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劉少奇在湖南寧鄉調研。
1957年2月18日，劉少奇登上沿京廣鐵路南下的列車。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對1956年下半年以來某些地區出現的工人、農民、學生「鬧事」問題進行調研，即調研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群體性事件」。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們為什麼鬧事，如何才能使他們不鬧或少鬧，對那些鬧事群眾採取什麼政策」。
劉少奇的這次調研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當時，新中國的發展正處於承前啟後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經過七年的努力，人民民主專政已經相當鞏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正在蓬勃展開；另一方面，市場卻出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情況，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有一萬多名工人罷工，一萬多名學生罷課。批評的意見、不滿的言論也漸次多了起來。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討論思想動向問題。毛澤東分析了一年來國內外形勢和黨內外思想動向，提出一個問題：「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會後，劉少奇決定抽調全國總工會、團中央等部門的同志，組成一個調查組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
話線、哄搶槍支、砸毀辦公室的事件。劉少奇在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等人彙報此事的簡報上批示：「此等事值得嚴重注意。工會中的官僚主義是產生此等事件的原因和應有的懲罰。望通告各地注意。最好能派人到鄭州去加以徹底處理。」這一時期，他還著重研究了工廠管理和工會工作，閱讀了大量文件資料，1951年5、6月間寫了《讀鄧子恢和高崗兩篇文章的筆記》，指出國營工廠中在階級矛盾消滅以後，還存在著「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分清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且「用同志的、和解的、團結的辦法來處理」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他說：「如果把這種矛盾看成是一種敵對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採取一種敵對的不妥協的態度去對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錯誤。」
有了上述認識，劉少奇行前即已估計：「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這一看法也在隨後的調研中得到了印證和充實。調研期間恰值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通過實地調研和研究毛澤東的講話，劉少奇逐步形成了對群體性事件完整系統的看法和處理意見。
在對事情的性質判斷上，劉少奇指出，「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並進一步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更確切地講，是表現在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個問題上。」如在河北石家莊，當地同志向他詳細彙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況後，他認為：「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突出了，階級的矛盾降為次要的矛盾。這是新的情況。群眾起來鬧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糾正我們的官僚主義，糾正我們的錯誤。」稍後，他在河南省幹部大會上作報告時，結合此前發生的新鄉國營一一六廠工人「鬧事」問題，再次強調：「人民內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現為領導機關和人民的矛盾，更確切地講，是人民和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鬧事來教育我們的幹部，教育群眾，教育我們黨。所以對鬧事不要馬馬虎虎，要認真處理。」
在對「鬧事」原因的總結上，劉少奇除了指出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外，還強調：「人民內部矛盾還特別表現在分配問題上面。」這也是他對群體性事件性質的獨到分析。1956年3月24日，劉少奇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反映了生產力跟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層建築跟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是永遠存在的，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會裏，這兩個矛盾主要表現為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社會裏，這兩個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了，分配問題就大量地、突出地產生出來了。」
在對解決問題辦法的探索上，劉少奇清楚地認識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夠用過去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必須用新的辦法，新的方針，新的路線」。針對分配問題引發的利益衝突，他研究了毛澤東提出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各方面利益的意見，指出：「必須按照按勞付酬的原則，公平合理地分配人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以促進生產力的順利發展。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中的分配問題。」
劉少奇以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對如何看待、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從將群體性事件或者說「群眾鬧事」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到具體分析官僚主義領導方式與人民利益的矛盾，再到深入一步揭示其經濟原因——分配問題，由此引向探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計劃與市場關係之路。劉少奇的這些見解對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也是有啟示和借鑒意義的。（摘編自《黨建》2010年第7期 殷開/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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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遠新(左一)與毛澤東（資料圖）
節選自《毛遠新緣何被「保護審查」》一文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親侄子。毛澤東生前對毛遠新很器重。當年，毛遠新在政界也一帆風順，27歲就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又當上了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代表毛澤東參與中央的工作。正當毛遠新春風得意之時，卻於1976年10月被「保護審查」，從權力高峰上跌落下來。
毛澤東的良苦用心
毛遠新的生父是毛澤民，生母是朱丹華。1941年2月，毛遠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盛世才突然反共，把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抓了起來。毛澤民一家三口都被關進了監牢。1943年9月，毛澤民被盛世才殺害於迪化(今烏魯木齊)，朱丹華帶著不足3歲的毛遠新繼續坐牢。1945年7月，經組織營救，未被盛世才殺害的共產黨員得以出獄。朱丹華與毛遠新出獄後到了延安，此時，毛遠新才4歲多。毛澤東在延安見到毛遠新後，自然想起一直跟隨自己幹革命的親弟弟毛澤民，他百感交集，對毛遠新也格外鍾愛。
後來，當朱丹華改嫁方誌純(方誌敏之弟)併到江西南昌工作時，毛遠新也隨母親去了南昌。但朱丹華認為，毛遠新畢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遠新送到他伯父毛澤東那裏。
1951年，朱丹華到北京開會，也把毛遠新帶上了。開完會，朱丹華帶毛遠新進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見到10歲的毛遠新很聰明，心情格外高興。江青也很高興，把毛遠新拉到自己身邊，看了又看，還讓毛遠新在自己身邊坐下。朱丹華向毛澤東提出：「小豆子」(毛遠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學。毛澤東一聽就明白了，他當即同意毛遠新到北京來。江青也非常高興，說：「小豆子」就住在我們這裏好了，到育英小學去讀書，和他姐姐(指李訥)同在一個學校，這不更好嗎?毛澤東同意江青的意見，這件事就定了下來。
毛澤東心裏很喜愛毛遠新。在毛岸英犧牲、毛岸青長期生病的情況下，毛澤東實際上是把毛遠新看作自己的親兒子一樣關心他、培養他。但毛澤東工作忙，畢竟在生活上對毛遠新照顧不周，江青一則看出了毛澤東的心思，二則她自己無子，毛遠新又與李訥的年齡差不多，也就把毛遠新視同己出，對毛遠新在生活上多方關心照顧。時間一長，還真的培養出了類似母子的感情來。毛遠新稱江青為「媽媽」，江青則總是叫毛遠新的小名——「小豆子」。
毛澤東雖然工作忙，但對毛遠新在政治上卻是十分關心的。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他對毛遠新在政治上的關心也與常人不同。他從不給毛遠新任何特權，不讓毛遠新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相反，卻在各方面對毛遠新嚴加要求。毛遠新自己也十分自覺。因此，直至毛遠新在中學讀書時，同學們還都不知道他的身世。毛遠新仍然如同在小學時一樣，衣著樸素，待人隨和謙遜，讀書刻苦，成績極好。
1960年，毛遠新以優異的成績從101中學畢業。由於學習成績優異，各方面表現好，101中學決定保送毛遠新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當學校把這一決定告訴毛遠新後，毛遠新高興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件事。他滿以為伯父會為他而高興，不料，毛澤東聽後卻直搖頭：「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遠新聽伯父這樣說，立即表態：“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參加考試，我要自己考上大學。”毛澤東問：“你打算考什麼大學?”毛遠新說：“你說什麼大學難考，我就考什麼大學了,毛澤東一聽，很高興，笑著說：“要說難考，就是北大、清華難考。”喜歡理科的毛遠新稍加思考後，馬上說：“我就考清華!”當年，毛遠新進了考場，幾場考下來，考得很好。他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
毛遠新進清華讀書後，還是想進「哈軍工」，在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後，轉入了「哈軍工」。在「哈軍工」學習時，毛遠新仍然保持了過去讀小學、中學時形成的艱苦樸素、學習刻苦、待人隨和的作風，學習成績仍然是拔尖的。
1964年暑假，毛遠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從前一樣，經常在毛澤東身邊。7月5日，毛澤東對即將大學畢業的毛遠新談到了大學畢業應該選擇什麼方向的問題，他說：「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毛遠新回去後，把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內容記了下來。
毛遠新在毛澤東遺體前（資料圖）
不久，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內容被高教部負責人知道了，高教部的領導同志主動請示毛澤東，要求內部印發毛遠新記下來的毛澤東談話內容，以促進教改。毛澤東同意了，還破例同意在這個內部文件上寫上毛遠新的名字，題目就叫《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紀要》。此文件一下發，很快傳遍了全國教育界，自然也傳遍了全國。毛遠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為全國所知曉，也為中央高層所注意。毛澤東是不是用這種方法讓毛遠新踏上政界，現在的人們無法猜測，但毛澤東破例同意大學還未畢業的毛遠新的名字上中央文件，並且向全黨公開他與毛遠新的親密關係，的確對毛遠新十分有利。
對於毛澤東有意培養毛遠新這一點，連「文革」時期進入中央的姚文元也感覺到了。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說了這樣的話：“我一直覺得，毛主席是不是(有意)在培養毛遠新。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成為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1965年，毛遠新從「哈軍工」畢業。此時，毛澤東已下決心要搞一場自下而上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正在醞釀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遠新從哈爾濱回到北京，剛放下行李就去見毛澤東，主動向毛澤東講了自己要下基層參加階級鬥爭、學習階級鬥爭這門主課的打算。毛澤東很高興地同意了。但是，毛遠新沒有進工廠搞「五反」，也沒有去農村搞“四清”，而是去了軍隊，到防空導彈三營一連當兵。這大約是因為「哈軍工」的畢業學生基本被納入部隊系列的緣故。
毛遠新到部隊當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已經對政治十分感興趣的毛遠新，決心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正好，中央有關部門作出決定：剛剛畢業離校不久的1965年大學畢業生，可以回原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毛遠新也就回到了「哈軍工」，參加那裏的「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與毛遠新關於教改的談話，已經在全國廣為散發，毛遠新也就成了紅衛兵心目中最接近「紅太陽」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軍工」後，很快就有許多青年學生聚集到他的身邊。毛遠新藉此機會，發起組織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並成為這個造反團的領袖。這個“造反團”迅速擴大，成為左右「哈軍工」乃至黑龍江政局的重要組織之一。當時，東北地區的一些群眾組織、政治人物，對毛遠新也格外矚目。在東北，毛遠新成了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
1968年5月，遼寧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經中央批准，毛遠新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不久，他又擔任了瀋陽軍區政委。從此，毛遠新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此後，擔任了遼寧省軍政要職的毛遠新，也忙了起來，但他沒有忘記與中南海聯繫，更沒有忘記與江青聯繫。在日常生活中，他喊江青為「媽媽」，在政治上，他也緊跟江青，聽江青的話，按照江青等人的思路辦事。毛遠新在遼寧抓張鐵生“白卷英雄”這個“典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是這樣的：1973年，下鄉插隊的知青張鐵生被推薦上大學。當年規定，被推薦者要參加一定的考試，儘管當時的考試科目很少，題目也很簡單，但也能夠淘汰一些文化程度太低的人。進了考場的張鐵生，面對簡單的考題就犯了難。他靈機一動，乾脆不去答題，而是在考卷上寫了一封信，說這種考試製度限制人才，不符合毛主席關於教改的指示精神，云云。毛遠新得知這一情況後，認為這是一個反擊所謂「教育界右傾回潮」的機會，便決定樹張鐵生這個“典型”。他把這一“典型”初步整理成材料後，直接上報江青。江青通過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大樹“反潮流英雄”張鐵生，一時間，在全國掀起了反擊所謂“右傾回潮”的政治風浪。張鐵生成了英雄，交白卷也照樣上大學，此後又被毛遠新提拔、重用，而全國工農兵上大學，再也不必經過考試了。
毛遠新在遼寧的所作所為，合乎「四人幫」的口味，經過「四人幫」的加工、宣傳，在全國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而毛遠新在「四人幫」心目中則成了有“創造精神”、能堅定地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可靠接班人”。
1975年9月27日，毛遠新從遼寧赴新疆參加新疆建區20周年慶祝活動的途中路過北京，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與毛遠新的談話中感到，毛遠新有地方工作「經驗」，談話中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因此，他很高興。他這時有一個打算，就是想把毛遠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邊，當他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他的這個意見提出來後，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這樣，毛遠新便成為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留在中南海毛澤東身邊，參與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他仍然擔任著在遼寧省的領導職務，一個也沒有去掉。
由於毛遠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發達”起來的，在思想根子上與「四人幫」是一致的，因此，成了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與鄧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也“看不慣”。他利用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從一開始就說鄧小平的壞話。
那時，由於鄧小平領導的整頓部分地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做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十分關心中央和社會上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澤東在向毛遠新了解遼寧情況的同時，還向毛遠新了解中央和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毛澤東問：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風嗎？毛遠新回答：有，在七二年批極左時就有，現在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裏？毛遠新回答：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
毛遠新的話使毛澤東陷入了深思。他認為毛遠新的話是客觀的，並由此對鄧小平產生不滿。這種不滿，通過他處理清華大學劉冰「狀告」遲群、謝靜宜的兩封信表現了出來。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把陪同會見的李先念、汪東興留下談話。他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3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澤東接著針對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6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隨後，李先念、汪東興把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向鄧小平做了傳達。鄧小平敏銳地預感到，他與毛澤東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已經不可避免。但鄧小平通過這些年的實際生活，已經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認識。為了堅持自己的認識，他不怕失去任何東西。正如他自己說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決定，把毛澤東19日的談話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由政治局去討論。23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並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27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傳達時，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毛澤東批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