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廠與上海工人一起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右三為柯慶施（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世紀》，
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一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麼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一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共一位老黨員，1922年入黨，據說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一時，威震一方。由於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一臉嚴肅，不苟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我於1957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並擔任評論員。1963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誌寫一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餘篇，並五次隨從他們一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旋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干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一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台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髮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里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一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一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裏，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一批地下黨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划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佔有不小的比重。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鍊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鍊鋼。那時我在《解放》雜誌，是市委機關黨委的一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鍊鋼？柯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鍊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著到工廠作動員。由於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製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挂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聲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制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一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一些見識，但對於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挂帥可以代替一切，推動一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於地方領導人。
搞一言堂使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一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製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一條一級公路，佔用了一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藉此大做文章，批評說，你們要不要吃飯了，佔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 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覆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一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你們這樣寫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麼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麼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一次，我為柯慶施起草一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你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 你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 你說，你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鐘，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只寫了他是市委第一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的，由於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伏案工作的柯慶施（資料圖）
這裏我要插一段故事。柯慶施在黨員幹部大會上，多次聲色俱厲地批評有些幹部跳舞。當時一些機關每個周末組織一次跳交誼舞的晚會，是休閑娛樂性質。柯在大會上批評說，有些幹部做工作沒有心思，熱衷於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指示市委機關今後不准跳舞。許多幹部不以為然，但也無可奈何，我的確沒有看到過柯在市委機關跳舞。可是，一次毛澤東來上海，準備住兩三天，柯連聲關照市委辦公廳要組織舞會。文化俱樂部( 現為花園飯店) 有較好的舞池，由辦公廳通知，派汽車把戲劇學校、歌劇院、芭蕾舞學校等文藝單位的女同志，接來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澤東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個個投入他的懷抱。而令我驚訝的是，柯慶施居然違反自己訂下的禁令，也走進舞池扭起來了。
在市委機關，有一位副書記和一位副部長喜歡歷朝字畫，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並選購一點，這件事被柯慶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會上，他多次進行批評，說有的領導同志不去基層調查研究，卻去淘古董，你們要風流，這是玩物喪志呀。對於這種任意上綱的批評，到會的人聽了無不驚訝。柯慶施對報紙抓得很緊，他是認真貫徹毛澤東「第一書記要親自抓報紙」指示的。不過，他所謂的抓，主要是批評，而且習慣於上綱上線的批評。那時《解放日報》的正副總編輯聽到柯慶施要找他們談話，都十分緊張，無事不敢走進他的辦公室和家門，柯反而責怪他們：我家門口有棍子嗎? 你們為什麼怕到我這裏來？當時中東戰爭正在進行，《解放日報》國際版一條新聞的標題標得客觀了一些，這本不是一件什麼大事，今後注意就是了。由於當時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講了國際形勢問題，柯馬上拿這個例子來批評，說這是你們站在哪一邊的立場問題，是有沒有階級鬥爭觀念問題。又有一次，《文匯報》學術版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沈志遠的文章，說社會主義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政策，才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分配不當也會造成社會不公。我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可是柯慶施看了十分惱火，要我把《文匯報》總編輯找來責問：你們發表沈志遠的文章是什麼意思? 他是民盟，是黨外人士，難道我們黨制定的政策還要他們黨外人士來解釋嗎？我在場聽了柯的話，感到不可理解，一個人頭腦被「左」的思想堵塞了，連是非也不講了。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著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一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乾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制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儘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只表現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只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制和制度上去解決。
有政治頭腦，勤懇工作，律己清廉
柯慶施在領導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線的錯誤，但在個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上，也有一些應該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觸中了解到，柯慶施雖身處高位，但並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學無術、吹牛拍馬的人，他有政治頭腦，考慮大事，善於遇事作分析，儘管受「左」的思想體系的羈絆，但和庸庸碌碌、忙於事務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報，在辦公桌上放著當天出版的本市各大報和《人民日報》。他白天開會辦公，晚上在家看書，批閱人民來信和找人談話，極少應酬和出外遊玩，他唯一的娛樂，就是和秘書、司機等打一種叫“捉豬”“捉羊”的撲克遊戲，方法比較簡單，可以計分。我的辦公室在市委辦公樓的隔壁，僅十幾步之遙，晚飯後柯每天在宿舍院子裏散步，他經常叫秘書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詢問我一些問題， 比如，“ 我看到人民來信說豬肉漲價，你到菜市場去看過嗎?”“有人反映，市區來往的貨車空載約佔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個調查?”“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書，哪個版本寫得好些?”等等。他從不問吃喝玩樂的事，也不談與工作不相干的事，邊走邊談，思想開放，聽得進意見，對話也很自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戲”的那個人，而是一門心思考慮工作的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還原為一個平易近人的人。
柯慶施在一些場合，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吹喇叭」，但他冷靜下來也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突出的一個例子，是1961 年初，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需要調整，柯也感到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問題。他既對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標感到有失偏頗，也對有人主張「大躍進」要下馬錶示堅決反對。這時薄一波送給他一份關於上鋼一廠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缺乏分析，列舉了一大堆困難和問題，結論也比較悲觀。柯看了以後，要我帶一個工作組去上鋼一廠蹲點調查，反覆交待我：情況要摸實，原因要找准。我們深入調查了兩個多月，對產品質量、原材料浪費、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等問題，比較全面客觀地作了了解。在我們調查期間，他要我向他詳細彙報了三次，他還專門召集市委常委會，要我根據調查發現的上鋼一廠存在的問題，就精簡機構、企業管理問題作專題彙報。調查完畢以後，柯又和我們及辦公廳同志一起討論，寫了《不斷致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長篇理論文章。這次調查，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我認為柯慶施是費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時也經常下廠，和其他許多領導幹部一樣，看看、聽聽、說說就走過場了，但也有比別人認真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協昌縫紉機廠作調查，他參觀了各個車間，了解了產品質量情況，最後走到廠黨委辦公室。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四周掛滿了各種得獎的錦旗，從完成國家計划到治安、衛生、掃盲都有，這種做法各廠相同，我也習以為常。不料柯慶施看了，很不以為然，馬上批評說，你們在錦旗下面辦公，可以自滿自足了吧。幾位廠幹部不解其意。接著，柯具體詢問了廠里生產、思想工作、後勤工作情況，邊聽邊指出一些不足之處。臨走時說，我勸你們把錦旗拿下來，掛到廠里公共場所，你們自己還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進工作吧。我在擔任市委副秘書長期間，主要職責是起草、審閱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給中央的報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等。工作是市委領導人親自抓的，文件、報告是代表市委寫的，當然寫這些文件報告要由市委領導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的領導人對下面情況不了解，自己又無主見，而是到處看風、聽風，摸中央有什麼新精神、新氣候，以投領導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時，東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無所適從，無處下筆。在我接觸的領導人中，柯慶施是有頭腦、有主見的，他事先反覆醞釀，從一開始就講出自己的領導意圖，到大體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沒有「朝三暮四’’的事。在市委常委會討論文件時，對有些不合理的意見，他不是全包下來，一股腦兒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擇善而從。不但如此，柯在起草報告中，還注意從理論上概括一些問題。記得1959年，廬山會議後，柯準備要在全市幹部中講一講反浪費問題，我把講話稿起草好，他覺得在思想認識上還未說清楚。他問我：馬( 克思) 恩( 格斯)在哪本書中比較多地談到反浪費問題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說，好像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最後一節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叫我把書翻出來，我們一邊學習一邊議論，把要講的幾個問題又從思想認識上作了進一步的闡明。有一次，柯慶施陪毛澤東到上海郊區視察，毛突然發問：“柯老啊，你可知道，為什麼叫上海呀？」柯一時語塞。回到辦公室，他連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處。一時間到哪裏去查啊，我翻了上海縣的地方志，並未有詳細記載。毛澤東知道後笑著對柯說，上海這個地方原是海灘漁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後來我又查了有關書籍，果然如此。
柯慶施的生活比較簡樸，除香煙不離手，偶爾喝幾口老酒外，沒有什麼更多的嗜好。成天開會，找幹部談話，也從不到賓館酒樓和娛樂場所。除了按規定，他享有一些煙、油、肉等特殊供應外，應該說他是廉潔的，不像有的領導幹部講排場，搞宴請，下鄉時大吃大喝。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在臨近春節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裏談修改報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務的幹部拎著一隻金華大火腿送來，他一進門，柯就問你這是從哪裏弄來的，未等來人的回答，柯聲色俱厲地說：「你給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斷你的腿。」這位幹部嚇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裏，心想，大家都說，到柯慶施家串門的人很少，大家對他有點敬而遠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請客送禮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一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一副多稜鏡，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 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文章小標題系編者所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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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毛澤東和葉劍英（資料圖）
1969年12月，因「戰備疏散」到了湖南的葉劍英，向前來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樣原因到了江西的鄧小平的生活狀況，並說：“中國可以沒有我葉劍英，不可以沒有小平同志。”20世紀70年代末，面對“非毛化”浪潮，葉劍英多次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黑暗裏徘徊，還在上海的租界裏開會。”這些都是葉劍英發自肺腑的真心話。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也不能沒有鄧小平，正如一首歌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進新時代》中所唱的那樣：“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然而，真的「中國可以沒有葉劍英」嗎？沒有葉劍英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相信讀者在了解了晚年葉劍英之後自然就會明白，中國同樣不可以沒有葉劍英。
「文革」期間 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說：「葉劍英，父親解放前與他共事並不算多，但在解放後，特別‘文化大革命’以後，兩人可真是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文化大革命」中期，鄧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復生”即通常所說的“二落二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毛澤東對鄧小平採取了與劉少奇不同的處理辦法。1968年10月31日，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還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葉劍英對毛澤東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識到，把劉、鄧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葉劍英也明白，毛澤東樹立林彪為接班人，公開場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趨緊隨其後，但在私下裏，毛澤東卻從未與林彪「親密無間」；明知道林彪不容鄧小平，而毛澤東卻偏偏保留鄧小平。把劉、鄧拆開，難道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的大？看來也許在那個時候，在林彪最“紅”的時候，毛澤東就想到或者已經在準備著些什麼。
葉劍英儘管在總體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儘管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步伐，卻仍然因為對林彪、江青極左勢力的抵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關於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後，他拿著全國軍分區以上軍事單位受到衝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地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地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你們到底想幹什麼？”結果，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遭受圍攻批鬥和打擊迫害。雖然葉劍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實際依然處於“靠邊站”的狀態。
林彪叛逃之後 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葉劍英結束長達300天的「戰備疏散」生活，從長沙飛回北京，8月下旬上廬山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林彪、陳伯達等人搞突然襲擊，拋出所謂“稱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搶班奪權。毛澤東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葉劍英在毛澤東處領命後，以周恩來特別顧問的身份，率領工作組到福建、廣東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為批陳整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如驚弓之鳥般的林彪一夥駕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隨後，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
葉劍英受命於危難之際，深感責任重大。在考慮如何加強中央軍委的領導、整頓軍隊、肅清林彪的流毒和影響、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的時候，他想到了已經被「打倒」六七年、此刻還遠在江西的鄧小平。據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李德生回憶：“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葉帥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當時，軍隊建設受到嚴重破壞，亟待整頓，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這些工作時，又必須同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投鼠忌器’，鬥爭形勢複雜艱巨。我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總政治部主任，負責承辦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具體事宜，這時我同葉帥有了密切接觸……葉帥曾向我談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儘快讓小平同志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並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經多次對我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治政治軍離不開他們。”葉劍英不顧打倒鄧小平的文章、口號依然充斥報紙和街頭的情況，多次向毛澤東建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他開始進行審視和反思，並在一些場合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為一些人恢複名譽和工作。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當著葉劍英的面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談話時又表示：現已證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中央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是逐級傳達的。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鄧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樣很遲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聽中央文件傳達後的第三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鄧小平在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中央文件傳達後，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信並寫下如下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和《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澤東已經在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
葉劍英元帥與夫人危拱之（資料圖）
1973年鄧小平復出後，葉劍英主抓軍隊整頓
1973年，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毛澤東一方面繼續堅持「左」的路線，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工作。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不太滿意，又離不開他，因為他覺得周恩來的一些想法與他相距甚遠，但整個黨政軍和全國大局全靠周恩來支撐著。偏偏這個時候，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症。運動要搞，國家的日常工作也總得有人來維繫，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讓鄧小平儘快復出的決定。
1973年2月，鄧小平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葉劍英特別高興，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紹軍隊的情況，徵求他對軍委擴大會議籌備工作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3月1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與九大相比，十大的組織路線沒有多大變化，更多的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中央委員會。讓人慶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其中就有鄧小平。在隨後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被選為副主席。會後，葉劍英向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2月，鄧小平參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工作。從以下一段毛澤東的談話中可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散會後，除毛澤東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主持繼續開會，落實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一致同意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和參加政治局工作，作為政治局委員將來提到十屆二中全會追認，並補為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
話，並讓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一項重要決定。10月20日，毛澤東通過陪同外賓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向中央轉達他的建議：「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他的意見辦。」11月6日，毛澤東見到陪同外賓來長沙的李先念，當李先念講到“小平同志問題解決了，沒有問題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時，毛澤東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與鄧小平談話中還說：“你當總參謀長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
1975年驚心動魄的整頓，被今天的史學家稱為「歷史轉折的前奏」，是黨內健康力量同佔據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團展開特殊鬥爭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住院的情況下，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個主政，一個主軍，密切配合，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貢獻。
葉劍英繼續大力抓軍隊的整頓。1月26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鑒於1971年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有所變化，為了加強對軍隊和戰備工作的具體領導，建議以西沙戰後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為基礎，擴大組成軍委常委會，並對軍委組成人員提出了具體意見。葉劍英的信得到毛澤東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有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等11人為常務委員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這次軍委領導成員的變動，對於軍委和全國局勢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軍隊的整頓對1975年全面整頓來說至為關鍵。自從2月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建議，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使得一些將帥重新走上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以後，葉劍英就在他主持的軍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把醞釀已久的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經毛澤東同意，軍委擴大會議於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常委，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軍事科學院和軍委直屬軍事院校的負責人共70多人。會議由葉劍英主持，集中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7月14日，鄧小平在會上就軍隊整頓和「消腫」問題，做了重要講話。15日，葉劍英做了會議總結講話。
形勢陡然逆轉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葉劍英的總結講話，首先分析了美蘇爭霸的國際形勢，重申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強調整頓軍隊、加強戰備的重要性。然後重點講了部隊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幹部問題。葉劍英最後談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問題。他在發言中，還揭露了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搞亂軍隊的惡劣行徑。他提醒大家：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麼做!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
軍委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於7月25日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和葉劍英在會上的講話轉發全黨學習。葉劍英抓緊時機，趁熱打鐵，對軍隊各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組織調整。經黨中央、毛澤東批准，組成了以葉劍英、聶榮臻、粟裕、陳錫聯等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從8月至年底，對軍隊25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逐個地進行調整配備。他直接了解各單位領導班子主要成員的情況，特別注重了解他們在同林彪集團鬥爭中的表現和對「四人幫」的態度。政治上不強的幹部，堅決不予重用。對於一些犯了錯誤而又能改正的人，本著黨的幹部政策也予適當地安排工作。在調整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同時，葉劍英還著手對駐北京市及其附近戰略要地的部隊進行整頓和調動。總之，通過1975年軍隊整頓，調整配備了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使槍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手裏，在決定民族、國家和黨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無法插手軍隊，最終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頓，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做好了物質和精神準備，這就是歷史做出的結論。
1975年，善於抓住機遇的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幾次講話精神歸納為「三項指示為綱」，並以此為旗號，將全面整頓引向高潮，使全國各項工作出現了轉機。直到1975年9月，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的全面整頓，還是持支持的態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後主政的人選之一。9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毛澤東用手指著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只有他算一個壯丁。
不幸的是，形勢在很短時間裡陡然逆轉，而逆轉的直接緣由是兩件引起毛澤東重視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遼寧省的情況時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毛遠新的話刺激了毛澤東，因為他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而反對的人不少，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原則問題。第二件事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分別寫於8月和10月，都是由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看第一封信後沒表示什麼；看了第二封信後感到很不滿。他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對李先念等人說：“他們信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1月2日，毛澤東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對毛遠新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顯然，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發生。不過，毛澤東這時對鄧小平的批評還不是要打倒他，而是為了統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他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鄧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為由，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毛澤東十分失望。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文革」以後，鄧小平與葉帥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視屏幕上的最後一次露面。此後，一場更大規模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
與此同時，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著由誰來接替中國總理的職務。本來，早已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理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當時的情況已沒有這個可能了。如果按副總理的排序，下一個是張春橋。江青集團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作為最終決策者的毛澤東也在鄭重地考慮這件事。在險象環生的關鍵時刻，重病中的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也正如葉劍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會全交給他們」，毛澤東最終沒有把總理的職位交給江青集團。1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彙報時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吧，他自以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黨通報共和國元帥生病，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來得非常突然。不過，葉劍英早有思想準備，拒絕醫生要他去外地休養的建議，繼續留在北京。他早已將個人的榮辱、職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擔心的只是國家和軍隊的命運。2月16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下達文件，批轉中央軍委2月6日關於停止執行1975年7月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繼續批鄧的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會議臨結束時，他說：“我已經老了，聽力不太好。你們說的一句也聽不清。”4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江青集團自發的群眾性運動遭到鎮壓，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唐山大地震導致死24萬、傷無數的特大災難。8月18日，毛澤東圈閱了一生中最後一份文件《關於唐山丰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9月8日下午，毛澤東一生最後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處於彌留狀態的毛澤東。毛澤東還沒有完全喪失神志，報告來人姓名時他還明白。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毛澤東忽然睜大眼睛，並動了動手臂，彷彿想說話。只顧傷心、淚眼模糊的葉劍英一時沒有覺察，緩步走向房門。這時，毛澤東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葉回來。當葉劍英回到床前時，毛澤東用一隻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著他，嘴唇微微張合，似乎有話要說，但已經說不出話來了。9月9日凌晨，毛澤東去世。毛澤東臨終召喚葉劍英，到底想說什麼話？儘管人們可以有多種猜測，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證明葉劍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澤東握別葉劍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後的歷史表明，一個從毛澤東時代向鄧小平時代的過渡時期開始了，而葉劍英在這個過渡中依然扮演著歷史的主角。
關於1976年秋天那段驚心動魄的中國高層兵不血刃的政治歷史，尤其是華國鋒、葉劍英等粉碎江青集團的傳奇故事，已有眾多的文字記載，而且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越來越凸現葉劍英作為這段歷史的主角的決定性作用。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最後商定以「智取」的方式處置江青集團，具體方案是，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為題召開中央常委會，吸收姚文元參加，會上即對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三人採取行動，江青另行處置。行動時間定於10月6日。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為了提高警惕，避開王洪文的監視，行動之前，葉劍英隨時變換住處，讓「四人幫」摸不著他的行蹤。同時，他還對軍隊作了相應的部署。
10月6日，這一天到來了。會議定在晚8時開，葉劍英和華國鋒二人提前一小時到達懷仁堂，做具體部署工作的汪東興已帶著警衛人員在大廳守候。
此後，僅僅在一個小時之內， 從1966年5月起，橫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團，就被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不費一槍一彈，乾淨利落地徹底解決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員接到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寓所開會的通知。葉劍英請華國鋒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兩人一邊吃著臨時準備的簡單夜餐，一邊商議著即將在會議上討論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選在內的重要議程。葉劍英說，主席生前已經有交代，你應當擔此重任。華國鋒謙虛地說，我提議，還是由葉帥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堅定地說，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們提交會議討論決定吧。晚上10時，葉劍英、華國鋒手挽著手，面帶笑容地與到會的政治局成員見面。華國鋒主持會議，葉劍英報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會議直到第二天早上5時才結束。會場一片沸騰，葉劍英的報告不時被一陣陣的掌聲所打斷。會議決定，為通報粉碎「四人幫」一事，從10月7日起全國範圍內由上而下地召開“打招呼”會議。
葉劍英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
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團的消息通報給已經被打倒半年的親密戰友鄧小平。從毛澤東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團被粉碎前夕這一特殊時段中，鄧小平的憂心而無助的主客觀境況如他的女兒毛毛所回憶的那樣：「我們在寬街的這一家人，由於基本上處於半封閉狀態，消息相當閉塞。在中央進行粉碎‘四人幫’的籌劃和行動時，我們的心中還在為‘四人幫’越加明顯的奪權企圖而憂心忡忡。如果‘四人幫’真的攫取了政權，那將是中國歷史上的彌天大禍。到那個時候，父親和我們這一家人的命運自不必說，整個中國將不知道會有多少人頭落地。父親挨‘批判’時，我們沒有這樣擔憂過。‘天安門事件’後父親被再次打倒，我們也沒有這樣擔憂過。而在毛澤東逝世後，眼見得局勢陷入新的危難，我們心中的憂慮便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復一日不斷增加。父親更加沉默。從不語之中，看得出他那蘊藏在心中的萬千思慮。毛澤東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現了巨大的裂口，鬥爭只會愈演愈烈。禍兮福兮，心中全然無數。面對黨和國家可能面臨的最壞的局勢，作為一個被‘打倒’的人，父親沒有行動自由，完全無能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靜等事態的發展。」毛毛還回憶鄧小平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的一個細節：“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10月10日，父親“致信汪東興並轉華國鋒和中央，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信的最後，父親用他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詞語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還對前來看望的李先念、陳錫聯和吳德說：“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12月初，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進三○一醫院，接受精心治療。
葉劍英想的不只是讓鄧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團後的較長時間裡，中央領導都在西山集體辦公。1977年2月初，鄧小平康復出院後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憶：「出院後，在葉帥的親自安排下，父親住進京郊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二十五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洪文住過的。……是在山的最上面，從車道轉下去，就是葉帥住的十五號樓。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地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父親聽後立即起身。」“頭頭的車子停在大門外面，父親上車，是坐在汽車的后座上，我和頭頭坐在前面。頭頭開著車，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父親接到了葉帥住的十五號樓。父親下車，快步走進大門。剛一進門，遠遠地就看見葉帥由人攙扶著，從裏屋走出來。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趨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緊地握著手，長時間不放。然後，他們互相攙扶著，走進裏屋。門緊緊地關著，他們談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葉劍英和鄧小平閉門長談到底談了些什麼東西，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謎。然而，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明葉劍英在這個歷史過渡階段的特殊地位。葉劍英握迎鄧小平，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粉碎江青集團，葉劍英又一次在關鍵的時刻為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高度誇獎。陳雲說劍英同志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徐向前連聲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聶榮臻激動地說“中國得救了！”此時，葉劍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
作為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過渡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關鍵人物，葉劍英高瞻遠矚，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藝術，十分妥善地處理了評價毛澤東的問題、自己與華國鋒的關係問題並最終實現鄧小平的復出。這裏僅僅簡單敘述葉在鄧小平復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關鍵作用。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向黨中央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華國鋒召開的中央打招呼會議上，葉劍英向華國鋒說：「小平同志具有治黨治國的豐富經驗，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多次讚揚過他。黨內軍內多數同志和全國人民都強烈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應該儘快請他出來。」儘管這一提議遭到華國鋒拒絕，儘管華國鋒依舊堅持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葉劍英仍採取實際措施為鄧小平的復出做準備，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葉劍英對他的辦公室主任說：“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給小平同志，讓他看，熟悉情況。”
不久，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第二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針對有人提出「你們能保證鄧小平同志站出來以後絕對地支持我們嗎？你們能保證他出來以後和我們好好地團結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嗎？你們能相信他出來以後不會使全黨發生分裂嗎？」葉劍英首先說明鄧小平才能卓越和善於團結同志，然後用反問的形式說：“我建議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吧？恢復工作參加了政治局總不會跟我們挑剔吧？”對此華國鋒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前，華國鋒將其在會議上的講話稿拿來徵求葉劍英的意見。葉劍英藉此第三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復出，他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講話稿起草人把葉劍英的意見寫上去，但華國鋒仍沒有接受。會議期間，葉劍英找華國鋒談話，第四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陳雲、王震、李先念也都發表了與葉劍英同一意思的意見。大勢所趨，華國鋒不能不開始讓步，他在總結講話中，一方面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亂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說：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備一定條件。
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會議後，華國鋒向鄧小平提出：雖然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但要承認自己有錯誤，要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些無理要求，當然被鄧小平堅決拒絕。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認為寧願不出來工作，也不能違背事實作出上述承認。
4月10日，鄧小平又向黨中央寫了第二封信。葉劍英和華國鋒商量了鄧小平的第二封信的問題，就「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和鄧小平的復出等問題進行了長談。葉劍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1975年的整頓，鄧和自己的觀點一致，這些整頓是完全正確的，而將其看成是“右傾翻案風”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葉劍英還以工作人員和子女抄錄的詩詞，特別是四五前夕自己親自到天安門廣場觀察的事實，說明天安門事件是懷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群眾運動。而鄧小平當時受軟禁，根本不可能成為總後台。如果硬說有後台的話，那我也算一個。葉劍英同意由黨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華國鋒也接受了。兩人還向鄧小平提出對信的修改意見。
4月14日，鄧小平再次致信華國鋒、葉劍英，說明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10日寫的這封信的情況。一個月後，5月14日，鄧小平到葉劍英家祝賀葉劍英80壽辰，並讚揚葉劍英為黨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
5月3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兩封信轉發至縣團級。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終於第三次復出。
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
葉劍英和鄧小平又在一起並肩戰鬥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已成為歷史發展的一種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團快兩年了，在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方面雖有所好轉，但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經濟工作中起著指導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還在發展。面對粉碎「四人幫」後出現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和中國的發展前途問題，鄧小平和葉劍英都堅定地認為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排除現代教條主義的束縛，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有自己特色的新的發展道路，向著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前進。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消除對黨和人民事業極其有害的「左」的指導思想，制定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方針政策，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經過鄧小平和葉劍英磋商，向華國鋒提出的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建議，得到華國鋒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葉劍英在閉幕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他著重強調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特別是中央要有好的領導班子。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講話與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精神一致，實際上成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指導思想。
關於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作用，于光遠在1998年很有感觸地回顧說：「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葉劍英功不可沒。他提出‘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他對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會上提出要培養接班人的建議，與會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關於民主與法制的許多精闢論斷，即使今天也很有價值。」于光遠還指出：“在紀念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的時候，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和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歷史的真實寫出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這重要的一頁上應寫下‘葉劍英功不可沒’這幾個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至22日舉行。葉劍英同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這次全會。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中央領導機構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變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時華國鋒雖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1980年底，葉劍英於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在堅決推辭華國鋒提議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再次向黨中央提出離休的同時，又一次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小平同志在歷史上對黨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都敏銳、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確的決策和主張。在我看來，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
王恩茂是這樣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看葉劍英的特殊功勛的：葉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們取得粉碎‘四人幫’鬥爭的勝利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實上，葉帥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要領導，是粉碎‘四人幫’的總指揮」。“粉碎‘四人幫’，結束了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們黨，挽救了我們國家，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在粉碎‘四人幫’後，他大力支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出來領導，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粉碎‘四人幫’後，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是由各種因素形成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幫’後，全黨、全國的形勢，葉帥的歷史功績、地位、身份、威望、影響、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於一般，他對小平同志的支持是舉足輕重的，他有馬克思主義的遠大戰略眼光，胸懷大略，特別顧全大局，他從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現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過渡，開創了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新局面。正因為有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