛澤東十分失望。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文革」以後，鄧小平與葉帥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視屏幕上的最後一次露面。此後，一場更大規模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
與此同時，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著由誰來接替中國總理的職務。本來，早已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理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當時的情況已沒有這個可能了。如果按副總理的排序，下一個是張春橋。江青集團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作為最終決策者的毛澤東也在鄭重地考慮這件事。在險象環生的關鍵時刻，重病中的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也正如葉劍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會全交給他們」，毛澤東最終沒有把總理的職位交給江青集團。1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彙報時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吧，他自以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黨通報共和國元帥生病，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來得非常突然。不過，葉劍英早有思想準備，拒絕醫生要他去外地休養的建議，繼續留在北京。他早已將個人的榮辱、職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擔心的只是國家和軍隊的命運。2月16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下達文件，批轉中央軍委2月6日關於停止執行1975年7月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繼續批鄧的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會議臨結束時，他說：“我已經老了，聽力不太好。你們說的一句也聽不清。”4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江青集團自發的群眾性運動遭到鎮壓，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唐山大地震導致死24萬、傷無數的特大災難。8月18日，毛澤東圈閱了一生中最後一份文件《關於唐山丰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9月8日下午，毛澤東一生最後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處於彌留狀態的毛澤東。毛澤東還沒有完全喪失神志，報告來人姓名時他還明白。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毛澤東忽然睜大眼睛，並動了動手臂，彷彿想說話。只顧傷心、淚眼模糊的葉劍英一時沒有覺察，緩步走向房門。這時，毛澤東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葉回來。當葉劍英回到床前時，毛澤東用一隻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著他，嘴唇微微張合，似乎有話要說，但已經說不出話來了。9月9日凌晨，毛澤東去世。毛澤東臨終召喚葉劍英，到底想說什麼話？儘管人們可以有多種猜測，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證明葉劍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澤東握別葉劍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後的歷史表明，一個從毛澤東時代向鄧小平時代的過渡時期開始了，而葉劍英在這個過渡中依然扮演著歷史的主角。
關於1976年秋天那段驚心動魄的中國高層兵不血刃的政治歷史，尤其是華國鋒、葉劍英等粉碎江青集團的傳奇故事，已有眾多的文字記載，而且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越來越凸現葉劍英作為這段歷史的主角的決定性作用。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最後商定以「智取」的方式處置江青集團，具體方案是，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為題召開中央常委會，吸收姚文元參加，會上即對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三人採取行動，江青另行處置。行動時間定於10月6日。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為了提高警惕，避開王洪文的監視，行動之前，葉劍英隨時變換住處，讓「四人幫」摸不著他的行蹤。同時，他還對軍隊作了相應的部署。
10月6日，這一天到來了。會議定在晚8時開，葉劍英和華國鋒二人提前一小時到達懷仁堂，做具體部署工作的汪東興已帶著警衛人員在大廳守候。
此後，僅僅在一個小時之內， 從1966年5月起，橫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團，就被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不費一槍一彈，乾淨利落地徹底解決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員接到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寓所開會的通知。葉劍英請華國鋒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兩人一邊吃著臨時準備的簡單夜餐，一邊商議著即將在會議上討論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選在內的重要議程。葉劍英說，主席生前已經有交代，你應當擔此重任。華國鋒謙虛地說，我提議，還是由葉帥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堅定地說，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們提交會議討論決定吧。晚上10時，葉劍英、華國鋒手挽著手，面帶笑容地與到會的政治局成員見面。華國鋒主持會議，葉劍英報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會議直到第二天早上5時才結束。會場一片沸騰，葉劍英的報告不時被一陣陣的掌聲所打斷。會議決定，為通報粉碎「四人幫」一事，從10月7日起全國範圍內由上而下地召開“打招呼”會議。
葉劍英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
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團的消息通報給已經被打倒半年的親密戰友鄧小平。從毛澤東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團被粉碎前夕這一特殊時段中，鄧小平的憂心而無助的主客觀境況如他的女兒毛毛所回憶的那樣：「我們在寬街的這一家人，由於基本上處於半封閉狀態，消息相當閉塞。在中央進行粉碎‘四人幫’的籌劃和行動時，我們的心中還在為‘四人幫’越加明顯的奪權企圖而憂心忡忡。如果‘四人幫’真的攫取了政權，那將是中國歷史上的彌天大禍。到那個時候，父親和我們這一家人的命運自不必說，整個中國將不知道會有多少人頭落地。父親挨‘批判’時，我們沒有這樣擔憂過。‘天安門事件’後父親被再次打倒，我們也沒有這樣擔憂過。而在毛澤東逝世後，眼見得局勢陷入新的危難，我們心中的憂慮便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復一日不斷增加。父親更加沉默。從不語之中，看得出他那蘊藏在心中的萬千思慮。毛澤東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現了巨大的裂口，鬥爭只會愈演愈烈。禍兮福兮，心中全然無數。面對黨和國家可能面臨的最壞的局勢，作為一個被‘打倒’的人，父親沒有行動自由，完全無能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靜等事態的發展。」毛毛還回憶鄧小平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的一個細節：“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10月10日，父親“致信汪東興並轉華國鋒和中央，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信的最後，父親用他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詞語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還對前來看望的李先念、陳錫聯和吳德說：“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12月初，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進三○一醫院，接受精心治療。
葉劍英想的不只是讓鄧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團後的較長時間裡，中央領導都在西山集體辦公。1977年2月初，鄧小平康復出院後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憶：「出院後，在葉帥的親自安排下，父親住進京郊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二十五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洪文住過的。……是在山的最上面，從車道轉下去，就是葉帥住的十五號樓。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地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父親聽後立即起身。」“頭頭的車子停在大門外面，父親上車，是坐在汽車的后座上，我和頭頭坐在前面。頭頭開著車，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父親接到了葉帥住的十五號樓。父親下車，快步走進大門。剛一進門，遠遠地就看見葉帥由人攙扶著，從裏屋走出來。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趨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緊地握著手，長時間不放。然後，他們互相攙扶著，走進裏屋。門緊緊地關著，他們談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葉劍英和鄧小平閉門長談到底談了些什麼東西，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謎。然而，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明葉劍英在這個歷史過渡階段的特殊地位。葉劍英握迎鄧小平，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粉碎江青集團，葉劍英又一次在關鍵的時刻為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高度誇獎。陳雲說劍英同志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徐向前連聲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聶榮臻激動地說“中國得救了！”此時，葉劍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
作為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過渡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關鍵人物，葉劍英高瞻遠矚，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藝術，十分妥善地處理了評價毛澤東的問題、自己與華國鋒的關係問題並最終實現鄧小平的復出。這裏僅僅簡單敘述葉在鄧小平復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關鍵作用。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向黨中央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華國鋒召開的中央打招呼會議上，葉劍英向華國鋒說：「小平同志具有治黨治國的豐富經驗，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多次讚揚過他。黨內軍內多數同志和全國人民都強烈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應該儘快請他出來。」儘管這一提議遭到華國鋒拒絕，儘管華國鋒依舊堅持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葉劍英仍採取實際措施為鄧小平的復出做準備，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葉劍英對他的辦公室主任說：“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給小平同志，讓他看，熟悉情況。”
不久，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第二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針對有人提出「你們能保證鄧小平同志站出來以後絕對地支持我們嗎？你們能保證他出來以後和我們好好地團結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嗎？你們能相信他出來以後不會使全黨發生分裂嗎？」葉劍英首先說明鄧小平才能卓越和善於團結同志，然後用反問的形式說：“我建議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吧？恢復工作參加了政治局總不會跟我們挑剔吧？”對此華國鋒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前，華國鋒將其在會議上的講話稿拿來徵求葉劍英的意見。葉劍英藉此第三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復出，他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講話稿起草人把葉劍英的意見寫上去，但華國鋒仍沒有接受。會議期間，葉劍英找華國鋒談話，第四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陳雲、王震、李先念也都發表了與葉劍英同一意思的意見。大勢所趨，華國鋒不能不開始讓步，他在總結講話中，一方面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亂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說：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備一定條件。
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會議後，華國鋒向鄧小平提出：雖然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但要承認自己有錯誤，要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些無理要求，當然被鄧小平堅決拒絕。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認為寧願不出來工作，也不能違背事實作出上述承認。
4月10日，鄧小平又向黨中央寫了第二封信。葉劍英和華國鋒商量了鄧小平的第二封信的問題，就「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和鄧小平的復出等問題進行了長談。葉劍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1975年的整頓，鄧和自己的觀點一致，這些整頓是完全正確的，而將其看成是“右傾翻案風”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葉劍英還以工作人員和子女抄錄的詩詞，特別是四五前夕自己親自到天安門廣場觀察的事實，說明天安門事件是懷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群眾運動。而鄧小平當時受軟禁，根本不可能成為總後台。如果硬說有後台的話，那我也算一個。葉劍英同意由黨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華國鋒也接受了。兩人還向鄧小平提出對信的修改意見。
4月14日，鄧小平再次致信華國鋒、葉劍英，說明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10日寫的這封信的情況。一個月後，5月14日，鄧小平到葉劍英家祝賀葉劍英80壽辰，並讚揚葉劍英為黨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
5月3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兩封信轉發至縣團級。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終於第三次復出。
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
葉劍英和鄧小平又在一起並肩戰鬥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已成為歷史發展的一種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團快兩年了，在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方面雖有所好轉，但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經濟工作中起著指導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還在發展。面對粉碎「四人幫」後出現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和中國的發展前途問題，鄧小平和葉劍英都堅定地認為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排除現代教條主義的束縛，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有自己特色的新的發展道路，向著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前進。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消除對黨和人民事業極其有害的「左」的指導思想，制定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方針政策，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經過鄧小平和葉劍英磋商，向華國鋒提出的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建議，得到華國鋒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葉劍英在閉幕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他著重強調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特別是中央要有好的領導班子。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講話與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精神一致，實際上成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指導思想。
關於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作用，于光遠在1998年很有感觸地回顧說：「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葉劍英功不可沒。他提出‘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他對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會上提出要培養接班人的建議，與會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關於民主與法制的許多精闢論斷，即使今天也很有價值。」于光遠還指出：“在紀念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的時候，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和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歷史的真實寫出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這重要的一頁上應寫下‘葉劍英功不可沒’這幾個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至22日舉行。葉劍英同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這次全會。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中央領導機構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變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時華國鋒雖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1980年底，葉劍英於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在堅決推辭華國鋒提議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再次向黨中央提出離休的同時，又一次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小平同志在歷史上對黨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都敏銳、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確的決策和主張。在我看來，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
王恩茂是這樣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看葉劍英的特殊功勛的：葉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們取得粉碎‘四人幫’鬥爭的勝利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實上，葉帥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要領導，是粉碎‘四人幫’的總指揮」。“粉碎‘四人幫’，結束了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們黨，挽救了我們國家，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在粉碎‘四人幫’後，他大力支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出來領導，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粉碎‘四人幫’後，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是由各種因素形成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幫’後，全黨、全國的形勢，葉帥的歷史功績、地位、身份、威望、影響、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於一般，他對小平同志的支持是舉足輕重的，他有馬克思主義的遠大戰略眼光，胸懷大略，特別顧全大局，他從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現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過渡，開創了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新局面。正因為有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過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華國鋒與毛澤東（資料圖）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而載入史冊。
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葉劍英等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
報，通報從9月2日以來，毛澤東心臟病複發，病情嚴重。9月8日下午，毛澤東的血壓開始下降，之後完全無法說話。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去向毛澤東告別。
視裏播出了人們悲痛欲絕哭泣的畫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眾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以最隆重的儀式舉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華國鋒在大會上致悼詞。
早在7月下旬，紀登奎、姚文元就已經代表中央政治局讓中央辦公廳的李鑫、周啟才起草了毛澤東的訃告和悼詞文稿。當時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討論悼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前夕，汪東興突然對周啟才說：“有一條補充意見，就是在悼詞文稿的適當地方加上毛主席講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條重要指示。我認為加上毛主席這條指示，很有必要。”所謂“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的，緊接著就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華國鋒聽了彙報，表示同意。葉劍英、李先念也表示贊成。「四人幫」都不做聲。沒有出席會議的汪東興聽周啟才彙報後說：這幾個人骨子裡是反對悼詞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為主席就是批評他們、針對他們講的。
追悼大會召開前10分鐘，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華國鋒讓周啟才再講一下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後轉、面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張春橋突然說：「那怎麼行！轉過去，屁股對著廣大群眾，不行！」「四人幫」其他人也跟著說：“是啊，屁股不能對著廣大群眾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許世友等都說，上次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辦。「四人幫」沒再吭聲。周啟才把這一情況報告給華國鋒，華氣憤地說：“這是他們故意搗亂！”這當然是搗亂。屁股不對著廣大群眾，就要對著毛主席像，別無選擇。
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的同時，在全國城鄉、廠礦，在行進的列車、輪船和軍艦上，汽笛長鳴，人們就地肅立默哀。中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僅是因為失去了像父親一樣主宰著他們命運的毛澤東，更因為中國將向何處去的沉重隱憂，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華國鋒、葉劍英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
范碩在《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一書中說：在毛澤東逝世後參與治喪後事中，葉劍英發現華國鋒正為「四人幫」問題困擾苦惱著，便勸華國鋒“站出來，和他們斗”。華沒有表態，繼續在思考。葉劍英懇切地說：“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葉還勸華國鋒多到老同志那裏走走，並告訴他找誰先打個招呼。聽了這些話，華國鋒情緒高漲起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他最後說：“不過，事情很複雜，究竟怎麼辦，讓我再考慮考慮。”華國鋒表明了態度，葉劍英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華國鋒曾回憶說：9月10日（應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書、《李先念傳》作者之一程振聲的文章印證了華國鋒本人的說法：9月11日，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突然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向李表示，解決「四人幫」的時候到了。李問：你下決心了嗎？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問題。李先念懷著驚喜的心情接受了華國鋒交辦的任務。兩人談話不到10分鐘。
以上說明，華國鋒是發動這場鬥爭的首倡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華國鋒就已經在考慮這場鬥爭，並考慮到了解決的時間和方式，態度積極而堅決。事實上，只有華才有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格。因為他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毛澤東逝世前後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和最後決策人。
葉劍英同樣起了決定性作用：以他在黨和國家及軍隊中的長期威望和廣泛人脈，產生巨大威懾力，保證了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順利進行及黨和國家、軍隊的穩定，所以時稱“紅花（華）綠葉”。粉碎「四人幫」前後，葉劍英與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王震、譚震林、鄧穎超、康克清、烏蘭夫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繫，溝通情況，交換看法。葉劍英還向軍隊將領李德生、粟裕、宋時輪、楊成武、蕭華、梁必業、張廷發、吳富善、蕭勁光、蘇振華、傅崇碧、吳忠、吳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構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集體領導核心
除了華國鋒、葉劍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參與和預知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這裏按時間先後來排序參與決策者。
第一個是李先念。還在毛澤東逝世前後，李提出要去外地養病。華國鋒對他說，現在的情況和問題很複雜，希望不要離開北京。9月11日，華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園的名義在未見異常情況下，突然轉往西山，到葉劍英處傳達華國鋒的委託。華國鋒後來回憶說：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四人幫」的看法。李向葉轉達了華的意見和華派他來的意思，兩人都表明了態度，但並未深談。
第二個是汪東興。據吳德回憶，華國鋒「在11日找了汪東興同志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汪東興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是毛去世前能夠隨時見到毛的不多的幾個人之一，又時任中央警衛團團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個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
第三個是吳德。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吳德認為，當時華國鋒是想了解他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但是，因為互相不摸底，開會沒有深談。華國鋒決定搞“個別串聯”。
影放映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實施方案。吳德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的決心，此後並與華、葉進行了多次具體商議。此外，吳德在粉碎「四人幫」的具體部署中，還起到了控制北京衛戍區部隊採取行動和防禦北京外圍的重要作用。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五人構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集體領導核心。其他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對這一行動，也有間接的支持和與聞。
陳錫聯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當時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人，軍隊的調動必須由他下達命令。據吳德回憶，華國鋒曾經對他講，毛澤東逝世後，華曾先後四次與陳錫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說陳是比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紀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負責中央組織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幫」後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遲浩田控制《人民日報》、楊貴控制公安部的行動。
話；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開會的電話通知，立即要車出發。
蘇振華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國鋒對吳德說，他也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也通過自己的渠道向蘇振華打了招呼。蘇振華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2日，吳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倪志福和蘇振華一起，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紡織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沒有預知行動。
通過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3人中，除了「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經沒有思維能力的劉伯承。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8人，全部領導、參與、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預知了這一行動，佔整個政治局在京成員的三分之二。沒有投票權的在京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中，除吳桂賢外，蘇振華、倪志福兩人也預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明這一行動時說：「政治局全體同志除了‘四人幫’之外，同‘四人幫’作鬥爭，思想是統一的，認識是一致的，決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來，人不能過多，越少越好。」準確地說明了當時的狀況。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還有幾個人物對這一行動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陳雲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雖然黨內職務僅是一名中央委員，並無實權，但卻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資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當選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見具有很大影響。姚依林晚年回憶說，毛澤東逝世後，他到陳雲家去送一份關於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陳雲在家裏琢磨：在即將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有無可能利用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他把中央委員名單反覆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力量還是雄厚的；何況毛澤東剛去世，“黨內因循守舊、封建傳統思想仍成風氣，恐對局勢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會上以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是無把握的事”。
陳雲自己回憶說：同葉帥談過一次解決「四人幫」問題，時間在1976年10月2日以後的一個晚上。葉帥派他的侄子葉選基到北長街我家裏來找我，然後由他帶領到北京西山葉帥住地談的。到葉帥住地，葉帥同鄧大姐正在一間屋子裡談話。鄧大姐走後，我進去，葉帥給我看了一份材料。這份材料是謝靜宜記錄的一份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內有毛主席的講話，講話裏面有“幫派”這樣的字眼，詳細內容記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後葉帥問我，把他們幾個人抓起來，你看怎麼樣？我說，贊成。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問葉帥，這件事是不是告訴聶帥、徐帥？葉帥說，我就要去告訴他們。
據陳雲的兒子陳元回憶，見面後，「葉帥又跟他（指陳雲）討論了關於粉碎‘四人幫’如何處置的問題，是採用黨內鬥爭的方式，還是採用特別非常手段處置問題……兩個人很深入地交換了意見」。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陳雲，陳對他意味深長地說，“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輕舉妄動、等待高層的行動）”、“守住陣地”、“等待時機，要有事件”。
在與「四人幫」鬥爭中，所謂「按既定方針辦」是一個焦點問題
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會見紐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留下向他彙報近期工作。毛澤東在紙上寫下三句話：「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只傳達了前兩句，後一句沒有講。華國鋒傳達這兩句話時，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記錄，沒有提出異議。
然而，毛澤東逝世後的9月16日，經姚文元修改審定，發表了一篇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社論，用黑體字推出了一個“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社論寫道：
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當前，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姚文元於9月17日、19日、20日、23日連續給新華社打電話，要他們宣傳好「按既定方針辦」。9月19日，姚文元在電話里特別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關於‘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
之後，「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的氣氛在中央報刊全面鋪展開來，特別是上海的《解放日報》，通欄標題是《遵循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下設四個小標題，分別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與走資派鬥爭；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認真學習，深入批鄧；按既定方針辦，就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但是，華國鋒在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念的悼詞里，並沒有寫這句話。
其實，「按既定方針辦」本是一個錯誤記錄，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7月30日晚上，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吳德、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等人接見出席會議者。華國鋒講話說：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給大家傳達一下。第一句是“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第二句是“照過去方針辦”。剛說到此，王洪文插話說：第二句後面還有“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說：對，第三句是“你辦事，我放心”。由於王的這一插話，在場幾位記錄者都沒聽清華國鋒那句“照過去方針辦”。當時也沒有錄音機，於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整理稿送審時還說明，這句話好像是這樣的。但主審者也沒有改動，便批准發出。華國鋒看到後馬上說：不對，毛主席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我傳達的也是“照過去方針辦”，怎麼變成「按既定方針辦」了？但他並沒有當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當「四人幫」大肆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時，華國鋒、汪東興開始出面糾正。
姚文元後來在審訊中交代說：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多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訊員問姚文元：「既定方針」指什麼？為什麼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姚文元回答：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
9月30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將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用急件送給華國鋒審查。10月2日，華看到「中國人民將堅決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把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兩霸的鬥爭作為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這一句時，在「按既定方針辦」的黑體字下面畫了一個大問號，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本來喬當天就要在聯大發言，因為時差，才趕上修改。但隨後，張春橋卻批示：“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江青也同意張的意見。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四人幫」寫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文中說：“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金光閃閃，字字千鈞，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前進的指南，勝利的保證。”“誰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許多史著把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幫」下的殺氣騰騰的戰書，公開向華國鋒宣戰。此事促使華國鋒加快了解決「四人幫」的行動。
抓捕「四人幫」後，1976年10月18日，以劉西堯為首的中央工作組宣佈對《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隔離審查，責成其交代《永》文的發表經過和與姚文元的關係。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黨委報中宣部批准，對莫艾作出結論：《永》文的發表與「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陰謀關係。提出寫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報》，命題、內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報》領導小組成員商定，經莫艾同意的。因此，“原來懷疑這篇文章受‘四人幫’指使發表的問題，應予解除”。
事實上，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針辦」不準確。在華國鋒10月2日批示指出錯誤後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你得親自把關。”姚並要魯瑛轉告新華社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莫艾。10月4日晚，魯瑛對莫艾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是主席患病期間談的，傳得不夠確切，以後報上不要再用這句話了。”莫艾說：“《光明日報》今天發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標題就是講這個的。”魯瑛沒有任何表示，繼續說：“你回去把把關，遇到這句話要改掉。新華社發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沒有這句話，有也不要用。這事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傳，我現在也是親自把關。”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魯瑛找人核對華國鋒在計劃工作會議上原話究竟是怎樣講的（如衛生部長劉湘萍也說記得華國鋒就是講的「按既定方針辦」），還派人去找主持會議的谷牧，要他“講真話”，企圖洗刷責任。
然而，王洪文在審訊中的交代，卻說出了另一個來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可能是張春橋加的。因為在這之前，他曾對我說過，他最後一次見到主席時，主席拉著他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張春橋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應當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向毛澤東告別。根據當晚護理記錄，再加上搶救醫生回憶，證明毛「在逝世前幾小時，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所以，毛不可能對張春橋說此話。況且，從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員是分組值守，毛若對張說此話，其他人不可能都沒有聽到。華國鋒曾問過許多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們都不知道有這個遺囑，只有江青和毛遠新說他們聽到了。
綜上所述，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針辦」起初確實是記錄錯誤，並不是偽造出來的。而「四人幫」拚命宣傳此話，是想施加輿論壓力，希望不要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以這根救命稻草保他們的“穩定”。
「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至他們被捕這段時間裡，千方百計維護和擴大他們的權力
除了圍繞「按既定方針辦」這一問題的鬥爭之外，還有傳言說「四人幫」從瀋陽軍區調了兩個坦克師進北京。1999年，華國鋒回憶此事時說：張春橋的弟弟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許世友的兒子、北京軍區某部團長寫給三○一醫院一護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說，許世友對他說，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
王洪文把信交給了毛遠新，擔心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軍隊怎麼辦？」毛遠新想了想說：“北京軍區和衛戍區全靠不住……最好的辦法，是儘快從瀋陽軍區調兩個師來。”王洪文說：“調動部隊要有軍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會聽你的？”毛遠新說：“我給×××打個電話，讓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練的名義把部隊調到北京附近。”
據「文革」後筆者向時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證實，調坦克師只是毛遠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澤東定下的鐵紀，調動解放軍一個排離開駐防範圍，都要由中央軍委批准。「四人幫」要背著中央軍委調兩個師進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騙這兩個師去搞政變，無異於夢囈。
雖然調動部隊是空想，但給上海民兵發槍卻是事實。早在6月毛澤東病重後，張春橋就與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給上海民兵發槍。由馬和徐景賢、王秀珍共同批准，給上海民兵突擊發了大量槍炮，連原定入庫的2萬多支半自動步槍都發了下去。毛澤東去世後，徐景賢去北京向張春橋當面彙報：「已有所準備」，“馬老和我們已經給民兵增發了原定入庫的槍支”。張聽了表示滿意。同日，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將庫存的7萬條槍都發下去”。8月中旬，上海總共發槍炮7.4萬件，彈藥100多萬發。9月27日，張春橋又派秘書肖木到上海傳達他的話：“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四人幫」的領軍人物江青，這個時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澤東的檔案文件上。汪東興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前，江青從釣魚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澤東的文件，交給毛遠新。當時保管文件的是張玉鳳，江青從她那裏“借了兩份文件去，沒有歸還，還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塗”。為此事，汪東興找華國鋒商量開一個會議討論。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並由汪東興封存。9月17日，汪東興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給毛澤東的卧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前來吃了閉門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吵大鬧，如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借毛澤東的遺體保存問題向華國鋒發難，等等。她還提出，要毛遠新留下參加籌備十屆三中全會。因為毛遠新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三中全會也未確定日程，理所當然地被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拒絕，要他回瀋陽。
這一時期，江青還四處遊說。9月末，她到清華大學大興農村分校講話，誣陷鄧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們把蘋果“留在最盛大的節日吃”，把膠捲留著“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離開大興分校時，她又要人們“等著特大喜訊，準備學習公報”。從“準備學習公報”一句看，這些“盛大節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訊”應該是指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一類等已經在考慮中的事。
歸納起來看，「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這段時間裡的活動，主要是給華國鋒和中央施加壓力，千方百計維護和擴大他們自己的權力。或者說是他們已經感到有被抓起來的危險，在做最後的掙扎。但是他們不得不承認，缺少關鍵的力量——軍隊不聽他們指揮，這是他們無法逾越的根本障礙。所以，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輿論宣傳、尋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撥鬧事等活動上。
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結束，原準備在國慶節後10天再對「四人幫」動手
華國鋒、葉劍英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後，開始準備具體方案。1976年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案。兩人初步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並決定把這個方案在可靠者中徵詢意見。
影結束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實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權衡了各種情況後，三人認為：政治局開會投票，我們有把握；中央全會開會投票，我們無把握。最後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間，華國鋒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吳德均表示贊同。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全國人民情緒還未調整過來，三人初步議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然後再動手。隨後，華國鋒委託李先念將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葉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時，葉劍英又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指出：該攤牌了，不能失掉時機，兵貴神速，乘人之不備。我們要立即找華國鋒同志談，要加速採取果斷措施。接著，葉劍英再次造訪華國鋒，希望華儘快解決「四人幫」。
汪東興送走葉劍英後，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來開會。汪東興直接對他倆說：「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四人幫’要採取行動。」汪東興要兩人先琢磨出一個行動方案。
當晚9時，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華對他說：我和葉商議，由你先拿出一個執行辦法來，我們來議定。汪回去後，又與張、武兩人進一步商討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時。對解決「四人幫」的順序、處置待遇、行動時間、隔離地點、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細則。為此，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包括「四人幫」歷史和現行罪證，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人員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並個別談話。
10月3日（或4日），吳德到華國鋒處。華對吳說，葉劍英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劍英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如果這支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北京衛戍區靠得住靠不住？吳德說：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對批判鄧小平是不滿的，對「四人幫」很反感。我是衛戍區的政委，我相信吳忠是會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我們一致行動的。實際上，在此之前，葉劍英已通過吳忠的老領導蘇振華，做通了吳忠的工作。
吳德隨後找了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吳德又按華國鋒的指示找到陳錫聯，陳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吳德與吳忠商量了具體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內緊外松的戒嚴工作。
10月4日下午，葉劍英來到汪東興的辦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幫」的行動方案向葉詳細作了彙報：確定以召開會議的名義把王、張、姚找來中南海懷仁堂，名義是：一、討論《毛選》第五卷出版問題；二、討論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解決順序是：先解決王、張，再處置江、姚。毛遠新區別對待，就地監護。葉說，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必會成功。要特別注意保密。
台、中央機關以及由遲群、謝靜宜控制的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松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
在最後一次商議中，華國鋒說，就照這個行動方案辦，經過五天的準備，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會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這天，《光明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宣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葉劍英注意到這個情況，於10月5日下午找到華國鋒緊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動，儘快解決「四人幫」。華國鋒與葉劍英商定：改變原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再動手的時間，提前到6日晚8時採取果斷措施，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下午，華、汪前去檢查了準備關押「四人幫」的地下工程。
10月6日晚8時左右，「四人幫」被順利解決，前後僅用時35分鐘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時，汪東興要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通知政治局常委：華國鋒副主席今晚8時在懷仁堂正廳召開中央政治常委會議，內容有：一、研究《毛選》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
下午3時，汪東興把張耀祠和武健華叫到辦公室，宣佈：「中央決定在今天晚上8時統一行動，粉碎‘四人幫’。」為完成這次行動，經過反覆挑選，從中央警衛局的局、處、科級和中央警衛團的師、團、營級幹部中抽調了20多名幹部，分成四個行動小組。第一小組組長李廣銀，負責解決王洪文。第二小組組長紀和富，負責解決張春橋。第三小組組長高雲江，負責解決江青。第四小組組長滕和松，負責解決姚文元。
下午3時30分，汪東興分別對每個行動小組進行動員，宣佈這件事是葉帥和華總理拍板的，並頒佈了兩條紀律：一、要絕對保守機密。萬一失密，將給予最嚴厲制裁。二、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開槍。爭取不響槍、不流血解決問題，這是上策。
晚6時30分，各路行動人員就位。汪東興指揮對懷仁堂正廳進行了佈置：北側放了一扇大屏風，東邊增加一排小屏風，場內擺放一張長條會議桌，後面放了兩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時20分，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葉劍英。他對在場人員只說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時40分，華國鋒來到。三人進行了簡短商議，汪說：“可以說是萬事俱備。”7時45分，華、葉、汪三人一起走進正廳，華在左、葉在右坐下。華把事先準備好的中央決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葉要汪坐下，汪謙虛地說：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這裏。然後，他到屏風後面去指揮。
就在這天下午，姚文元與張春橋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他們已經預感有什麼事即將發生。姚後來在審訊中交代：張春橋說，華對批鄧不積極，「我想總要開三中全會吧，但還沒有考慮好，你有什麼想法？」姚說：“華國鋒當主席，應當在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後來姚又說：“我接到一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該提高警惕。”姚雖然沒有說出名字，但張春橋十分清楚，那個“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沒有什麼反應。姚文元還回憶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家的。
晚7時55分，王洪文第一個進了小門，身穿軍上衣便裝，夾著皮包，毫無戒備之心。兩個行動組員立即從兩邊將他胳膊緊緊扭住。王漲紅脖子咕嚕了兩句：「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然後拚命扭動胳膊，蹦著雙腳。後面的人抓住腰帶將他提起，控制在華國鋒正面。華國鋒伸直兩臂按在桌子上，宣佈：“王洪文，你不顧中央的一再警告，繼續拉幫結派，進行非法活動，陰謀篡黨奪權，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王洪文被扭離現場戴上手銬後，嘆息一聲：“想不到你們這樣快！”
晚7時58分，張春橋心事重重地走進來，身穿灰色中山裝。他迎面看到華、葉端坐中間的異常情況，放慢步子嘀咕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兩個行動組員衝上去快速夾擊，把他扭架到華、葉面前。華宣佈同樣的中央決定後，把張押出現場。張臉色鐵青，兩眼微閉，自始至終沉默，一聲不響 。
解決兩個人後，按原定計劃，華國鋒給姚文元打電話，叫他前來開會。安排好後，華問葉、汪：「還要我們出面嗎？」葉說：“免了吧。”決定由武健華對姚宣讀隔離審查命令，華親筆給武現場寫了手令。晚8時25分，姚文元走進來，三個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誰讓你們乾的？”武健華宣讀命令後，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話要說，我有話要說！”被押解上車以後還不住地喊：“你們是哪個部隊的？誰指使你們乾的？”行動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張耀祠那邊的任務，是負責隔離審查江青和就地監護毛遠新。
晚8時，張耀祠和一中隊指導員李連慶等十幾個人先到毛遠新住所。進入毛遠新的辦公室，看到他正在看電視。毛遠新立即站起來，關掉電視機。張耀祠宣佈：「毛遠新，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保護審查。為了你的安全，還住在這裏（中南海），但要換一個房間。現在你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材料和文件由中央辦公廳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同志負責，不准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你寫的交代材料交李連慶同志轉交黨中央。」毛遠新聽完宣佈，憤憤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然後就不再說了。一個幹部上去繳了他的手槍、鑰匙。
晚8時30分，解決江青。張耀祠帶著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進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門。江青正坐在沙發里，把腳蹺在蹺腳墩上。張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著一張紙條宣讀道：「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到另一個地方，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馬曉先回憶說：江青聽著的時候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表面上沒有顯出慌亂。她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又重複了一遍。江青這才站起身來，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里，折好口，拿訂書機訂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交給了張耀祠。然後，她提出要上一下衛生間。張耀祠同意了。然而，東西都收拾好了，江青還沒有從衛生間裏出來。馬曉先進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裏愣神思考著什麼。江青隨後出了衛生間，坐上了停在前門外的一輛大紅旗轎車。就這樣，曾經驕橫，不可一世的「四人幫」，在晚7時55分至8時30分的35分鐘內即全部束手就擒。
上海「四人幫」餘黨蠢蠢欲動，但因群龍無首，最終未能有大的動作
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華國鋒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
6日晚10時，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會議在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所召開。會議一開始，華國鋒按照與葉劍英商定的內容向政治局委員們宣佈，已經對「四人幫」實行拘捕。李先念帶頭鼓掌。華國鋒回憶說：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佈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葉帥介紹了逮捕「四人幫」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四人幫」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採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將解決「四人幫」問題向絕大多數政治局成員打了招呼，會議一致擁護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回憶說：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他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隨後討論中央文件，內容是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通報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和推選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決定，一致通過了《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和《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的通知》。會議還討論了一些比較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成立了審查王、張、江、姚的中央專案組，由華國鋒負責。會議還決定，就粉碎「四人幫」問題，中央政治局將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會議特別研究了解決「四人幫」上海餘黨、穩定上海局勢的問題。7日凌晨3時，會議結束，所有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都留在玉泉山。
解決「四人幫」以後，華國鋒當即在懷仁堂電話召來已經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飈，讓他帶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話，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和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當天由中央派專機接到北京開會。一向與「上海幫」對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應，馬卻與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商量一陣，才滿腹狐疑地出發。到了北京京西賓館，他們接到中央的四條規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電話，不准外出，不准寫信，不准接客。
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陳永貴、蘇振華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參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會議的地方黨、政、軍負責人。華國鋒在講話中宣佈了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定，並且曆數了「四人幫」的罪行，及毛澤東長期以來對「四人幫」的批評。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為了穩住和挽救馬天水等人，華說：「四人幫」就是「四人幫」，我們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給他們辦點壞事，說過錯話，一律不追究。要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要因為「四人幫」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搞到一起，搞「四人幫」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
葉劍英說：「四人幫」，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據地。“上海就是張春橋，張春橋就是上海”，這話不好，上海要和張春橋分開。
李先念說：上海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對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馬天水雖然也在會議上熱烈鼓掌，回到住處卻對秘書說：「這簡直是突然襲擊，宮廷政變。」“搞一個假表態可以回去，回去以後也要大幹或小乾的。”但又嘆息：“一旦幹起來損失太大，現在看來大勢所趨，干是不行了。”對中央要求他表態的事，第二天馬不顧周純麟的勸告，說：建議中央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張春橋在“一月風暴”、“大聯合”中是有影響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對待。
話報告：「人員集中了，門上加鎖了，不能動了。」
台、報社的保衛。”同時，徐還向上海警備區一師長下手令，要求調兩個連，一個聽電台指揮，一個「聽從市委的指揮」。
上海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鍾定棟等人接受任務後，制訂了兩個方案。其一為「捍一」：控制首腦機關、報社、電台、機場和市區橋樑、車站、碼頭、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為“方二”：以江蘇、浙江為作戰目標，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設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體內容有：全市準備動用武裝民兵3.3萬餘人、炮85門、機槍78挺、槍支2.7萬餘支、彈藥296餘萬發；民兵幹部徹夜值班；基本指揮所在江南造船廠，預備指揮所在中國紡織機械廠，10月9日11時進駐完畢；開設電台15部，組成兩個聯絡網；動用汽車125輛、摩托車100輛；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處設六個控制圈；派出武裝漁輪巡邏，控制黃浦江渡口；規定反空降方案和口號、暗令、標記。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連夜組織1300多人的武裝民警，還組織了緊急演習。
就在10月8日晚12時，王秀珍還在民兵指揮部召集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頭目，宣佈：北京右派政變了，修正主義上台了！我們要對著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讓全國知道，也教育後代！
北京的回答則是：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選》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一軟一硬兩項措施，把「上海幫」推到了兩難處境。徐景賢考慮再三，不得不與王秀珍商量後同意上海兩報轉載中央兩個決定。這時，接通馬天水電話，馬說：“見到了王、張、姚三位首長，他們身體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較忙，讓我們按既定方針辦。”「上海幫」半信半疑，卻終於沒有勇氣發動叛亂。王秀珍電話通知：“撤銷五位數（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數（即3500人），恢復正常。”
話，穩住上海留守的餘黨，「一切等他們回來再定」。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餘黨亂鬨哄的，群龍無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動作。
中央工作組順利進駐上海，「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公之於世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向上海派工作組接管上海的問題。華國鋒說：現在看來，上海市委這些人已經無法工作了。他們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和中央對抗，妄圖發動武裝叛亂。中央應該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會出大亂子。葉劍英表示贊成華國鋒的意見，說：要派一位無論是在軍隊還是在地方都能壓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蘇振華堪當此重任。他資格老，林彪、「四人幫」整得他很慘，但他鬥爭很堅決，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起了重要作用。華國鋒、李先念還分別建議倪志福、彭沖與蘇振華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關於工作組去上海的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最後確定的中央工作組總數226人，其中部省級幹部17人、司局級幹部59人。
當晚10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陳錫聯、紀登奎等接見了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並繼續揭露「四人幫」的罪行。葉劍英嚴厲地警告說，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幫」方面，對自己的工作沒有好處。你們在上海同他們工作那麼久，希望不是站在個人的立場，要對他們陰謀篡黨劃清界限。華國鋒說，要提醒你們，在他們蒙蔽下，確實存在著一些錯誤，確實在轉變立場後會發現一些問題。自己的問題作些自我批評。我們不會採取「四人幫」對別人的辦法，亂戴帽子，亂整人。有錯誤改了就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最後，馬天水、周純麟都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果斷措施。徐景賢、王秀珍表示要和「四人幫」劃清界限。
10月13日上午，表態後的馬、徐、王從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時，在錦江飯店小禮堂，他們這幫人召開了最後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會。馬天水低沉地介紹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情況，中間還夾雜著稱「四人幫」為“同志”，被徐急忙打斷糾正。徐、王也無可奈何地傳達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剛傳達完，黃濤放聲大哭，指著馬天水說：你在北京，原來沒有看到王、張、姚……這不是欺騙我們嗎！朱永嘉也邊哭邊斥責馬、徐、王是“叛變”。會議室里一片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表示想不通，說憑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幫」？王少庸激動地說，我們上海這幾年在路線上沒有什麼彎子可轉……
馬天水急忙制止大家，最後總結說：有想不通的問題，是允許的，認識總有個過程，不過我們大家要好好去想想。會議遂告結束，「上海幫」作鳥獸散。
話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據你們來電話要求派人，據上海的要求，中央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去上海了解情況，幫助工作。他們今晚已到上海，會給你們聯繫的。」
10月27日晚，上海市委領導幹部會議在上海市展覽館宴會廳召開，正式宣佈：中共中央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倪志福兼任第二書記，彭沖兼任第三書記。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為了防止上海發生動亂，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來決定，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保密兩個月以後再公佈。但情況的順利發展，使得這一消息10月中旬就在全國各城市爭相傳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會議上通過的16號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全黨正式公開。
1976年10月21日晚，新華社廣播消息：「首都150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由此，「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