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在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情況下，給中共中央寫信，從理論上反對「兩個凡是」。
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什麼是「準確的、完整的」?
三個月之後，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作了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鄧小平還列舉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一些講話加以分析，來闡釋如何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說：毛澤東曾經把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但他也歷來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我們不能因為毛澤東曾講過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一部分，就像「四人幫」那樣把知識分子污衊為“臭老九”。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是重視知識分子作用的。因此，我們現在不能再繼續講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而應當從愛護知識分子出發，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樣才能正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在講話中還指出：毛澤東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
這就是「準確的、完整的」。
這就駁斥了「兩個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的這封信。
華國鋒感到阻擋不住鄧小平的復出了。
他派人找鄧小平談話，提出要鄧小平出來之前寫個東西，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鄧小平拒絕了這個要求。他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直接批判了「兩個凡是」。
此時的鄧小平，意氣風發，指點江山。他在這個極為重要的談話中說：
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把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
在黨內高層公開講毛澤東也犯過錯誤，這在當時，不啻是石破天驚。
鄧小平的講話，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為批評「兩個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艱難備嘗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時代的潮流難以阻擋，堅冰開始打破了。
經過上下結合反覆激烈的鬥爭，黨心民心終於佔了上風。
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這對於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極“左”，否定「兩個凡是」，為中國開闢新的道路，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鄧小平在全會上的講話，再次強調了對毛澤東思想要有一個正確的完整的認識，強調要善於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鄧小平還強調說：「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
鄧小平的呼籲，得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響應。
會後，聶榮臻在《紅旗》雜誌第9期發表《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一文說：實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給我們黨的最寶貴的理論遺產。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文章。文章回顧了與張國燾、「四人幫」在軍隊問題上的鬥爭，說：“我們絕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樣，不管路線是非，誰的權力大就跟誰跑。”“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
陳雲在9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文章指出：「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
這些努力，都是批評「兩個凡是」，縮小「兩個凡是」的市場。
1977年7月30日，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邀請賽的主席台上。這是鄧小平復職後首次在重要的公開場合亮相，全場掌聲雷動。
鄧小平以73歲高齡第三次復出，引起全世界轟動，成為關於中國的最熱門的話題。然而，鄧小平很少談自己，他總是把話題引向中國的急迫的實際問題。
此後20年，黨和國家的歷史及命運，就和鄧小平這個名字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本文摘自《交鋒》，馬立誠 凌志軍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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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和彭德懷在軍事演習現場（資料圖）
廬山會議後，撤銷了彭德懷在軍隊內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黨內文件照發，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照常通知他參加，不過彭德懷照例請假就是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彭德懷有什麼事都是通過楊尚昆這個辦公廳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國慶節前夕，彭德懷搬出中南海，移居吳家花園。10月21日，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9月9日寫信要求學習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意見。說讀幾年書好，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談話時氣氛很好，談話以後又共進午餐。彭德懷離去以後，毛澤東囑我以後要經常去看望彭德懷。每月至少兩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動態，幫助他聯繫和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懷處，在彭那裏召集高級黨校黨委常委會，楊獻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當場安排了彭德懷到黨校學習的問題，併當面交代，彭德懷是毛主席批准到黨校學習的，要派專人輔導他的學習，有什麼問題由楊獻珍同彭德懷直接聯繫。
後來，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彭德懷出來做點事。有一次，他對我說，可以讓彭德懷當農墾部部長，要我去徵求彭德懷的意見。當然，如果彭德懷同意，下一步還要做王震的工作，讓王震把農墾部部長的位置讓出來。我考慮，那時彭德懷的情緒很不好，不可能出來工作，因而一直沒有同彭德懷談。還有一次，毛澤東指定我和陳毅、聶榮臻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主要是說服彭德懷承認錯誤，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懷心裏不服，一直頂著不表態，我們三個人都認為不好開口。以後我見到毛澤東，就說你要我們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你講個方針才好。毛澤東看到我們有難處，笑了笑說，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請求中央允許他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了解農村情況，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許他外出調查，行前希望見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懷的信送給毛澤東，過了些日子，毛澤東批回來：「彭德懷到哪裏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懷處，把毛澤東同意他下去調查的情況告訴他。25日晚，彭德懷到我的辦公室，交來一份去湖南的調查提綱，並要求中央辦公廳給他派一個臨時秘書，隨他去湖南，幫助整理調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來，對他說：「彭德懷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鄉看看，作些農村調查。因為廬山會議後彭原來的秘書都回軍委去了，這次他下去要求中辦給他派一位同志幫他整理材料，我們考慮你去比較合適。」金石有些緊張，我對他說：「彭德懷現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你還是要尊重他。你幫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麼寫，你就怎麼寫，有錯誤由他負責，與你無關。」
10月30日，彭德懷離京去湖南。他到長沙後，湖南省委書記胡繼宗向他介紹了有關情況；在湘潭，由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接待。11月3日，彭德懷就到了他的家鄉湘潭縣烏石大隊為民生產隊（彭家圍子）。
一個多月以後，彭德懷從華國鋒那裏得知中央準備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地、縣委和大的廠礦企業一級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認為這個會議主要是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十分重要，決定立即結束湖南調查返回北京。
彭德懷這次去湖南，歷時50多天，最後整理了5份調查報告，他要金石交給我，並附信說：「這些材料都已經和省、地、縣委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如有錯誤，完全由我負責。」我把彭德懷的幾份調查材料連同金石寫的隨彭德懷去湖南情況的報告一併報送毛澤東。這件事，事前經過毛澤東批准，事後又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從工作程序和組織原則上講都是無可指責的。
話給我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本來打算春節以後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區去看看，搞些調查研究，現在這個樣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辦。
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彭德懷立即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翻案的《八萬言書》。6月16日，彭德懷到中南海把這份材料親手交給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發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為了鄭重，《八萬言書》印出清樣後，派人先送給彭德懷，請他校閱後再正式印發。他卻說：「相信中央辦公廳，不看了，印發吧。」當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彭德懷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9月，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和隨後的國慶13周年活動，就不再通知彭德懷參加了。在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以平反。全會還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他進行全面審查。
後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派人去湖南，對1961年彭德懷回鄉作農村調查情況作「追蹤調查」。原來，彭德懷在湖南調查結束後，湖南省委曾正式書面報告中央，反映彭德懷在湖南期間表現是好的；但這時卻又出爾反爾，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當時有「反黨言行」。這次專案調查人員也專門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編造了一個《關於彭德懷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況的調查報告》，說彭德懷那次回鄉調查是「別有用心」、「滿腹牢騷」，散佈了一系列「反黨言論」。這個《報告》送我印發時，我發現《報告》上把那些隨彭德懷去湖南的工作人員名字也寫上了。我當即打電話給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負責人，說那幾個隨行人員都是組織上派去做具體工作的，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這樣，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新的株連。
1965年9月11日，毛澤東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懷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彭德懷錶示，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但我犯了錯誤，說話沒有人聽，對工業也是外行，還是希望去農村作調查。23日，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澤東說：「彭德懷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毛澤東還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10月19日，彭德懷來找我，要我幫助他解決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體問題，我當即應允。次日，我派中辦警衛局副局長田疇、中辦機要室副主任賴奎到彭德懷那裏，問他有什麼要辦的事，要一一幫他辦好。11月28日，彭德懷乘火車離京去成都，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關係送他，實屬憾事。又豈知，更為遺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別！
楊尚昆和彭德懷友誼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兩篇文章的同時，他不顧疲勞，又開始撰寫紀念彭德懷百年誕辰的文章。他強調一定要把彭德懷最突出的特點寫出來，主要寫他時刻以黨的利益為重，無私無畏，為黨為人民奮鬥終生，立下豐功偉績，最後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彌堅，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楊尚昆去上海，我隨行去上海檔案館查檔。這期間，他還召集我們隨行人員反覆討論這篇文稿。不料，楊尚昆這次歸來後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將軍》一文是他最後的日子裡在病榻上定稿的。
本文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