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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團失勢,毛澤東教訓江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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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團失勢,毛澤東教訓江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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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團失勢,毛澤東教訓江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

2019年12月21日 18:15

江青和毛澤東在廬山(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新中國的風雨歷程》,尹家民,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10 

  江青坐飛機,一愛睡覺二愛打牌

據廬山檔案記載,江青曾三次登臨廬山,這三次都是跟隨毛澤東去的。但前兩次她只是作為毛澤東的夫人和秘書前往的,所以並無多少風光。而第三次登廬山時,她已經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擔當了中共中央政治部委員,此次在廬山,又在與林彪集團爭鬥中大獲全勝,這時的江青才顯盡了「無限風光」。

毛澤東登廬山都是坐專列去的,而江青都是乘坐飛機去的,三次都是晚於毛澤東到而先於毛澤東走的。這一方面是毛澤東不喜歡與她同行,而同時江青也不喜歡坐火車,嫌它又慢又吵。

據機組人員介紹,江青坐的飛機不得滑行,一般飛機都是用牽引車拉到起飛位置,等江青坐上後起飛。江青在飛機上經過充分的準備之後,一般要禮節性地走到駕駛艙同機組人員握手道謝,說是握手,其實是她把手伸向你的面前碰一下而已,她握手的速度是驚人的快,同梳洗整理相比相差太遠。江青在登機之後,有一套固定的動作,主要是穩定情緒,甚至躺在床上,進入睡眠狀態,快要睡著的時候才命令機組起飛。江青討厭飛機滑行,可是,飛機在起飛離地之前又必須在跑道上增速滑行,這是無法迴避的起飛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飛前的時間,盡量將自己的情緒調整好,以應付這既讓她討厭但又無法避免的滑跑。

在飛機上,江青一般愛做兩件事:一是睡覺,二是打撲克。江青是個撲克迷,走到哪裏打到哪裏。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車上、飛機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撲克時,你必須輕輕地拿起,輕輕地放下,還不准說話,而且只許她贏,不許別人贏。有時人手不夠,江青就叫警衛或秘書來湊個數。有一次在飛機上她要打撲克,正好三缺一,江青就把秘書楊銀祿拉來,楊說他不會打撲克,江青就生氣了,說:「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從我,還是我服從你?你那麼聰明,不會打撲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掃我的興。」楊銀祿怕弄不好惹出麻煩來,只好改口說:“我不會別的花樣,只是稍會一點打百分。”江青頓時轉怒為喜:“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個規矩:拿牌以後,從60分開始要,誰要的分數最高誰打,誰打誰拿底牌。”

拿完牌,楊的牌相當不錯,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別人也明白深淺,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大家在等她要,於是開口要60分。楊看她開始要了,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楊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楊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質問道:「你姓楊的真的不會玩,還是故意跟我過不去?」說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楊的牌奪了過去,一看果然不錯,就毫不講理地說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給你,這把牌我也要90分。”

別的同志出於好意,怕楊和江青爭,給他使了個眼色。楊銀祿心裏很明白,不能跟她那麼認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說:「那好吧,換牌就換牌。」

打完這把牌,她雖然贏了,但火氣也大了,臉紅脖子粗地對楊說:「姓楊的,今天再問你一遍,是你陪我玩,還是我陪你玩?你不說清楚不行。」

一張廬山《仙人洞》,預示著江青的「無限風光」

話後,毛澤東讓她坐飛機趕到廬山。那時江青並無實職,只能算是毛澤東的秘書(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決定正式任命毛澤東的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人稱「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為政治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江青為生活秘書)。她還有兩項職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局顧問,享受副部級待遇。但鑒於她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中央還是為她配了專職警衛、醫生、護士、廚師、司機等。這天上午,當時下放到江西當副省長的汪東興帶領毛澤東的警衛、秘書、醫生葉子龍、王敬先等到九江機場等候。那時她也沒有專機,而是搭乘給會議送機要文電的飛機而來,降落在九江十里鋪機場。江青以她慣有的冷峻神色和大家點點頭,只問了一句話:“主席身體好嗎?”眾人答可以,只是吃飯不大好。醫生告訴她:“經過汪主任從南昌調來了廚師,做了清蒸圓魚,這幾天好多了。”江青鑽進轎車開往廬山。上廬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車休息了兩次,一個多小時後就到了山上。她的卧室與客廳安排在廬山河西路180號毛澤東下榻主樓的一樓,毛澤東在二樓。

山上很涼快。在山下還是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絲涼意。江青也被這涼爽提了神。以前她每到一新住處,因神經衰弱,總是要睡個半天再起來。這次一反常態,精神大振。因為毛澤東夜裏辦公,白天睡覺,江青就先去看了林彪。林彪已到廬山,但怕冷沒毛澤東與江青在外面有住在山上,江青坐車來到林彪住處,談了兩個多小時才出來。然後她又乘車去看周恩來和鄧穎超,再去看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夫人蔡暢,最後又到華東局書記柯慶施住處去談話。等她回到自己的住處時,毛澤東也醒了。

此次廬山會議因「彭德懷問題」使得會議氣氛十分緊張。但這次江青沒有什麼政務活動,主要是向醫生和警衛詢問毛澤東的身體和飲食情況,她跟人說:“主席這一陣太忙,我也跟著緊張。”所以別人開會的時候她則到廬山風景區去轉一轉,散散心,到牯嶺街上看一看。她愛好攝影,所以每次外出都要叫專業攝影師隨行。1959年陪她的是新華社攝影記者侯波,1961年是專門隨她前來廬山的上海攝影記者徐大剛、廣東攝影記者曹桂江。她因為喜歡到處留影,又在電影圈子裡工作過,有一定的文藝修養,所以她學攝影還比較快,也很注意色彩、角度、用光等技巧。她自備的照相器材十分齊全,除了相機外還有長短鏡頭、濾光鏡、測光表、三腳架等等,都裝在特製的箱子裏。出行時,照相器材由她身邊的工作人員提著、扛著。她還有一些特殊的東西比如砍柴刀,這是用來砍有礙鏡頭的雜草、樹杈用的,另有一隻小箱是裝小熱水瓶、茶杯、水果、小毛巾和手紙等物,供江青隨時拿用(到“文革”時期,她的隨行人員大大增加,每次外出,除了要帶很多工作人員供她使喚外,還帶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專用汽車、特製馬桶,大小毛巾100多塊,電影片十來部,書籍八九大木箱,等等。就是到京郊的十三陵、八達嶺,也要坐專列,帶上馬匹、轎車等。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巡撫出朝,地動山搖”)。

1960年江青通過廣東省委,用外匯從香港買了一隻「勞萊克斯」手錶,一架德國“哈茲別克”照相機。這兩件東西,當時值人民幣37000元,還買了兩箱照相紙和膠捲,她分文未付。江青攝影用的膠捲,都是向新華社要的進口貨。拍攝以後,把底片送新華社沖洗、制小樣,退回江青挑選,然後,把選出的小樣、底片再送給新華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從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樣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膠捲、沖洗、印製小樣、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錢未付。黨的九大以後,不知為什麼,非要叫新華社給她算算賬,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錢。新華社只算了成本費,共計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痛得幾天不高興,想方設法要把錢撈回來。先是通知新華社發表她的攝影作品,索要稿費,撈回了一些錢。又向毛主席訴苦,要了1000元人民幣,才算恢復了心理上的平衡。

江青在廬山拍了許多照片,其中最有名的有兩張:一張是毛澤東微笑著坐在含鄱口的藤椅上,另一張就是仙人洞照。這兩張照片是江青構思許久,又經過認真地擺放,並經專業攝影師指點拍下的,在采景、用光和快門速度上都恰到好處。那張仙人洞照是在江青第二次上廬山,一個午後拍的。在通往仙人洞的一條小路上,江青支好照相機,叫隨行的警衛拔去雜草,砍去兩根擋住鏡頭的樹枝,一直等到一片雲彩飄浮到背景才按下快門。毛澤東看過這些照片很滿意,聯想到國內外的政治形勢,觸發了詩興。1961年9月9日,毛澤東寫了一首七絕,題為《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在這首詩中,毛澤東借景生情,抒發了一個政治家的挑戰性格和處亂不驚的情緒。但這張照片也在客觀上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成了江青後來參與政治的資本。

江青做事經常情緒化,有時興奮不已,有時臉色突然轉陰,如同廬山上的風雲一樣。第二次登廬山時,她的女兒李訥和侄子毛遠新同行。有一天她要去鐵船峰遊覽。廬山的同志告訴她:「去那裏不通汽車,有好長一段路只能步行,大概有去含鄱口的三倍路程。」江青自信沒有問題。吃過早飯,帶著一行人興沖沖地出發了。汽車將他們送到公路盡頭,大家下車步行登山,江青與眾人有說有笑。等到下山時,江青累了,一臉疲憊,誰也不搭理,只顧一個人低頭走路。回到卧室,對著隨身護士大發脾氣,說護士要害死她。

江青到廬山,總是後來先走。1959年的廬山會議結束後,毛澤東要由廬山去長沙巡視,江青則要回北京。走前她都向毛澤東辭行。她向毛澤東身邊的保健醫生說:「毛主席身體素來很好,不像我,你跟我回北京吧,路上有事好找你。」

保健醫生有些為難:「這,我要請示毛主席。」

江青臉上不高興:「要是主席不同意呢?我以前的大夫走了,新派來的保健醫生在哪裏?」

保健醫生還是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正坐在藤椅上,一隻手拿著文件,另一隻手將香煙送到嘴邊,看了一眼保健醫生,問:「你的意見呢?」

「我的意見是跟隨你。」保健醫生笑笑回答。

毛澤東也笑了。醫生把毛澤東的意見轉告了江青。江青生氣地說:「那你即刻催問保健局人事科,即日派出新大夫來!」

1961年她要下山的頭天晚上,特意去蘆林一號毛澤東辦公的地方,與毛澤東話別,而後毛澤東將她送出別墅門外握手告別。

李訥(毛澤東女兒、右四)、林豆豆(林彪女兒、右二)、葉群(林彪老婆、右一)在天安門城樓(資料圖)

藉助廬山一戰,江青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頂峰

據當年負責江青警衛工作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8月23日要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除林彪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分成了五個組,江青與張春橋、姚文元為第四組,8月19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通知隨行人員說:「江青同志明天上午走,同行的還有(吳)法憲、(姚)文元,總計14個人。出發的時間定下來後,你們通知文元。起飛的時間由空司(空軍司令部)定,先到安慶降落。」這是因為九江機場比較小,無法降落像伊爾—18、子爵號這樣的大型飛機,所以要先降落在安徽的安慶機場。江青等人到達安慶機場以後,分別換乘安—24型小飛機,前往九江機場,再改乘小汽車上了廬山。

江青這次住在過去蔣介石與宋美齡住過的美廬。毛澤東第一、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都住在這裏。江青剛安頓下來,就問鄔吉成:「主席上山了沒有?」

其實鄔吉成同江青一起上的山,毛澤東的行動他並不掌握,就回答說:「還沒有聽到主席已經上山的消息。」

江青馬上吩咐他:「那你現在就乘汽車下山到九江,找吳法憲了解主席什麼時候上山,要特別注意有沒有安全問題。」江青隨便一說,鄔吉成也得立即執行。等他下山向吳法憲打聽時,毛澤東早在廬山水庫游泳呢。

話問候葉群:「葉群同志,我很關心你們的身體,請注意珍重!」

當葉群一夥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時,葉群想的救兵仍是江青。

下山前的一頓晚飯後,葉群去林彪卧室,不一會兒,她紅著眼圈回來,招呼內勤小王過來,說話的語氣少有的莊重和誠懇:

陳伯達被稱為所謂的理論家。圖為陳伯達的「四大名著」。“小王,你在我身邊四五年了,咱們相處得像姐妹一樣,無話不說,無事不談。”憑經驗,小王知道這是葉群有事相求。果然,葉群將身子探過來,近乎哀求地說:“在前幾天的會議上,老夫子(陳伯達)亂放炮,在會上大講天才論,結果出了問題。前幾天我曾經告誡過老夫子,讓他少說話,慎重些。可是由於他是大理論家,又是政治局常委,有些話我也不便深說,所以就沒有堅決阻止他。誰知一時的溫情主義,結果搞得我也有點被動。我是首長的夫人,政治局委員,只能從嚴要求自己,所以也在會上高姿態地作了幾句自我批評。主席和與會代表都很滿意。越是這樣,我心裏越是不好受。總覺得對不起主席,對不起江青同志,甚至晚上睡覺說夢話也在向江青同志道歉。你可能也聽見了吧?”在廬山期間,小王和葉群是住在一個房間的。最近幾天,她只發現葉群在床上輾轉反側,唉聲嘆氣,但從來沒聽到她的夢話。她只好順著葉群點了點頭。

「咱們明天準備返回北戴河,今天晚上我想去見一見江青同志。」葉群接著說,“一會兒你陪我一塊去。我去向江青同志道個歉,你在旁邊見機行事敲敲邊鼓。有許多話局外人比當事人說出來更有作用。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其實葉群已在無意中說出了自己的處境,要不為何向江青道歉?

小王答應下來。葉群高興地一把抓住她的手,感激不盡:「我的大妹子,你真不愧我的私人秘書!」

「大妹子」這個親熱的稱呼,小王還是第一次聽到葉群這樣稱呼她。

10點來鍾,黃、吳、李、邱不約而同來到林彪別墅。幾個人在會客室里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葉群的嗓門最大:「林總已經親自給她打過電話。我們要統一口徑,強調受騙上當,責任要往老夫子身上推。」

11點多鐘,葉群偕同四員大將驅車前往江青駐地「美廬」別墅。

作為勝利者的江青擺出了「高姿態」。她接到林彪的電話,說他要派葉群來看望她,一股得意之情蕩然升起,她知道這是失敗者前來求和,或者說是前來請罪。

在此之前,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處境十分困難的陳伯達,也想見到江青。這位老夫子以前光顧批判別人,劈頭蓋腦遭到別人的批判還是頭一次。據說每次批判完畢,他都像奄奄一息的落水狗一樣,滿頭是汗,渾身癱軟無力,被人架出會場。剛上山時,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把他安排在條件較好的359號別墅,那裏環境幽雅,只是從馬路到房間要上近百級台階,心情好時不覺得,遭批判後,銳氣大傷,車至住處,望樓興嘆,每上一級台階,就頭昏目眩,喘氣不止,兩條腿直打顫。最後只好由警衛人員、護士把他連拖帶抬地送他到卧室,像產婦一樣呻吟著。

江青聽說陳伯達來了,又有什麼要緊的事要談,精神馬上緊張起來,兩眼直愣愣地看著秘書,問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秘書李德祿說:「在會客室。」

江青聽了以後猛然站起來,嘴角哆嗦了幾下,說:「他現在來幹什麼?你馬上告訴他,我不見。」李秘書轉身準備走,江青又說:“你等一下,不能說我不見,你就說我現在還沒有起床,請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後我再報告她,是她請你來,還是她到你那裏去,我再打電話報告你。總而言之,你想辦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當其經過一番收拾,將會客室全部電燈打開,葉群等人就到了。令其頗感意外的是,來者不僅是葉群,還包括黃、吳、李、邱四員大將,她裝作受寵若驚,一一和他們握手,人突然間變得熱情、毫無架子,算是勝者的風度吧。特別是對葉群,她更是迎上前去,又摟又抱,嘴裏熱乎乎地說著:「本來是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說你們要來,我沒去,尊敬不如從命呀!」

葉群又發揮著她的說謊本事:「江青同志,當然是我們應該來看您。一來是向江青同志告別,二來是聽取江青同志的批評。這次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錯誤,林副主席多次批評我們,辜負了主席的教導,對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們來向江青同志道歉,請江青同志原諒。」

江青拉著葉群的手,做出女人親熱時常出現的舉動:身體緊挨著,要從對方身上取暖似的,軟軟地說道:「葉群同志,你這話就見外了。你們這次犯錯誤,我心裏也很難過。」又是一個撒謊專家,而且更有演員氣質:江青掏出手絹,“難過”地擦著鼻子,“我們是一條戰壕里並肩戰鬥的戰友。這事都是夫子搞的,他同小張(張春橋)、小姚(姚文元)有矛盾。他們是文人相輕,利用我們。我們不能上他的當,過去是親密戰友,今後還是親密戰友。”

葉群說:「林副主席講,江青同志是在關鍵時候幫助我們,總是給我們說好話。所以,要我約他們四位一起來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謝。」

隨著葉群的音落,四員幹將,一齊向江青含笑點頭。又是吳法憲先發言:「我們都是炮筒子,只知道擁護毛主席,誰知道陳伯達搞什麼名堂?結果上了當。我向江青同志檢討。」

其他幾個人也是這個腔調,總之是把責任往陳伯達身上推。

葉群拿眼睛示意小王快敲邊鼓。小王就說:「這幾天葉主任每天晚上都說夢話,說對不起江青同志,有時還哭出聲來。」

江青滿臉笑容:「何必呢,都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以後你們聽聽我的話,沒錯的。」停了一會兒,她又說:“我們都要向林副主席學習。我們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學生,要更好地緊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雙方都在客套著,時間長了便無話可說。葉群一看錶,站起來告辭:「快零點了,別影響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說:「林副主席和你們天亮就要下山了,我也就不留了。」

江青的熱情是有限的,葉群的忍耐更是不能長久。兩人都盼著早點離開,說著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一出江青的客廳,葉群的臉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變得像夜色一樣陰暗。這是她極不痛快的一次告別儀式,尤其是站在滿臉笑意的江青面前。在她看來,江青的笑是恥笑。

江青把葉群送走之後,立即調車到主席那裏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時,情緒很不好,找工作人員發泄,直到汪東興來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氣才基本上消失了。為什麼會這樣呢?事後工作人員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裏,惹得主席不高興。主席教訓她,「在關鍵時刻頭腦要清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但毛澤東沒有將警惕林彪的話告訴江青。

9月9日上午,江青和康生、張春橋等人下了廬山。這次廬山會議,隨著林彪集團的失敗,陳伯達倒台了,他原先在政治局佔有的第四號座次由後面的康生遞進,這樣江青就成了中共第五號人物,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之後,江青走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頂峰。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參加悼念活動的群眾與「四人幫」針鋒相對(資料圖)

本文摘自《聚焦人民大會堂》,金聖基 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1

1974年6月,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必須住院治療。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選擇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再度復出,負責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頂住「四人幫」的阻撓和壓力,開始了對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一年,就使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部隊建設等各方面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毛澤東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

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推薦,1974年10月4日,他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江青預感鄧小平有可能在四屆人大上接替周恩來,正式主持國務院工作,就導演了一連串妄圖由她「組閣」的鬧劇,特別是“風慶輪”事件。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很快得知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向即將赴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恩來很清楚,爭論的焦點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幫」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囑告王海容、唐聞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這次王洪文似乎聽懂了,十分尷尬。當周恩來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鄭重地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間毛澤東還指定鄧小平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不超過5000字。鄧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務。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又說:「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在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2、鄧小賓士鐵路拉開整頓序幕

鄧小平受命於黨和國家危難之際。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十分嚴峻,「四人幫」的破壞活動還很猖獗,鬧派性、搞分裂,社會秩序也很混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軍隊也存在嚴重問題。經過第二次“起落”的鄧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時深入思考的治國之策付諸實施。

1月1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優良傳統要恢復,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回想起從江西南昌乘火車返回北京時,特快列車竟晚點3個多小時的情景,鄧小平決定以鐵路運輸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戰線進行整頓。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會議。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鄧小平快步走進會場,他冷靜地環顧四周,幾位省、市領導走上前來,笑容滿面地想與他握手,鄧小平卻敏捷地舉起右手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他看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

鄧小平掃視著在場的人,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他談到,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混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第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的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系統率先開始了整頓。萬里要求全國鐵路做到「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 萬里親自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幾個問題嚴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好轉。到4月份,嚴重堵塞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的19個超額完成了計劃。鐵路整頓初見成效。

  3、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但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卻對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把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整頓工作的各項措施誣衊為「經驗主義」,藉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具有豐富領導經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鼓噪甚囂塵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的貨色”等聳人聽聞的言論,充斥著輿論宣傳領域。

鄧小平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在領導幹部中突出地強調要有敢於鬥爭、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馬蜂窩」。他曾幽默地說自己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不怕人家“抓辮子”,以此鼓勵幹部打消顧慮,敢於鬥爭。

在「四人幫」挑起的所謂“反經驗主義”的鬥爭面前,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作一次專門的“請教”。毛澤東很重視,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批評了江青等人反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的問題。

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在政治局內成了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但「四人幫」並沒有認錯。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發。可在會下,他們卻攻擊政治局的批評是“突然襲擊”,是“圍攻”。

針對「四人幫」的攻擊,5月27日和6月3日,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這些專以“革”別人的“命”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鄧小平緊緊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幫」編造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這三件事,反問道: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他不容置辯地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總括了歷史經驗。搞小圈子歷來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在鄧小平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發言之後,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先後發言。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語地坐著。張春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終於,王洪文堅持不住,做了點自我批評。江青也開口了,她檢討自己對上次的會“自我批評不夠”,“還要加深認識”。

自「文革」發動的九年來,像這樣政治局連續開會嚴肅地批評江青一夥,還是第一次。不到一個月,江青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上交了難得的書面檢查: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是我個人講錯了話,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安定團結;關於個人自作主張到處送材料的問題,是無組織無紀律,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目前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這一提法是主觀片面的,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擴大打擊面,嚴重地造成不安定團結。」她承認:“‘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

  4、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

在工交戰線的整頓深入發展時,鄧小平提出國務院要開務虛會。他認為,前些日子一個一個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看來這樣不行。要研究長遠規劃,通盤考慮一下。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

在以軍隊整頓為主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嚴厲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他親自主持了對全軍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有力地穩定了軍隊,對於抵制「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戰線,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對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部長周榮鑫說:“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從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集中論述這樣一個觀點: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文藝界這時也出現了新氣象。被江青一夥誣衊為毒草而禁演的電影《創業》和《海霞》,經政治局批准公開放映了。《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有影響的好節目重新公演。

在農業戰線,為了調整黨的經濟政策,中央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1975年夏季,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成效十分顯著。

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等,均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全年社會總產值增長11.5%,國民收入增長8.3%。在這一時期內還建成了中國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完成了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線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鐵路建成通車。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自1972年起陸續談判進口的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建設安裝工作,也有了較大的進展。軍工生產經過整頓,面貌也有改變。中央還決定壓縮和調整中國對外援助的支出。對外 經濟援助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只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多一點,以後逐漸上升。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到占財政總支出的6.3%。1973年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2%,主要是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某些非洲國家的援助,已超過了國力所能擔負的程度。因此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財政總支出的5%以下。全國財政當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全面整頓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提供的又一次良機。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將會更早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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