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光華照相館拍攝的國民黨高層最後的「全家福」，其原件在2008年以12.32萬元拍出
-光華照相館因何成為蔣介石的「御用」照相館 -蔣介石為何鍾愛大元帥戎裝標準像 -國民黨高層最後的「全家福」現今價值幾何
「御用」老相館 曝光民國風雲
上世紀40年代，南京大大小小的相館不下20家，其中以「光華」照相館最為有名。光華的服務對象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軍政要人，總統生日、政府會議，國共談判、就職典禮……光華的攝影師端著相機忙前跟後，在不經意間把歷史的風雲劇變悉數納入方寸之間。
近日，記者在走訪中得知，當年光華照相館的小夥計周培良如今就住在成賢街。雖年事已高，但老人的老本行並沒有丟掉。就在兩個月前，他還親自出馬，為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成立50周年大會拍攝大幅合影留念照。在採訪之前，記者一直在揣摩:當年，在這個小夥計的眼裏，那些國民黨的軍政大員面貌如何呢？而他所在的光華照相館又記錄了怎樣的風雲歲月？
本文圖片資料由周培良提供
小學徒發現了師傅拍的蔣介石照片
1947年9月的一天，16歲的無錫小夥子周培良來到南京，進入一家名叫光華的照相館當學徒。
光華照相館位於碑亭巷，是一家擁有上下兩層店面的大相館，還帶個大院子。周培良的師傅名叫王貴遜，他是光華照相館的老闆之一，同時也是南京首屈一指的照相師傅。跟了這樣的師傅，周培良暗暗高興，「聽說師傅拍照片和修底片的技術都是一流的，跟著他肯定能學到一手好技術。」
正式學徒開始了，先跟著師傅看，做做雜事，大概一年後，周培良正式進入暗房，開始洗照片。
店裏接下的活兒很多，周培良一天忙到晚。漸漸地，他摸出點門道。一般情況下，暗房的工作由師娘錢競秀負責，但遇到重要的照片，師傅都會親力親為，從拍照到整修底片、沖洗照片，一條龍負責到底。需要師傅親自出馬沖洗的都是些什麼照片呢？仔細觀察了一陣子，周培良發現，那些照片上大都是一些達官貴人，甚至有一次，周培良發現，師傅經手的照片居然有蔣介石的。
光華照相館到底有什麼樣的背景，居然能充當蔣介石的「御用」照相館？
從上海跳槽來南京自辦相館
「當時我們店有兩個老闆，錢樹滋和我師傅王貴遜，我師娘錢競秀正是錢樹滋的侄女。‘光華’能夠成為蔣介石的‘御用’照相館，主要是因為蔣介石曾經和我們店老闆打過交道，知道他們的技術好。」周培良向記者回憶起了那段往事。
錢樹滋是無錫人，王貴遜是上海浦東人，早年都曾在上海的中華照相館工作。中華照相館是上海最早的照相館之一，老闆是宋子文的同學，因此當時上海的政要、名人都熱衷於在中華照相館照相。而中華照相館最得意的攝影作品之一，就是為蔣介石和宋美齡拍攝的結婚照。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舉行婚禮。婚禮分兩次進行:先在宋宅會客廳中舉行西式婚禮，後在戈登路大華飯店出席中式婚禮。大華飯店的婚禮在樂曲聲中宣告完成後，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到花園攝影。在一系列由中華照相館的師傅拍攝的結婚照片上，蔣介石穿尖領襯衫、打淺色領帶，配著深色西服，胸口還別著花，宋美齡則身穿淺色旗袍，斜披白紗，頭戴一個用花蕾編成的小花冠，手捧一束玫瑰。
很顯然，蔣介石和宋美齡對中華照相館的技術非常滿意，因為自此之後，他們常常照顧相館的生意，也就認識了在店裏工作的錢樹滋和王貴遜。
錢樹滋和王貴遜都是勤奮好學之人，在中華照相館時間久了，技術越來越精湛，名氣也出來了，於是，他們開始考慮「單飛」。可是，二人的技術雖然好，手頭卻沒有什麼積蓄。而錢樹滋的哥哥當時在郵政局工作，是個小頭頭，手裏有一筆錢，大家商議之後，決定他出資，錢樹滋和王貴遜出技術，就這樣，光華照相館在南京的石板橋開業了。因為很多人知道，光華照相館的老闆是從大上海來的，而且還認識蔣介石和宋美齡，照相館的生意自然是好上加好。
周培良來的時候，正趕上光華照相館最風光的年代。此時，相館已遷到了碑亭巷181號，擴大經營了。還是小學徒的他，有沒有機會跟著師傅「出外景」，親眼目睹一番當時那些政界要員們的風采呢？
師傅王貴遜在汪精衛遇刺現場拍照
「我來得晚，又是學徒，24小時都不能離開店，所以不能跟師傅到外面拍照。但我師傅，豈止是能看到要員，他還是一些突發事件的目擊者呢。當然，這也是我從師娘口裏了解到的。」周培良對於光華早年歷史的了解都來自師娘錢競秀的講述。
「那是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地點在湖南路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張學良等軍政要員都來了。會議很重要，合影當然少不了。於是我師傅被叫去拍照了。」
王貴遜帶著徒弟趕了過去。相機在第一會議廳的門前架好後，委員們都過來站好，左等右等卻不見蔣介石。原來，在二樓的蔣介石俯瞰樓下，見委員、警衛、記者一堆人，秩序很亂，就借口身體不舒服，不參加合影了。於是，「二號人物」汪精衛站在了正中的位置。
王貴遜打開照相機，鎂光燈剛剛閃動，突然衝出一個青年，拔出手槍，向汪精衛連連射擊，汪精衛應聲倒地。一時間，場面大亂。蔣介石迅速命令手下展開調查，在場的王貴遜當然也未能避免。
一番折騰後，這天夜裏，驚魂未定的王貴遜才回到家裏。
事情很快查清了，原來，這次刺殺是由上海暗殺大王王亞樵精心策劃的。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已經完全暴露，但是蔣介石卻消極抗日，引起了愛國人士的不滿，他們委託王亞樵行刺蔣介石。刺客叫孫鳳鳴，他偽裝成記者，混入會場，見蔣介石未到，於是他就改刺汪精衛。
光華照相館為何拒絕去台灣
在外人眼裏，光華照相館是「官辦」照相館，吃香的、喝辣的、賺大錢，但其中的苦衷只有老闆自己心裏清楚。
周培良告訴記者，「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的一個軍官來我們店裏，問我師傅去不去台灣。當時，我就站在師傅旁邊，耳朵豎得高高的。師傅沒有吱聲。」後來，光華照相館的人都留在了南京。
「官辦」的光華沒去台灣，同行都很驚訝了一陣子，周培良不驚訝，他明白，光華原本就與政府要員無關，它是靠過硬的技術生存的。
十幾年前，師傅去世，去年，年過90的師娘錢競秀也去世了。不過，值得安慰的是，隨著大陸和台灣的交往日益頻繁，他們當初製作的那些照片越來越多地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蔣介石為何鍾愛大元帥戎裝標準像
周培良翻出一本畫冊，名字叫做《圖說總統府》，他指著其中一張照片說，「這是我師傅拍的，1946年10月31日，蔣介石慶祝60大壽，在為他祝壽的畫冊上就刊登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合影，蔣介石身著大元帥戎裝，右手握拳，左手握佩劍，面容平和卻不掩威嚴；宋美齡身披綬帶，表情與蔣介石神似。
記者就這張照片的來龍去脈請教了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的副館長劉曉寧，他告訴記者，這張照片並非1946年10月拍的，「1943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突然去世，蔣介石在重慶接任主席，照片就是這時拍的。當時，抗日戰爭勝利在望，從照片上看得出來，蔣介石心情不錯。」
既然照片不是在南京拍的，周培良為什麼說這是王貴遜的作品呢？原來，抗日戰爭期間，因為和蔣宋的特殊關係，光華照相館也跟隨國民黨政府遷到了重慶，照相館就開在上清寺，離孔祥熙等人的公館很近。師娘告訴過周培良，1945年8月底，毛澤東主席來重慶進行國共談判，技術過硬的王貴遜也被喊去，用相機記錄下重要的歷史場景。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光華照相館也跟著回來了。1946年10月份，在蔣介石舉辦60大壽之前，光華照相館接到一筆大業務。蔣介石公開了他先前拍過的一張大元帥戎裝照，而且要求上色加洗。王貴遜曾經向女兒王明回憶起這一段事情，「照片本來是黑白的，洗的時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張，都是拿卡車來運的。」
蔣介石要這麼多照片幹什麼呢？原來，這些照片運回去以後，都發到國民黨的部隊了。劉曉寧告訴記者:「抗戰勝利後的幾年內，蔣介石衰老得非常快，你看他在總統就職時拍攝的照片，明顯蒼老，因此，1943年拍攝的這張照片就成了他最中意的照片，他曾多次將這張照片贈送他人。」
劉曉寧還告訴記者，不僅蔣介石就職主席的照片是由光華照相館拍攝，1948年，他當選總統後，就職典禮的照片也是由光華照相館拍攝的。
國民黨高層最後的「全家福」是如何出爐的
「一點不錯，1948年，蔣介石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典禮上的照片就是我師傅拍的。」周培良確認了劉曉寧的說法。
1948年5月20日，在分別當選總統、副總統後，蔣介石和李宗仁舉行了就職大典。就職典禮的前半段在國民大會堂舉行。之後，蔣介石和李宗仁夫婦，又乘「別克」專車，來到近在咫尺的總統府，繼續進行典禮的其他程序。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李宗仁郭德潔夫婦在官員、來賓的簇擁下，魚貫步入了「子超樓」，進入總統、副總統辦公室稍事休息，又在三樓會客室與賓客們寒暄。
蔣介石當時心情極佳，與黨政軍要員們談笑風生，然後，才走下了「子超樓」。子超樓前，王貴遜和徒弟們早就架好相機在等了。咔嚓幾聲，影像定格。只是，照片中的人大概不會想到，這張照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竟成了“絕照”。
幾天後，照片印了出來，左下角清晰地寫著「光華照相館攝」，上面則由吳稚暉題寫了一行字:“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任攝影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儘管此時正值國內戰爭的高峰，但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全部趕往南京出席盛會，由於隨後爆發“三大戰役”，1949年初蔣介石即宣佈下野，因此這一張照片實際上是國民黨在大陸黨政軍要員最後一次合影，也是國民黨高層在南京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這張「全家福」上都有哪些人呢？
「全家福」原件價值驚人
周培良對這張照片非常熟悉。他把上面的人一一指給記者看:「第一排中間這四個人，從左往右，依次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潔、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蔣介石、李宗仁；再往右，你看這個大鬍子，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他還給我們照相館題過字，是‘要留真相，要到光華’；這個戴著眼鏡的，是何應欽；郭德潔左邊的這個人，是孫科；這個是白崇禧、這個是邵力子……」
當時，照片拍好沖洗，照片中人每人一張，底片則按照當時的規矩留在光華照相館。同時留在光華的底片還有很多張，可惜的是，「文革」中，這些寶貴的資料都被毀掉了。而光華照相館上世紀90年代初拆遷後，也不復存在。
照片的原件到現在是否還有，周培良認為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記者在隨後的採訪中獲知，這張「總統副總統就任照」居然還有留存，而且2008年11月，在北京的一家拍賣行，它曾經以12.32萬元的價格被神秘買家買走。
照理說，這張照片的原件，應在照片中人手裏，而他們，現在差不多都該過世了。這張被拍賣的照片，它原來的主人是誰？又為何會流進拍賣行呢？
「全家福」是如何流進拍賣行的
記者聯繫上了北京的這家拍賣行，影像部的徐家寧告訴記者，這張照片是台灣收藏家秦風先生委託他們拍賣的。而這張照片原先的主人正是照片中人之一的黃傑。
黃傑是湖南長沙縣人，1924年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出任第八軍軍長，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抗日戰爭勝利後，黃傑曾出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兼軍官訓練團教育長等職。1996年，黃傑病逝於台灣，終年93歲。
2001年，秦風輾轉得到黃傑原有的這張「總統副總統就任照」，直到2006年8月，他才第一次公開這張照片。業內人士稱，秦風收藏的這張照片的質量代表了當時中國攝影沖印最高的工藝水平。
至於照片中的哪個人是黃傑，徐家寧表示自己並不知道。周培良也不清楚，但他推測:「要是師傅還在，他肯定認得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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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勤所在班級1968年12月拍攝的畢業照。圖中最後一排右三為劉伯勤、右六是張念泉；前二排左二為鮑德昌、左四為班主任許俊源；前四排右五為曹廣濱，左二為李剛。劉伯勤供圖。
這是劉伯勤刊發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
上午10點多，劉伯勤如約來到濟南市解放路附近的賓館接受採訪。他的頭髮開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歲的劉伯勤，退休前任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日前，這位當年的紅衛兵登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引起輿論沸騰，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廣告中，劉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他在廣告中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道歉廣告受到輿論的廣泛讚譽和肯定。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評價，「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
在張羅道歉事宜時，劉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壓力。家人告訴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認為你是惡棍了。」道歉廣告刊登後，他兒子發E -m ail對他說，“廣告費很值啊，你現在是名人了。”這句話後面加了括弧，裏面是一個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學也打電話、發電郵來詢問。有的同學說，“你搗鼓這個幹嗎？”
時光流逝改變著人們對歷史的評價。對劉伯勤而言，數十年的「文革」反思纏繞成了折磨他的心結。“這是壓在我心裏多年的一塊石頭。”劉伯勤說。
一切源於那個混亂的年代。
「文革」到來時，劉伯勤14歲，在濟南一中初一(3)班就讀。
1966年6月7日，濟南全市各中等學校陸續向學生作「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開始停課開展運動。一天，學校還沒有放假。劉伯勤所屬的班級那周是勞動時間。劉伯勤正勞動時，班主任許俊源走到他面前對他講，“明天不用勞動，要搞文化革命了。”當時頑皮的他聽了非常激動，也很高興，還問，“以後永遠不上課了嗎？”許俊源頓了一頓，很沉重地說“不上了”。劉伯勤後來想起這事非常傷感。
上初中後，劉伯勤比較調皮，有點叛逆，經常和老師作對。一次，教代數的許俊源在課堂上提問，劉伯勤一反常規地舉手了。許俊源很驚訝。沒想到劉伯勤問，「你昨天為什麼跑到我家告狀去？」同學們聽了都有點驚愕。期中考試時，許俊源給了劉伯勤代數科目59分。他就認為班主任和他過不去。“他給我59分，對我觸動很大。”劉伯勤回憶。
批鬥
「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濟南晚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此後，大中學校學生要求揪斗本單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幫”。「牛鬼蛇神」即教師，“黑幫”即黨政幹部。
劉伯勤就讀的濟南一中黨支部最先拋出6個「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教高年級的老師畢德質等人。
「我曾經打過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頓了約10秒鐘後，劉伯勤繼續他的講述。他在「文革」初屬於有資格批鬥別人的“紅五類”。
一天，在批鬥中，李昌義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從辦公室排著隊出來，沿著前面的台階彎腰低頭走下。台階兩邊站著參加批鬥的學生，在他們走下去時輪流用手打，並用言語侮辱。劉伯勤當時個子矮，站在一個較高的地方。李昌義頭謝頂，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鬥時不讓戴了。當李昌義經過他時，劉伯勤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之後還朝李昌義啐口水。“當時打人是想「嘗嘗滋味」。現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沒有接觸，也談不上什麼階級仇恨。對我個人來講，這是人性惡的一種流露，那個瘋狂的年代，把人性惡的一面全激發出來了。”劉伯勤說。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人民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在提起老師畢德質時，劉伯勤在房間裏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時，他們搞惡作劇時唱這首歌玩。當年，他曾逼迫畢德質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鬥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畢德質，任何「革命師生」讓他幹嘛就得幹嘛。當時學校流傳《牛鬼蛇神之歌》是畢德質作詞。“他作詞，就衝著他來。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劉伯勤說。
對另一位老師胡熹和的批鬥則極盡荒誕。胡熹和給他們初一教圖畫課，當時已經約60歲了。大約在1966年9月，學校「革命師生」說胡熹和的畫是“大毒草”，是“黑畫”。“胡老師畫的畫大多屬於漫畫。漫畫線條比較簡單，形象比較誇張，大多用橫、豎、斜的線條畫出來的，一筆一畫，這些筆畫容易被看成字。”劉伯勤說。
學校讓全校學生在胡熹和的畫裏找反動標語。學生說線條像什麼字，就是什麼字。在一幅畫裏，劉伯勤最多「找出」36條反動標語。
當鬥爭對象擴展到當權派時，時任濟南一中副校長朱琳也被作為「牛鬼蛇神」拋出來了。“把她拋出來是領導為了保自己。”劉伯勤說。劉伯勤的同學鮑德昌回憶，批鬥朱琳時，讓她胸前掛著兩隻鞋，污衊為“破鞋”。還讓她戴著一個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朱琳”，在名字上還畫著一個大紅叉。
1967年春天。有次濟南一中組織師生在城南千佛山腳下的果園拔草，朱琳也參加勞動了。在勞動現場，劉伯勤和另一個同學上前找朱琳的茬，說她反動，雙方發生了衝突。當時朱琳說，「你們是學生，還年輕，懂了再說吧。」劉伯勤回憶，“我們理屈詞窮，就說她不老實。現在想來，這不是批鬥的場合，而且批鬥朱琳副校長已經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無謂找茬，傷害老師。”
抄家
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拿出來時，在後面發現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1966年8月18日後，山東省大中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至10月底，在101處各類中等學校中已建立紅衛兵組織475個，有紅衛兵26286人，占師生總數的39.1%。
8月23日，惡魔釋放了。
濟南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還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動罪證，還有家裏「不該有的」(東西)。」劉伯勤說。《山東省志》記載，至1966年10月13日，濟南被抄家20075戶，佔全市總戶數的13.11%，其中有7400戶、22197人被趕往農村。
同學鮑德昌評價「文革」中的劉伯勤，“他在學生浪潮當中隨波逐流，但是他不壞，也不玩陰的。”
劉伯勤的兩個同班同學張念泉和韓桂英家被抄。兩次抄家他都參加了。
一天，他隨著一二十個人去了張念泉家。張念泉「文革」前和劉伯勤關係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類」，當天在家。“去抄家的時候，我當時心裏很尷尬。”劉伯勤回憶。同學過來抄家，張念泉不敢反抗，還得配合、表態。抄家的紅衛兵詢問：桌子底下藏沒藏槍？有沒有電台？張念泉說沒有。他得幫著打開看。“當時報紙上說，階級敵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們就拿棍子敲地(聽聲音)，硬說地下有洞。”劉伯勤回憶。張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張八仙桌，兩邊各擺一張椅子。紅衛兵懷疑地下埋了槍、電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們當時小，沒有勁了，但不確定底下有沒有東西，就不了了之。
同學鮑德昌當年是「黑五類」。談及瘋狂的年代，他說，“電影裏反映的，絕對不如現實的。那時我整天在家裏，以淚洗面，也不讓串連。一說上學就頭皮發麻，怕被同學斗。”同學曹廣濱當年也被看作「黑五類」。曹廣濱評價當年學校的氛圍是“氣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學韓桂英。解放前，她父親是濟南明湖照相館經理，當時照相館頂多僱傭幾個職工。「文革」中她家被說成是資本家家庭。
抄家時韓桂英不在。當天紅衛兵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就要結束時，有一個同學手裏拿著東西，不小心碰到了掛在堂屋中間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個同學當時還有點惶恐。戶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劉伯勤描述。在那個時代，毛像、毛選形同聖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的相紙拿出來的時候，在後面發現了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32張蔣介石的相片，有穿軍裝的，有穿便服的。由於反動的東西不能擴散，領頭的紅衛兵很快將這批照片收起來了。「無意當中坐實了，韓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發現蔣介石照片後，劉伯勤就順著這個思路看別的鏡框後面有沒有東西。看到牆上掛的一個韓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將之撥拉下來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後面，一共發現200元現金，最大面額的是1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被沒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現行」行為後，韓桂英家不能辯護。當時韓桂英母親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韓桂英家門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紅衛兵臨走時還詢問：這裏面有沒有槍？有沒有電台？韓桂英家說沒有。紅衛兵不相信，就撈，拿東西往井裏扒拉了一陣，什麼也沒有發現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錢，成了劉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塊是什麼概念？那時候一個月工資三四十元，大多數家庭都是現在說的「月光族」，沒到發工資的時候就沒錢了。200塊相當於五個月的純工資。那時候一輛自行車一百五六十塊，一個月存3塊、5塊，要存幾年才能買得起。200塊可能是韓桂英家一輩子的積蓄，就這樣被沒收了。畢生的積蓄被全部剝奪，這算什麼？現在來看，就算藏蔣介石照片，按《刑法》來看，這算什麼罪？」
被抄家後，韓桂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她也沒有出現在班級的畢業照當中。劉伯勤再也沒有見過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聽她，想給她當面道歉，卻聽說她去世了。」
惡作劇
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巨大驚嚇
「文革」時劉伯勤家住山東省政協大院。大院內有幾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這3人都出現在了劉伯勤的道歉廣告中。談到當年對3人做的錯事，劉伯勤充滿懺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後，玻璃破了，窗戶上糊了報紙。有幾次，劉伯勤他們半夜起來，用冰棍的竹棍劈開一點，夾著小鞭炮。之後將周志俊家窗戶的紙弄開一個孔，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了巨大的驚嚇。
惡作劇同樣發生在宋文田家。劉伯勤與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臉貼到玻璃上，然後敲玻璃。裏面的人一開燈，順著聲音一看會嚇一跳。
1967年，劉伯勤與人還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裏，他們將杜大中家廚房的鹽、油、醋等調料全倒在一起，讓他們沒法用。
反思
「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
劉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現。
1966年9月，濟南大中專和中學學生到全國各地串連，串連熱潮持續了7個月之久。1966年11月，身為紅衛兵的劉伯勤也上北京串聯去了。但當他回到老家山東省政協大院的時候，讓他震驚的事發生了：全院子貼滿了打倒他父親的大字報、標語等。他父親被說成「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對待。後於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態是"我們是黨內，你們是敵對勢力"，潛意識中優越的心態在作祟。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心態變化很大，內心受衝擊很大。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開始反思了。”
「文革」中劉伯勤曾下鄉，回來後在鐵路上幹了裝卸工、調車組、食堂採購3個工種，一待8年。
1972年，開始興考試了。劉伯勤當時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於是重新學習，在鐵路系統自學。那時他開始請教老師並得到了幫助。「文革」當中對老師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裏道歉了。”這是劉伯勤道歉的開始。
後來他發憤讀書，於1978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上世紀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劉伯勤母親那裏，他當時很隱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結
「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
在同班同學李剛看來，劉伯勤「有拗勁，愛較真，辯論時非要分出個一二三」。劉伯勤將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稱為“屬於小惡”。
劉伯勤產生登廣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幾年前他就想，當年傷害過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廣告可以給人家後人有個交代，通過這種辦法把該做的做了。但當時他有顧慮，因為和他一塊做那些事的還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沒有道歉，他怎麼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觀上不能給別人形成壓力」。“現在和我一起干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劉伯勤的班級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同學聚會，但劉伯勤一共只去了兩次。同學曹廣濱說，「他不好意思去，當年的事情到現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壓力。」同樣不願意參加聚會的還有被抄家的張念泉。同學鮑德昌曾勸張念泉，“別計較過去的事情了。都什麼年代了，還記得這些事情呢？”張念泉當時回答，“不想見面，也不願傷和氣。”
5年前，劉伯勤找到了張念泉，把他請出來一塊吃了個飯，坐了兩三個小時。但這次見面，兩個人談「文革」的時間並不多。劉伯勤當面給張念泉道歉。張念泉說：“我們那時候年齡小，是孩子。那時候大環境不都這樣嗎？”“包括老師、其他人，所有我道過歉的人都這麼講。但這是人家的寬宏大量。”劉伯勤說。
今年農曆正月初三，在濟南東二環的一個酒店，有十幾個老同學參加了同學聚會。劉伯勤少有地參加了。
一見當年的「黑五類」同學鮑德昌，劉伯勤就說，“我見了你不好意思。”
鮑德昌說，「這麼多年了第一次見，有什麼不好意思！你這麼些年不來，咱們的人見一次少一次了。」
劉伯勤隨後的話讓鮑德昌震驚。他說，「說句良心話，我覺得咱們班的張念泉、韓桂英等，我對不起他們。我真想見見他們，給他們道歉。」
聽到劉伯勤的話，鮑德昌覺得自己眼眶濕潤了。他說，「伯勤，你怎麼這麼說呢？咱們能活著見了就很好了。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就是惡作劇，正好趕上這麼個風潮。」在場的人也都勸劉伯勤，“伯勤你別這樣，這麼多年的事了，誰把它當回事呢？”
「但這不等於每個人心裏覺得「文革」這個事就可以一筆勾銷。」劉伯勤後來說。
「這個同學有這種思維和意識，他還記得這個事，想給人道歉，我覺得很感動，心裏很熱火，是一種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鮑德昌告訴南都記者。
隨著這次聚會道歉而來的就是劉伯勤的道歉廣告。劉伯勤評價這次廣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道歉廣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張念泉還在世，但劉伯勤目前無法聯繫到他。其他人則沒有機會當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劉伯勤偶然登錄一家媒體網站，看到有「讀者留言」欄目，就詢問做不做道歉廣告業務。後來幾經溝通，最後在這家媒體登載了那則道歉廣告。在這家媒體網站「讀者留言」欄目，劉伯勤留言稱，“本人「文革」時年幼無知，受人蠱惑，傷害了一些人，這些年來已當面向其中部分當事人道了歉，也獲得他們諒解。但還有一些先生因年久無法聯繫(有些甚至已經過世)，願意在貴刊登廣告向他們及其家屬道歉，以贖前愆，不知貴刊能否成全？”
他用的網名叫「心病」。
參考資料：
《濟南市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
《山東省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山東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山東省省情資料庫
「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劉伯勤
南都記者高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