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臉笑容的甘迺迪與傑奎琳（資料圖）
甘迺迪總統中彈瞬間（資料圖）
副總統約翰遜隨即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他的左側為傑奎琳（資料圖）
英國《每日郵報》日前刊文披露，在一些秘密錄音中，美國前第一夫人傑奎琳·甘迺迪懷疑時任副總統的林登·約翰遜和來自德克薩斯州的一些大亨是行刺總統的幕後主謀。而刺客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只是更大陰謀中的一部分，儘管他自稱是單獨行動。
約翰遜出生於德克薩斯州，曾擔任過該州州長和參議員，甘迺迪遇刺後他接任總統職務直到任期結束，在隨後大選中當選總統。甘迺迪總統於1963年11月22日遇刺，幾個月後，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幫助傑奎琳錄製了這些磁帶，它們後封存於波士頓的甘迺迪圖書館中。傑奎琳後來嫁給「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她要求這些磁帶在她去世後50年才能公佈，因為她擔心這些內幕曝光後可能導致她的家族成為報複目標。
如今，傑奎琳去世17年後，她的女兒卡羅琳·甘迺迪同意提前公佈這些秘密錄音。首先播放這些錄音的美國廣播公司承認，這些錄音帶曝光的內容都是爆炸性的。除了傑奎琳懷疑約翰遜刺殺甘迺迪外，還有甘迺迪與19歲白宮實習生有私情，傑奎琳甚至在他們的卧室中發現女子穿的燈籠褲。而傑奎琳本人與荷里活影星威廉·霍爾登和菲亞特創始人之一吉安尼·阿涅利關係曖昧，她稱這是為了報復甘迺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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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把陳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衛員拔出駁殼槍，打出門去，報告連隊衝出去。我的手腳被捆綁起來，背上還被撐了一根竹竿，不能動彈，就像對待土豪、叛徒一樣。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國民黨士兵逼了上來，我就從十幾丈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恰巧掛在樹上，沒有摔死。陳挺同志也隨我跳下懸崖。天黑後，我倆不顧傷痛，趕往閩東根據地，晝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達目的地。
作者小傳：葉飛（1914—1999），原名啟亨。福建南安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新四軍老戰士。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50年 左起 王必成、粟裕、葉飛與陶勇在南京 資料圖
閩浙臨時省委成立後開始的一段時間裡，閩東和浙南雙方不但關係很好，而且很密切。挺進師還抽調了一些幹部（軍事幹部和做肅反工作的保衛局幹部）幫助閩東地區和閩東獨立師的工作。但是，以後就發生了內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堅持鬥爭的方針問題上的分歧。
劉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英勇犧牲。他對敵鬥爭非常堅決，但在黨內鬥爭中卻很「左」。此時雖然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和挺進師已經遭受了嚴重損失，但是沒有總結經驗教訓，主要是劉英同志仍然堅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劉英同志批評閩東獨立師不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根據地，是右傾保守主義；提出要閩東獨立師（此時已改稱閩浙獨立第二師）離開閩東到浙西南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我和閩東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劉英同志的意見，認為如果閩東獨立師離開了閩東老區，閩東根據地就無法堅持，有垮台的危險；而閩東獨立師如果沒有閩東根據地作為依託，也就無法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
粟裕同志也不同意劉英的意見，贊成我們的意見。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個別談話，詳細談了浙西南鬥爭的情況。由於他們在浙西南活動期間，沒有根據鬥爭形勢的變化和新區的條件，相應改變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在龍泉、麗水、龍游一帶活動時仍是採取中央蘇區時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強大敵人的進攻，無法站穩腳跟，根據地和部隊都受到損失，所以部隊活動總是被國民黨軍跟蹤追擊，擺脫不掉。粟裕同志問我：「我們‘尾巴’總是甩不掉，你們是怎樣甩掉（尾巴）的？」所謂“尾巴”，是指跟蹤的敵人。我一下回答不出來，只能這樣告訴他“像你們那樣在白區橫衝直撞，我們沒有這個把握。我們開闢新區，在未鞏固以前，黨組織是不公開的，也不公開建立蘇維埃政權。我們部隊到白區活動時，一般是先派人去同當地黨和群眾組織取得聯繫，了解情況，然後部隊才開出去活動。
我們把這叫作‘群眾工作在前，部隊在後’。”我還告訴他：「我們共有四塊根據地，還有大大小小的游擊區。每次行動，部隊從這塊根據地到達活動地區公開活動，任務完成了，敵人調集兵力要來進攻了，部隊就回到另一塊根據地隱蔽休息，都是夜間活動，一夜走七八十里。這樣，敵人不知道我們從什麼地方出來，又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有群眾，敵人沒有群眾，所以敵人就找不到我們的行蹤。」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說：“這辦法好，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據地，沒有‘窟’，兔就狡不起來。我們如果有‘窟’，就不會這樣被動了！”粟裕同志又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閩東部隊不能離開閩東根據地，我們挺進師就是吃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
但是，劉英同志違背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違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還是堅持他自己的錯誤意見。這樣，閩浙臨時省委內部就產生了原則性的分歧。可是閩浙臨時省委自己又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閩北地區聯得聯繫，請黃道同志來主持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才有辦法解決和糾正劉英同志的錯誤。粟裕同志還要我負責設法去問閩北獨立師和黃道同志取得聯繫。黃道同志是閩浙贛蘇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當時是閩北游擊根據地黨的負責人。在成立閩浙臨時省委的時候，劉英同志也曾主張設法同閩北地區取得聯繫，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來領導閩北、閩東、浙西南三個地區的鬥爭。
我首先和閩北獨立師取得聯繫，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縣洞宮山與黃道同志會晤。當時在座的除黃道同志和我以外，還有閩北軍分區司令員吳先喜和閩北獨立師師長黃立貴、政治委員曾鏡冰等同志。我向黃道同志彙報了閩東和浙西南的鬥爭情況，並且詳述了劉英同志和我們在鬥爭方針上的原則分歧，建議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請黃道同志擔任書記，統一領導閩北、閩東、浙南的鬥爭。黃道同志認為：當前遠離中央領導，幾個地方統一領導是有利於革命鬥爭的。他這次出來就是為了與閩東黨會合，擬議建立閩贛臨時省委的。
但是，鑒於閩浙臨時省委當前的情況，要建立統一領導，首先必須閩浙臨時省委自己對前一階段的工作作出總結，指出劉英同志的錯誤並責成他去恢復浙西南的工作，然後才能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我當即提出：「我們正是由於臨時省委內部對於方針問題爭論無法解決，所以請你出來擔任領導的。」黃道同志堅持說：“如果你們本身不能解決問題，閩浙贛臨時省委也就無法成立。”我就進一步說：“我可以向閩東特委和粟裕同志傳達這個意見。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則非但浙西南鬥爭瀕臨危機，閩東又如何辦？”
黃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責任心，憂心忡忡地說：「是呀，是呀，閩東鬥爭的成敗，你們要對黨負責的！」我提出：“如果不行，我們就受閩贛臨時省委領導。”黃道同志說：“你們必須先退出閩浙臨時省委，才能接受閩贛臨時省委領導。”我覺得問題嚴重，考慮再三後提出：“這樣做不是分裂行為么！”黃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經過慎重考慮後說：“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採用非常方法，這是鬥爭的需要，何況臨時省委是你們兩家協商成立的，未經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我說：“今後如和中央接上聯繫，打起官司來怎麼辦？”黃道同志毫不猶豫地說：“我一定替你們證明。”
我回到閩東後，劉英同志來了，召開了閩浙臨時省委會議，有阮英平、範式人同志參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時劉英同志總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動，這次他卻是單獨前來。在閩浙臨時省委會議上，我向劉英同志報告了和黃道同志會合，並向他坦率彙報了黃道同志的意見。劉英同志一反常態，滿口承認浙西南工作的錯誤，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並由黃道同志任書記，雖然他自己過去曾多次提議此事。他反覆聲稱，錯誤我們自己糾正，並居然提出要我擔任閩浙臨時省委書記。他說，我們已建立了閩浙臨時省委，何必再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呢，還是我們這個攤子吧。我當然堅決拒絕。會議毫無結果，閩東特委不得不宣佈退出臨時省委。
我完全沒有料到以後竟在我們自己的隊伍內部演出了一場「鴻門宴」。事情發生在浙江省慶元縣的南陽村，所以就被稱為「南陽事件」。
「南陽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約我到慶元南陽會面。自我們同劉英同志的會議以後，我還沒有見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談話。我和陳挺同志率一個連，於中午時分到達南陽，與粟裕同志會合。見到粟裕同志，我很高興，要向他彙報會見黃道同志的情況和臨時省委會議的結果。他說：「好呀，晚上吃過飯再說吧。」
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佈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把陳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衛員拔出駁殼槍，打出門去，報告連隊衝出去。我的手腳被捆綁起來，背上還被撐了一根竹竿，不能動彈，就像對待土豪、叛徒一樣。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國民黨士兵逼了上來，我就從十幾丈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恰巧掛在樹上，沒有摔死。陳挺同志也隨我跳下懸崖。天黑後，我倆不顧傷痛，趕往閩東根據地，晝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達目的地。
後來，粟裕同志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麼原因。「南陽事件」後，劉英單獨召開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緊急會議，宣佈開除我和阮英平同志的黨籍。同時說粟裕也參加了葉飛、黃道反對劉英的活動，也將粟裕同志隔離起來審查。
「南陽事件」導致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的徹底分裂。此後，閩東特委接受閩贛臨時省委的領導。
「南陽事件」給閩浙邊的革命鬥爭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我被抓的消息傳到閩東根據地，部隊、群眾非常氣憤，認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小葉（當時閩東軍民稱我為“小葉”）是紅軍，抓小葉的人一定是壞人。有的人情緒激動，甚至提出要帶部隊去找他們算賬。幸而我趕回閩東，及時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發生武裝衝突的危險。
這就是導致閩東和浙南徹底分裂的「南陽事件」，這是在當時「左」的影響下黨內鬥爭不正常的情況下發生的，而其表現形式又帶著中國的傳統色彩。記得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火併”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中是常見的現象，看來在革命隊伍中也很難避免（大意）。我自己就親身經歷了一次。然而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我深感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畢竟不是農民武裝，因為在革命隊伍內部，能夠為著共同的革命目標而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抗日戰爭爆發後，閩東和浙南的部隊都編人了新四軍，以後一直並肩作戰，直到革命勝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長期戰鬥在一起，從新四軍一師，華東野戰軍，一直到解放後，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多次當他的副手，相互間配合得很好，沒有因為個人意氣而影響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時，李富春同志問我：聽說在閩浙邊臨時省委時發生過南陽事件，有沒有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這段黨內鬥爭的經過告訴他。富春同志聽了之後，很吃驚，並問我有沒有向毛主席報告過，我說沒有。富春同志對我說，有機會時應當報告毛主席。但是，以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此事。現在我認為有責任對閩浙臨時省委當時那段極不正常的黨內鬥爭作出如實的反映。
本文摘自《葉飛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