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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三將帥之間的一樁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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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三將帥之間的一樁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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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三將帥之間的一樁公案

2020年01月09日 17:18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上海會議。會前除毛澤東和林彪外,誰也不知道具體內容,而且與會者竟然擴大到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身上。她在會議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約10個小時的發言,句句針對羅瑞卿。其要害之處是,今年劉亞樓病重時,葉群去看過他,他對葉群說:1963年以來我幾次想和你談四條意見,是羅總長交代讓我談的。

四條意見是: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護林彪的身體;三、林彪再不要干涉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讓羅瑞卿工作,一切交給他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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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群在語無倫次、條理不清的講話中,曆數了羅瑞卿的個人野心,以及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向黨伸手的罪行。與會者大都表示了懷疑。劉少奇認為葉群的彙報「難以置信」,鄧小平感到葉群所講要害在於所謂劉亞樓的四條,而劉亞樓已經去世,是「死無對證」。周恩來和朱德等領導人對林彪突襲羅瑞卿,也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葉群可不管這些反應,一樁樁聳人聽聞的「軼事」接連從她的嘴裏捅出來:“這時劉亞樓又對我說:“……我一夜未睡,羅不好,請林警惕,還要多通知幾個人:楊成武、黃永勝、吳法憲注意,不要上當。我收回四條。我坦白,四條中後兩條是重點,是要林退出軍隊。劉哭了,說對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說不要告訴羅瑞卿同志,他有勢力,軍隊、公安系統都在他手裏。”

讀者請注意:就是這個語句都不怎麼通順的「四條」,在中國的政界和軍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一時間黑白顛倒、人鬼莫辨。

要說清這樁發生在共和國開國元帥、大將、上將間的公案,得從公案的引發人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三者間的關係談起。

一、劉亞樓曾是林彪多年的「親密合作者」

右一為林彪,右三為劉亞樓

劉亞樓和林彪的關係,一向是個敏感的話題。早在紅軍時代,作為林彪麾下能征善戰的一員驍將,劉亞樓有著顯赫耀眼的戰功。到陝北後,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同入紅軍大學(後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同窗就讀。畢業後,三人皆受命離開軍隊留校任職,林任校長,羅任教育長後升副校長,劉任訓練部部長後遷副校長。抗日戰爭既發,林彪離校上戰場,就任一一五師師長,在平型關戰役中被閻錫山部誤傷,後赴蘇聯治療。

在此前後,劉亞樓受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派遣,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觸。蘇德戰爭爆發時,兩人經常出席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國際軍事領導人集會,為蘇方獻計獻策。劉亞樓那個未被採納後被事實證明了的判斷,更使林彪對他刮目相看,認為他是天生的軍事家,不但勝任參謀長,而且還能當主官。

1946年春,鑒於首戰四平失利,東北局勢嚴峻,新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任命為東北黨政軍一把手的林彪,和羅榮桓力主已從蘇聯回來的劉亞樓出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前身)參謀長一職。

劉亞樓從大連後方趕赴哈爾濱上任時,林彪打破了不出門迎人的常規,親自「屈駕」出迎,握著劉亞樓的手,那平時難得一笑的臉上竟有了笑意,還講了句讓劉亞樓樹敵的話:你來了就好,你一個劉亞樓頂我三個參謀長。

也正因為「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三人的團結默契,靈活貫徹中央正確意圖,東北野戰軍屢屢出奇制勝,打了許多堪稱經典的妙仗,並成功組織了舉世聞名的遼瀋戰役,解放了東北全境,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林彪卓越的軍事智慧,劉亞樓是由衷佩服的,但並非無原則地聽從他。遼瀋戰役中林彪試圖放棄打錦州時,劉亞樓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對。

有一次林彪還把他的「天機」以題字相贈的形式告訴了劉亞樓:“在生死攸關時,別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勝之要領也。

”不管劉亞樓接受不接受這種「教條」,但從林彪不愛給部屬題字這點,可以看出,他和劉亞樓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國後,尤其是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後,高級幹部到毛家灣來,都要經過林辦主任葉群這一關,但劉亞樓例外。劉亞樓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對此舉津津樂道。我至少從他們口中聽到過兩件事。

一是劉亞樓有次去見林彪,在門口被林辦人員「擋駕」:“葉主任說了,有事可先通過她。”“什麼葉主任不葉主任的!”劉亞樓一邊說,一邊又將步子往前跨了兩步。林辦人員見勢不妙,慌忙堅持“原則”加以阻攔。劉亞樓見狀火了,掄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個趔趄。就在這當兒,葉群不失時機地出來了,她向劉亞樓致意後,大聲訓斥林辦人員:“今後103(劉在東北的代號)來找101(林在東北的代號),不要擋駕嘛。”劉亞樓“哼”了一聲拔腿進屋。葉群此後“賦予”了他直闖林宅的“特權”。

還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書來找劉亞樓,不知什麼原因,談了幾句後,劉亞樓忽然發起火來,把他罵個狗血噴頭。「這是葉主任的意思。」林彪秘書囁嚅 道。“什麼葉主任不葉主任,今後你們不要拿她來嚇唬我。”劉亞樓火氣更大了,說完,他氣哼哼地叫秘書張克里送客。

在東北,當時林彪和總部駐雙城,葉群住哈爾濱,個把月帶孩子來住幾天。有時,半夜三更聽見葉群嗚嗚地哭,若是一般同志,兩口子吵架,誰能不過去勸勸呀?可這是林總呀!秘書、警衛們干着急,也只能「見死不救」。有次不知為什麼,葉群又犯在林彪手裏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馬鞭抽打葉群,葉群鑽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側的劉亞樓聞訊,趕快上前敲門,可門被反鎖了,而屋裏林彪還在氣哼哼地打葉群,劉亞樓果斷地踹開房門,奪下林彪手中的馬鞭。他見門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聲:“看什麼,家裏出了點小事,有什麼看頭,統統給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難斷家務事,敢“斷”林彪家務事的,也許只有劉亞樓了。自這以後,林彪再也不打葉群了。

葉群自然是感激劉亞樓的,不僅是感激,客觀地說,甚至還有點怕。這不僅在於林彪對劉亞樓的信任,還在於劉亞樓是個在原則問題上不低頭、不溜須拍馬的、正直的人。和當時許多高級幹部不同,劉亞樓不主張夫人參政,他的腦子裡也許有種「輕女」思想。當林彪問為何不讓翟雲英當辦公室主任時,劉亞樓非常直露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夫人參政會出亂子,弄不好會栽在夫人手裏。

二、建國後,中國政壇大紅人林彪對劉亞樓信任不稍減

劉亞樓和林彪更多的接觸,是在1959年他當了國防部副部長之後。

1958年5月,毛澤東召集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會議召開前4天,劉亞樓在《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黨中央最權威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題為《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的文章。對毛澤東無條件信任的劉亞樓,自然也毫不猶豫地採取了讚賞這些主張的態度,何況那時他是真正相信林彪當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劉亞樓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劉亞樓列席了林彪主持的軍委常委第26次會議。在討論《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草案)時,羅榮桓明確提出:「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林彪聽了,一臉不高興,立即反問道:“那你說應該怎麼學呀?”羅榮桓坦率地說:“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著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林彪聽了,半晌不吭聲,見沒有人發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羅榮桓又補充說:“還是去掉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匯貫通,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緊密聯繫實際……”還沒等羅榮桓說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宣佈散會,接着氣沖沖地拂袖而去……

劉亞樓和與會者面對林彪的突然發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羅榮桓全身發抖,卻在儘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劉亞樓回家後,心情十分不好,他試圖給林、羅作調和。但葉群開始在公開場合說:「什麼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華社要公佈軍隊領導人的名單,林彪不同意公佈羅榮桓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劉亞樓對此十分感慨。

其間,他幾次去看望羅榮桓,羅榮桓和他作了促膝談心。這年9月28日,羅榮桓因病情嚴重住進北京醫院,劉亞樓多次前往探望。12月16日,羅榮桓逝世。

劉亞樓很希望林彪能參加羅榮桓的追悼會,但林彪猶豫不決,並且終於沒有前來。劉亞樓對此很不理解。

筆者為寫作《百戰將星——劉亞樓》,走訪了數十位在黨內和軍內擔任要職的老同志,他們幾乎都認為,劉亞樓與林彪後來所謂的「四大金鋼」(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並不是一個層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覺悟非此輩所能比。

話回到葉群在上海會議的所謂「揭發」。說她滿嘴謊言,那也不對,因為在劉亞樓病重住院時,她和林彪也確曾多次前往探望,劉亞樓入住上海華東醫院不久,林彪打破從不探視病人的常例,親自“屈尊”來醫院探視。隨後,經常打電話詢問劉亞樓的病情和治療情況,寫信要劉亞樓好好養病,還經常送些畫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給劉亞樓,以調劑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時45分,死神的陰影終於籠罩上了年僅55歲的劉亞樓上將。

一小時後,劉亞樓夫人翟雲英便收到了林彪發來的唁電。

林彪親自擔任劉亞樓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

對於林彪和葉群的這番舉動,翟雲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動。至於他當時有沒有企圖利用劉亞樓整人,或演戲給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劉亞樓和羅瑞卿過從甚密

自邁進紅軍的大門後,劉亞樓便與羅瑞卿結下了非同一般的戰友情。兩人的職務升遷都較為迅速,有時羅瑞卿在上,有時是劉亞樓在上。

話給林彪的秘書,要求見面,彙報工作。林彪讓他先去華東醫院找劉亞樓談談,爾後再行約定兩人會面時間。

劉亞樓已知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有點僵,在談話中希望兩人消除誤會。他說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談過,「結果出乎意料地好,林總對我說,1961年那次發脾氣,不是針對你的,主要是對羅帥不滿而遷怒於你。林總還說:現在幾個大將中,論身體,論資歷,論能力,論對主席跟得緊,我不用他用誰呢?我對林總說:總長感到壓力大啊,林總說,那是誤會,他要我向你解釋,不要誤會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後,劉亞樓神情凄然地告訴羅瑞卿:“只要你們的誤會消除了,我劉亞樓上八寶山也安心了。”結束了和劉亞樓的談話後,林彪才約見羅瑞卿。

在回憶這一次談話時,羅瑞卿認為,這是林彪對他的最後一次爭取。其表現就是利用病中的劉亞樓進行說項,同時又親自出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軍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5月3日,當羅瑞卿接到劉亞樓病危的報告後,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專程前往看望。到了劉亞樓的病房,護士怕傳染,給他們口罩,可羅瑞卿卻搖了搖頭,他不能戴着口罩給自己的戰友送行。是迴光返照,還是心有靈犀,已陷昏迷的劉亞樓突然清醒過來,眼裏閃出異樣的光彩,望着來到身邊的羅瑞卿,用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了披肝瀝膽的話,令楊成武和在場的醫生護士莫不感動流涕。所有見過這一幕的人,根本不相信劉亞樓最後會「揭發」羅瑞卿什麼「四條」的傳言。

而從日後林彪對羅瑞卿的栽贓陷害來看,他實際上是在利用劉亞樓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後給羅瑞卿羅織一些「死無對證」的罪證。

四、隱蔽在林彪罪惡之後的真相

林彪要把時任要職的羅瑞卿打翻在地,需要為所謂劉亞樓的「四條」作旁證,誰來干這事呢?他和葉群選擇了接替劉亞樓任空軍司令的吳法憲,這不僅因為吳法憲是劉亞樓多年的政委,而且還管轄著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會議前夕,在林彪的利誘兼施下,吳法憲已向林彪表忠靠攏,吳法憲從上海回京後就來找翟雲英,問她是否聽到劉司令逝世前向葉群談過「四條」,翟雲英如實回答從未聽過。吳法憲絕不是什麼草包司令,他採取了迂迴戰術,問劉司令平時講話不是常用手勢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翟雲英作了肯定回答後,吳法憲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個指頭,問劉司令不是常這樣講話嗎?翟雲英回答說沒有注意。

吳法憲不得要領而歸。過了一會,他又來了,如此一點兒一點兒地磨,一心要從翟雲英口裏掏出葉群會上陳述的「四條」的實證,並要請她專此寫個材料,翟雲英對此事斷然拒絕了。吳法憲卻一點也不灰心,說你身體不好,我請別人寫吧,寫好你簽一個名就行。

在吳法憲的授意下,秘書人員捉刀寫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亞樓同志生病住在上海華北路922號。治病期間,有一次葉群同志、林豆豆同志來看望他的病情,談話時我不在場。後來我看時間很晚了,催亞樓同志吃藥時,亞樓同志說:好!我今天累了(當時,亞樓同志坐在沙發椅上),伸出四個手指頭向葉群同志說:「我還有四點,下次再談。」(這句話重複了三遍)這四點內容是什麼,亞樓同志沒有跟我說過,我不知道。

吳法憲把這份越俎代皰的材料給翟雲英,要她在上面簽個字即可。翟雲英看材料寫得無中生有,拒絕簽字。吳法憲哀求說是葉主任讓我來的,你要是不簽字,她會說我沒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單純的翟雲英尚未從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復過來,對上海會議的內容也一無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說四點是怎麼一回事,被糾纏不過,便在上面簽了字。

吳法憲如獲至寶,立即把這份通過欺詐騙得翟雲英簽字的材料呈送林彪、葉群邀功請賞。後來為了取媚於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吳法憲乾脆自己身體力行做起假證來,親筆給林彪寫了一份「報告」:

林副主席:

關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問題,我在中央會議小組會議上已經作了揭發。有兩個問題需要向您書面報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記不清,當時劉亞樓同志剛從羅馬尼亞訪問回來不久),劉亞樓同志講過:羅瑞卿同志曾向他說,林彪同志和羅瑞卿同志談過,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面的事情要羅瑞卿同志獨立主持,要大膽獨立地處理問題,到處去請示(註:原文如此)。

林彪同志還要羅瑞卿同志現在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要靠他指揮。從劉亞樓同志和我談的這一段話,可以充份證明羅瑞卿同志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劉亞樓同志病情已經很嚴重。我於4月23日晚趕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當時劉亞樓同志正在輸血,揮手叫護士走開,斷斷續續地對我說:「羅總長給我寫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當。我對不起林彪同志,對不起××同志。你今後要注意,不要再上當。」他說話時精神很壞,聲音很小,舌頭有點僵,說到後來眼圈發紅。當時沒有把羅的信給我看,也沒有講信的內容。以後他又說:“生病以來,中央、毛主席、劉主席、總理、林副主席都對我無微不至地關懷,使我非常感激……”最後他流了淚。

以上報告,請指示。

吳法憲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為實在拿不出所謂劉亞樓揭發「四條」更有力的證據,只好拿羅瑞卿這封信充數,妄圖以此作其罪證,用以說明,是羅瑞卿的信促使了劉亞樓之死。他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滅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後,身陷囹圄的羅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對此予以痛斥:

……至於說我4月中旬寫給劉的那封信,說得作用那樣壞,完全是反革命葉群有意誇大、有意散佈的。

林彪的四大金剛之一、批羅最積極的吳法憲在特別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會上批判羅瑞卿同志時,林彪、葉群寫給我最惡毒地誣衊羅瑞卿同志的四條,我記得的大意是:羅瑞卿到上海看劉亞樓的病,羅要劉亞樓去勸林彪:「身體不好,應該退休讓別人干,林彪可以養病,把軍委的日常工作交給其他軍委副主席,」其餘我實在回憶不起來,要我和×××兩人在會上發言……我還誣衊羅瑞卿同志說:跑遍全國到處看地形,為了自己將來指揮隊伍,等等,這些都寫在發言上。我和×××發言後,有人認為我們放了一個“原子彈”。

劫難歷盡之後,重掌軍權的羅瑞卿大將關心著老戰友劉亞樓的家人,並明確指出:「四條是林彪一夥惡毒的詭計,根本沒這回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康有為(資料圖)

雖然這只是一本歷史報告文學,並不是什麼嚴格的史學著作,但它的出現起碼在某種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為神話。雖然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否定偉大的戊戌變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為,但是歷史無疑揭開了一層新的面紗,一百多年來籠罩在康有為身上的神聖光環破滅了。從《溫故戊戌年》開始,我們將重新認識康有為,重新走向十九世紀末那個內憂外患、苦難深重的年代。一句話,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本書的結論,我們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關於康有為,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有無數人寫過無數的文章與書籍。這本不足三十萬字的歷史報告文學只是因為作者讀了台灣戊戌變法史專家黃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寫的史學專著,才毅然改寫成這個樣子的。這以前,他筆下的康有為依然是「聖人」一般無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這樣),和百年來多少寫戊戌年的作品沒什麼兩樣,是那本發黃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改變了這一切。

我們今天難以理解的是黃彰健的書出版了近三十年,為什麼一直沒有引起史學界的重視?也許是證據不足,也許由於其他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們多麼不願意看到一個神話破滅,一個慣於造神的民族總是在不斷地造神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過去的神話(這個神話和史前時代的神話無關)。康有為作為清朝末年改革維新的象徵人物,早已成為一個神聖的符號。恐怕也只有這一因素才能解釋幾十年來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們的沉默,儘管多少年來一直都不乏對康有為的種種批評。

我們可以說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溫故戊戌年》一書的結論,但很顯然也沒有充分的證據推翻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與歷史教科書完全兩樣的事實:

神話之一:儒學大師、大學問家的神話。

康有為用以托古改制、推動戊戌變法的兩本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原來剽竊自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對此,當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為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康本人雖然極力迴避或否認,這一點梁啟超提供的證詞也許最值得重視。他說:康有為「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他的本意也許是讚美老師勇於創新,卻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實。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紹廖平其人和康、廖之爭,應該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張之洞的幕僚,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之前就和他相識,康曾得到過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劉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讀過《知聖篇》的手稿,因為「始終尊敬先生但觀點與康又不盡一致的梁啟超承認廖的指責有根據;中日學者對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斷:康的《新學偽經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於1891年)被人們有意識地抬高了,它的許多資料取自於廖平的《辟劉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於1897年)剽竊了廖平的《知聖篇》的論點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鄭大華等譯,P276)。當然,這位美國學者同時認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襲者,但正是他臨危不懼地改變了歷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一個抄襲、剽竊了同時代另一個人的學術成果的人,無論怎麼解釋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學術大師的神聖外衣還是被剝落了,神話終究是神話。

神話之二:感動了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公車上書」原來並沒有上書。

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正在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包括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等)涌動著一股愛國的激情。康有為連夜起草了長達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書》,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全文慷慨激昂,一氣呵成,浸透著康有為變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個世紀後讀來,我們仍然會被康有為那滿腔熱血、他對祖國的愛所深深打動。然而,《溫故戊戌年》告訴我們,這封激動人心的萬言書並沒有像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的,由他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聯名上書,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其實並沒有真的上書,史料的依第二天又傳出了康有為中進士的消息,「公車上書」也就半途而廢了。所以,所謂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為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這個數字根據他的自編年譜。此外,他在1895年寫過一首詩,題為“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聯名上書都察院被拒,只是一個神話,是康有為們虛構出來的。

康有為雖然沒有領導什麼「公車上書」,但歷史記下了那一天多達十五起的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一樣的充滿了愛國熱情。

神話之三:康有為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詔」原來是他自己精心編造的。

百日維新第九十五天,風雨飄搖,光緒帝無計可施,變法已到了最後的關頭,所以他才會給他所信任的「軍機四卿」之一楊銳這樣的一封密詔: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康有為偽造的密詔則說: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從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偽造的密詔最關鍵的有兩處:一是康把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偽造成給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緒帝密詔原意(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完全相反,變成了要康等「設法相救」。和康有為一同流亡日本的變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軟禁了王照,但王還是對日本人說出了真相,同時歷史也留下了楊銳交給他兒子的密詔原本,康有為看到過的只是楊銳抄寫給他的副本。

 神話之四:一百年來激勵過、鼓舞過整個中華民族,讓一代又一代人激動不已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原來被梁啟超篡改過。

先烈用鮮血寫成的這首絕命詩根據史家黃彰健考證原來是這樣寫的: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面對死神,譚嗣同豪氣衝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然而,這首詩卻泄露了戊戌的一個秘密,所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筆,用墨水改寫這首血水寫成的詩篇: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果然是大手筆。這一改,「我自橫刀向天笑」,彷彿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了先烈的原意。這一小小的改動就完全遮掩了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了譚嗣同“留將公罪後人論”的坦誠。

 神話之五:流盡了自己全部熱血的譚嗣同沒有留下其他證詞,但他的湖南同鄉好友畢永年留下的至關重要的一本日記《詭謀直記》結束了康有為沒有「以兵圍頤和園」的神話。

變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畢永年來到北京,成為戊戌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親身經歷了康有為欲藉助袁世凱的力量實行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就包括了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殺慈禧太后。雖然梁啟超當面恭維畢永年「沉毅」,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畢還是沒有答應。政變發生的當天一早,他匆忙離開了北京(後削髮為僧)。

這本日記歷經歲月的封存,終於在八十五年後被歷史學家湯志鈞從日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了。康有為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兵變,他不知道畢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詭謀直記》。

維新派消息的神話在事實面前也經不起一擊。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總理為汪康年,梁啟超一度還是該報的主筆。汪是康、梁變法的親密同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多年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一創刊便風行全國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七千份,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

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藉助權力來奪取一家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後世的人們因為把康、梁看作戊戌變法至高無上的代表人物,往往會忽略這些歷史的細節,其實只要查閱當年的《時務報》,我們就能看清那真實的一幕。

本書揭穿的康有為神話還遠不止這些,就足已讓我們觸目驚心。我當然並不認為這些都已是歷史定論,但我完全相信我們在歷史教科書和大量歷史書中所認識的那個康有為是被人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為,而不是歷史中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康有為,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為什麼僅僅百年前的歷史就會如此模糊?為什麼歷史學家會從塵封的史料中發現如此石破天驚般的事實?我們不禁要追問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騙一個民族百年之久?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我們習慣了造神,一旦有人風雲際會,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聖的光環往他頭上套。彷彿從來就是英雄創造歷史,明星創造歷史,廣大普通參與者、更不用說芸芸眾生都只是權力的墊腳石。多少年來,我們的造神運動又何曾中斷過?

太平天國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洪秀全造神的歷史,我們從以往的歷史書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樣,戊戌變法也造就了康有為的神話,因此一百多年來,當我們回首那段歷史的時候,總是籠罩在康有為自己和後世的人們所精心編織的神話之中。如果還歷史本來面目,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關心民族前途與命運的絕不是個別「領袖」與“英雄”,還有大量的普通知識分子、青年學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準備參與「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啊,僅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書。還有那些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了轟轟烈烈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為少,辦報的汪康年影響也很大。

當然,康有為倡導變法,順乎當時的時代潮流,是大勢所趨;他寫的上清帝書,也確實慷慨動人,文采飛揚,頗有見地,其救國熱情躍然紙上。正是因為康有為通過講學培養了一批追隨他倡導變法維新的骨幹,通過著書立說,傳播他的維新思想,通過不斷的上書、組織學會、辦報、演說使他成為名動一時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的思想家和行動者,他功不可沒,康有為之名也因此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不能因此就不顧事實,把康有為的作用人為地誇大。我始終堅信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並非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了歷史,那恐怕只在電影、戲劇當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中,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變法第三十七天,光緒帝下令把康書中關於「孔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官員人手一冊。作為維新變法的思想家,康有為當時顯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重視。康本人只是一個工部主事,梁啟超只是辦譯書局事務,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中也沒有提到康有為的名字。重要的「軍機四卿」中沒有一個是康門弟子,他們後來無一倖免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當康有為流亡海外,享受著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保皇事業的巨款時,又何曾想過這些為變法流血的志士?康有為在意的是他的領袖地位,在意的是滿清皇室對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準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國時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別墅,一看中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就毫不羞恥地納為小妾,一邊寫《大同書》說什麼眾生平等,一邊卻是三妻四妾。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他早年的書法名著《廣藝舟雙楫》肉麻地吹捧大權貴翁同龢父子的書法成就以取悅翁)。他當然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蓋了一切對他不利的事實,試圖把戊戌變法變成他一個人的獨角戲。《溫故戊戌年》僅僅把康有為的神話撕開了一個口子,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某些歷史的真相。走出康有為的神話,走出所有大大小小歷史的神話,只有從神話中走出來,我們的民族才會有希望,一個總是生活在神話中而不能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

來源:人民網  作者:後削髮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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