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蔣經國赴重慶向蔣介石報告工作時的合影（資料圖）
蔣介石侍衛口述歷史，重現了1975年4月5日蔣生前的最後一天。那天一早，蔣經國向蔣介石請安，他轉身離去後，老蔣又把他叫了回來，似乎有所預感，斷斷續續地囑咐蔣經國注意身體。侍衛說，老蔣對自己時日無多早有預感，他曾在陽明山出車禍，並認為這場車禍讓他壽命減少了10年。
侍衛朱長泰回憶說，蔣經國傍晚又向蔣介石請安，見父親氣色不錯，就回家吃飯了。晚飯後，老蔣被扶上輪椅，到士林官邸花園逛逛，隨後上樓休息，大約晚上8點，他的狀況看起來還很好。晚上9點，突然警鈴大作。那年華視電視劇《保鏢》大受歡迎，侍衛都在看，聽到鈴聲後趕緊趕到老蔣房間，醫生正在急救，當時打雷下大雨，房間落地窗大窗帘從未掉下來過，那一晚卻掉下來了。蔣經國很快趕到，哭得非常厲害，宋美齡要醫生給蔣經國打鎮靜劑，但沒人敢打。當醫生把蔣介石身上插管拔下來時，雷打得特別響。侍衛應舜仁回憶說，蔣經國曾要求醫生電擊搶救，直到晚上11點50分才宣佈死亡。
蔣介石像平素休息一樣，當時是取下假牙的。朱長泰說，內務科副科長李大偉趕緊把假牙套上去，以免遺體一冷，嘴巴就張不開了。宋美齡本來沒哭，這時卻哭了起來。接著，蔣介石的「文膽」秦孝儀把遺囑拿出來，時任「副總統」嚴家淦和「五院院長」先後簽名，最後一個留給宋美齡簽名。6日凌晨2點，蔣介石遺體由4名侍衛抬上救護車，抬上車時，雨停了。但開車時又下起了雨，郝柏村等人站在雨中送行。當時蔣緯國在台中，6日向裝甲部隊借了車趕回榮總奔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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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與趙煒一家在西花廳
趙煒不離鄧大姐左右
因為沒有直系親屬，鄧穎超很早就於平時的言行中向趙煒交待她的身後事，從火化、灑骨灰一直到用什麼骨灰盒，穿哪件衣服等等，幾乎是面面俱到。但是，鄧穎超肯定也認識到以自己的身份有些事情可能是以趙煒之力無法做到的，因此，她幾度留下文字，對自己的後事做了詳盡表述。對於鄧穎超這種坦蕩於生死間的豁達，有些人不能理解，以致在她身後曾有人直接了當地問趙煒鄧大姐的遺囑是不是你寫的？其實 ，從趙煒心裏也不願意鄧穎超這樣一位革命老人走後諸事都辦得如此簡單，但她畢竟跟隨了鄧穎超多年，完全能理解老人的一番心意。
自從周總理去世後，鄧大姐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後問題。1978年7月1日，一大早，鄧大姐就讓我為她準備紙和筆，說要寫點東西。鄧大姐要寫什麼，我事先一點兒沒聽她說過，心裏還有些納悶。鄧大姐可能從我的表情上看出疑惑，就說：「等會兒我寫出來你就知道了。今天為了慶祝黨的生日，我要給黨中央寫一封信，就是對自己後事的安排。」
這天，鄧大姐寫完了她的遺囑初稿，主要講了五點。幾年後，在1982年6月17日，鄧大姐又把這份遺囑拿出來細看，然後認真地重抄了一遍，同時根據當時的情況又補充了兩點。這份遺囑曾於她去世後在報紙上公佈，全文是這樣寫的：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 遺體解剖後火化。
2、 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3、 不搞遺體告別。
4、 不開追悼會。
5、 公佈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以上是1978.7.1寫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兩點：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
2、 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係，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他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係提任何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併予以公佈。
鄧穎超
1982.6.17重寫
知道鄧大姐寫遺囑後，我心情十分難受，曾勸她說：「您寫那麼早幹什麼？現在還不到時候。」她說：“等我不能寫的時候已經晚了，趁我現在身體好，頭腦還清楚，還能動筆的時候寫出來好。這是為組織上好辦。我活著的時候，有時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讓你為我背。”自從寫完遺囑，鄧大姐就好像了卻一樁心事，可她還總時不時囑咐我：“我死後，把我給黨中央的信公佈了。只是讓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1982年，鄧大姐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因此在立下了第一份可供公佈的遺囑之後，她又寫下一封交辦自己身後具體事宜的字條，把如何處理她的遺物等事都委託給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李琦、保健醫生張佐良、警衛秘書高振普、周總理的侄子周秉德和我六個人。對於這份有關身後事宜的具體囑託，我們把它稱為鄧大姐的第二份遺囑。這份「遺囑」沒有很正式的行文，全文是這樣的：
委託下列幾位同志辦的幾項事：
由楊德中、李琦、趙煒、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組成小組，請楊德中同志負責主持，趙煒同志協助。
關於我死後簡化處理，已報請中央批准外，對以下幾件事，由小組辦理：
一、在我患病無救時，萬勿採取搶救，以免延長病患的痛苦，以及有關黨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志的負擔；
二、未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
三、我和周恩來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應仍交公處理。周恩來同志和我歷來反對搞我們的故居；
四、所有圖書出版物，除由中辦發給恩來的大字理論和歷史書籍，仍退還原機關外，其他的交共青團中央酌分給青少年集中閱讀的單位用；
五、我的文件，來往通訊，文書之類的文件，交中央文獻辦公（研究）室清理酌處；我和周恩來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獻辦公（研究）室存處；
六、有些遺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關單位使用；
七、我個人的遺物、服裝、雜件，交給分配合用的及身邊工作同志、有來往的一部分親屬，留念使用；
以上諸事，向委託辦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謝意！在以上範圍以外的其他物品統由小組同志議處。
鄧穎超
1982.11.5
在這份遺囑里，鄧大姐安排得很細緻，連文件、照片、圖書、甚至衣服怎樣處理都想到了。十年後鄧大姐去世，我們正是按照她的遺囑對所有的遺物做了分配。
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鄧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寬闊，對死也一直表現出豁達的態度，把生死問題看得很透。鄧大姐晚年在談話時常常說起生死這樣的話題，她說「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誰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樣對待死，怎樣對待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觀。生時什麼也沒有，死了兩眼一閉，心臟停止跳動，什麼也不知道了，什麼也帶不走的。” 有一次，鄧大姐又同我提起這個話題，她說：“一個人死後大辦喪事是勞民傷財的事，我也反對在家搞弔唁，我無兒無女搞這些是給你們和組織上添麻煩。”說到這兒，鄧大姐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趙煒你做點好事，我死後千萬千萬別搞弔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社會上對於安樂死的問題爭執很大，鄧大姐知道後就旗識鮮明地表示支持安樂死。
台「午間半小時」節目中聽到北京首都醫院的一位大夫關於談論安樂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認真聽完了節目，而且還給中央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的同志們寫了一封信：
今天你們勇敢地播出關於安樂死的問題並希望展開討論，我非常贊成。首都醫院那位大夫的意見，我很擁護。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用不著人工和藥物延長壽命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搶救的辦法。
這作為一個聽眾參加你們討論的一點意見。
鄧穎超
1988年1月22日
後來「午間半小時」節目把鄧大姐的信播了出去，許多人都為她贊成安樂死的坦誠態度所感動。鄧大姐不但贊成安樂死，而且還曾想過身體力行。有一天，我同鄧大姐開玩笑：“大姐，您怕死吧！”她馬上說：“我才不怕死呢！幾十年風風雨雨，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沒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規律，我這樣太浪費人力物力了。”
1989年10月16日，鄧大姐特意讓我向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同志轉達了她的意見：「一個共產黨員，在死時再作一次革命。當我生命快要結束時，千萬不要用藥物來搶救，那是浪費人力物力的事，請組織批准，給予安樂死。」聽了鄧大姐的請求，李鵬即給江澤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們寫了一封信，報告了詳細情況。後來，江澤民同志批示說：鄧大姐的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和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可敬可佩，值得我們學習。此件請常委同志閱後請辦公廳妥為保存，今後鄧大姐百年之後堅決按她意見辦。
1991年7月，鄧大姐最後一次入院後經常高燒不退。一次，她持續昏迷了12天，清醒後，她可能感到自己病情很重，就又一次提出安樂死的事。當時我們大家安慰她，您的頭腦清醒，而且還可以治療，誰也不能批准你安樂死，也沒有必要。鄧大姐最後病危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天一夜，而且是自然睡過去的，可以說這對於她也是種安樂死吧。
住院期間，鄧大姐不止一次地說起她的遺囑，怕我們不按照她的意願辦。我曾對她表示：「請您放心，您有信給黨中央，也有給我們承辦具體事項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頭的囑託我也不會忘記的，我會儘力照您的原則辦的。當然，有些事我不一定能辦得了，但凡是我能辦的一定照辦。」她聽我這樣說，高興地說：“那好！我就放心了。”
鄧大姐的兩份遺囑十分簡短，但它精鍊如金。從那一條條簡潔而明了的囑託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偉人的胸懷。鄧大姐去世後，我不想違背她老人家的囑託，因此，辦理後事時，凡是能辦到的事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辦的，只有這樣，我在心裏才覺得對得起她老人家。
作者簡介：
趙煒 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長期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擔任秘書，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遼寧省新民縣人，1951年參軍，1954年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1955年調至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先後任幹事、秘書，1965年起任鄧穎超的生活秘書。1983年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屆政協委員，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理事、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及紀念館顧問。著有回憶錄《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