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孤軍深入的殲滅戰豫東之戰
現代戰爭條件下孤軍深入敵後打殲滅戰也就粟裕敢做。現代戰爭條件下，後勤要求不在限於糧草，戰場上也離不開武器彈藥的補充。如果戰鬥失利武器彈藥得不到補充，部隊要麼成為任人宰割的的魚楠之師要麼成為一支流 寇部隊。
在粟裕記念館有人認為豫東之戰的第三階段是因粟裕貪功打黃伯韜導致部隊受了部份損失。區壽年被俘後就對粟裕說，華野部隊有被全殲的危險應該馬上撤走。但粟裕堅持對黃伯韜部發起攻擊，同時下令對黃部攻擊時不得穿插分割。
在黃伯韜求生無望連遺書都寫好時卻突然撤走。因為黃自東來粟欲東去，在平原地區短距離大部隊行進速度，我軍與國 軍相比並不佔優。不打就走很容易被黃伯韜咬住。
豫東之戰可以說是整個解放戰爭中的轉折點，沉重打擊了華東戰場上國 軍以兵團規模作戰的信心.此戰改變了中原和華東戰場的戰略態勢，為解放軍進一步殲敵重兵集團，攻克敵堅固設防城市創造了經驗。國 民 黨 「國防部」在其《中原會戰經過及檢討》中說，此次豫東會戰，共 軍表現特異的有三點，“敢集中主力作大規模之會戰決戰”，“敢攻襲大據點”，“對戰場要點敢作頑強固守，反覆爭奪”。
濟南戰役徐州各兵團根本不肯去救援。每天只前進幾公里。豫東戰役後，毛澤 東說：“解放戰爭好象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
(四)60萬對80萬的圍殲戰淮海戰役
60萬對80萬這樣的大兵 團作戰，敵我兵力對我比軍少於敵軍的情況下，一般會打成擊潰戰。打成殲滅戰很難。淮海名義上雖然有個兩大野戰軍共同作戰，劉鄧大軍實力太弱，時中野全軍僅有75mm野炮兩門，山炮四十二門，炮彈約兩百發；迫擊炮兩百零七門，炮彈約兩百五十發，每門炮平均只有一發炮彈。憑藉如此少量的炮火根本無法壓制住敵軍火力，因而攻擊難以奏效，無法達到迅速殲滅的目的。實際上只起到了一個阻援兵團的作用。吃黃維兵團根本吃不動，最後華野派出了4個縱隊加炮縱才搞定。
淮海戰役從發起到統一指揮都是粟裕提出來，戰場的大多數決策大多出自粟裕。就連戰爭進行中部隊的糧食供給困難，都粟裕發現並親自製定解決方案。
(五)投鼠忌器的攻城戰上海戰役
有誰見過這樣的攻城不能用重武器，攻城中電未停水沒斷。30萬軍隊駐防的大城市，國民黨的軍艦可以直接參戰。攻下來後完好無損。這無疑是又一大奇蹟。
1949年9月，粟裕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上劉伯承向代表們介紹說：「粟裕將軍百戰百勝，是解放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
這就是粟裕，他的命運是與共和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的名字是勝利的象徵。
美國人眼中的華東野戰軍(美國援華顧問團團長包德溫，在大使館裏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
“華東共軍的作戰經驗，尤其是他們的進攻精神，在共軍中都是首屈一指的。這一點，甚至連裝備最好、人數最多的東北共軍也比不上他們。作為
共和國第一大將軍——粟裕的人生起伏
共和國的開國戰爭和後來的韓戰中，應該說有三個人戰功最突出：林彪，粟裕，彭德懷。林彪和彭德懷的政治起伏已經被談論的很多了，現在我想談談粟裕一生在黨內的起起伏伏。
粟裕（1907-1984），湖南省會同縣人，從一個普通士兵成長為十大將軍之首（其實應該給元帥軍銜），幾乎全部得意於他的軍功。尤其在46年到50年間，當時軍內能與粟裕戰功相提並論的僅林彪一人。但1958年後，粟裕受到了錯誤的批鬥，從此淡出軍隊的核心，直到辭世，在故後十年才被平反，可惜可嘆！粟裕常說：「勤勤懇懇打仗，戰戰兢兢做人」。謙恭的粟裕在軍事上是滿分，在政治上卻最多也就能得及格（政治上不及彭老總，更遠不及林彪），下面就主要從他和主席的關係上看他的人生起伏。
（一）信任的開始：
1944年，當粟裕率領只有數千人的部隊在蘇北車橋殲日偽軍逾千的捷報傳到延安窯洞，慧眼識將才的毛澤東當場說了一句極有預言性的話：「這個從士兵成長起來的人，將來可以指揮四五十萬軍隊，」
（二）驚喜的開始：
報發給戰略區首長，介紹這一「造成輝煌成果」的經驗：“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敵一部，故戰無不勝，土氣甚高；繳獲甚多，故裝備優良；憑藉解放區作戰，故補充便利；加上指揮正確，故能取得偉大勝利。這一經驗是很好的經驗，希望各區仿照辦理，並望轉知所屬一體注意。”毛澤東將粟裕的經驗推廣到全軍學習。
（三）大膽的任用：
華東野戰軍成立後，毛澤東電告陳毅：「具體作戰由粟裕同志負責。」
：「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們當機立斷，立付施行，我們不遙制。」並最終粟裕精彩的完成了痛殲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74師的壯舉。
（四）成為心腹愛將：
1948 年5月，西柏坡城南庄，從不出門迎接黨內同志的毛澤東，竟大步走出門外，與粟裕長時間握手，並意味深長道：「17年了！」17年前，粟裕擔任紅12軍64 師師長，在第一次反“圍剿”中，先擒張琿瓚，後打譚道源。撫今追昔，兩人都很激動。毛澤東說：“你們打了那麼多漂亮的大勝仗，我們很高興啊！這次要好好聽聽你的意見哩。”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改變了原來馬上渡江的計劃，聽取了粟裕的意見，就有了後來扭轉中原戰局的豫東戰役，
孟良崮戰役之後一周年，氣吞山河的毛澤東在西柏坡向粟裕面授中原大戰機宜時問粟裕：「去年，也是在這個宜人的5月，你們在山東打了一仗……」“在盂良崮。”粟裕回答。“戰果如何？”“全殲74師，擊斃敵酋張靈甫。”毛澤東含笑鼓掌：“你們那樣果敢、迅猛地消滅了74師，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兩個人沒想到，一個是……”栗裕脫口而出：“蔣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銳之師遭此慘敗，實在沒想到。” 毛澤東：“還有一個人呢？” 栗裕，“陳誠？”毛澤東：“不足掛齒。” 粟裕：“何應欽？”毛澤東：“何足道哉。”粟裕，“白崇禧？”毛澤東：“離題千里了。”粟裕：“那麼是誰呢？”毛澤東：“第二個沒想到的就是我毛澤東！”
（五）絕對的信任：
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見，並指出：「這是目前情況下的正確方針。」並無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況緊張時獨立處置，不必請示。
”
此戰後，毛澤東說：「解放戰爭好象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
（六）對愛將戰功的欣賞：
1948年開始的淮海戰役共殲敵５５．５萬人，粟裕直接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就殲敵４４萬人。毛澤東說：「淮海戰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七）主席眼中獨擋一面的飛將軍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會上，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栗裕請求由中央軍委直接組織指揮台灣戰役，毛澤東則決定這一戰役仍由栗裕指揮
。
韓戰爆發後，毛澤東直接點將要粟裕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兼政委，肖勁光為副司令，準備指揮軍隊入朝，但粟裕卻突然發病並住進了療養院，毛澤東後點將林彪，同樣發病，後點將彭德懷入朝。
（八）沒有成為元帥
1955 年，中央在討論到粟裕軍銜問題時，毛澤東不僅要給粟裕授元帥銜，而且給予了粟裕極高的評價。毛澤東說：「論功、論歷、論才、論德，粟裕可以領元帥銜，在解放戰爭中，誰人不曉得華東粟裕呀？」周恩來說：“可是粟裕已經請求辭帥呢？”毛澤東又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授銜時，我們軍隊中有些人，打仗時連命都不要了，現在為了肩上一顆星，硬是要爭一爭、鬧一鬧，有什麼意思！”朱德笑了說：“肩上少一顆豆，臉上無光么！同時當兵，誰也沒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說哩！”劉少奇說：“要做思想工作，黨在軍隊中的思想工作，這時候決不可以放鬆。”毛澤東還說：“難得粟裕！壯哉粟裕！竟三次辭帥，1945年讓了華中軍區司令員，1948年讓了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現在又讓元帥銜，比起那些要跳樓的人，強千百倍么！”周恩來也說：“粟裕二讓司令一讓元帥，人才難得，大將還是要當的。”毛澤東補充說：“而且是第一大將。我們先這樣定下來，十大將十元帥。”
粟裕辭帥後，羅榮桓元帥也提出辭帥，被主席否定。在正式公佈軍銜之前，消息已在將軍們中傳播，徐海東大將馬上提出自己軍銜太高，周總理批示：「不高，也不低，正好！」當得知粟裕辭帥為將後，許光達大將也要求辭掉大將軍銜。後來直爽的許世友上將找到總理，要求自己當大將，總理說：“粟裕也是大將呀！”許將軍就不再說話了。所以，後來人們說：“粟裕震大將”。
當時，粟裕是真心辭帥，還是迫於人際關係壓力，現在不好定論。
（九）當上倒霉的總長
1952年，粟裕當上了副總參謀長，1954年後，當上了總參謀長。在戰爭年代，堅持己見的粟裕往往能獲得軍事上的勝利。在政治味道濃厚的總參，不喜曲意迎合，常常堅持自己觀點的粟裕，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聶榮臻和彭德懷，為自己失意的後半生打下了伏筆。
性情比較暴躁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往往對粟裕出言不遜。當粟裕在上報的文件上寫了「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字樣時，彭德懷就大發脾氣，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不這麼寫，彭老總會說：“你又越級！”總參和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關係惡劣。為了保證國防工作的順利，貫通帝王心術的毛澤東只能選他們中的一個留下。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在聽到過眾多中央領導人對粟裕的意見後，毫無疑問要捨棄粟裕。
後來陳賡（大將）曾對粟裕說：「古往今來，兩種人最危險，一是功勞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這兩樣一樣都不少，能不被整嗎？」
（十）1958年5月，開始的軍委擴大會議，開始錯誤的批評粟裕：
1958年，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肖克等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均遭到了錯誤批評！
議強加給粟裕的罪名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主要根據:一是說粟裕“一貫反領導”,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二是說粟裕“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許可權”;三是說粟裕“告洋狀”。對此,粟裕一邊檢討,一邊也儘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說：“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在會議上，彭德懷，聶榮臻，黃克誠（大將），譚政（大將）都猛烈批評粟裕，林彪，羅榮桓也沒有能夠主持公道。
當粟裕解釋自己從不爭權,堅持華野司令員由陳毅兼任時,彭德懷馬上說:「這正說明你陰險!」聶榮臻說:“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盜,大盜盜國!”林彪為了使彭德懷得罪所有遭批鬥的同志，甚至說：“這次會議，我們要緊密團結在彭老總身邊！”使得大會氣氛完全被彭德懷的衝動情緒感染，粟裕錯誤被無限放大，幾乎成了一無是處。在會議上，面對巨大的壓力，粟裕被迫一次次的承認烏有的批評，一次次認錯。
當然，也有的將軍，尤其是一些上將，中將，很多人為粟裕辯白：「我在粟總長手下打了這麼多年仗，我怎麼就沒看出來粟總有野心？！」也有人直接說：“軍委的意見我不能理解！”甚至同遭批評的葉劍英元帥也說：“粟裕怎麼會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我看最多是有些驕傲罷了。”毛澤東曾向被自己封為終身海軍司令的蕭勁光（大將）徵詢對粟裕的看法。蕭毫不猶豫的說“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點頭表示贊同。
此後，其實並不想完全整倒粟裕的毛主席講了句公道話：「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後來，在周恩來，陳毅，葉劍英等軍委成員的努力下，批鬥粟裕最終沒有成為敵我矛盾。
不過，粟裕並沒有因此得到解脫。軍委擴大會議雖然於7月2日結束了，仍有人繼續在中央領導中施加影響，把粟裕誣為「裏通外國」。這就使毛澤東對粟裕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毛後來說過：“只要不是裏通外國，錯誤就還可以挽救。”）不久後，毛澤東甚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把粟裕作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結果，8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的決定，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
9月，粟裕向黃克誠交接了總長。總理會後馬上找到粟裕：「我不管你幹什麼，任何人讓你粟裕離開北京都必須經過我的同意！」這樣，粟裕就留在了軍委，沒有遭到一些同志進一步的排擠，實際上後來的文革，粟裕也是被周總理保護而沒有太大衝擊的。此後，粟裕被派到軍事科學院給葉劍英當副手。
（十一）錯誤批評後的日子
粟裕被錯誤批判和撤職一年後，彭德懷、黃克誠等就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了「反黨集團」，粟裕也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時，劉少奇勸粟裕把1958年受到錯誤批判一事提出來。
粟裕卻明確表示：「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多麼光明磊落的大將軍呀！不知道彭老總知道後會怎麼想，是不是心裏會有愧意。
1960年1月，粟裕應邀參加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還特地轉過臉來朝著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懷他們那個千人大會上搞的。」對此，粟裕十分興奮，認為這等於毛澤東代表中央給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此後卻並未就此發出任何指示和作出決定，因為有的元帥對粟裕仍舊持懷疑和不信任態度。
1965年，繼粟裕和黃克誠之後，又一位總長羅瑞卿（大將）受到錯誤批評，政治能力已經很出眾了的羅大將軍跳樓重傷，「將軍百戰身名裂」到“將軍一跳身名裂”的痛苦，證明總長實在不好當。
影資料，都可以看到粟裕坐在總理身邊。
1972年，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曾握著粟的手說：「井崗山時期的戰友不多了。」粟裕感動得淚流滿面，這是毛主席給粟裕的一點安慰。
（十二）一度看到重新走向軍隊的希望
60年代，中蘇關係急劇惡化，中國迷漫在戰爭的陰雲中。由於粟裕在戰爭年代極其傑出的軍事才能已為大家熟知，所以開始有人呼籲重新起用粟裕。
當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的葉劍英就對任副院的粟裕講：「你要準備接大班，不要接小班，把院裏的工作交給其他同志，將來的戰爭是需要你的，你要有準備。」
1965 年，當時主持軍委會議的林彪曾找到在上海養病的粟裕說：「你現在身體不好，好好養病，病好了後要多到軍隊走走看看，了解軍隊的現狀，有什麼建議就對我講。」粟裕感到林彪當時還是比較真誠的，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林彪表示同感。此後，粟裕親自到西北中蘇邊境進行了實地考察。
1966年，文革開始後，周總理提名粟裕主持國防工業，說：「主席對我講，你是有戰功的，現在打不倒，可以去搞國防工業。」，但粟裕1970年又被江青等人排擠出來。這使粟裕重回軍隊的希望幾乎破滅了。
1975年，中央決定成立軍委常委會議，粟裕被點為11個軍委常委之一。
1975 年，粟裕作為解放軍代表團團長出席人大會議，分組討論中，江青突然在一群人的前呼後擁下進入會場：「粟總，我們找你來學習了。」粟裕故意裝糊塗：“我們在學習總理的報告。”會上，有位將軍提議由江青發言，粟裕馬上轉頭和旁邊同志說話，這位將軍又提醒粟裕，粟裕斥責到：“你不要唧唧喳喳的。”說完又轉頭不理江青。江青大怒：“粟裕，你不要裝神弄鬼”。說完氣呼呼的離去。
1976年，粟裕受鄧小平委託，到南京軍區穩定軍隊。同時，在給葉帥祝壽時也曾討論機密。可以說，粟裕在文革期間為抵制四人幫搞亂軍隊是做出貢獻的.
（十三）生前希望平反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開始著手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鄧小平明確講：“要了結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這樁公案。
”
得知這一消息後，粟裕去見葉劍英副主席時，表示要求平反。葉講：「這件事應該解決一下，你寫個報告給中央，我回京後同小平同志也說一下。」以後從葉處得知，葉已同小平同志談過，小平同志同意。
據此，粟裕於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他進行的錯誤批判，向中央正式寫了申訴報告，要求撤銷會議強加給他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葉劍英在粟裕的報告上批示同意。
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來。直到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又進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體的方案，並徵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見，決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見面，但這一決定也未能付諸實施，粟裕於1984年故去。
（十四）終於平反
中央有關文件中開始提到粟裕受到錯誤批判的情況，已經是1987年9月11日。在這一天，由於主管編輯的宋時輪上將（曾任三野十兵團司令）的提醒，中央軍委常務會議決定，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目中加上這樣一句：“1958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判”，公開指出了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的“批評”是“錯誤”的。對此，當時任軍委常務副主席的楊尚昆讓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轉達了這樣的話：“這件事我已費了很大的勁，只能先辦成這樣了。”
給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後。這時，彭德懷，聶榮臻，黃克誠，譚政都已去世，最後阻礙昭雪的力量終於消失。 1994年12月2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曾任三野參謀長，55年中將，88年授為上將），聯名發表了題為《追憶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時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中央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刊登。文章除了對粟裕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外，特別明確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這篇文章經由南京軍區和總政治部先後草擬，總政治部、中央軍委、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修改審定，最後由江澤民總書記審閱發出。這個代表中央軍委為粟裕正式、公開的平反，雖然來得太遲，但終於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還粟裕以清白高潔，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靈，也實現了許多幹部群眾多年的心愿。這一長達36年的歷史公案，至此總算有了一個公正的了結。
附錄一：粟裕解放戰爭中的事迹
1946年7月蘇中「七戰七捷」以3萬人擊敗敵12萬，殲滅5.3萬，讓由南京飛到南通督戰的國民黨總參謀長陳誠，坐鎮徐州督戰的湯恩伯，白崇禧顏面掃地。
朱德總司令稱讚：「粟裕在蘇中戰役中消滅的敵人，比他自己的兵力還多。」
1947年1月整編製的消滅了整編２６師，這是我軍首次整編製的殲滅國軍一個整編師。
1947 年5月，國民黨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編第74師，全師3。2萬人在孟良崮被殲滅，整個國民黨軍政朝野為之震驚。整編第74師是國軍王牌中的王牌，全美式裝備，曾經在兩次演習中全部擊敗美軍第七師，戰鬥力極強。被蔣介石作為御林軍。該師師長張靈甫被我軍擊斃後，我軍敬重他，買了口好棺材為他下了葬。
蔣介石老淚縱橫：「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為劣勢烏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損失，能不令人哀痛！」
林彪曾對此役感嘆說：「粟裕什麼戰都敢打呀！」
1947年全年，粟裕共指揮部隊消滅了整整40個旅的編製，比全國其他各個戰場殲敵數的總和還要多。山東老百姓對聯說「毛主席當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勝！」
陳毅曾說：「粟裕將軍的戰役指導一貫保持其常勝紀錄，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後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期間，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對記者發表談話時說：「粟裕將軍百戰百勝，是解放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
1948年豫東戰役，粟裕幾乎整編製的殲滅了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軍，同時殲敵9萬餘人。毛澤東稱讚說：「解放戰爭好象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
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8天就攻克濟南，殲敵10萬，蔣介石親自去濟南督戰都沒保住，外國媒體嘩然，被當時的美國報紙說成：「現在看來大陸已經強大到可以攻克揚子江北的任何一座城市了」。
1948年底進行的淮海戰役共殲敵55.5萬人，粟裕直接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就殲敵44萬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1軍。毛澤東說：淮海戰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1949年進行的百萬大軍渡江戰爭，粟裕指揮的三野就佔了65萬，東線強渡，攻佔南京，解放杭州。粟裕在總前委中發揮的很大作用，在整個戰役中是主角。
1949年的上海戰役，是整個解放戰爭中最大的一次攻城戰，也是解放戰爭中最後一次大強度的攻堅戰，殲敵15萬之眾。我軍也傷2.1萬，陣亡0.7萬。後來又進行了舟山戰役，國民黨12萬海陸軍敗逃台灣，是我軍第一次大規模的海陸配合作戰。
1950年，解放軍60萬大軍準備由粟裕指揮解放台灣，但韓戰爆發後，中央急調粟裕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兼政委，全權準備指揮入朝作戰。因病住院，從此，粟裕先後擔任上海副市長，南京市長，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副國防部長等職，從此後淡出了一線直接軍事指揮。
在解放戰爭中，粟裕指揮的比較著名的戰役還有：黃橋戰役，宿北戰役、沙土集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同時還包括南麻戰役。
同時，陳毅和粟裕領導的三野對其他兄弟部隊的貢獻是難以被歷史忘記的。
劉鄧大軍在挺進大別山以前，粟裕曾經划出2個縱隊，一個是後來的四兵團，即陳賡、謝富治兵團，被中央在1946年就指定為中央直屬兵團；再一個是楊得志縱隊，劃歸華北聶榮臻指揮。劉鄧大軍在山東定陶一帶作戰，傷亡極大。因此中央決定，粟裕的華中野戰軍調出一個兵團也就是3--4個縱隊給劉鄧。這樣劉鄧大軍組成了6個縱隊，約11萬大軍，殺向了大別山。鄧小平同志說，這是大轉折。
淮海戰役前，中原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同志的指揮下，殺回中原。因為大別山戰鬥的艱苦，中野只餘5萬餘主力部隊。中央決定，粟裕再拿出一個兵團4個縱隊支援中野（後來的第二野戰軍）。後來，陳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又帶走2個縱隊。
由於爭奪東北，中央決定原由115師發展的山東主力6萬部隊全部開到東北，蘇北黃克城部3.5萬亦去東北。（三野主力的葉飛部原計劃也是去東北，後山東軍區要求中央將此部留下）。這幾支部隊在林彪的領導下後來發展到數十萬（隸屬東北野戰軍，後來的四野）。
最後，向故去的人民英雄----粟裕元帥（大將軍）致敬！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提要】在26年前的今天，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退休後，如遇到過去曾在他領導下的中青年幹部還在工作，總是非常欣慰地說：還在工作，還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這種話就對家溫寶說過幾次。
改革之前，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即全民所有制企業，佔有全民巨大資源，但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全民既不知對企業的權益何在，企業也不知對全民有何義務。
胡耀邦向毛澤東大膽直言，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實際內容。他說：「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認為要把“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變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應給地方、集體共享全民所有的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發展社隊企業，以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基礎……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總書記(右三)到貴州考察，與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右二)、 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右一)等同志在黃果樹大瀑布前合影。 周浩榮/新華社 [保存到相冊]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9期，原題為「耀邦同志為什麼要改革」
胡德平，中共中央原總書記胡耀邦長子，1942年11月生於延安。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1968年下放北京軍區農場勞動，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1998年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2008年3月起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永遠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1969年黨的九大又在黨章上欽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轟轟烈烈的「文革」至此發展到了頂峰。九大召開前夕，父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
父親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
「文革」之前，黨內外一些同志就已看到了蘇聯經濟體制、我國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中的問題與弊端。劉少奇、張聞天、鄧子恢、孫冶方、卓炯、戴浩天、李雲河、楊偉名等同志，均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當時經濟體制的批評和改進的要求，就是毛澤東本人對蘇聯經濟模式也有不滿。
父親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稱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他認為這種經濟沒有“實在的可行性”，中國共產黨人這樣勉強堅持下去，“共產主義”只會“遙遙無期”。他看準了一條“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符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永遠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1969年黨的九大又在黨章上欽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轟轟烈烈的「文革」至此發展到了頂峰。九大召開前夕，父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用他的話來說：“雖然我對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反覆教導，仍然一直頑固的不理解”，但他還是要向毛主席進言。這裏姑且把這封信稱為《耀邦同志給毛澤東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於1969年3月5日寄送毛主席。
父親在建言信中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照搬當時還有巨大影響力的蘇聯模式，他說：「完全縮回到或者基本上縮回到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的老框框中去，這是很可悲的。」他還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總結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
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建設之路，這時已成為他思想中的一個明確觀念。13年後的1982年5月，耀邦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談消費問題時指出，蘇聯高積累，加重群眾負擔的老框框我們不學；追逐高額利潤，巧妙剝奪人民財富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更不能學；我國要走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新路。
父親認為，必須走一條與蘇聯「產品交換」完全不同的創新道路，那就是“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新路。他在論述“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時，把勞動力、勞動時間、資金、技術、生活需要、公社集體所有制下各種資源和生產組織形式都考慮到了。從今天改革的實踐看，他提出的建議多數已成為現實，而且更加實際、細化。我國農村的企業，先以社隊企業的面目出現，以後變為鄉鎮企業，最後又分化出多種所有制企業。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並沒有過分之處。在九大期間，他給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可不是兒戲，因為這是一條與“以糧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路線。
父親在上世紀改革初期，就積極呼籲過，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辦企業，要社辦、隊辦、聯戶辦、戶辦四個輪子一齊轉，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當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期間，他又情不自禁地稱讚這是「異軍突起」、“方興未艾”，希望它佔據經濟總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改革之前，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即全民所有制企業，佔有全民巨大資源，但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全民既不知對企業的權益何在，企業也不知對全民有何義務。
父親向毛主席大膽直言，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實際內容。他說：「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認為要把“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變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應給地方、集體共享全民所有的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發展社隊企業，以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基礎。
父親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資源是全民的，國家可以開礦，地方政府可以開礦，社隊企業可以開礦。也就是說，他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共享，人盡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澤東讓他來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在當時，只要不發表任何言論，擁護「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員。但他說，除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輕重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之外，原則上公社可以通過上級規劃，通過協商聯合起來，地盡其利地有計劃地興辦一切可能興辦的工業。
後來父親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以後，就沒有任何偏見地支持工商個體戶、個體經濟，並把從事這一自謀生路的職業和事業稱為「光彩事業」。
【「治國之道，必先富民」】
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麼？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於民，讓人民富起來。」一直以來，他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擔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贊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產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記得1982年5月19日，父親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對消費問題的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併產生積極影響。
父親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面，不同意過分地強調積累。
我記得上小學時，一位女同學寫過一篇作文，描寫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鮮艷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圍同學的譏笑和諷刺，說她愛美，愛打扮，但她內心充滿了一種少年女生的愉悅。她的內心獨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們就會穿上更美的連衣裙！」語文老師向全班同學朗誦了她的作文。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當時穿花衣服的號召，就是團中央發起的。父親當然是最積極的策劃人，並得到財政部的大力支持，國家為此增加了稅收，時為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為此喜上眉梢。這是我記憶中父親第一次倡導消費。改革開放後，耀邦率先穿起西裝。為此，一些民主黨派的老同志給他寫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裝不好，因為西裝不是我們的，應該穿中山裝……他在大會上解釋：中山裝也不是我們國家的傳統服裝，是孫中山先生引進後改裝的。
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出身於湖湘文化之地的父親來說，故鄉文化對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我上初中時，父親就說過：以後幾個孩子，誰上初中，家裏可以給他買輛自行車；上高中，可以給一塊手錶；上大學，可以給一架照相機。他對家人如此，對全國的青少年也有此“夢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邊的人討論，要讓青年人學些什麼技藝呢？他提出應該訓練青年人開汽車。據李漢平回憶：1984年我們家從富強衚衕6號搬到現在的住址，中央警衛局也給他分了一套居室，漢平同志想把原來的住房留下。父親對他說，富強衚衕我家的房子要還給團中央，一間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還給機關。以後總有一天我們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錢買汽車、買房子。
父親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鬥精神，他反對不合乎生產力水平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產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志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天然的惡感，並把它歸於體制問題。碰到一些反反覆復、勞民傷財的鬍子工程，他總愛說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台又重來！」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後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對此，他做了認真比較，認為這種古典的經濟思想是對的，需要我們很好地借鑒發揮。
他說，蘇聯為什麼幾十年富不起來？就是蘇聯領導腦子裡沒有老百姓，光搞鋼鐵，擴充軍備，爭霸世界。他認為，要想辦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勞動的雙手富裕起來，國家就強大了，就能抵禦一切風浪，立於不敗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個對父親充滿思念的人，他是黑龍江農墾局的局長，一位當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鳳富。他很激動地告訴我說，「現在黑龍江農墾區已經種植水稻1000萬畝，而韓國全國的稻田才700萬畝，我們產的全部糧食可以供四個直轄市、香港、澳門，還有西北幾省吃幾年。我們當年從來沒有想到會這樣啊！」
原來在1984年8月，我曾陪同父親休假，到黑龍江北大荒農墾區。雖然墾區群眾辛勤奮鬥幾十年了，但與內地的生活差別依然很大。父親對當時遇到困難的墾區人說：「你們必須要自負盈虧，要有盈虧的思想；這麼大的面積和資源，你們要能一統天下；現在遇到了困難，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種稻米。」隋鳳富說，這幾句話對他們的發展幫助很大，影響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親給馬爾康人出主意：「林區的人民要富起來，只有四條出路：一是營林；二是加工；三是採礦；四是修建。什麼修公路、建水電站，都讓老百姓去搞。還有商業、運輸、旅館、飯店，也讓群眾去辦。總之，東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雲南省中緬邊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頗族人合計：「群眾家家戶戶房前屋後都可以種些木瓜、香蕉、菠蘿、芒果等熱帶作物」；在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當州長說由於當地搞不了大的工業，所以人均收入還不到240元時，他說：“不要老是盯著大工業，哪裏來那麼多的投資？要搞鄉鎮工業，特別是家庭工業、聯戶工業，幾戶人家聯合起來搞，來得最快。”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父親對於大量出現的自謀出路、自主創業、鄉鎮企業、長途販運、私營服務業和個體工商戶，一直很讚賞、很愛護。
父親曾經說過：「黨的富國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眾觀點，不領導群眾勤勞致富，是最沒有群眾觀點的。什麼怕失控、失靈呀，根本的問題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揮權不放，或者是抓住謀私的權不放。因為一辦起家庭農場，他就不能瞎指揮了，也就沒有謀私的權了……目前，辦家庭農場，群眾說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間有個頂門杠’。就是怕有頂門杠……你們的頂門杠拿掉了沒有？不行的就是要調開，拿下來。」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親當年的這一觀念十分牢固。記得上世紀80年代，“富民政策”宣傳得最得力，絕大部分省都打出了“興省富民”的口號。
【父親第一次面對被拆遷群眾】
1952年1月8日，時任川北區黨委書記和行署主任的父親在南充市檢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檢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辦公大樓和工人俱樂部。這時許多拆遷戶向父親圍了上來，紛紛訴說拆遷中的問題。當時政府威信很高，拆遷戶也給足了領導們面子，雖無起鬨鬧事，但像這種直面的批評和意見反映，對父親來說還是第一次。父親耐心聽取拆遷戶的意見，又看到兩處工程都存在大量浪費現象，拆遷民房過多，當場指示因陋就簡結束工人俱樂部全部工程，不准繼續拆遷民房；並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長吳致中，請吳市長在南充市召開的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宣讀父親寫給大會的一封信，信中第二個問題寫道：
一年多來，公家修建房屋，不僅浪費很大，而且因為收回了大量國有土地，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財產與政府威望遭受了許多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應向人民群眾檢討。（《胡耀邦在川北》）
。從信中，可以看出父親在解放初期對城市房地產問題上的一些樸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購民房，購買城市土地，將其性質變為國有土地，是形勢發展的必然，並無不可，但父親認為，政府對這些土地的利用必須兢兢業業，精打細算，絕不能因替公家辦事就大手大腳，華而不實。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樓，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動工的，川北各界曾為此歡呼，父親並為此欣然提筆：「建設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當他看到市政府的圍牆修得比較“華麗”，就立即進行了批評！還有，政府“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價值變為無用，豈不也是浪費。
其次，父親認為在城市建設中，必然會產生公私矛盾，即國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財產的矛盾。怎麼解決？一定要對被徵收、徵用方的私有財產進行合理補償，對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寫道：
所購買的民房，是否還有沒全部合理地給足購買金的，所收回的國有土地戶，是否還有沒全部妥善安置的，如發現有，務須由修建機關立即併合理地予以補償和安置。不辦或拖延者，以違紀論處。
第三，在公私矛盾嚴重之時，政府應起帶頭、疏解作用。父親還在信中談道：
據說現在市內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為此，特明確規定：
1.自即日起，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均不得再購買一間民房，違者以違紀論處。
2.在15天內，騰出150間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於市價房租，租給無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區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應即再減低一點。
由於政府、部隊帶頭，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處理得還算比較好，解決了拆遷戶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麼後遺症。
最後，父親還檢查了自己的「官僚主義」。建國以後，「官僚主義」是黨內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險傾向之一，人人難免。父親也在所難免，但他深惡痛絕的是那種“死官僚”的作風和架勢。
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父親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至此，父親開始參與我黨全局工作的研究和決策。1979年是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極其特殊的一年，因為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識青年700多萬至1000萬人就業。700萬人就是700萬個家庭，最少牽連城市3000萬人口。1979年7月4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說：
城市現在是什麼問題？一是就業問題，二是物價問題，三是房子問題。中央是清楚的。房子問題今年抓得太晚了。現在已經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胡耀邦思想年譜》）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父親被選為中央常委和總書記。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親1979年7月講房子問題後的整整一年，他對黨政機關、部隊擠占群眾私房問題做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積極響應，很快就頒佈了「京發（1980）140號」文件，落實私房政策，還頒發了新製作的房產證，時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親談話，我總是張口一個階級鬥爭，閉口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他開始還耐著性子聽。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親問起北大、社會上的「文革」情況 ，我又一次念經似地說起階級鬥爭長、階級鬥爭短的老套來。這一次，他開口了，開始語氣非常平靜：你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主席在蘇區紅軍時期就說，“要造就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不能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突然他加重語氣，把手一揮，大聲說：“德平！你不是老說階級鬥爭嗎？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說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我還想辯解什麼，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早在1966年8月，團中央已經改組了。「中央文革」有人說，“團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說右得不能再右了。父親這番話，是否又有“右傾”之嫌呢？但他說得那麼認真、威嚴、斬釘截鐵，又指出了毛主席寫的是哪篇文章、哪個時間、哪段話，既然戰爭年代都把生產建設視為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生產建設嗎？自奉為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年輕人，能不考慮嗎？父親雖沒說服我，但對「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覺就始於這類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誨使我終身難忘。
1971年，當時全國上下大批資本主義，大興「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這時父親已從河南“五七幹校”回到北京，雖已獲“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賦閑”在家。那時，我還在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有些地方紛紛關閉農村集市貿易的自由市場，不由地深深嘆了一口氣。他突然問我：“什麼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我當即回答說：“那就是有資本家、有資本還有剩餘勞動。”他又問：“那你看這集貿市場呢？”我說：“那也是啊！沾到錢了，沾到交換了嘛。”他說：“你錯了，你還是個大學生啊！你們學過《資本論》沒有？”我說：“沒好好學”。於是，父親詳盡講解了物物交換和資本增值，分析了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方式與資本增值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當時父親說：“我們現在老是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實際上我們的馬列主義的認識水平和學習已經降到最低點。”
有一天，父親又問我：「你對鬥私批修怎麼看？」我說：“私是萬惡之源。”父親問：“你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說：“當然是唯物論啊！”父親說：“不對。私心、私的觀念是意識形態問題，你不能把這個與私有制混為一談。”他說，個人利益、個人願望應該是合理的。雖然還在「文革」中，父親就能夠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嚴格區分開來，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極左路線的方針政策有著深刻的思考。
父親在「文革」中期也常對身邊的人說：「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從當時的荒唐混亂之中，他更堅定了共產黨執政以後必須做好經濟工作的決心。
解決知青返城問題、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社會上的待業問題，這是耀邦同志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後，主持參與解決的第一批問題。
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滾滾，怨氣難平，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下跪請願，群體卧軌，7萬人罷工事件，震驚中南海。當時，華國鋒和胡耀邦對下鄉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決問題時，剛開始還停留在怎樣改進工作，加強領導，制止幹部違法亂紀的思路上。
當年5月29日，父親在聽取宣傳口和政法口的工作彙報時，觸及知青返城問題，他立即和全國的就業問題聯繫起來。他說：「要下決心解決就業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好經驗你們要登報。要不厭其煩，不惜篇幅。知青辦應推薦。」（《胡耀邦思想年譜》）
6月13日、14日、15日，父親抱著「要把就業問題說到家」的態度，一口氣談了三次就業問題，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有著十分驚人的前瞻性和準確的判斷力。在30年前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啟動時，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當時叫集體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大，並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業。
父親有個習慣，愛記數字，愛算賬，對數字的加減乘除得心應手，尤其是對經濟問題。他說：「現在有幾百萬青年要就業，今後每年要增300萬……現在700萬，再過幾年2000萬待業人員怎麼辦呢？」
當時，我黨在宣傳上把「失業」稱為“待業”，對此父親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沒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他說：“要著重談一個問題，把城市幾百萬待業青年安排好。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說他們本來是失業，要把問題說到家。”（《胡耀邦思想年譜》）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館：「北京新大北照相館，青年組織起來，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選景，態度很好，郵寄不要錢，顧客很多，一天賺五元錢，等於十三級幹部。放手搞，自負盈虧，搞點稅收。」（《胡耀邦思想年譜》）他反問：“服務不光彩？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什麼不光彩？”
【我看溫總理的紀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從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縱覽中國」網站上有一篇文章，題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溫家寶》（下稱《看待》）。《看待》所針對的是溫家寶總理2010年4月15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再訪興義憶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說我對溫總理的文章「冷笑一聲說，什麼呀，他哪裏是紀念老爺子，除了沾老爺子的光，他什麼也沒做過」。
話，請他轉達對總理尊重歷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來文章的傳真稿，我才認真拜讀完畢。當時見到的新疆黨政領導也表示文章寫得感人。後回到北京，我還和秘書談起，覺得溫總理的文章寫得平實誠懇，我相信沒有誰違背作者意圖大刪大加大改過，也不像集體正式討論後的紀念稿，完全是總理自己的手筆，一氣呵成。難為總理了。我想，就不要再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打擾了。
這都有我的日記為證，何有《看待》所稱「冷笑」之說？況且四個兄弟姐妹在家中都稱呼父親為爸爸，稱呼母親為媽媽，老爺子長、老爺子短的稱謂絕不會掛在我們嘴上。至於誰沾了父親的光，誰欠了父親的情，我們心中也少有個人的恩怨芥蒂。因為父親在「文革」中，對我們兄妹有過非常生動、深刻的教育。他說：“毛澤東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還是毛主席開創的偉大事業！這個事業就是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偉大祖國。革命自有後來人嘛！”他對熱心於偉大事業的年輕人、中青年幹部充滿著關心與希望，對背離這一崇高事業，為追逐權、利、祿而迷失方向的幹部總是痛心疾首，甚至憤怒。
父親退下來以後，如果見到過去曾在他領導下的中青年幹部還在工作，總是非常欣慰地說：還在工作，還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這種話就對家寶同志說過幾次。
家寶同志和書記處許多同志都記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親70歲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飯我已記不清楚，晚飯之後，他還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慮國是。溫總理在文章中說：「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產黨幹部都會理解這句話中的感情和意義。“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來，難免讓人落淚。
1990年12月，父親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喬石同志去機場送行，家寶同志和楊德中同志乘機陪同，毛致用、吳官正等同志在機場迎接。對黨中央的安排，我們全家表示感謝。一路上家寶同志及所有中辦同志對母親非常尊重，我們全家也感謝他們周到的服務，何有《看待》所稱「暖人的眼神」全無之態？家寶同志既有此行，怎麼又會如《看待》所說，反對耀邦同志九十周年的紀念會呢？為了這次紀念會，溫總理還給我家提供了一張父親、錦濤同志和他在貴州與地方幹部合影的照片。母親也出席了紀念會。這都有公開資料可查，該文竟硬說母親拒絕出席會議，真是太藐視廣大讀者的記憶了。
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家寶同志出任國務院總理。大會結束以後，溫總理馬上就拜訪了母親。母親除了祝賀，就是希望他談談國內的經濟形勢。她對歷屆來家中探望的中央領導人也從未提出過什麼個人要求。
父親當年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有一個原則，就是要選一個「生面孔」的人到中辦，選好以後，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門子。他很為這種選拔幹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認為黨內外的中青年幹部這麼多，怎麼能老在熟人中間、在門第中間做文章呢？父親那種對幹部一視同仁，又以干好事業為標準選拔幹部的眼光，我擁護。
有人會問：溫總理為何寫這篇文章？我認為，對於我黨歷史上被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寫紀念文章，為何總理就不行？當然人非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過失，若因此就成為媒體的禁忌，這才是大問題。這麼做到底對誰有利？
也有人說，有人說話太多，有作秀之嫌。當然每個領導人的言行都要受實踐的檢驗，但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許多幹部言不及義的假大空話太多，或是一臉木然，不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不作為。中國人民真該認真想想，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民公僕。
【我沒有帶錦濤同志來見我父親】
我沒有帶錦濤同志去見父親，我要澄清這一點。很多外國記者，尤其是日本記者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但是我做澄清後他們都不登出我的觀點。2008年，我去日本訪問，《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又問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是問我這事，我們能不能達成一筆交易，如果我說了真話你一定得登。他說可以。我就告訴他，沒有這回事，我當時沒有去黨校，也沒有在上世紀80年代初和錦濤同志一起學習過。真實情況就是這樣的。錦濤同志的進步不是憑個人關係，也不是憑親朋好友提拔上來的。
交給了當時的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書記處書記。我說這是我的一個澄清，這對我們黨的民主生活好。對我們國家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這是個真實的反應。
但這並不是說與胡錦濤主席沒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視察湖北，胡錦濤陪同前往，我當時任湖北整黨聯絡組組員，也與之同行，一路上也有交談。
耀邦同志退休後，錦濤同志也來，現在每年春節就會來這裏。
（作者系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