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離婚激怒章士釗：「我要找毛主席」

1961年，妞妞（洪晃）出生後，一家三口其樂融融。

章士釗老人與外孫女妞妞在一起。

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離婚激怒章士釗老人

離婚手續辦妥後，章含之要我跟章士釗先生和妞妞交代這件事。她不敢開口跟章老談離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會同意我們離婚。

離婚令妞妞痛哭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衚衕附近的居民委員會辦離婚。第一次去還碰了釘子，居民委員會一位負責人找了諸多借口不給辦離婚手續。後來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員會關照，說:上次來辦離婚的，你們知道是誰嗎？下次章洪二人來辦離婚，不許問長問短，照辦就是了。想不到辦離婚也可以走後門。

離婚手續辦妥後，章含之再一次把難題交給我。她要我跟章士釗先生和妞妞交代這件事。她不敢開口跟章老談離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會同意我們離婚；而女兒也跟我很親，由我對女兒講也比較好。我想:離婚已成事實，她老是不肯講也不是事情，要我講就講吧。而且要我繼續像做戲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點了結此事。

因為妞妞暑假後會出國，我必須在她出國前告訴她這件事，所以我先對女兒講了。記得是1973年五一勞動節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開口，我說:「爸爸和媽媽感情不好，已經辦好離婚手續了。今天才告訴你……」妞妞一聽就哇哇大哭起來。而使我吃驚的是女兒的第一個反應，她竟然說:“我學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嗎？老師知道嗎？以後我的家在哪裏？”

20世紀70年代父母離婚在社會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連孩子也感到有壓力。孩子一是感到丟臉，二是感到沒有家了。

離婚的事算是跟女兒講明了，引得女兒大哭一場。女兒那凄厲的哭聲刺痛了我的心，我對女兒的那份憐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無法平復。

話中告別。那一年，洪晃十二歲，還是紅小兵時已遠渡重洋赴美國學習、生活了。從那時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溫暖、父母的關愛。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書中也談到了她那幾年在美國寄人籬下的感受。

女兒這一走我真是牽腸掛肚，因為那時中美兩國之間不能通郵，更不能通電話。我與女兒的來往信件只能通過外交部的信使傳遞。妞妞剛去美國時，基本上每個月給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覆讀好幾遍，從中得到不少樂趣和安慰。到後來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課繁重了，顧不上按月寫信報平安。

話到史家衚衕詢問妞妞的情況。章在電話中說了一句:「你以後再不要往這兒打電話了。」就收了線。從此我儘管仍然時常惦著女兒，但也學會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裏。

1950年，洪君彥和章含之在北海公園，這是洪章第一次合影。

章老最不放心外孫女

離婚的事向女兒交代過後，接著應該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講清楚？真是太難了。章含之根本不敢面對面向父親交代此事，要我單獨跟章老講。我感到非常為難。章老當時已92歲高齡了，再加身體十分衰弱，長期住北京醫院療養。其實1971年我從鯉魚洲幹校回北京時，老人家已經在醫院裡了。那時我每星期都去北京醫院看望他，從家中帶去可口的菜和湯，坐上一兩個小時陪他聊聊天。老人身體這麼虛弱，我怎忍心用這等不愉快的事去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我真怕他老人家受不了這個打擊。

不久聽說章老受毛主席重託，即將啟程赴香港促成國共和談，我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和老人談了。

我到北京醫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請安，問候他的健康情況，躕躇了好一會兒才開口說:「爸，我和含之長期感情不和，已經辦了離婚手續了，這件事必須和您說一下。」

章老當時非常吃驚，繼而大為震怒。他提高嗓門激動地說:「這麼大的事情怎麼可以先斬後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們離婚後妞妞怎麼辦？」接著又問我，“是誰提出來要離婚？”我說是章含之先提出來的。章老馬上問:“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說:“有了，是喬冠華。”章老馬上說:“你們的離婚過程一定有文章，這件事不能這麼了結。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來再說。”說罷他氣呼呼地閉上眼睛。這是章老聽到我們離婚消息後的第一個反應，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對於老人的去世我深感遺憾，老人對我的厚愛我銘感終身。我想:即使章老那年健康地返回北京，我也會勸老人家成全他女兒。過去幾年章含之的種種行為，我從未向老人家透露半句。所以老人一聽到女兒要離婚，總以為是偶然的突發事件。他滿以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可以挽回。殊不知他女兒的移情別戀已經不是頭一回了。我心裏想:章的心早就變了，又何必把人留住？

章老不允許女兒未經他的同意就辦離婚。在他看來，這是離經叛道的事，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他視如掌上明珠的外孫女妞妞。父母離婚了，孩子怎麼辦？

至於章含之書中寫到的章老對我們離婚所表的態，完全是另一個版本。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摘自《不堪回首》 洪君彥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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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延安窯洞前

曾經在中共歷史上叱吒風雲的王明(原名陳紹禹)與張國燾有不少共同點。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富戶。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縣上栗，父親是一個鄉紳;王明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父親是一個商販。

其次，他倆都曾是我黨早期的最高層領導幹部。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他負責組織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再次，他倆在叛黨叛國的路上「殊途同歸」。1938年張國燾棄自己為之奮鬥十幾載的信仰而去，成為反黨急先鋒。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蘇聯定居的王明步其後塵，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歷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槍手。

然而，這兩位在我黨早期頗具分量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糟糕，彼此間曾有過兩次較量，但都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第一次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學生在紛飛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歷屆學生中，有許多是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鄧小平、博古、傅鍾、張聞天、俞秀松、王稼祥、陳昌浩、伍修權、孫冶方、沈澤民、張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還有後來將莫斯科中山大學鬧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陳紹禹)。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

第二次較量是在延安。這一次張國燾敗得更慘。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歷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延安。

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繫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麼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麼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面有文章，我能有什麼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