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把陳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衛員拔出駁殼槍，打出門去，報告連隊衝出去。我的手腳被捆綁起來，背上還被撐了一根竹竿，不能動彈，就像對待土豪、叛徒一樣。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國民黨士兵逼了上來，我就從十幾丈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恰巧掛在樹上，沒有摔死。陳挺同志也隨我跳下懸崖。天黑後，我倆不顧傷痛，趕往閩東根據地，晝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達目的地。
作者小傳：葉飛（1914—1999），原名啟亨。福建南安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新四軍老戰士。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50年 左起 王必成、粟裕、葉飛與陶勇在南京 資料圖
閩浙臨時省委成立後開始的一段時間裡，閩東和浙南雙方不但關係很好，而且很密切。挺進師還抽調了一些幹部（軍事幹部和做肅反工作的保衛局幹部）幫助閩東地區和閩東獨立師的工作。但是，以後就發生了內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堅持鬥爭的方針問題上的分歧。
劉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英勇犧牲。他對敵鬥爭非常堅決，但在黨內鬥爭中卻很「左」。此時雖然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和挺進師已經遭受了嚴重損失，但是沒有總結經驗教訓，主要是劉英同志仍然堅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劉英同志批評閩東獨立師不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根據地，是右傾保守主義；提出要閩東獨立師（此時已改稱閩浙獨立第二師）離開閩東到浙西南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我和閩東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劉英同志的意見，認為如果閩東獨立師離開了閩東老區，閩東根據地就無法堅持，有垮台的危險；而閩東獨立師如果沒有閩東根據地作為依託，也就無法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
粟裕同志也不同意劉英的意見，贊成我們的意見。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個別談話，詳細談了浙西南鬥爭的情況。由於他們在浙西南活動期間，沒有根據鬥爭形勢的變化和新區的條件，相應改變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在龍泉、麗水、龍游一帶活動時仍是採取中央蘇區時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強大敵人的進攻，無法站穩腳跟，根據地和部隊都受到損失，所以部隊活動總是被國民黨軍跟蹤追擊，擺脫不掉。粟裕同志問我：「我們‘尾巴’總是甩不掉，你們是怎樣甩掉（尾巴）的？」所謂“尾巴”，是指跟蹤的敵人。我一下回答不出來，只能這樣告訴他“像你們那樣在白區橫衝直撞，我們沒有這個把握。我們開闢新區，在未鞏固以前，黨組織是不公開的，也不公開建立蘇維埃政權。我們部隊到白區活動時，一般是先派人去同當地黨和群眾組織取得聯繫，了解情況，然後部隊才開出去活動。
我們把這叫作‘群眾工作在前，部隊在後’。”我還告訴他：「我們共有四塊根據地，還有大大小小的游擊區。每次行動，部隊從這塊根據地到達活動地區公開活動，任務完成了，敵人調集兵力要來進攻了，部隊就回到另一塊根據地隱蔽休息，都是夜間活動，一夜走七八十里。這樣，敵人不知道我們從什麼地方出來，又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有群眾，敵人沒有群眾，所以敵人就找不到我們的行蹤。」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說：“這辦法好，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據地，沒有‘窟’，兔就狡不起來。我們如果有‘窟’，就不會這樣被動了！”粟裕同志又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閩東部隊不能離開閩東根據地，我們挺進師就是吃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
但是，劉英同志違背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違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還是堅持他自己的錯誤意見。這樣，閩浙臨時省委內部就產生了原則性的分歧。可是閩浙臨時省委自己又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閩北地區聯得聯繫，請黃道同志來主持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才有辦法解決和糾正劉英同志的錯誤。粟裕同志還要我負責設法去問閩北獨立師和黃道同志取得聯繫。黃道同志是閩浙贛蘇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當時是閩北游擊根據地黨的負責人。在成立閩浙臨時省委的時候，劉英同志也曾主張設法同閩北地區取得聯繫，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來領導閩北、閩東、浙西南三個地區的鬥爭。
我首先和閩北獨立師取得聯繫，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縣洞宮山與黃道同志會晤。當時在座的除黃道同志和我以外，還有閩北軍分區司令員吳先喜和閩北獨立師師長黃立貴、政治委員曾鏡冰等同志。我向黃道同志彙報了閩東和浙西南的鬥爭情況，並且詳述了劉英同志和我們在鬥爭方針上的原則分歧，建議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請黃道同志擔任書記，統一領導閩北、閩東、浙南的鬥爭。黃道同志認為：當前遠離中央領導，幾個地方統一領導是有利於革命鬥爭的。他這次出來就是為了與閩東黨會合，擬議建立閩贛臨時省委的。
但是，鑒於閩浙臨時省委當前的情況，要建立統一領導，首先必須閩浙臨時省委自己對前一階段的工作作出總結，指出劉英同志的錯誤並責成他去恢復浙西南的工作，然後才能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我當即提出：「我們正是由於臨時省委內部對於方針問題爭論無法解決，所以請你出來擔任領導的。」黃道同志堅持說：“如果你們本身不能解決問題，閩浙贛臨時省委也就無法成立。”我就進一步說：“我可以向閩東特委和粟裕同志傳達這個意見。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則非但浙西南鬥爭瀕臨危機，閩東又如何辦？”
黃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責任心，憂心忡忡地說：「是呀，是呀，閩東鬥爭的成敗，你們要對黨負責的！」我提出：“如果不行，我們就受閩贛臨時省委領導。”黃道同志說：“你們必須先退出閩浙臨時省委，才能接受閩贛臨時省委領導。”我覺得問題嚴重，考慮再三後提出：“這樣做不是分裂行為么！”黃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經過慎重考慮後說：“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採用非常方法，這是鬥爭的需要，何況臨時省委是你們兩家協商成立的，未經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我說：“今後如和中央接上聯繫，打起官司來怎麼辦？”黃道同志毫不猶豫地說：“我一定替你們證明。”
我回到閩東後，劉英同志來了，召開了閩浙臨時省委會議，有阮英平、範式人同志參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時劉英同志總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動，這次他卻是單獨前來。在閩浙臨時省委會議上，我向劉英同志報告了和黃道同志會合，並向他坦率彙報了黃道同志的意見。劉英同志一反常態，滿口承認浙西南工作的錯誤，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並由黃道同志任書記，雖然他自己過去曾多次提議此事。他反覆聲稱，錯誤我們自己糾正，並居然提出要我擔任閩浙臨時省委書記。他說，我們已建立了閩浙臨時省委，何必再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呢，還是我們這個攤子吧。我當然堅決拒絕。會議毫無結果，閩東特委不得不宣佈退出臨時省委。
我完全沒有料到以後竟在我們自己的隊伍內部演出了一場「鴻門宴」。事情發生在浙江省慶元縣的南陽村，所以就被稱為「南陽事件」。
「南陽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約我到慶元南陽會面。自我們同劉英同志的會議以後，我還沒有見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談話。我和陳挺同志率一個連，於中午時分到達南陽，與粟裕同志會合。見到粟裕同志，我很高興，要向他彙報會見黃道同志的情況和臨時省委會議的結果。他說：「好呀，晚上吃過飯再說吧。」
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把陳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衛員拔出駁殼槍，打出門去，報告連隊衝出去。我的手腳被捆綁起來，背上還被撐了一根竹竿，不能動彈，就像對待土豪、叛徒一樣。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國民黨士兵逼了上來，我就從十幾丈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恰巧掛在樹上，沒有摔死。陳挺同志也隨我跳下懸崖。天黑後，我倆不顧傷痛，趕往閩東根據地，晝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達目的地。
後來，粟裕同志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麼原因。「南陽事件」後，劉英單獨召開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緊急會議，宣佈開除我和阮英平同志的黨籍。同時說粟裕也參加了葉飛、黃道反對劉英的活動，也將粟裕同志隔離起來審查。
「南陽事件」導致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的徹底分裂。此後，閩東特委接受閩贛臨時省委的領導。
「南陽事件」給閩浙邊的革命鬥爭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我被抓的消息傳到閩東根據地，部隊、群眾非常氣憤，認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小葉（當時閩東軍民稱我為“小葉”）是紅軍，抓小葉的人一定是壞人。有的人情緒激動，甚至提出要帶部隊去找他們算賬。幸而我趕回閩東，及時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發生武裝衝突的危險。
這就是導致閩東和浙南徹底分裂的「南陽事件」，這是在當時「左」的影響下黨內鬥爭不正常的情況下發生的，而其表現形式又帶著中國的傳統色彩。記得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火併”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中是常見的現象，看來在革命隊伍中也很難避免（大意）。我自己就親身經歷了一次。然而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我深感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畢竟不是農民武裝，因為在革命隊伍內部，能夠為著共同的革命目標而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抗日戰爭爆發後，閩東和浙南的部隊都編人了新四軍，以後一直並肩作戰，直到革命勝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長期戰鬥在一起，從新四軍一師，華東野戰軍，一直到解放後，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多次當他的副手，相互間配合得很好，沒有因為個人意氣而影響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時，李富春同志問我：聽說在閩浙邊臨時省委時發生過南陽事件，有沒有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這段黨內鬥爭的經過告訴他。富春同志聽了之後，很吃驚，並問我有沒有向毛主席報告過，我說沒有。富春同志對我說，有機會時應當報告毛主席。但是，以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此事。現在我認為有責任對閩浙臨時省委當時那段極不正常的黨內鬥爭作出如實的反映。
本文摘自《葉飛回憶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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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改革開放三十年，可謂滄海桑田，人間巨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使中國歷史的發展出現了一個轉折點，軍隊建設也邁入一個全新階段。武器裝備的發展作為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三十年間也經歷了在忍耐中奮鬥、創新的艱難歷程。近幾年，美國在每年一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中都說中國的軍事裝備發展極其迅速.如摒棄其宣傳「中國威脅論」的用心，也應看到解放軍的裝備水平同過去相比確實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巨大進步。若用簡單的語言歸納概括三十年的發展進程，可以說中國武器的發展邁上了三個大台階，即通過引進西方技術打基礎，再購買俄羅斯武器加以消化，最終達到自主創新追趕國際先進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的時間，差不多都在十年左右，這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
2009年中國國慶閱兵亮相的新式武器（資料圖）
本文來源：人民網，
改革開放三十年，可謂滄海桑田，人間巨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使中國歷史的發展出現了一個轉折點，軍隊建設也邁入一個全新階段。武器裝備的發展作為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三十年間也經歷了在忍耐中奮鬥、創新的艱難歷程。近幾年，美國在每年一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中都說中國的軍事裝備發展極其迅速.如摒棄其宣傳「中國威脅論」的用心，也應看到解放軍的裝備水平同過去相比確實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巨大進步。若用簡單的語言歸納概括三十年的發展進程，可以說中國武器的發展邁上了三個大台階，即通過引進西方技術打基礎，再購買俄羅斯武器加以消化，最終達到自主創新追趕國際先進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的時間，差不多都在十年左右，這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為了更好地總結歷史經驗，以激勵人們在新時代開創新局面，本刊記者特請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回顧三十年來我國武器發展的情況。
向西方引進技術，立足自研改進舊裝備
記者：1978年末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時，軍隊的武器裝備在世界範圍內大致處在什麼水平？
徐焰：70年代後期，人們對軍隊的面貌用一個「腫」字形容，是指數量大而質量不精，武器裝備也是量多而性能落後。1979年全軍員額多達590萬人，在裝備方面除了有“二彈一星”這種集中科研力量保障的少量尖端武器外，其餘裝備還基本屬於仿照蘇聯五十年代裝備的水平。此時世界強國對武器裝備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跨代技術升級，中國因科研水平薄弱，加上對外部世界的相對封閉，裝備方面與強手的差距還有繼續拉大之勢。
造成中國武器裝備落後的原因，有歷史遺留的無奈.也有政策方面的失誤。舊中國留下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新中國成立時國內幾乎沒有現代兵工基礎.連迫擊炮都造不好。50年代國內通過艱苦奮鬥，又得到蘇聯援助，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軍工系統。在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還引進了蘇軍現役的多種常規裝備和部分導彈、核彈技術，使國內的許多常規裝備一度接近和達到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可惜的是，由於中蘇關係惡化，1960年蘇聯中止對中國尖端項目的幫助並撤走全部專家。1961年赫魯嘵夫為修補中蘇關係又提供了米格-21戰鬥機，然而翌年秋又因古巴導彈危機時中國對其不表支持而停供技術資料，最終斷絕了軍事援華。此後近二十年間，國內軍工部門努力消化蘇聯技術，卻因原來的科研基礎薄弱和“文革”等政治運動的衝擊，多數項目並沒有取得質的突破。至70年代後期，中國的主戰裝備如坦克、戰鬥機還停留在二戰後的第一代水平，西方和蘇聯卻已邁入第三代。在改革開放之初強調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形勢下，中國領導人和國防科研部門都想迅速縮小差距，當時西方對華技術轉讓相對寬鬆也提供了一個有利條件。
記者：從1979年起的十年間，為什麼中國對西方國家還能進行一些軍事合作和技術引進？
徐焰：70年代末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國際戰略上堅持毛澤東晚年提出的「一條線」方針，聯合美國和西歐國家對抗蘇聯。西方各國出於自身戰略需求，又看到那時的中國綜合實力和仿造能力都比較弱.才願意對華出售武器和一些相關技術，這就為中國改進武器裝備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出於「一條線」戰略，早在1975年中國軍事代表團就到英、法等國考察並試探購買技術裝備，美國卻以限制對共產黨國家出售軍事技術的“巴黎統籌委員會” 的規則予以反對。1979年1月中美建交，翌年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華，西方出售防禦性武器的障礙才被取消。當時中國國防部門組織人走出國門，與西歐軍工科研機關開展了交流，就此痛感到自身差距並增強了追趕的急迫性。起初中國軍工部門設想成批購買西歐的先進裝備為部隊實行換裝，如陸軍曾商談購買西德的 “豹”2坦克和坦克炮，海軍曾洽商購買英國的42型驅逐艦並引進技術改造自己的051驅逐艦，空軍曾商談購買英國的「鷂」式和法國的“幻影”戰鬥機。當時國內經濟上出現的“洋冒進”也影響到軍工系統。不過這時中國領導人在武器引進問題上還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加上出現了財政困難和技術轉讓這兩方面的難題.最終確定武器還要以自主研製為主。
記者：當時西方國家的對華軍售與50年代蘇聯的對華軍援有哪些區別？
徐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商業利益權衡對外關係，軍售是為獲取暴利並實施控制。蘇聯當年援華還講些國際主義，武器只收成本價(如抗美援朝時期用過的舊品只算半價)，技術全部免費，因而中國僅花費了幾十億元人民幣就把陸海空三軍的主要裝備生產線和科研所設備全套搬到國內。西方國家卻是每個項目斤斤計較細算賬，報價令人咋舌，關鍵技術還不肯轉讓。
1979年英國曾提出願意對華出售100架「鷂」式垂直起降戰鬥機，索價6億多美元。德國提出的“豹”2坦克單價近百萬美元。法國“幻影”戰鬥機單價則接近1000萬美元。對此中方都不可能接受。中國原想引進美國F一16的樣品和技術，卻遭拒絕，只售給24架“黑鷹”直升機。當時美國對大陸軍售掌握的一個底線，就是不能高於給台灣的水平。80年代中期美方同意出售航電設備為中國改造50架殲一 8Ⅱ戰鬥機，卻索價5億美元，進程也一再拖延。這些事實說明，西方國家在實行聯華抗蘇戰略時，骨子裡仍把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視為異類，要予以多方限制。記者：1999年國慶閱兵時，中國展示了多種新型武器裝備，這說明我國的裝備水平有哪些提升？
徐焰：國慶50周年大閱兵展示的武器，顯示了中國軍隊的裝備已開始縮小同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此次受閱的戰略導彈是可以公路機動發射的遠程導彈，人稱「個頭小了，威力大了」，大大提升了戰略核反擊力量的生存能力。在此次閱兵中.新研製的多種戰術導彈、幾種新型坦克和裝甲車、多種新式步兵武器都通過天安門廣場，顯示了我國在常規武器裝備方面也有了巨大進步。如中國這一年研製成功的99式坦克，已經達到了戰後國際上第三代主戰坦克的技術水平。
90年代中國的國防費用還很有限，如1999年中國的國民產值剛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摺合1萬億美元)，同年軍費開支只有1076億元人民幣(合125億美元)，分別只相當於美國的八分之一和二十五分之一。除了裝備費仍然不足.世界上武器裝備發展的進步又很快，中國研製出的一些新型裝備只是少量生產，開發新裝備時對老式裝備也進行了提升改進。例如解放軍陸軍大量裝備的還是具有戰後第一代水平的59式坦克，軍工部門通過換裝120毫米和125毫米火炮，加裝新式電子設備和附加裝甲的方式，使其具備了同第三代坦克作戰的能力。科研人員對空軍過去大量裝備的殲一7戰鬥機大力改造，也使其從過去的第二代戰鬥機的基礎上達到脫胎換骨，具備與第三代戰鬥機抗衡的能力。中國海軍裝備的60年代至70年代研製生產的051驅逐艦，也通過技術升級大大提高了戰鬥力。1999年美國國會拋出了《考克斯報告》，公開宣揚中國已成為自己的頭號對手，從這一年起美國國防部每年要提交一份《中國軍力報告》，這恰恰也從反面說明中國軍隊的巨大進步已引起了世界、頭強的不安。
90年代中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有賴於改革開放後整個國家經濟和科研實力的增強。尤其是國內通過「863計劃」等項目建立了較好的科技基礎，使我國從機械化、電子化、信息化到通用化的各種武器都能瞄準國際先進水平，有了大幅跨越性發展。我國立足於自主科研，再引進部分俄羅斯裝備和技術，使武器裝備的發展在90年代又邁上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個台階，而且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台階。
以信息化為重點，自主創新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記者：中國改革開放後軍隊經歷了一個較長的「忍耐期」，裝備發展也是如此。從什麼時候起中國武器裝備又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徐焰：1999年5月美國以「誤炸」之名空襲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同年李登輝又拋出“兩國論”，這都極大地激怒了中國軍民。由於這時的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經有了較為雄厚的財力和科研基礎，可以說武器裝備的發展就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三個重要階段，即各個重點項目都立足於自主研發，並努力追趕世界先進水平。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有了充足的資源投入軍隊建設。去年我國的國民產值達24.6萬億元人民幣，按匯率合3萬億美元以上，相當於美國的四分之一，遜於日本、德國而居世界第四。按世界銀行的「平價購買力標準」計算，中國從2001年起實際國民產值就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去年我國公佈的財政收入為5.1萬億元人民幣，摺合7400億美元，雖還遠低於美國的2.6萬億美元，卻已居世界第二(日本、德國去年的財政收入都相當於5 000多億美元)。我國的外匯儲備目前已達1.9萬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今年我國公佈的軍費開支為4177.69億元人民幣，按匯率可摺合600億美元，居於世界第三。應該說，我國武器裝備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資金困難，而是一些重點項目的科研水平仍與世界強國有相當差距。
記者：近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軍工技術因經費不足也日益與西方拉開了差距，這些對中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會有哪些影響？
徐焰：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至今仍不肯解除對華軍售禁令，而且還加大了高技術方面的封鎖，至於中俄軍事合作還有繼續發展的必要，卻不可能也不大需要再像90年代那樣大量引進成套項目，中國武器的進一步發展必須重點開發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裝備。
去年，原總參戰役局局長張勝同志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也送了我一本，其中有這樣一段精彩分析：「進入90年代後，世界上只有俄羅斯能向中國提供武器，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正停滯不前，如果在俄羅斯這棵樹上弔死，那麼中國的武器裝備也只能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了。中國經濟遠比俄羅斯有活力，也更有資助國防工業的經濟實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創造就業機會，讓國防工業煥發青春，為什麼就不做呢？」我想.看了這段話，在強調繼續加強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同時，也必須深入思考一下今後國防工業的發展方向。 記者：進入新世紀後，世界主要軍事強國正進行以信息化為中心的軍事變革，中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應怎樣應對這一大潮？
徐焰：中國的發展在新世紀面臨著重要機遇，同時世界上新軍事變革的大潮又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目前，武器威力的體現已超出戰車、戰機和艦艇這些「平台」的本身，而著重依賴電子、信息技術這類“倍增器”。由於過去的國家工業和科研基礎薄弱，中國的電子信息技術和西方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只有空間技術和導彈技術是兩個能跟得上世界先進水平且令中國人民自豪的強項。國防科研部門發揮自身的強項，在進行信息化建設的同時邁向外層空間，“神舟”1號至7號的發射成功，2007年1月進行的反衛星試驗，表明了中國的空間技術僅次於美俄而居世界第三位。
2004年、2006年我國公佈的國防自皮書，都提出軍隊建設要以信息化為中心。在這一正確方針指導下，近些年來中國每年都推出一些重大的軍工科研成就，尤其是彌補了過去基礎研究的眾多弱項，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軍用電子、工程物理等高技術領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也使中國武器在國際軍貿市場上不斷衝擊高端市場。例如近幾年中國推向國際市場的FC-1「梟龍」戰鬥機、國產“凱山”防空導彈、“江衛”級護衛艦等重型主戰裝備，都被認為不遜於或接近西歐國家同類產品的水平，價格則要低得多。2004年中國自行研製並開始裝備空軍的殲一10戰鬥機，據國際評論也認為具備國際上“三代半”戰鬥機的水平。另外，最近我國推出的新型武裝直升機和新型驅逐艦、護衛艦的性能水準和列裝速度，在國際軍界都成為重點議論的話題。可以說，中國的武器裝備發展在近十年來又邁上改革開放後的第三個台階，以自主科研不斷縮小著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記者：近些年中國持續增加了國防費，也加大了武器裝備方面的投入，對今後的發展有哪些重要意義？
徐焰：這些年來我國國防費用的增加，有著國家財力增強和為過去「忍耐期」還債這兩方面的原因。崛起的中國具備龐大的經濟實力，自然應該有保障自身安全的相應軍事實力.那些以武器發展炒作“中國威脅”的人不僅是危言聳聽.而且完全是別有用心。當然，根據信息化的要求，今天的人民解放軍不需要再保持原來那種龐大規模，而是要建設一支規模適度、結構合理、機構精幹、指揮靈便、戰鬥力強的精銳之師，武器裝備下一步的發展也重在提升科技含量，主要重質量而不是側重數量。根據目前和今後的武器裝備發展規劃，解放軍會在不長的時間內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武器裝備的跨越式發展。
如今，人們懷著不盡的追思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華大地也是舊貌換新顏。相信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武器裝備的發展也會同步取得更大的成就，從而保障中華民族能夠驕傲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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