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蔣經國赴重慶向蔣介石報告工作時的合影（資料圖）
蔣介石侍衛口述歷史，重現了1975年4月5日蔣生前的最後一天。那天一早，蔣經國向蔣介石請安，他轉身離去後，老蔣又把他叫了回來，似乎有所預感，斷斷續續地囑咐蔣經國注意身體。侍衛說，老蔣對自己時日無多早有預感，他曾在陽明山出車禍，並認為這場車禍讓他壽命減少了10年。
侍衛朱長泰回憶說，蔣經國傍晚又向蔣介石請安，見父親氣色不錯，就回家吃飯了。晚飯後，老蔣被扶上輪椅，到士林官邸花園逛逛，隨後上樓休息，大約晚上8點，他的狀況看起來還很好。晚上9點，突然警鈴大作。那年華視電視劇《保鏢》大受歡迎，侍衛都在看，聽到鈴聲後趕緊趕到老蔣房間，醫生正在急救，當時打雷下大雨，房間落地窗大窗帘從未掉下來過，那一晚卻掉下來了。蔣經國很快趕到，哭得非常厲害，宋美齡要醫生給蔣經國打鎮靜劑，但沒人敢打。當醫生把蔣介石身上插管拔下來時，雷打得特別響。侍衛應舜仁回憶說，蔣經國曾要求醫生電擊搶救，直到晚上11點50分才宣佈死亡。
蔣介石像平素休息一樣，當時是取下假牙的。朱長泰說，內務科副科長李大偉趕緊把假牙套上去，以免遺體一冷，嘴巴就張不開了。宋美齡本來沒哭，這時卻哭了起來。接著，蔣介石的「文膽」秦孝儀把遺囑拿出來，時任「副總統」嚴家淦和「五院院長」先後簽名，最後一個留給宋美齡簽名。6日凌晨2點，蔣介石遺體由4名侍衛抬上救護車，抬上車時，雨停了。但開車時又下起了雨，郝柏村等人站在雨中送行。當時蔣緯國在台中，6日向裝甲部隊借了車趕回榮總奔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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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劉少奇在湖南寧鄉調研。
1957年2月18日，劉少奇登上沿京廣鐵路南下的列車。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對1956年下半年以來某些地區出現的工人、農民、學生「鬧事」問題進行調研，即調研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群體性事件」。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們為什麼鬧事，如何才能使他們不鬧或少鬧，對那些鬧事群眾採取什麼政策」。
劉少奇的這次調研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當時，新中國的發展正處於承前啟後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經過七年的努力，人民民主專政已經相當鞏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正在蓬勃展開；另一方面，市場卻出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情況，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有一萬多名工人罷工，一萬多名學生罷課。批評的意見、不滿的言論也漸次多了起來。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討論思想動向問題。毛澤東分析了一年來國內外形勢和黨內外思想動向，提出一個問題：「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會後，劉少奇決定抽調全國總工會、團中央等部門的同志，組成一個調查組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
話線、哄搶槍支、砸毀辦公室的事件。劉少奇在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等人彙報此事的簡報上批示：「此等事值得嚴重注意。工會中的官僚主義是產生此等事件的原因和應有的懲罰。望通告各地注意。最好能派人到鄭州去加以徹底處理。」這一時期，他還著重研究了工廠管理和工會工作，閱讀了大量文件資料，1951年5、6月間寫了《讀鄧子恢和高崗兩篇文章的筆記》，指出國營工廠中在階級矛盾消滅以後，還存在著「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分清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且「用同志的、和解的、團結的辦法來處理」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他說：「如果把這種矛盾看成是一種敵對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採取一種敵對的不妥協的態度去對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錯誤。」
有了上述認識，劉少奇行前即已估計：「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這一看法也在隨後的調研中得到了印證和充實。調研期間恰值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通過實地調研和研究毛澤東的講話，劉少奇逐步形成了對群體性事件完整系統的看法和處理意見。
在對事情的性質判斷上，劉少奇指出，「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並進一步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更確切地講，是表現在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個問題上。」如在河北石家莊，當地同志向他詳細彙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況後，他認為：「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突出了，階級的矛盾降為次要的矛盾。這是新的情況。群眾起來鬧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糾正我們的官僚主義，糾正我們的錯誤。」稍後，他在河南省幹部大會上作報告時，結合此前發生的新鄉國營一一六廠工人「鬧事」問題，再次強調：「人民內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現為領導機關和人民的矛盾，更確切地講，是人民和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鬧事來教育我們的幹部，教育群眾，教育我們黨。所以對鬧事不要馬馬虎虎，要認真處理。」
在對「鬧事」原因的總結上，劉少奇除了指出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外，還強調：「人民內部矛盾還特別表現在分配問題上面。」這也是他對群體性事件性質的獨到分析。1956年3月24日，劉少奇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反映了生產力跟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層建築跟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是永遠存在的，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會裏，這兩個矛盾主要表現為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社會裏，這兩個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了，分配問題就大量地、突出地產生出來了。」
在對解決問題辦法的探索上，劉少奇清楚地認識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夠用過去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必須用新的辦法，新的方針，新的路線」。針對分配問題引發的利益衝突，他研究了毛澤東提出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各方面利益的意見，指出：「必須按照按勞付酬的原則，公平合理地分配人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以促進生產力的順利發展。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中的分配問題。」
劉少奇以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對如何看待、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從將群體性事件或者說「群眾鬧事」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到具體分析官僚主義領導方式與人民利益的矛盾，再到深入一步揭示其經濟原因——分配問題，由此引向探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計劃與市場關係之路。劉少奇的這些見解對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也是有啟示和借鑒意義的。（摘編自《黨建》2010年第7期 殷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