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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首次訪蘇:拍桌罵人被「軟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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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首次訪蘇:拍桌罵人被「軟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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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首次訪蘇:拍桌罵人被「軟禁」

2019年12月11日 17:37 最後更新:11:21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訪問蘇聯,在抵達莫斯科車站時,毛澤東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訪蘇受冷落 臨時下令卸下送給斯大林的禮物

1949年12月16日到次年2月17日,毛澤東在蘇聯進行了為期2個月的國事訪問,簽訂了對當時冷戰格局以及中國未來發展都具有深遠影響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以大國領導人的身份登上國際舞台,圍繞這次訪問,美、蘇、國、共等各方力量在台前幕後,均展開了激烈較量,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歷史瞬間。

 斯大林三拒毛澤東訪蘇

早在1947年,解放戰爭激戰正酣時,因為有許多問題要同斯大林商量,毛澤東就提出訪問蘇聯的要求。斯大林以「毛澤東離開崗位,可能對戰事有不利影響」為由,拒絕了毛澤東的訪蘇要求。此後,毛澤東又兩次提出要訪問蘇聯,都被斯大林拒絕。

1949年4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總統府,一個月後,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在蘇聯的近兩個月中,他與斯大林先後會談了六次,為毛澤東訪蘇做準備。這一次,斯大林痛快地答應了毛澤東的訪蘇要求。

7月27日,斯大林在夏令別墅舉行宴會招待中國代表團,當劉少奇在宴會上談到解放戰爭時,斯大林突然向劉少奇表達自己的歉意,他說,「我給你們添過麻煩,我們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

勸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的和談方案,並在電報中稱,中國絕對不能打內戰了,再打內戰就是民族的毀滅。毛澤東對此非常不滿意,他說,「我就不相信,人們要解放,民族就會毀滅。」

1949年初,當解放軍已經取得中國半壁江山的時候,斯大林一方面擔心人民解放軍繼續南進可能引起美國干預,一方面希望把中共控制在莫斯科手中,因此有意出面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但是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針,指揮百萬大軍打過長江以後,斯大林終於不得不承認,自己當初的判斷是錯誤的。

報,正式邀請毛澤東訪蘇。

  江青插手斯大林壽禮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誕辰,毛主席決定率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祝壽,並就兩黨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商討和簽訂有關條約、協定等。

為給斯大林祝壽,中共中央委託中央辦公廳選定和籌集贈送給斯大林的祝壽禮品。江青聞訊後迫不及待地插手選送禮品一事,她再三建議,帶些能表明中國國情的禮品去:首先是山東的大白菜、大蔥、大白蘿蔔,其次是綉有斯大林形象的湘繡製品、景德鎮陶瓷、浙江龍井茶、杭州刺繡、江西的竹筍等。

毛澤東對江青插手選送禮品極為惱火。一次,他問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出國帶的禮品選好了嗎?」楊尚昆說:“選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幫我們一起選。”毛澤東一聽,臉色頓時就沉了下來。楊尚昆連忙解釋道:“主席,這是我們找江青同志幫助辦的。”毛澤東揮了揮手,口氣很嚴厲:“你們不要找她,她不懂這方面的事,這是和外國人打交道。”楊尚昆繼續解釋:“江青同志最近剛從蘇聯回來,有些情況她可能比較了解。”毛澤東真動了氣,聲色俱厲地說:“你們怎麼非要她插手呢?”楊尚昆見毛澤東如此生氣,只好按毛澤東的意見辦。

最後,禮品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足有兩車皮。一車皮是山東的大蔥,一車皮是江西的蜜橘。送蜜橘很好理解,但用大蔥作禮品卻讓人費解。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閻明復後來解釋說,山東人打架的時候,給他吃大蔥馬上不打了。「共產國際時代蘇聯做了很多工作幫助我們,但在斯大林時代也做了很多對中國革命不利的事情。雙方之間,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就是總有一肚子氣。」他說,毛澤東是想用大蔥這個方式來消氣。

這次出訪,除了祝壽的禮品,毛澤東的衣著也需著重準備。據時為毛澤東衛士的李家驥回憶,周恩來和羅瑞卿都建議毛澤東順應國際的禮節,請他著黑色服裝——黑色禮服,黑色皮鞋,甚至襪子也是黑色的。毛澤東就問:「怎麼這麼複雜,我就不穿黑的。」總理做工作說:“咱們國家第一次以主席這樣的身份訪問蘇聯,我們一定要和外交禮節相適應。”毛澤東聽總理這麼解釋,就說:“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歡的顏色。

在毛澤東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書。《資治通鑒》、《史記》、《魯迅全集》,還有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的作品,裝了整整兩箱子。

一級戰備保出訪安全

保衛毛澤東出訪安全,成了當時重中之重的重大問題。臨行前,斯大林電告:「保衛工作要做好,千萬不要大意。」

周恩來打電話,找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副部長楊奇清,對他倆說:「主席馬上就要動身了,公安部隊要全力以赴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

在這之前,為了毛澤東出訪的安全,公安部隊已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徹底清剿沿途匪患,特別是東三省境內,清剿工作已經搞了幾個回合。

周恩來說:「敵特已經將主席訪問蘇聯的情況報告了台灣保密局,中央擔心敵對勢力利用我們的出訪搞突然襲擊。因此,為了保證這次出訪的安全,中央軍委已經命令在主席出訪期間,全軍進入一級戰備。」

周恩來沉思了片刻又說:「沒有特殊情況,你們兩位要將主席送到滿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況,及時向我報告。正常情況,每4個小時報告一次,特殊情況隨時報告。」

羅瑞卿說:「專列我們已經全面進行了檢修,並派部隊工兵用雷達探測有無易燃易爆物品。然後實行封閉,派部隊24小時警衛,凡上車人員,都必須持有特別通行證。」

1949年12月6日,上午8時,毛澤東坐著新中國第一列代號為9002的專列駛出西直門火車站,隨行的有陳伯達,葉子龍,汪東興和師哲等人。毛澤東身穿一身銀灰色中山裝,頭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和送行人員話別。

這趟編號為9002的專列,是美國送給蔣介石的禮物。設備十分高級,蔣介石還沒有坐過,就被人民解放軍繳獲。專列備有一節摻望車,掛在列車尾部,鑲有落地的大玻璃窗,四周掛有墨綠色的窗帘,拉開窗帘,車外的風景一覽無餘。還有一節會議室式的車廂。除了幾節軟卧車廂和高級餐車外,毛澤東乘坐的車廂里,會客室、卧室、浴室一應俱全,可以隨時在行車中洗浴,十分舒適。

專列一共三節,前面是前驅車和警衛人員,後面是備用車。司機是一位經過戰爭考驗、經驗豐富的老英雄,開車又快又穩,專列上的服務員都是從中央警衛部隊挑選出來的。

肩負著保衛安全重任的羅瑞卿、楊奇清和鐵道部部長滕代遠、鐵道部公安局長馮紀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車檢查一次,及時與前方交流情況。為了保證毛主席的正常工作,羅瑞卿下令火車以每小時80公里的速度行駛。

為保證這次出訪安全,公安部隊早就沿鐵路開始警衛執勤,從北京到滿洲里幾千公里的鐵路沿線上,戒備森嚴。專列開動後,人民解放軍動用3個軍的兵力為毛澤東護行,在專列的前後,各有一列載著50名士兵的警衛車。鐵路兩旁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電線杆下都站著一名荷槍實彈的衛兵。列車沿途停靠時,只允許當地兩名主要軍政領導上車看望毛澤東。隨行人員在中國境內不得下車,也不准向地方要東西。

  國民黨暗殺計劃落空

從後來的解密檔案,可以看出在毛澤東訪蘇途中,國民黨曾制訂了詳細的暗殺計劃,台灣選派最有經驗的行動特務,要在列車運行中暗殺毛澤東。

據檔案記載,毛人鳳曾命令:「通知情報總署,按計劃執行。赴大陸人員準時到達目的地。東北地下技術縱隊採取A、B、C三套方案:第一,從兩翼圍追堵截毛澤東的專列,控制制高點,採取突然襲擊;第二,大規模破壞東三省鐵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毀長春14號鐵路涵洞,在哈爾濱雙城鐵路集中埋設炸藥,將車炸毀。」交待完後,毛人鳳對美國顧問布萊德說:“炸了毛澤東的專列,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布萊德興奮地說:“豈止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它的意義不亞於一場戰爭。日本人為你們做出了樣子,現在就看你們的了。”

這件事情關係重大,毛人鳳做出部署後立即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咬了咬牙說:毛澤東訪蘇,是針對我們的,如果他們簽訂了友好條約,我們的條約往哪裏擺,難道一點兒約束力也沒有了嗎?不管蘇聯的態度如何,你們要先發制人,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次訪問,絕不能讓毛澤東活著訪問蘇聯成為事實。

國民黨間諜為了暗殺毛澤東,曾經在大興安嶺隧道放過炸藥。大興安嶺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蘇聯的必經之路,一旦被炸,毛澤東和鐵路列車都將被埋在長長的隧道中。為了確保隧道萬無一失,保證毛澤東的專列安全通過,當時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隊的戰士,在隧道兩邊不停地巡邏。

據負責勤務的陳全有回憶,毛澤東專列經過的那天,巡邏隊發現了鐵路上的一塊巨石,就在清除搬運時,山上打來冷槍,有一個戰士被打傷。部隊立即組織人員進行圍堵,經過激烈的戰鬥,最後擊斃了三名間諜。在鐵軌上,公安部隊還發現了美國製造的微型地雷。

 斯大林專列迎接毛澤東

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尊重,斯大林派了自己的專列專程到滿洲里迎接毛澤東。列車服務員都是蘇聯人,唯有餐車配有中國廚師,為的是給毛澤東一行做中餐。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拉夫倫捷夫等陪同毛澤東登車,並為他安排好座位。然後,拉夫倫捷夫、烏洛夫等又下車對送行的人們說:「請中國同志放心,我們保證一路照顧好毛主席。」

為了保證絕對不出問題,在蘇聯境內,沿途公安軍都是幾個人守一個扳道叉,毛澤東的車沒過前,扳道叉都鎖著,車過去後才把扳道叉啟開。

一路上,毛澤東為了緩解疲勞,經常走出車廂,到月台上散散步。有一段時間,毛澤東病了,手腳冰涼出冷汗。他在延安的時候得過這個病,生病以後,就不下車了,每到一站,人家來迎接的時候,就只好給人家說一聲:「抱歉」。

12月16日中午,毛澤東的專列開進莫斯科北站。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國防部長布爾加寧元帥,外貿部長緬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等前來迎接。毛澤東邀請莫洛托夫一行上車就座,要他們品嘗中國特產,但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以不符合禮儀而謝絕了。鑒於毛澤東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氣嚴寒等原因,蘇方只安排了一個十分簡潔的歡迎儀式。由儀仗隊舉行迎接禮,毛澤東也只繞場一周。

歡迎儀式結束後,毛澤東被蘇方安排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處,一個叫「姐妹河」的別墅,有三層,是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蘇方為毛澤東準備了非常漂亮的彈簧床。他轉身告訴李家驥:“你想辦法把這個墊子給我撤掉,換成木板床。”李家驥覺得在外做客,不好和主人提這樣的要求,很是為難。但毛澤東堅持說:“你試試看,你試試看。”又回過頭來對他說:“你能不能想個辦法,我相信你能給我想個辦法。你去找大使館。”這下提醒了李家驥。李家驥將量好的床的尺寸通知了大使館,到下午四時多大使館把木板運來了。

  第一次會談不歡而散

當晚六點,斯大林率領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會見毛澤東一行。毛澤東來到克里姆林宮,在斯大林的辦公室門口,兩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斯大林關心地問:「路上還安全吧?」

毛主席說:「我的老朋友蔣介石很關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給我點小動作,不過我們已經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

據師哲回憶,毛澤東在見到斯大林後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斯大林祝賀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稱“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並略顯驚訝地說,“想不到你是這麼的年輕和健壯”。

雙方的會談從戰爭問題開始,焦點是中蘇條約。

1945年8月14日,中國國民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了雅爾塔會議強加給中國的屈辱協定。關於這個條約,1949年2月,米高揚在西柏坡向毛澤東等人說過,蘇聯認為該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米氏還說,蘇聯政府已經決定,—旦同日本簽訂和約,以及美國從日本撤軍,蘇聯就“廢除這個不平等條約”。

同年7月,劉少奇訪問莫斯科,就條約問題提出3種解決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簽訂新條約;3.暫時維持原有條約,在適當時機重新簽訂。斯大林也承認這是不平等條約,並表示「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再決定這個問題」。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確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因此,對毛澤東來說,他自然是想簽訂新條約。訪蘇前夕,毛澤東又多次向蘇聯方面提起條約問題。

會談中,毛澤東再次提起條約問題。據俄羅斯檔案記載,斯大林的態度很明確:「我們內部決定暫不修改該條約的任何條款。」在斯大林看來,雅爾塔協定規定了這個條約最主要的條款,如果改動其中的一款,都會給美國和英國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們就會乘機提出修改有關千島群島、庫頁島、南薩哈林等地的條款。

很明顯,斯大林把蘇聯的既得利益同中蘇條約緊緊地捆在一起了,他不想拿這些地方當賭注。至於涉及中國主權的旅順和中長路問題,蘇方認為可以採取變通的辦法,形式上保留,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哪怕撤走駐紮在旅順口的蘇聯軍隊也行。

但中國方面只想簽訂新條約,在討論條約時,並沒有將美英對雅爾塔協定的立場考慮進去。俄羅斯檔案記錄了毛澤東當時的回答:「怎麼對共同事業有利,我們就怎麼辦。這個問題要慎重考慮。」不過現在已經清楚,“目前不要急於從旅順撤軍,也不要急於修改條約。”

  給斯大林祝壽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壽。生日慶典上,斯大林對毛澤東熱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澤東坐在身邊。儘管毛澤東的位置很搶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沒有一絲笑容,沉默寡言,原因可能是第一次會談結果令他大失所望。

毛澤東在宴會上的賀詞屢屢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慶祝大會之後,舉行了演出,毛澤東和斯大林同坐一個包廂。演出結束後,人們還不時地回過頭來歡呼:“斯大林!毛澤東!”

幾天後,毛澤東對柯瓦廖夫說,他這次「不是專來替斯大林祝壽的,還想做點工作。」看來,毛澤東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祝壽,他要唱的是“中蘇條約”這出大戲,這才是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

12月22日, 斯大林七十大壽的第二天,毛澤東要求再次與斯大林見面。兩天以後,在斯大林的別墅,兩人舉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談,這次長達五個半小時。他們談到了越南、日本、印度、西歐等許多國際問題,但對於中蘇之間的新約,斯大林依然隻字未提。

這使毛澤東極為惱火,一氣之下,毛澤東索性閉門不出,躲在別墅里「睡大覺」。當柯瓦廖夫來請毛澤東外出參觀時,毛澤東拍著桌子大罵蘇聯人是王八蛋,說他的任務只有三條:“一是吃飯,二是睡覺,三是拉屎。”他還衝柯瓦廖夫發火說:“我到莫斯科來,不是單為斯大林祝壽的。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

 西方幫毛澤東打開僵局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沒有任何接觸,也拒絕參加任何公開活動。莫斯科的空氣凝重而緊張。兩位政治強人在較勁——斯大林等待毛澤東轉變立場,而毛澤東則在設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讓步。

機會終於來了。毛澤東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很快被西方媒體捕獲,英國一家通訊社放風說:毛澤東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軟禁起來了。

這條消息不脛而走,一時間,西方各國謠言四起——「毛澤東被迫將中國的東北三省拱手讓給斯大林」、“斯大林對毛澤東軟硬兼施”、“毛澤東在莫斯科進退維谷”……

蘇聯人坐不住了。1950年元旦,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之命拜訪毛澤東。毛澤東向他聲明,因身體不適,取消了在蘇聯各地旅行的計劃,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並且提出「想提前一個月,即在1月底離開莫斯科回國」。

在談話中,毛澤東還有意無意透露了一個消息,緬甸和印度政府表示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還告訴羅申:「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採取明顯步驟。」

面對捕風捉影的謠言和西方國家頻頻向中國示好的消息,斯大林的立場開始鬆動。1月2日,他安排毛澤東發表一個答塔斯社記者問,以擊破謠言。

此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發佈了一份文件,稱美國將調整亞洲政策,放棄台灣,脫離中國內戰。這給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國不會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締結新條約。

微妙的國際形勢,促使斯大林改變態度。權衡利弊,他終於同意周恩來赴莫斯科,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打道回府,並沿途在斯維爾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地進行了參觀。26日,毛澤東一行到達滿洲里。在滿洲里車站,蘇方人員把斯大林贈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禮物——兩輛小轎車轉到中國火車上。毛澤東用蘿蔔、白菜換回了汽車,看來,「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財大氣粗。3月4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中蘇兩國的關係也走進了一個新的時代。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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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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