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紅牆醫生》、《紅牆警衛》「紅牆三部曲」之後，紀實作家王凡、東平新近力推的又一部親歷者口述著作《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書中的十位講述者或曾親歷重大歷史事件，或曾與歷史風雲人物近距離接觸。其中包括紅牆內的女護士長馬曉先、中南海的工程師田恆貴、毛澤東的秘書兼英文“老師”林克……他們經歷了一個怎樣的“不尋常年代”和“特別經歷”？這種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的講述，值得我們深思，從中體現的大事件中的小細節，大人物的小故事頗堪回味。
作為護士，初進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初期，馬曉先和北京醫院的部分醫生、護士，突然被指派進駐中南海。據說是周恩來親自給北京醫院的院長打電話，提出組織醫務小組進中南海。她記得那一天是1968年的2月17日下午。
進中南海以後，馬曉先他們就到了國務院辦公區東邊的原中南海門診部。從這以後，他們就在一層醫療門診，在樓上住宿。門診部對面是座工字形的樓房，周恩來原來的秘書顧明、毛澤東的老衛士賀清華、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裏，後來他們都搬走了，馬曉先他們就住進了工字樓。
剛住進中南海的時候，馬曉先說她的感覺特別好。因為還是單身的她就住在門診部里，幾乎不出中南海的大門，一道紅牆阻隔了外面的喧騰，裏面就顯得分外的清靜。
一進中南海的時候，門診部就九個人，後來陸續又來了一些人，最多時有十幾個人。這個小集體內部特別團結，彼此之間像是一家人。「雖然當時文化大革命已處於高潮，社會上一片混亂，但我們剛進中南海時，因為門診部內部不搞運動，真有點世外桃源的感覺。每追憶起我們小集體那段時期的生活，就覺得特別美好。」馬曉先這樣說。
馬曉先說她從這一進中南海，就再沒有出來，直至她退休。當時進去的護士只有三人，卻把中南海里所有領導的醫療保健方面的護理工作全管起來了。因為當時周恩來總理的工作最為忙碌，所以姚軍、許奉生就固定在周恩來那裏，一人一天倒班照顧。而其餘在中南海內的領導人的護理工作，就全由馬曉先一人包了。
當時還在中南海內的領導人主要有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沒過多久，鄧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雖說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們治療護理的事，也都還是由馬曉先承擔。
福祿居內，劉少奇病魔纏身
在進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後，馬曉先參與護理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馬曉先他們進中南海以前，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經被拘捕，繼而被關進秦城監獄；他的孩子也被強行遷出中南海。劉少奇本人還住在中南海福祿居自家院子裏，但已處於軟禁的狀態。
處於軟禁中的劉少奇，開始不斷地出現各種病症，這斷斷續續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等。據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報告記載，到了1968年的4月份，劉少奇一度出現神志不清、表情獃滯、動作反常、站立不穩、腳步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子等癥狀。
進入夏天，劉少奇的病情更加惡化，由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這幾天，他的病情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經過搶救才脫離了危險。但此後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多次反覆，從7月到10月之間，僅大的反覆就出現過五次。
馬曉先說，她被派到劉少奇身邊參加護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對劉少奇的病一度很嚴重並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對劉少奇進行過怎樣的救治。有關劉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劉少奇身邊後，通過以往的病歷記載了解的。
在接受這項特殊任務的時候，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和即將被派到劉少奇身邊從事醫療護理工作的卞志強大夫談了話。楊德中交代說：你們要盡職地做好劉少奇的醫療保健工作，說這是中央的精神。
和馬曉先同時被派到劉少奇身邊的，除了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大夫外，還有中央警衛團團部的一個叫李留壯的醫生，加上馬曉先共三個人。馬曉先還記得第一次進福祿居時留下的印象，院子裏有一個大草坪，特別漂亮。
然而過了草坪，走進劉少奇的住處，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裏貼滿了大字報，走廊里也掛著大字報，窗戶的玻璃上也寫了標語和質問的文字，讓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濃濃氣氛。看完大字報，他說「現在的形勢，小好」進入福祿居工作，馬曉先認識了劉少奇的廚師劉泰和師傅。她覺得劉師傅人挺好的，盡量想辦法給劉少奇做些合口的飯菜，但劉少奇已經完全沒有了胃口，幾乎吃不下什麼飯菜。為了保證劉少奇的營養，後來不得不採取鼻飼的方式灌注流質。
雖然由於病患和進食量少，劉少奇的身體十分虛弱，但在馬曉先他們剛去時和幾度搶救之後，劉少奇還能拄著拐杖在院子裏散散步。每當他散步時，醫護人員和劉泰和都陪著他，跟在他後面一起走。院子裏並不總是安寧的，有時有些中南海機關的人員也會來到院子裏。
劉少奇經常是走走，就不動了，再走走，又不動了。有時，他就站在那裏，看貼在院子裏的大字報。馬曉先記得有一次，劉少奇看見走廊的玻璃上寫了一句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劉少奇用拐杖指著那行字，小聲嘀咕了一句說：「我不認為是這樣。」有人立即就追問他：“你認為不是大好，那你說現在的形勢是怎樣的？”劉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說：“是小好。”
那時，連劉少奇的房間裏，也有「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樣的標語了，甚至有的標語把劉少奇的名字倒過來寫，並打上了叉字。劉少奇有時就會對著這樣的文字，駐步凝視良久，然後輕輕地無奈地搖搖頭。
自從進到中南海後，作為門診部主任的卞志強大夫，就一直告誡門診部的其他醫務人員：「組織上讓我們到中南海來，就是搞醫療保健工作，沒有別的任務。關於上層的鬥爭，我們也許會聽說一些，但並不很清楚。我們的具體服務對象，可能是‘紅’的領導；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領導那裏，但不管是‘紅’的還是‘黑’的，我們到那裏，就只管做好我們的業務工作。」
馬曉先到朱德家做護理工作時，朱德的處境已不是很好了，因為在中南海里，也能看到批判朱德的大字報。屬於馬曉先護理對象中的有些人，例如陶鑄等，已經被劃入了「黑」的範疇，即使是像董必武等領導人，在當時也都不怎麼“紅”了。所以對被派到「黑」了的領導人身邊工作，她還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
然而劉少奇的情況與其他「黑」了的領導人，還是有些區別的。劉少奇已經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對面的批鬥，《人民日報》也已經陸續發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針對劉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過沒有點名而已，劉少奇基本上已經被划到毛主席的對立面去了，就差一個由中共中央名義的公開確認了，因此馬曉先他們對負責劉少奇的護理工作，也不可能沒有情緒上的不安，不引發一些負面的聯想，好在她逐漸地適應了。
病情危急時用的全是進口葯
馬曉先記得，她參與對劉少奇的護理工作初期，劉少奇的身體狀態已經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劉少奇病情報告》上，已經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惡化，今後如再發生嚴重反覆，即可能無法救治。這就是說，他已經瀕臨危險的邊緣。
當時常出現反覆的是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一旦發作就處於高燒狀態。每逢出現這種情況，馬曉先他們就分外地忙碌和緊張。因為倘若控制不住，劉少奇的病情將更加惡化。在馬曉先的記憶里，還有過從北京醫院等醫院請專家到福祿居里會診搶救的印象。
馬曉先說在給劉少奇進行救治的過程中，醫務人員還是竭盡全力的。遵循了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準則，遵循了人道主義精神，對劉少奇的治療和護理是積極認真和負責的。當時為劉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搶救組，還從空軍總院、陸軍總院請來了呼吸科的專家會診。
馬曉先參與了護理工作，包括給劉少奇打針和喂葯等。她清晰地記得當時醫生給劉少奇開的葯，都是最好的。針劑和服用的葯，都是進口的，抗生素葯一片十幾塊錢，相當於那時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所用的針劑也是十分昂貴的。這些藥用下去以後，能夠比較快地把支氣管肺炎和高燒控制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中央警衛團的李留壯醫生就被調走了，卞志強和馬曉先感到僅由兩個人照顧劉少奇人手有些不夠，有關方面就又從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調來了黃宛大夫。黃宛大夫是國內著名的心內科專家，他在醫術上是很有經驗的，而且曾經多次參加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會診。
雖然，那個時候領導上一再說：「不管怎樣，不管是‘紅’的‘黑’的，我們只做好我們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謂的「黑」的那裏，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覺到壓力重重，許多事如何處置，要特別謹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當時劉少奇的生命也處於比較脆弱的狀態，病情反覆，搶救起來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黃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覺，要靠安眠藥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時候，工作得比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藥再去吃飯，吃完飯正好藥效上來，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馬曉先說：「我們當時特別能理解他們那種在巨大精神壓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實我們當初何嘗不是如此，我們也沒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激烈鬥爭的情況啊！實際上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心理始終處在很大的壓力下，老是心情緊張。即使是在‘紅’的身邊，也不是那麼舒暢。像後來的護士小周在江青身邊，江青老找麻煩，使她受到迫害，我們看在眼裏能不緊張嗎？而且在十年的過程中，又有多少個由‘紅’變‘黑’，又由‘黑’變‘紅’的？在那種動蕩的歷史環境中，老處於那種不安的心緒下，人的各種生理狀態就不可能正常，所以你看我們這些搞保健的，不管是醫生還是護士，沒有一個胖的，主要原因就在這兒。」
1969年11月12日
在河南逝世
黃宛大夫來的時候，帶了兩個護士，他們來實際上就是接替卞志強、馬曉先，負責此後劉少奇的醫療保健工作的。經過一段交接，馬曉先他們就離開了。那兩位護士，後來一直護理到把劉少奇送到河南開封。從開封回北京後，她們就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
馬曉先回憶說：在和黃宛大夫他們交接時，劉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轉，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頭髮也漸漸變黑了。當時到劉少奇身邊工作過的大夫，像卞志強、顧英奇等幾位，都是長期從事領袖保健工作的。他們非常有經驗，也知道如何進行自我保護。
因此，在他們擔負劉少奇的醫療工作期間，每天是如何進行醫療護理的，都作了詳細記錄。例如每天的情況怎樣，有什麼異常，是怎樣診斷的，怎樣處治的，用的什麼葯，病人用藥後的反應，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記錄。
當治療顯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轉了，他們就馬上給劉少奇拍了照片，這實際上也是出於謹慎的考慮，留下一個直觀的證明。馬曉先推測說，他們當年記錄下來的這份文字東西，應該保存下來了。「這份文字記載可以說明我們當時在劉少奇身邊，是遵循了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準則，遵循了人道主義精神，對患者進行積極認真負責的治療的。」馬曉先雖然不知道劉少奇離開北京去開封時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發生了怎樣的情況，但她相信北京的這些大夫和護士，都是會全力以赴地對劉少奇進行診治和護理的。她推測劉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轉向惡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關。離開北京離開中南海，預示著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從此完結了，又和家人徹底隔絕了；從北京跟去的醫生、護士，到河南後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邊一個熟悉的人都沒有，又圈在一個很小的院子裏，封閉的兩層樓使院子更顯得狹促，這可能導致他心情急劇惡化。
根據有關資料的記載，馬曉先對醫生、護士們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較準確的。處於重病中的劉少奇，由於從北京到開封的「途中顛簸受涼，到達開封后病情進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病症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後脫險……」
但就在「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從北京來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負責」。11月10日，當劉少奇的病再次發作時，進行搶救的只剩下當地的醫務人員，他們也採取了相應的救治措施，但劉少奇的心臟還是於11月12日早晨6時45分停止了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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