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於10月13日凌晨在京逝世，享年85歲。
王光美作為劉少奇夫人，曾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使江青頗為嫉妒。
王光美生於1921人，比江青小七歲，碩士生，英語純熟，文化素養比江青高得多。筆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採訪王光美時，她正在讀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所贈英文原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門。父親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回國後在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任工商司長，還曾出使英國、美國。
王槐青曾兩度喪妻，有過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個子女：前兩位夫人生三子，即長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續弦，夫人名叫董潔如，她生下八個子女，即王光傑、王光復、王光英、王光美、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內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國時出生，王光美則在王槐青出使美國時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傑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習時，結識了中共黨員姚依林（即現今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學生運動領導者之一，任北平市學聯黨團書記。受姚依林影響，王光傑投身於「一二·九」運動。一九三八年五月，王光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台。為了掩護秘密工作，姚依林調來一位女中共黨員，和王光傑裝扮成夫妻，住在那裏。這位女黨員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傑還早。
不料，弄假成真，這對假夫妻朝夕相處，產生愛慕之情。經中共地下組織批准，他倆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結婚。這麼一來，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兩位中共黨員。王光傑和王新在家中產生影響，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傾向中共，有的參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國民黨的，如王光復報考了國民黨空軍航校。
王光美考入輔仁大學。一九四五年，她在輔仁大學理科研究所獲科學碩士學位。經王光傑、王新介紹，崔月犁結識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負責人之一（後來在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衛生部部長）。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政府派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來華，以「公正」的面目出現，“居中”調解國共軍事衝突。於是，在重慶成立了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即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不久，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國民黨代表鄧介民，共產黨代表葉劍英和美國代表饒伯森。軍事調處執行部需要翻譯，經中共北平市委劉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調她去那裏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雖然這時王光美尚不是中共黨員）。
一九四六年八月，馬歇爾的「調處」宣告失敗。王光美赴延安。一九四八年，王光美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和劉少奇結婚。對於劉少奇來說，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個妻子是何寶珍，生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諾兩子一女；第二個妻子謝非沒有留下子女；第三個妻子王前，生劉濤、劉九真一女一子；第四個妻子王建，結婚半年便離婚；第五個妻子便是王光美。
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後，翌年生劉平平，此後又生劉源源、劉亭亭和劉小小（即劉瀟瀟）。王光美性格溫和，不像江青那樣倔烈，她善於使這個由多位母親生育的多子女（同父異母）的家庭和諧幸福，視劉少奇幾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後，王光美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處，是她的入黨時間晚了十五年，論革命資歷比江青差。
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當印尼總統蘇加諾挽著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機場時，作為外交禮節，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劉少奇夫婦和蘇加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載了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著王光美，特別是王光美作為劉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訪：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印尼；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緬甸；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柬埔寨；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巴基斯坦；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阿富汗；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緬甸。
尤其是印尼街頭，出現巨幅王光美畫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個滋味兒。中國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卻四面風光，在海外出盡「第一夫人」的風頭。尤其是王光美英語精熟，又擅長交際，海外聲譽頗佳。
江青決心要與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報》上以毛澤東夫人身份出現在與外國貴賓的合影中，是這種比高低的初次嘗試。江青在上海搞《紀要》，借毛澤東的支持和聲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達全黨。「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傾斜：江青崛起而為“中央首長”，王光美則隨劉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驚險劇在北京發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飯的時候，中南海劉少奇家中，電話鈴聲響了。
王光美和劉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電話，耳機里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裡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緊了。
劉平平，劉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兒，劉少奇的第六個孩子。劉少奇和王光美婚後，共生四個孩子，即劉平平（女兒）、劉源源（兒子）、劉亭亭（女兒）、劉瀟瀟（女兒）。
王光美正想細問，對方把電話掛斷了。
劉少奇聽說女兒出了車禍，也很著急。
就在這時，電話鈴聲再度響起。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隊打來的，說劉平平騎自行車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輛汽車撞傷，正在搶救，要求親屬儘快趕往醫院。
王光美打算馬上去醫院，但是，周恩來為了她安全，曾下過指示，要她不得離開中南海，以防不測。這樣，王光美讓女兒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去醫院。
劉亭亭走後，王光美還不放心，又叫兒子劉源源騎自行車去醫院。
過了一會兒，電話又響了。那是亭亭打來的，講話似乎很猶豫，說一句，停一下。亭亭說，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著，是一位“大夫”的話音，要求家長儘快趕往醫院。
這下子，王光美決定趕往醫院。劉少奇一聽，站了起來，跟她一起去。於是，在警衛的隨行下，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轎車離開了中南海。
誰知，到了那家醫院，他們立即處於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包圍之中。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精心設計”的圈套，假稱平平遇上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鉤。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後，被他們扣留，作為“人質”。他們逼迫亭亭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平平「粉碎性骨折」……
不過，紅衛兵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
警衛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覆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
這樣，劉少奇在警衛們保護下，登車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鬥……
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一聽，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五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話，說出了他們的後台老板——江青。沒有“江青同志支持”，他們怎敢用欺騙手段去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翌日，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傳單，就從清華大學飛向四面八方，成為“爆炸性新聞”！江青很是得意，因為她利用紅衛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積在心中多年的怨氣！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華大學作檢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陳伯達的支持下，在清華大學舉行了三十萬人批鬥王光美的大會。
且不提批鬥會上那荒唐的種種批判，王光美在萬國睽睽下，最為招人注意的是被紅衛兵戴上一長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
這起因，是因為王光美在隨劉少奇訪問緬甸時，在晚宴上，戴了一條金項鏈。戴根金項鏈，本是不足大驚小怪的，何況那是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革命政府部長會議主席奈溫將軍贈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禮貌。
江青在看電視新聞時，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細小的項鏈。她大為不悅，因為她在王光美出國時關照過：「依我看，有時不戴首飾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絲絨，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樣，顯得別緻、出眾！」她，彷彿把王光美當成她的“樣板戲”中的演員似的，連戴不戴首飾都作了「規定」！
當她見到王光美違反了她的「規定」，就記在了心中。這本是芝麻綠豆之類小事，她在接見紅衛兵的領袖們時卻說：“王光美出國訪問時戴項鏈，完全是資產階級的作風。我本來不讓她戴，她也答應我不戴了。後來，在看電視時，我卻見她戴了項鏈！”
幕後導演的幾句話，便使紅衛兵們想出主意：給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項鏈，對她進行羞辱！
光是侮辱人格、醜化形象、敗壞名聲，江青還覺得遠遠不夠，她要量王光美於死地！
江青要對王光美進行政治審查，建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這個專案組，屬中央專案組領導。
江青加給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一個美國特務！戰略特務！戰略情報特務！」
荒唐的歲月，用荒唐的邏輯，編織著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軍事調查處執行部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此後又嫁給了劉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竊取”最為重要的“戰略情報”……
在「文革」中王光美被關進秦城監獄。然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正好相反，江青被關進秦城監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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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組織是在毛澤東支持之下發展起來的。但是，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這與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有直接關係。
毛澤東曾經認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學生，因此他支持紅衛兵
從1963年起，毛澤東就認為中國存在—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基層一大部分權力。到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簡稱「小五界」)的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裏了；在黨、政府、軍隊裏，也有一部分權力被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而要整倒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必須先從「小五界」下手，這就需要搞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從「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之後，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學生身上。他認為，青年學生最積極，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正好適合於在以「小五界」為重點的「文化大革命」中當主力、打先鋒。
毛澤東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打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對所謂「小五界」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全國各地高校和青年學生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學生，並且自發地組成了一個又一個鬆散的組織，產生了一些小頭目。但是，這些學生組織以“紅衛兵”作為自己的名稱，已是1966年5月以後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除了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肯定紅衛兵組織。8月1日開會當天，全會就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複信。全會於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非常明確地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全會開會期間的8月10日下午，毛澤東親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前來慶祝《十六條》的群眾(包括紅衛兵)代表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全會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已經明確肯定: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闖將。當時，毛澤東正是依靠紅衛兵來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著，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要接見紅衛兵，並且先後接見了8次。可是，毛澤東在8次接見過程中，逐漸發現了紅衛兵存在的問題，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前三次接見紅衛兵時，真心誠意地肯定和支持紅衛兵，他希望依靠紅衛兵奪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權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大會召開之前，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打算。當他得知參加大會的多數是紅衛兵時，臨時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他出席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見一見紅衛兵。他還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了一套綠軍裝。這是建國後毛澤東首次穿軍裝。這個舉動帶有深意，說明毛澤東要直接管軍隊，還說明毛澤東鼓勵軍隊要支持紅衛兵造反。
當天，毛澤東身著綠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幾百名紅衛兵的代表。接著，毛澤東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到群眾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澤東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也參加了。當時正身處逆境的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接見。劉少奇的精神狀態很好，只是面對這種場面，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對身旁的林彪說:“這次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很快就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國內報紙上發表的消息來看，全國出現一片歡呼和慶祝的聲音，國外一些左派政黨和組織也表示祝賀。此後，全國的紅衛兵組織展開了「破四舊」的大規模行動。與此同時，在北京大興縣發生了殘殺地富反壞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子女被殺。這些詳細情況當時毛澤東並不知道。8月23日當天，《人民日報》發表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對紅衛兵掃“四舊”表示支持。此後，一個橫掃“四舊”，揪斗領導幹部的風潮在全國颳了起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中共中央於9月5日發出通知，決定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全國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聯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由於紅衛兵已經成了毛澤東的客人，北京各單位都對到京的外地紅衛兵熱情接待，因此來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當天被接見的紅衛兵約有100萬人。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黨中央內圍繞著紅衛兵運動，明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完全肯定；一種是反對紅衛兵造反時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衝擊工農業生產。這兩種聲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紅旗》雜誌上同時出現。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很不情願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紀念日。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17周年大會和接見紅衛兵合併
進行，因此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比以前要多，有150萬人。
許多紅衛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澤東接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有的紅衛兵組織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公開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的講話和《紅旗》雜誌社論，引導了紅衛兵的鬥爭方向。此後，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主要是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10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在這次會上，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率先代表中央公開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這次接見，毛澤東的興緻明顯不如以前高。據毛澤東的警衛們回憶，他在這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明顯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他雖微笑著，但表情卻很嚴肅。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紅衛兵越來越多，都要求毛澤東接見，不接見，他們就不走。無法，11月3日，毛澤東只好再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人數比前幾次都多，有200萬人。毛澤東這次乘敞篷吉普車接見紅衛兵，顯得比上次還要疲乏，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毛澤東此時接見紅衛兵已經很不情願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無奈，毛澤東決定當月的11日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了。
這次接見結束後，毛澤東焦急地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麼北京還有這麼多紅衛兵要接見？」周恩來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毛澤東又問:“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於是，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讓在北京的紅衛兵都參加接見。接見完畢後，再不接見紅衛兵了。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以後串聯再不實行免費了。”
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後，轉為依靠工人階級，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軌攔車，造成全國主要鐵路中斷。
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又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毛澤東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奪權。這就是震動全國的「一月奪權事件」。
此後，毛澤東主要矚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後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奪權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紅衛兵奪權了。十分明顯，毛澤東已經決心依靠工人階級搞「文化大革命」了。
對於青年學生及其組織紅衛兵，毛澤東是不再信任了。不僅不信任，他還認為，這些青年學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採取了三個措施:一是派工宣隊進駐各學校，由工人維持學校的秩序，甚至在黨委已經倒台的情況下，由工人代表來當學校的負責人；二是派軍宣隊進駐各學校，由軍代表主持學校的工作；三是在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中，讓軍隊幹部、工人代表、老幹部代表擔任主要領導人，青年學生代表雖然也結合進領導班子，但是位置排後，不擔任主要領導工作。
再到後來，毛澤東看到，學校的秩序仍未穩定下來，而且全國的大學、中學都停課鬧革命。加上全國各地都處於混亂之中，學生到了畢業期，卻難以分配工作。怎麼辦？毛澤東想出的辦法，就是讓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戰士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展起來了。學校也相對安靜了下來。
此後，紅衛兵組織大多自然消失，紅衛兵運動沉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