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西方大航海時代 海上羅盤應用不晚於宋徽宗時期

很多工具應用都是人類經驗累積成果。

「定位」是人類基本需求。即使在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去了某些地方狩獵，總不能忘記歸家的路。要辨别方向，靠的除了自身方向感、日月星辰，中國古時所用的「司南」成為了重要工具。

司南，即是指南針及羅盤，現代普遍認知認為，沒有它們，就不會有西方的大航海時代。雖然沒人了解是誰最早把這磁石製成的設備裝上了船，但這種船，最早出現在廣州附近的海面。

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司南 (網上圖片)

從人類社會的早期開始，嶺南地區特別是廣州是造船勝地。從西漢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銅提筒，紋繪了載滿以羽毛裝飾戰士的大船，就是當時的水上健兒。我們能從世界各地歷史遺存找到控制獨木舟或木筏穿洲過洋的証據，但孤舟重洋，沒有有效的辨別方向的工具，成本是相當高昂。

船紋銅提桶紋飾拓片 (網上圖片)

宋代為中國南方遠洋航行的高峰，除了大量巨艦建造記錄，學者還表示離不開航海技術突飛猛進。技術突破的標志，就是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上。目前學術界公認有關指南針最早記錄，來自北宋朱彧於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所撰的《萍州可談》：「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或以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當時他根據父親朱服在廣州做知州時的所見所聞而寫。朱服則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至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任廣州知州，即廣州海船上使用指南針的時間不會晚於此時。

根據現代學者研究，中國最初的指南針採用的水浮法。後來，水浮法指南針被稱為水羅盤—先將磁化鐵針穿過燈芯草，浮在水上，水上轉動磁針就能指引方向，再將之與方位盤結合，就成了「水羅盤」。出現時間大約在南宋。南宋趙汝適《諸蕃志》載：「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繫矣。」船上有專門負責守著羅盤者，不斷修正航向，皆因這是船隻安全關鍵。

用羅盤導航，可以說是今天海圖經緯化之始。借助先進設備，宋朝海外貿易超過前代，成為世界從事海外貿易的重要國家。那時中國商船的蹤跡，近至朝鮮、日本，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

宋代海船出土 (網上圖片)

指南針在中國古代經歷長時間演進。學者指，東漢王充《論衡》中所記「司南之構杓，投之於地，其抵抵指南」，應是將磁石琢成磁勺，放在占卜用的星盤上來旋定南北。宋代莊季裕《雞肋篇》記載了兩隻水瓢中置磁石鐵屑，「施展」兩瓢相互吸引的幻術，這反映南宋初年司南已被指南針取代。

事實上，用磁石製造司南，需要琢玉工藝手段，費工費時，而且如果質料不精，極向不準，是很難完成，但當中國古人掌握磁石對鋼鐵人工磁化技術來製造指南針—將一根鋼針在磁石上摩擦磁化—就方便得多。這項發明最早的記載見於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夢溪筆談》：「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碗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渡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

《夢溪筆談》局部 (網上圖片)

另一方面，沈括精於天文曆法，並在圭表（為中國古代根據日影長度變化測定季節、劃分四季和推算曆法的工具）的地理子午觀測比較中加以證明「磁針偏角」，這項發現為古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成果。歐洲到了13世紀才發現。

在明代嘉靖年以前，中國海航一直使用水羅盤，但不太平穩。當中國傳統指南針於12-13世紀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後，歐洲人將磁針放在釘子尖端，可自由轉動，製成旱羅盤，性能更適用於航海。中國也在嘉靖年間後開始使用旱羅盤。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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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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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