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曾說：「黨內除了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而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與張國燾的鬥爭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刻。任何一本中共黨史，都跳不過張國燾這個名字，他在歷史上的功績和錯誤都無比鮮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來解讀他的一生，但很久以來他在中共黨史上最顯著的標籤是：叛徒。
隨著近些年檔案資料的不斷公佈，黨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有專家指出，雖然張國燾在革命過程中犯過嚴重錯誤，甚至中途叛變，但不應當遮蓋其在建立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歷史貢獻。《建黨偉業》中扮演張國燾的青年演員李晨說：「張國燾這個人在建黨初期的時候，還是一個很單純的熱血青年，他在黨史前期很重要，後期很特殊，我們要做的是正視歷史……」
出身官紳世家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張氏父子常常會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舊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北大求學時期，張國燾常常把自己閱讀的《新青年》之類的進步書刊，寄給父親，並堅決回絕了家裏安排的親事。張國燾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積极參加學生運動，四處進行革命宣講。對於他的口才，後來紅四方面軍的老人回憶道：「張主席的戰前動員是最好的，每個指戰員聽了都熱血沸騰，鬥志昂揚。」
1919年張國燾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首次相遇，當時張是學生領袖，而毛是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這次相識，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
「五四運動」成就張國燾
真正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台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講演部是各校運動積極分子雲集的地方，人數眾多，僅北大就有800多人。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遊行最終演變為痛打賣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沖在前面，並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著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6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願在全國學聯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正群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幹事。對於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願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願，並申訴自己的理由說：「學生無後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延安時期，張國燾（左）與毛澤東在一起
開辦工人補習學校
張國燾在上海時期，曾與陳獨秀暢談救國理想，創建中國共產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上海和陳獨秀談到黨綱、黨章等許多具體問題，「希望李大釗先生和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周邊城市發展。」
回到北京後，已經耽誤一個學期課的張國燾得到了學校和教授的優待，總是能得到一個善意的及格分數。張國燾便常常泡在北大圖書館，他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大量閱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歷經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組建。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裏，有工人3000餘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開辦學校是需要經費的，張國燾不願再向李大釗開口，於是將當年家中郵寄給他的一年生活費300塊錢捐出來。支部的同志都儘力捐款，此後這項制度逐漸沿襲下來，最終成為中共黨費的來源。
張國燾、鄧中夏、張太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里，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多年後，周恩來對要脫黨出走的張國燾說：“這個黨是你創建的，你不能離開啊！”
張國燾能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並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與李大釗對他的看重有很大關係。但是1924年張國燾被捕，在敵人嚴刑逼供下所寫的供詞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釗，這間接導致了李大釗1927年被敵人殺害。這個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國後，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
建設紅四方面軍，大搞「肅反」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68年後，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聖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後，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將紅軍游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破格提拔當時僅為副軍長的徐向前擔任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擔任總政委。
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也曾大搞「肅反」運動。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數量過多，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楊克武少將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罰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幾個月的「肅反」使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地位無可撼動。
1935年，張國燾反對中央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他在毛澤東率領一方面軍北上後，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這期間，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武力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成為其分裂紅軍的原罪證據。關於這份密電中的內容，張本人至死不承認，所有當事人的回憶也是說法不一，後來關鍵人物葉劍英也只說電文“語氣很強硬”。
而關於張國燾後來放棄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學者研究認為，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堅決抵制、康北地區惡劣的生存環境、共產國際的干預與調解、中共中央的正確策略等。
借祭掃黃帝陵叛黨
紅軍長徵到達陝西省北部的陝甘寧根據地。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張國燾頭上，毛澤東甚至在延安公開羞辱張國燾。有一回看戲，演的是唐僧取經的內容。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一個民主人士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一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道：“無恥。”毛澤東面不改色。面對這些羞辱，張國燾痛苦不堪，心灰意懶。
這時候，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從蘇聯回國，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與張國燾談話中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後，登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周恩來等人百般勸阻無果，張國燾叛黨終成事實。張在自己的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1949年前，張國燾攜全家前往台灣，但未能繼續在軍統任職，後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張國燾靠給美國人寫回憶錄為生。關於他的死，大陸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這位中共創始人因無人照顧，凍死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養老院，其夫人輾轉求助於蔣經國，才湊足了喪葬費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這種福利健全的國家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家養老院將面臨巨額賠償和法律問責，所以此事不實。無論怎樣，1979年12月，82歲的張國燾離開人世，死前叮囑兒子，他的墓要朝向東南。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1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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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團成員
本文摘自《共和國大審判》，王文正口述 沈國凡采寫，新華出版社出版
在北京西郊軍用機場
同年9月5日和6日，林彪、葉群先後得到周宇馳、黃永勝的密報，獲悉了毛澤東主席察覺林彪在密謀奪權的談話，決定對在旅途中的毛澤東主席採取謀殺行動，發動武裝政變……經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審判，終於搞清了林彪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幕後策劃情況。除了我與你合作的那本《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上所披露的內容之外，還有一些內幕，我在這裏必須作一些補充，因為它們一直都未曾公開過。這起事件得從1971年9月11日夜晚，在北京西郊軍用機場的一次密謀開始說起。這是機場旁邊一間極不起眼的小平房。當天黑下來之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這裏組織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空軍司令部作戰部部長魯珉和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等人在此召開秘密會議。這裏，正在策划著一場震驚全國的巨大陰謀。
林立果一副十分自信的樣子，對那幾個老軍人說：「現在情況很緊張，馬上要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會議以前要開三中全會，三中全會一開，首長（林彪）就不佔優勢了。現在首長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要把'B52'搞掉」。
林立果接著又對其他幾個軍人說：「'殲七'打不成，就看魯珉部長在碩放第二次攻擊，再不成，讓陳勵耘派強擊機轟炸。碩放有的是炸藥……把炸藥往鐵路上一擺，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被稱為「B52」的正是毛澤東主席，這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在陰謀活動中所使用的代號。擔任打頭陣的江騰蛟代號為"殲七"。
為什麼林彪集團想謀害毛澤東主席呢？
因為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林彪意識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發展有超過自己的趨勢，為此圖謀提前「接班」。為什麼林彪會有這個想法呢？
原來他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江青的野心在當時都絕難實現，但是要毛澤東主席將自己的位子馬上讓出來，讓他提前「接班」，那也是絕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反革命集團決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上海制定了武裝政變計劃，取名為《"571"工程紀要》。3月21日，林立果根據《"571"工程紀要》建立"指揮班子"計劃。在上海召集江騰蛟和七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王維國、七三五○部隊政治委員陳勵耘、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秘密開會，指定江騰蛟為南京、上海、杭州"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的負責人。有誰能夠想到，在全國人民以狂熱的熱情投入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懷著虔誠之心保衛毛澤東主席的時候，這位被稱為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主席"，為著個人的權力，竟向黨的領袖伸出了罪惡之手。經特別法庭最後判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犯有四個方面的罪行：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三、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對這些事件只有特別法庭的審判結果才是最具有權威性的。這件令國人震驚的事件，經特別法庭認真嚴肅的審判，現在都已經真相大白。
2. 竊取毛主席南下情報
這個空軍黨辦調查小組是什麼呢？這個小組就是以林立果為首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組織的「聯合艦隊」。面對著即將覆滅的命運，林立果指揮「聯合艦隊」進行最後的掙扎。
1971年9月7日，江騰蛟家的房門被輕輕地敲響了。
他打開房門，見來找他的人是周宇馳。
周宇馳受林立果之託，送來了一份材料。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長沙會見廣州軍區負責人劉興元和丁盛時的講話。
話打到顧同舟家裏，向他了解傳達的內容。顧同舟將自己了解的情況告訴了於新野。
這些內容包括：十次路線鬥爭；三項基本原則；三條方針；強調幹部多讀一點書並且加強路線鬥爭的教育；不要老婆當秘書；不要搞吹捧，對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強軍隊的軍事訓練，軍隊要防止驕傲等。這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次情報搜集活動，他們通過這些講話，了解毛澤東主席的動向，以及有關的各種思想。於新野連夜將記錄作了整理，送給周宇馳。
話，說：「昨天晚上於新野記錄的我們都看了，林立果副部長也看了，我們非常感謝你。林立果副部長說，要你整理一份文字記錄，派人送到北京來。」既然是林立果副部長要這份材料，顧同舟不敢怠慢，立刻趕著將這份材料整理好。一場秘密竊取毛澤東主席行動和情報的活動，就這樣開始了。
這份重要的材料由誰送去比較穩妥呢？顧同舟自然得找一個十分可靠的人才行。在顧同舟對這個人還未考慮成熟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為什麼林彪集團對竊取毛澤東主席的這次談話如此感興趣？在此之前，毛澤東主席就已察覺了林彪一夥迫不及待妄圖篡黨奪權的野心，對其已有所防範。林彪眼看著接班人的位子很難保住了，便開始策劃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動。其實，林彪、江青這兩伙反革命集團為了達到他們各自的政治目的，早就相互勾結在一起了。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形成了一個反革命聯盟」。"兩案"中，除已經死亡的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六名主犯外，這次特別法庭判處的十名主犯，林彪這一邊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江青這一邊是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陳伯達，陳伯達這個人同林彪、江青所犯的罪惡都分不開。在這十個人中，除江騰蛟之外，其他九個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都是舉世矚目的人物。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此曾說過，林彪、江青一夥"做賊是一致的，分贓有矛盾"。就連林彪集團主犯之一的邱會作都說："林彪是副統帥，江青是旗手，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事實也確實如此。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江青、葉群和吳法憲勾結，指使江騰蛟搜查上海鄭君里、趙丹等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後來，江青掛著一台照相機，來到林彪工作室，為這位野心家拍了一張讀毛主席書籍的相片。這張照片沖洗出來後，登在1971年7~8兩期合刊的《解放軍畫報》封面上，江青還為此取了個很響亮的標題《孜孜不倦》。光頭林彪一副裝腔作勢讀書的樣子--這就是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傑作。顧同舟最後決定派他的妻子張亞青親自去送這份材料。
9日下午，張亞青乘坐空軍三十四師的飛機直飛北京。
1971年9月7日下午，已經看過周宇馳送去的材料的林立果，在北戴河空軍療養院對空軍黨委辦公室調查小組的陳倫說：「我們馬上返航，回北京……現在艦隊進入一級戰備」。這個空軍黨辦調查小組是什麼呢？這個小組就是以林立果為首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組織的「聯合艦隊」。面對著即將覆滅的命運，林立果指揮「聯合艦隊」進行最後的掙扎。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鵬、林彪、黃永勝
林彪的「九·八」手令
江騰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後，當即表示三條：「為了正義，為革命，堅決干」。林立果十分高興，就安排說："你到上海作第一線的指揮，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騰蛟當即表示："一定堅決按首長和你的指示辦。"上海市公安局送達王文正關於林彪死黨王維國材料的便箋。
1971年9月7日，周宇馳根據「首長」的指示，將毛澤東主席對廣州軍區領導人的談話給江騰蛟看過以後，就向他傳達了「首長」關於謀害毛澤東主席的陰謀計劃。周宇馳說："看起來他們要動手了，如果他們這些人上了台，我們就完了，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如先下手為強。他（指毛澤東主席）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要回北京過國慶，我們看在經過上海的時候，就可以在上海動手。"江騰蛟提出由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來干。
王維國當時任駐滬空軍第四軍政委，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手中握有很大的權力，也可以想辦法調動空軍，由他來干這件事情當然是可以的。可是，這卻遭到了周宇馳的反對。
周宇馳認為：「王維國不行，王維國太粗糙，這個人太粗。」江騰蛟最後決定自己親自上陣。
江騰蛟是1930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他為什麼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干出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罪行呢？江騰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駐滬空軍第四軍政委提升為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他在南空機關內部大搞宗派活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安插親信，排斥異己，煽動一些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南空司令員聶鳳智打倒，而且要"揪出聶鳳智的黑後台"，矛頭直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1967年，掀起"揪軍內一小撮"時，抄了許世友的家，使許世友無法正常工作，被迫躲進安徽大別山南京部隊的後方農場。1968年，由於江騰蛟在南京軍區反軍亂軍，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毛澤東指示："對此人不能重用。"此後，江騰蛟被免去了南空政委的職務。
就在這時，林彪卻對他加以保護，特地在家中接見了江騰蛟，並私下封官許願。江騰蛟對於林彪的這種「信任」真是感恩戴德，給林彪寫了不少的效忠信。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騰蛟，認為這樣的人可以成為他們忠實的鷹犬，並通過吳法憲對其進行包庇重用。我在參加預審工作時抄下來一封信，是江騰蛟寫給林立果的，從這封信就可以看出江騰蛟對於林彪家族的效忠程度。信是這樣寫的：
立果同志：苦思數日，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語言可以表達我感激首長、主任和你的心情。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教導我的，指點我的，保護我的，是誰呢？是首長，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嗎？能不天天念嗎？我能不以實際行動報答嗎？！……
夠了，夠了，一個參加革命數十年，現已五十多歲的「將軍」，竟然卑躬屈膝地要接受一個二十多歲的林立果的"教導"，這正暴露了江騰蛟在權力慾火炙烤下醜惡的靈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就是這樣招降納叛的。
從此，江騰蛟對毛澤東主席懷恨在心，死心塌地賣身投靠林彪，積极參加林立果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小艦隊」的陰謀活動，並充當了急先鋒。1971年9月8日，江騰蛟根據林立果的指示來到首都西郊機場。
林立果帶著周宇馳早已在那裏等他了。
林立果從身上拿出一張紙條來給江騰蛟看。
江騰蛟接過看了一下，只見上面用紅色鉛筆寫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執行」。江騰蛟看完之後將紙條還給了林立果。
這就是林彪實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手令--「九·八」手令。
這份絕密的手令是林彪集團實行反革命政變的鐵證，後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乘直升機外逃時，隨身帶走了這份手令。當直升機迫降的時候，周宇馳為毀滅罪證，將這份手令撕碎扔掉了。
可是，這份手令最後還是在法庭上向被告作了展示，關於這份手令復原的過程，我與你在那本《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中已作了全面的介紹。江騰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後，當即表示三條：「為了正義，為革命，堅決干」。林立果十分高興，就安排說："你到上海作第一線的指揮，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騰蛟當即表示："一定堅決按首長和你的指示辦。"安排完後，林立果走到另一個房間，看見一棵靈芝草，就拿過去送給江騰蛟，並要他好好保重身體。
人民領袖神機妙算回北京
毛澤東不愧是時代的偉人，他縱觀風雲變幻，明察秋毫，對於各種政治動向了如指掌，早已識破了林彪一夥的陰謀詭計。就在林立果一夥夢想著實現他們的陰謀之時，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9月9日上午，同樣在西郊機場，同樣在那間極不起眼的平房裏，由李偉信在裏面看電話，林立果、王飛、周宇馳、江騰蛟四人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繼續昨天晚上沒有研究完的問題。在8日晚上，林立果、江騰蛟一夥就如何謀害毛澤東主席的事情進行了仔細的商量，可是未能達成一致性的意見。所以，今天上午又叫江騰蛟和王飛參加，繼續進行策劃。林立果講了三條：第一條辦法是用火焰噴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澤東主席的專用列車。
第二條辦法是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打毛澤東主席的火車。
第三條辦法是要王維國趁毛主席接見他時帶上手槍，在車上動手。
可是，8日晚上的這三條計劃都被否決，大家討論後覺得都不妥。因為這樣的行動，非同小可，必須得萬無一失，否則後果難以想像。在9日繼續研究時，周宇馳提出是不是採取炸鐵路的辦法。可是，也有人認為不妥。
王飛提出，是不是採取開會的辦法。
這時，周宇馳就問江騰蛟：「油庫能不能爆炸？」江騰蛟說："油庫能不能爆炸我不清楚，但是油庫可以燃燒，因為虹橋曾經發生過一次油庫燃燒事件。"周宇馳說："油庫燃燒起來也是很了不起的，趁那個混亂之機動手，謀害毛主席。"接著，就由江騰蛟畫了一張從油庫到將來毛澤東主席停專列位置的地圖，交給周宇馳。周宇馳看過之後，將圖轉給了林立果。
9日下午，除林立果、周宇馳、王飛、江騰蛟、於新野之外，又新增加了關光烈，這夥人繼續在老地方，研究從關光烈哪個部隊裏面調火焰噴射器到上海去，以及如何調動部隊到北京協助王飛攻打釣魚台的問題。江騰蛟看到王飛在看一封信，就走過去，一看竟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
後來，法庭上投影和宣讀了這封信。
信的內容是：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可與王飛同志面洽。
林彪接著，這夥人就研究了這次行動的密語：「如果毛主席已到了上海的話，就說王維國因病住院了；如果毛主席離開了上海，就說王維國已經好了，出院了」。周宇馳對江騰蛟說："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話，於新野跟你去，他全都有。"於新野在一旁，對於所作的決定都認真地作了記錄。
林立果說：「如果在上海動手的話，有線電、無線電同時使用，無線電發電報的時候，就發王飛轉空軍黨委，以這樣的辦法發，有線電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線路佔住，不讓別人用。」林立果將關光烈介紹給其他幾個人之後，就直截了當地對關光烈講了兩個問題："第一，把你們那個師的火焰噴射器調到上海，交給他（指江騰蛟）指揮。第二，你們調一個營到北京來，協助王飛率領空軍警衛營攻打釣魚台"。林立果指出，林彪的決心已定，並佈置說："就在上海搞，如果'B52'住在機場，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噴射器干，住在市裡就叫幾個人用手槍干，不出車站就在車站裏干。"江騰蛟表示同意林立果的意見，但在具體方案上只同意在機場和市裡這兩個方案。9月11日晚飯後，在北京西郊機場的那間平房裏，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魯珉四個人，又在一起研究行動方案。這次主要是研究魯珉到碩放去指揮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另一套行動方案。
林立果強調：「以檢查為名，到那裏去，借口說有些壞人坐著毛澤東主席的火車到處搞陰謀活動，對碩放就這麼講。」江騰蛟認為："如果這樣講的話，李世英真可能幹。"李世英是當時駐碩放的第十五師的師長。
林立果聽後覺得有道理，一再強調：「到那個地方主要是炸鐵路橋，那裏有炸藥」。一場令中國人民震驚的謀殺即將開始。
毛澤東不愧是時代的偉人，他縱觀風雲變幻，明察秋毫，對於各種政治動向了如指掌，早已識破了林彪一夥的陰謀詭計。就在林立果一夥夢想著實現他們的陰謀之時，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林立果聽完電話之後得知，「B52」到上海後立刻改變行程，此刻他的專列已經過了上海。林立果炸碩放鐵路橋的方案還未來得及實行，毛澤東的專列就已經平安地到達了北京丰台車站。9月13日，林彪見反革命陰謀已經敗露，乘機叛國外逃，最後墜毀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一場妄圖謀害毛澤東主席，竊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陰謀宣告徹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