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把陳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衛員拔出駁殼槍，打出門去，報告連隊衝出去。我的手腳被捆綁起來，背上還被撐了一根竹竿，不能動彈，就像對待土豪、叛徒一樣。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國民黨士兵逼了上來，我就從十幾丈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恰巧掛在樹上，沒有摔死。陳挺同志也隨我跳下懸崖。天黑後，我倆不顧傷痛，趕往閩東根據地，晝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達目的地。
作者小傳：葉飛（1914—1999），原名啟亨。福建南安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新四軍老戰士。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50年 左起 王必成、粟裕、葉飛與陶勇在南京 資料圖
閩浙臨時省委成立後開始的一段時間裡，閩東和浙南雙方不但關係很好，而且很密切。挺進師還抽調了一些幹部（軍事幹部和做肅反工作的保衛局幹部）幫助閩東地區和閩東獨立師的工作。但是，以後就發生了內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堅持鬥爭的方針問題上的分歧。
劉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英勇犧牲。他對敵鬥爭非常堅決，但在黨內鬥爭中卻很「左」。此時雖然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和挺進師已經遭受了嚴重損失，但是沒有總結經驗教訓，主要是劉英同志仍然堅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劉英同志批評閩東獨立師不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根據地，是右傾保守主義；提出要閩東獨立師（此時已改稱閩浙獨立第二師）離開閩東到浙西南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我和閩東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劉英同志的意見，認為如果閩東獨立師離開了閩東老區，閩東根據地就無法堅持，有垮台的危險；而閩東獨立師如果沒有閩東根據地作為依託，也就無法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
粟裕同志也不同意劉英的意見，贊成我們的意見。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個別談話，詳細談了浙西南鬥爭的情況。由於他們在浙西南活動期間，沒有根據鬥爭形勢的變化和新區的條件，相應改變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在龍泉、麗水、龍游一帶活動時仍是採取中央蘇區時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強大敵人的進攻，無法站穩腳跟，根據地和部隊都受到損失，所以部隊活動總是被國民黨軍跟蹤追擊，擺脫不掉。粟裕同志問我：「我們‘尾巴’總是甩不掉，你們是怎樣甩掉（尾巴）的？」所謂“尾巴”，是指跟蹤的敵人。我一下回答不出來，只能這樣告訴他“像你們那樣在白區橫衝直撞，我們沒有這個把握。我們開闢新區，在未鞏固以前，黨組織是不公開的，也不公開建立蘇維埃政權。我們部隊到白區活動時，一般是先派人去同當地黨和群眾組織取得聯繫，了解情況，然後部隊才開出去活動。
我們把這叫作‘群眾工作在前，部隊在後’。”我還告訴他：「我們共有四塊根據地，還有大大小小的游擊區。每次行動，部隊從這塊根據地到達活動地區公開活動，任務完成了，敵人調集兵力要來進攻了，部隊就回到另一塊根據地隱蔽休息，都是夜間活動，一夜走七八十里。這樣，敵人不知道我們從什麼地方出來，又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有群眾，敵人沒有群眾，所以敵人就找不到我們的行蹤。」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說：“這辦法好，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據地，沒有‘窟’，兔就狡不起來。我們如果有‘窟’，就不會這樣被動了！”粟裕同志又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閩東部隊不能離開閩東根據地，我們挺進師就是吃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
但是，劉英同志違背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違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還是堅持他自己的錯誤意見。這樣，閩浙臨時省委內部就產生了原則性的分歧。可是閩浙臨時省委自己又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閩北地區聯得聯繫，請黃道同志來主持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才有辦法解決和糾正劉英同志的錯誤。粟裕同志還要我負責設法去問閩北獨立師和黃道同志取得聯繫。黃道同志是閩浙贛蘇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當時是閩北游擊根據地黨的負責人。在成立閩浙臨時省委的時候，劉英同志也曾主張設法同閩北地區取得聯繫，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來領導閩北、閩東、浙西南三個地區的鬥爭。
我首先和閩北獨立師取得聯繫，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縣洞宮山與黃道同志會晤。當時在座的除黃道同志和我以外，還有閩北軍分區司令員吳先喜和閩北獨立師師長黃立貴、政治委員曾鏡冰等同志。我向黃道同志彙報了閩東和浙西南的鬥爭情況，並且詳述了劉英同志和我們在鬥爭方針上的原則分歧，建議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請黃道同志擔任書記，統一領導閩北、閩東、浙南的鬥爭。黃道同志認為：當前遠離中央領導，幾個地方統一領導是有利於革命鬥爭的。他這次出來就是為了與閩東黨會合，擬議建立閩贛臨時省委的。
但是，鑒於閩浙臨時省委當前的情況，要建立統一領導，首先必須閩浙臨時省委自己對前一階段的工作作出總結，指出劉英同志的錯誤並責成他去恢復浙西南的工作，然後才能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我當即提出：「我們正是由於臨時省委內部對於方針問題爭論無法解決，所以請你出來擔任領導的。」黃道同志堅持說：“如果你們本身不能解決問題，閩浙贛臨時省委也就無法成立。”我就進一步說：“我可以向閩東特委和粟裕同志傳達這個意見。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則非但浙西南鬥爭瀕臨危機，閩東又如何辦？”
黃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責任心，憂心忡忡地說：「是呀，是呀，閩東鬥爭的成敗，你們要對黨負責的！」我提出：“如果不行，我們就受閩贛臨時省委領導。”黃道同志說：“你們必須先退出閩浙臨時省委，才能接受閩贛臨時省委領導。”我覺得問題嚴重，考慮再三後提出：“這樣做不是分裂行為么！”黃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經過慎重考慮後說：“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採用非常方法，這是鬥爭的需要，何況臨時省委是你們兩家協商成立的，未經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我說：“今後如和中央接上聯繫，打起官司來怎麼辦？”黃道同志毫不猶豫地說：“我一定替你們證明。”
我回到閩東後，劉英同志來了，召開了閩浙臨時省委會議，有阮英平、範式人同志參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時劉英同志總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動，這次他卻是單獨前來。在閩浙臨時省委會議上，我向劉英同志報告了和黃道同志會合，並向他坦率彙報了黃道同志的意見。劉英同志一反常態，滿口承認浙西南工作的錯誤，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並由黃道同志任書記，雖然他自己過去曾多次提議此事。他反覆聲稱，錯誤我們自己糾正，並居然提出要我擔任閩浙臨時省委書記。他說，我們已建立了閩浙臨時省委，何必再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呢，還是我們這個攤子吧。我當然堅決拒絕。會議毫無結果，閩東特委不得不宣佈退出臨時省委。
我完全沒有料到以後竟在我們自己的隊伍內部演出了一場「鴻門宴」。事情發生在浙江省慶元縣的南陽村，所以就被稱為「南陽事件」。
「南陽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約我到慶元南陽會面。自我們同劉英同志的會議以後，我還沒有見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談話。我和陳挺同志率一個連，於中午時分到達南陽，與粟裕同志會合。見到粟裕同志，我很高興，要向他彙報會見黃道同志的情況和臨時省委會議的結果。他說：「好呀，晚上吃過飯再說吧。」
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把陳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衛員拔出駁殼槍，打出門去，報告連隊衝出去。我的手腳被捆綁起來，背上還被撐了一根竹竿，不能動彈，就像對待土豪、叛徒一樣。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國民黨士兵逼了上來，我就從十幾丈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恰巧掛在樹上，沒有摔死。陳挺同志也隨我跳下懸崖。天黑後，我倆不顧傷痛，趕往閩東根據地，晝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達目的地。
後來，粟裕同志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麼原因。「南陽事件」後，劉英單獨召開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緊急會議，宣佈開除我和阮英平同志的黨籍。同時說粟裕也參加了葉飛、黃道反對劉英的活動，也將粟裕同志隔離起來審查。
「南陽事件」導致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的徹底分裂。此後，閩東特委接受閩贛臨時省委的領導。
「南陽事件」給閩浙邊的革命鬥爭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我被抓的消息傳到閩東根據地，部隊、群眾非常氣憤，認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小葉（當時閩東軍民稱我為“小葉”）是紅軍，抓小葉的人一定是壞人。有的人情緒激動，甚至提出要帶部隊去找他們算賬。幸而我趕回閩東，及時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發生武裝衝突的危險。
這就是導致閩東和浙南徹底分裂的「南陽事件」，這是在當時「左」的影響下黨內鬥爭不正常的情況下發生的，而其表現形式又帶著中國的傳統色彩。記得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火併”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中是常見的現象，看來在革命隊伍中也很難避免（大意）。我自己就親身經歷了一次。然而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我深感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畢竟不是農民武裝，因為在革命隊伍內部，能夠為著共同的革命目標而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抗日戰爭爆發後，閩東和浙南的部隊都編人了新四軍，以後一直並肩作戰，直到革命勝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長期戰鬥在一起，從新四軍一師，華東野戰軍，一直到解放後，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多次當他的副手，相互間配合得很好，沒有因為個人意氣而影響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時，李富春同志問我：聽說在閩浙邊臨時省委時發生過南陽事件，有沒有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這段黨內鬥爭的經過告訴他。富春同志聽了之後，很吃驚，並問我有沒有向毛主席報告過，我說沒有。富春同志對我說，有機會時應當報告毛主席。但是，以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此事。現在我認為有責任對閩浙臨時省委當時那段極不正常的黨內鬥爭作出如實的反映。
本文摘自《葉飛回憶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上海會議。會前除毛澤東和林彪外，誰也不知道具體內容，而且與會者竟然擴大到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身上。她在會議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約10個小時的發言，句句針對羅瑞卿。其要害之處是，今年劉亞樓病重時，葉群去看過他，他對葉群說：1963年以來我幾次想和你談四條意見，是羅總長交代讓我談的。
四條意見是：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護林彪的身體；三、林彪再不要干涉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讓羅瑞卿工作，一切交給他負責。
葉群在語無倫次、條理不清的講話中，曆數了羅瑞卿的個人野心，以及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向黨伸手的罪行。與會者大都表示了懷疑。劉少奇認為葉群的彙報「難以置信」，鄧小平感到葉群所講要害在於所謂劉亞樓的四條，而劉亞樓已經去世，是「死無對證」。周恩來和朱德等領導人對林彪突襲羅瑞卿，也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葉群可不管這些反應，一樁樁聳人聽聞的「軼事」接連從她的嘴裏捅出來：“這時劉亞樓又對我說：“……我一夜未睡，羅不好，請林警惕，還要多通知幾個人：楊成武、黃永勝、吳法憲注意，不要上當。我收回四條。我坦白，四條中後兩條是重點，是要林退出軍隊。劉哭了，說對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說不要告訴羅瑞卿同志，他有勢力，軍隊、公安系統都在他手裏。”
讀者請注意：就是這個語句都不怎麼通順的「四條」，在中國的政界和軍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一時間黑白顛倒、人鬼莫辨。
要說清這樁發生在共和國開國元帥、大將、上將間的公案，得從公案的引發人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三者間的關係談起。
一、劉亞樓曾是林彪多年的「親密合作者」
右一為林彪，右三為劉亞樓
劉亞樓和林彪的關係，一向是個敏感的話題。早在紅軍時代，作為林彪麾下能征善戰的一員驍將，劉亞樓有著顯赫耀眼的戰功。到陝北後，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同入紅軍大學（後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同窗就讀。畢業後，三人皆受命離開軍隊留校任職，林任校長，羅任教育長後升副校長，劉任訓練部部長後遷副校長。抗日戰爭既發，林彪離校上戰場，就任一一五師師長，在平型關戰役中被閻錫山部誤傷，後赴蘇聯治療。
在此前後，劉亞樓受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派遣，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觸。蘇德戰爭爆發時，兩人經常出席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國際軍事領導人集會，為蘇方獻計獻策。劉亞樓那個未被採納後被事實證明了的判斷，更使林彪對他刮目相看，認為他是天生的軍事家，不但勝任參謀長，而且還能當主官。
1946年春，鑒於首戰四平失利，東北局勢嚴峻，新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任命為東北黨政軍一把手的林彪，和羅榮桓力主已從蘇聯回來的劉亞樓出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前身）參謀長一職。
劉亞樓從大連後方趕赴哈爾濱上任時，林彪打破了不出門迎人的常規，親自「屈駕」出迎，握著劉亞樓的手，那平時難得一笑的臉上竟有了笑意，還講了句讓劉亞樓樹敵的話：你來了就好，你一個劉亞樓頂我三個參謀長。
也正因為「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三人的團結默契，靈活貫徹中央正確意圖，東北野戰軍屢屢出奇制勝，打了許多堪稱經典的妙仗，並成功組織了舉世聞名的遼瀋戰役，解放了東北全境，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林彪卓越的軍事智慧，劉亞樓是由衷佩服的，但並非無原則地聽從他。遼瀋戰役中林彪試圖放棄打錦州時，劉亞樓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對。
有一次林彪還把他的「天機」以題字相贈的形式告訴了劉亞樓：“在生死攸關時，別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勝之要領也。
”不管劉亞樓接受不接受這種「教條」，但從林彪不愛給部屬題字這點，可以看出，他和劉亞樓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國後，尤其是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後，高級幹部到毛家灣來，都要經過林辦主任葉群這一關，但劉亞樓例外。劉亞樓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對此舉津津樂道。我至少從他們口中聽到過兩件事。
一是劉亞樓有次去見林彪，在門口被林辦人員「擋駕」：“葉主任說了，有事可先通過她。”“什麼葉主任不葉主任的！”劉亞樓一邊說，一邊又將步子往前跨了兩步。林辦人員見勢不妙，慌忙堅持“原則”加以阻攔。劉亞樓見狀火了，掄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個趔趄。就在這當兒，葉群不失時機地出來了，她向劉亞樓致意後，大聲訓斥林辦人員：“今後103（劉在東北的代號）來找101（林在東北的代號），不要擋駕嘛。”劉亞樓“哼”了一聲拔腿進屋。葉群此後“賦予”了他直闖林宅的“特權”。
還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書來找劉亞樓，不知什麼原因，談了幾句後，劉亞樓忽然發起火來，把他罵個狗血噴頭。「這是葉主任的意思。」林彪秘書囁嚅 道。“什麼葉主任不葉主任，今後你們不要拿她來嚇唬我。”劉亞樓火氣更大了，說完，他氣哼哼地叫秘書張克里送客。
在東北，當時林彪和總部駐雙城，葉群住哈爾濱，個把月帶孩子來住幾天。有時，半夜三更聽見葉群嗚嗚地哭，若是一般同志，兩口子吵架，誰能不過去勸勸呀？可這是林總呀！秘書、警衛們干着急，也只能「見死不救」。有次不知為什麼，葉群又犯在林彪手裏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馬鞭抽打葉群，葉群鑽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側的劉亞樓聞訊，趕快上前敲門，可門被反鎖了，而屋裏林彪還在氣哼哼地打葉群，劉亞樓果斷地踹開房門，奪下林彪手中的馬鞭。他見門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聲：“看什麼，家裏出了點小事，有什麼看頭，統統給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難斷家務事，敢“斷”林彪家務事的，也許只有劉亞樓了。自這以後，林彪再也不打葉群了。
葉群自然是感激劉亞樓的，不僅是感激，客觀地說，甚至還有點怕。這不僅在於林彪對劉亞樓的信任，還在於劉亞樓是個在原則問題上不低頭、不溜須拍馬的、正直的人。和當時許多高級幹部不同，劉亞樓不主張夫人參政，他的腦子裡也許有種「輕女」思想。當林彪問為何不讓翟雲英當辦公室主任時，劉亞樓非常直露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夫人參政會出亂子，弄不好會栽在夫人手裏。
二、建國後，中國政壇大紅人林彪對劉亞樓信任不稍減
劉亞樓和林彪更多的接觸，是在1959年他當了國防部副部長之後。
1958年5月，毛澤東召集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會議召開前4天，劉亞樓在《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黨中央最權威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題為《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的文章。對毛澤東無條件信任的劉亞樓，自然也毫不猶豫地採取了讚賞這些主張的態度，何況那時他是真正相信林彪當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劉亞樓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劉亞樓列席了林彪主持的軍委常委第26次會議。在討論《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草案）時，羅榮桓明確提出：「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林彪聽了，一臉不高興，立即反問道：“那你說應該怎麼學呀？”羅榮桓坦率地說：“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著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林彪聽了，半晌不吭聲，見沒有人發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羅榮桓又補充說：“還是去掉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匯貫通，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緊密聯繫實際……”還沒等羅榮桓說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宣佈散會，接着氣沖沖地拂袖而去……
劉亞樓和與會者面對林彪的突然發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羅榮桓全身發抖，卻在儘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劉亞樓回家後，心情十分不好，他試圖給林、羅作調和。但葉群開始在公開場合說：「什麼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華社要公佈軍隊領導人的名單，林彪不同意公佈羅榮桓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劉亞樓對此十分感慨。
其間，他幾次去看望羅榮桓，羅榮桓和他作了促膝談心。這年9月28日，羅榮桓因病情嚴重住進北京醫院，劉亞樓多次前往探望。12月16日，羅榮桓逝世。
劉亞樓很希望林彪能參加羅榮桓的追悼會，但林彪猶豫不決，並且終於沒有前來。劉亞樓對此很不理解。
筆者為寫作《百戰將星——劉亞樓》，走訪了數十位在黨內和軍內擔任要職的老同志，他們幾乎都認為，劉亞樓與林彪後來所謂的「四大金鋼」（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並不是一個層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覺悟非此輩所能比。
話回到葉群在上海會議的所謂「揭發」。說她滿嘴謊言，那也不對，因為在劉亞樓病重住院時，她和林彪也確曾多次前往探望，劉亞樓入住上海華東醫院不久，林彪打破從不探視病人的常例，親自“屈尊”來醫院探視。隨後，經常打電話詢問劉亞樓的病情和治療情況，寫信要劉亞樓好好養病，還經常送些畫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給劉亞樓，以調劑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時45分，死神的陰影終於籠罩上了年僅55歲的劉亞樓上將。
一小時後，劉亞樓夫人翟雲英便收到了林彪發來的唁電。
林彪親自擔任劉亞樓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
對於林彪和葉群的這番舉動，翟雲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動。至於他當時有沒有企圖利用劉亞樓整人，或演戲給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劉亞樓和羅瑞卿過從甚密
自邁進紅軍的大門後，劉亞樓便與羅瑞卿結下了非同一般的戰友情。兩人的職務升遷都較為迅速，有時羅瑞卿在上，有時是劉亞樓在上。
話給林彪的秘書，要求見面，彙報工作。林彪讓他先去華東醫院找劉亞樓談談，爾後再行約定兩人會面時間。
劉亞樓已知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有點僵，在談話中希望兩人消除誤會。他說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談過，「結果出乎意料地好，林總對我說，1961年那次發脾氣，不是針對你的，主要是對羅帥不滿而遷怒於你。林總還說：現在幾個大將中，論身體，論資歷，論能力，論對主席跟得緊，我不用他用誰呢？我對林總說：總長感到壓力大啊，林總說，那是誤會，他要我向你解釋，不要誤會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後，劉亞樓神情凄然地告訴羅瑞卿：“只要你們的誤會消除了，我劉亞樓上八寶山也安心了。”結束了和劉亞樓的談話後，林彪才約見羅瑞卿。
在回憶這一次談話時，羅瑞卿認為，這是林彪對他的最後一次爭取。其表現就是利用病中的劉亞樓進行說項，同時又親自出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軍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5月3日，當羅瑞卿接到劉亞樓病危的報告後，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專程前往看望。到了劉亞樓的病房，護士怕傳染，給他們口罩，可羅瑞卿卻搖了搖頭，他不能戴着口罩給自己的戰友送行。是迴光返照，還是心有靈犀，已陷昏迷的劉亞樓突然清醒過來，眼裏閃出異樣的光彩，望着來到身邊的羅瑞卿，用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了披肝瀝膽的話，令楊成武和在場的醫生護士莫不感動流涕。所有見過這一幕的人，根本不相信劉亞樓最後會「揭發」羅瑞卿什麼「四條」的傳言。
而從日後林彪對羅瑞卿的栽贓陷害來看，他實際上是在利用劉亞樓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後給羅瑞卿羅織一些「死無對證」的罪證。
四、隱蔽在林彪罪惡之後的真相
林彪要把時任要職的羅瑞卿打翻在地，需要為所謂劉亞樓的「四條」作旁證，誰來干這事呢？他和葉群選擇了接替劉亞樓任空軍司令的吳法憲，這不僅因為吳法憲是劉亞樓多年的政委，而且還管轄著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會議前夕，在林彪的利誘兼施下，吳法憲已向林彪表忠靠攏，吳法憲從上海回京後就來找翟雲英，問她是否聽到劉司令逝世前向葉群談過「四條」，翟雲英如實回答從未聽過。吳法憲絕不是什麼草包司令，他採取了迂迴戰術，問劉司令平時講話不是常用手勢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翟雲英作了肯定回答後，吳法憲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個指頭，問劉司令不是常這樣講話嗎？翟雲英回答說沒有注意。
吳法憲不得要領而歸。過了一會，他又來了，如此一點兒一點兒地磨，一心要從翟雲英口裏掏出葉群會上陳述的「四條」的實證，並要請她專此寫個材料，翟雲英對此事斷然拒絕了。吳法憲卻一點也不灰心，說你身體不好，我請別人寫吧，寫好你簽一個名就行。
在吳法憲的授意下，秘書人員捉刀寫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亞樓同志生病住在上海華北路922號。治病期間，有一次葉群同志、林豆豆同志來看望他的病情，談話時我不在場。後來我看時間很晚了，催亞樓同志吃藥時，亞樓同志說：好！我今天累了（當時，亞樓同志坐在沙發椅上），伸出四個手指頭向葉群同志說：「我還有四點，下次再談。」（這句話重複了三遍）這四點內容是什麼，亞樓同志沒有跟我說過，我不知道。
吳法憲把這份越俎代皰的材料給翟雲英，要她在上面簽個字即可。翟雲英看材料寫得無中生有，拒絕簽字。吳法憲哀求說是葉主任讓我來的，你要是不簽字，她會說我沒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單純的翟雲英尚未從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復過來，對上海會議的內容也一無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說四點是怎麼一回事，被糾纏不過，便在上面簽了字。
吳法憲如獲至寶，立即把這份通過欺詐騙得翟雲英簽字的材料呈送林彪、葉群邀功請賞。後來為了取媚於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吳法憲乾脆自己身體力行做起假證來，親筆給林彪寫了一份「報告」：
林副主席：
關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問題，我在中央會議小組會議上已經作了揭發。有兩個問題需要向您書面報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記不清，當時劉亞樓同志剛從羅馬尼亞訪問回來不久），劉亞樓同志講過：羅瑞卿同志曾向他說，林彪同志和羅瑞卿同志談過，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面的事情要羅瑞卿同志獨立主持，要大膽獨立地處理問題，到處去請示（註：原文如此）。
林彪同志還要羅瑞卿同志現在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要靠他指揮。從劉亞樓同志和我談的這一段話，可以充份證明羅瑞卿同志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劉亞樓同志病情已經很嚴重。我於4月23日晚趕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當時劉亞樓同志正在輸血，揮手叫護士走開，斷斷續續地對我說：「羅總長給我寫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當。我對不起林彪同志，對不起××同志。你今後要注意，不要再上當。」他說話時精神很壞，聲音很小，舌頭有點僵，說到後來眼圈發紅。當時沒有把羅的信給我看，也沒有講信的內容。以後他又說：“生病以來，中央、毛主席、劉主席、總理、林副主席都對我無微不至地關懷，使我非常感激……”最後他流了淚。
以上報告，請指示。
吳法憲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為實在拿不出所謂劉亞樓揭發「四條」更有力的證據，只好拿羅瑞卿這封信充數，妄圖以此作其罪證，用以說明，是羅瑞卿的信促使了劉亞樓之死。他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滅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後，身陷囹圄的羅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對此予以痛斥：
……至於說我4月中旬寫給劉的那封信，說得作用那樣壞，完全是反革命葉群有意誇大、有意散佈的。
林彪的四大金剛之一、批羅最積極的吳法憲在特別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會上批判羅瑞卿同志時，林彪、葉群寫給我最惡毒地誣衊羅瑞卿同志的四條，我記得的大意是：羅瑞卿到上海看劉亞樓的病，羅要劉亞樓去勸林彪：「身體不好，應該退休讓別人干，林彪可以養病，把軍委的日常工作交給其他軍委副主席，」其餘我實在回憶不起來，要我和×××兩人在會上發言……我還誣衊羅瑞卿同志說：跑遍全國到處看地形，為了自己將來指揮隊伍，等等，這些都寫在發言上。我和×××發言後，有人認為我們放了一個“原子彈”。
劫難歷盡之後，重掌軍權的羅瑞卿大將關心著老戰友劉亞樓的家人，並明確指出：「四條是林彪一夥惡毒的詭計，根本沒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