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失敗，清廷殘酷捕殺革命黨人，右起為羅聯、饒輔廷、羅遇坤、陳亞才、宋玉林、韋雲卿、徐滿凌、梁緯和、徐亞培等烈士就義的情形（資料圖）
眾所周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深受蘇聯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雙重的，既有正面的積極作用，也有負面的消極影響。於此，毛澤東曾有過這樣的論述：「第三國際前後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後來季米特洛夫負責的時候也較好。」（《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恩來進一步分析：“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共產國際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中期的缺點和錯誤，概括地說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佈置代替了原則的指導，變成了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各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以俄羅斯解密檔案及當事人的回憶為根據，剖析1927年中共領導的廣州起義中的蘇聯因素及其影響，證明周恩來以上論述是正確和深刻的。
【是否發動起義，存在嚴重分歧】
布留赫爾：「您關於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確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了上述密商的李維漢後來在其《回憶與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至於南昌起義軍要南征去佔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體指示。”
中，斯大林明確指出：「廣東的暴動應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國民黨政府、切實實行土地革命並同共產黨結成緊密聯盟的口號下進行。」
為了論證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的前景，1927年9月14日，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還專門邀請此前不久從中國返回蘇聯、曾在中國軍隊擔任過軍事顧問的一批高級軍官開會。儘管與會者看法不一，既有樂觀的，也有悲觀的，但蘇聯領導人顯然受到了其中持樂觀態度的將軍們的影響。因為9月1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決定：「在三周內準備好向中國派遣兩名高級軍事人員和10名中級軍事人員」，“將呆在庫倫的41名中國人分成幾個小組派往廣東，聽候H部隊（即南昌起義部隊——筆者注）革命委員會的調遣”。
可是，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軍，經過兩個月的南下苦戰，到達廣東潮汕地區卻慘遭失敗，損失十之八九。在這種情況下，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廣東省委：「中央認為葉、賀既已潰敗，在最短時間暴動奪取廣東全省政權的計劃，暫時已經不可能，因葉、賀之潰敗而停止各地之暴動」，“廣州暴動的計劃應即停止”。〔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州起義資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此時，曾參加過德國工人起義的德國共產黨員、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受莫斯科的派遣抵達香港，他的到來使已經停止的廣州暴動準備工作又繼續進行下去。10月15日，諾伊曼參加了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聯席會議。他在會議上指定張太雷、周恩來、惲代英等6人為南方局委員，指定周恩來、張太雷等6人為南方局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在他的影響下，會議通過了《通告第十四號》：「既然我們廣東的暴動完全是獨立的行動，當然決不能因葉、賀軍隊之失敗而取消之」，“賀、葉軍隊的失敗，並沒有增加敵人的穩定，反而更引起劇烈的內部衝突”，“工農運動的高潮非特不因東江軍事失敗而低落，實際上更形高漲”。〔《廣州起義資料》（上）〕
彙報說：「城市的權力牢牢掌握在張發奎手裏，他採取了明顯的反動的方針，逮捕工人，驅散罷工者。工人強烈不滿，情緒激昂。軍事形勢依舊。市內除警察外只有三個團，其中在特別獨立團里，共產黨支部很強大，領導著大多數士兵和黨員，在第二團里我們的影響也很大。海豐地區的農民暴動正在迅速發展……我們正在組織大罷工，開始成立在革命工會領導下的赤衛隊。已把葉挺召來了……實際上我們還沒有確定起義日期，因為鑒於上述決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懇請你們立即向廣州發出指示。」
當時的蘇聯駐廣州領事波赫瓦林斯基則堅決反對立即起義。同一天，他也給莫斯科發送了密電：「立即舉行暴動的方針是錯誤的，因為黨沒有力量在廣州奪取和建立政權，舉行暴動除了無謂的殘殺外只會導致消除現時的改革派，他們儘管有其反動性，但在國民黨內是個特殊的派別……拒絕同張發奎會見，我認為是錯誤的。」他請求莫斯科立即給諾伊曼發出相應指示。
【蘇方明確同意廣州暴動計劃並提供經費支持】
：「堅決請求立即給我們指示，我認為暴動時機已完全成熟，拖延會給力量對比帶來不利變化，因為鐵軍將回來，我們的部隊將調走，汪精衛的正式政府將成立以取代現時的空缺狀態。工人的勝利對整個中國會有無可估量的意義。這裏的領事館實行的是同張發奎進行談判和不舉行起義的腐朽的驚慌失措的方針。」同日，諾伊曼再次給莫斯科發來密電：“如果我們收不到對今天這份電報的答覆，我們就於星期一清晨發動。”莫斯科很快舉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批准廣州起義計劃。12月10日，斯大林致電諾伊曼：“關於廣州事件的電報收到。鑒於群眾中存在一定的情緒和當地比較有利的形勢，不反對你們的意見，建議行動要有信心要堅決。”
以這封密電同1927年7月25日莫斯科發給中共的有關舉行南昌起義的答覆密電相比，這封密電內容清晰、態度明確，而7月25日那封密電則含義模稜兩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電文看上去意見“非常全面”，實際上是反對舉行南昌起義的。
那麼，為何斯大林對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態度如此迥異呢？
首先，從1923年1月26日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至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視國民黨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而中共在莫斯科看來，暫時還是一個比較弱小的黨。蔣、汪等人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無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記耳光。此時莫斯科的心思是極其複雜的，既憤怒於蔣、汪等人的背信棄義，又不甘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付之東流，同時對國民黨還沒有完全死心，正是這種心思使得莫斯科對南昌起義採取了表面上贊同、實質上反對的態度。
其次，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以及隨後南昌起義的失利，使得斯大林頗受黨內反對派托洛茨基等人的指責。比如，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中指責：「中國革命4月的失敗，不僅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同時也是官僚主義指導方法的失敗」，“蔣介石在上海叛變以後，4月23日共產黨中央和武漢‘左派’共同發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說：我們後悔，事前沒有準備，現在我們只好說一聲真實的慚愧吧！（4月28日《真理報》）這幾個懺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經把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步驟的估計無情地駁復了。”在這種情形下，斯大林亟需以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來反駁反對派對他的指責，因此，他對廣州起義寄予了厚望。
聲稱廣州暴動恰逢其時外，其他渠道彙集到莫斯科的情報也對莫斯科的決策產生了影響，如赤色工會國際駐上海代表米特凱維奇發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密信指出：「在像廣州這樣的地方，蘇維埃可能也應該作為暴動機關在奪取政權的鬥爭過程中建立起來。對廣州的指望暫時兌現了：工會合法化了，即將召開廣泛的工人代表會議，黃色工會被驅逐了，有五個縣被農民隊伍佔領，那裏進行著一場真正的革命」等。
中，莫斯科就指出：「我們不憐惜錢，我們已經給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沒有寄送的渠道。請告訴我們渠道，一切就會就緒。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去辦。」與此同時，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馬爾尼克商談，並從海參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帶去30萬美元”。
當事人的回憶也證實了莫斯科對廣州暴動曾給予了經費支持。俄羅斯歷史學博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烏索夫•維克托•尼古拉耶維奇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援助》一文中，披露了諾伊曼的太太瑪加雷特•布貝爾—諾伊曼關於廣州起義的一段回憶：「他們（指諾伊曼和羅明納茲——筆者注）乘坐一艘大型遠洋輪船，繼續向香港航行……當然，他們是用假名字旅行的，並且舉止盡量不引人注意。他們最操心的是箱子裏的貴重物品。他們兩人輪流在艙里值班守護。可是，當輪船行駛到下一個港口，要停靠幾個小時，所有乘客都上岸觀光城市去了，這下子兩個人犯了難。怎麼辦？是留在船上招別人猜疑嗎？還是把貴重行李留在船上無人照看……最終，他們在確信無人注意之後就上了岸。當他們回到碼頭的時候，聽到了一個糟糕的消息，乘客們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為很快就刮颱風。輪船因為要遵守航行時刻表，已經開走了……就在絕望的時候，諾伊曼和羅明納茲找到了一條破舊小船的衣衫破爛的船主，那條小船勉強能在海上行駛。小船主人同意把他倆送到船上，條件是得付他一大筆錢，他確實用他那隻可憐的小舢板將他倆送到了已經準備起航的輪船上。手提箱沒人動過。可是，他們不希望出現的情況恰恰出現了：他們招人注意了。不過這沒有妨礙他們順利抵達香港，再乘火車抵達廣州。」該文繼續寫道：“在廣州的一家旅館的房間裏，他們見到了中共廣州分部的負責同志們，他們應當將經費轉交給這些負責同志。中國人數了兩次美元，情緒有些激動，低聲嘀咕著什麼，不知何故又進入隔壁房間交談了一會兒，然後告訴共產國際的兩位密使：錢數比等待和告知的數額差了3000美元，兩位密使很震驚，這意味著當他們不在的時候，有人動過箱子。他們請中國人再點一遍錢，錢數仍是那麼多，他們要求往上海打電話，詢問箱子裏究竟放了多少錢。來自上海的答覆更加出人意料：所說出的數目比羅明納茲和諾伊曼所帶來的錢還要少2000美元。”
諾伊曼太太的上述回憶，一方面證明共產國際確實向廣州起義提供了經費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共產國際在財務管理上存在一定問題。
【蘇聯顧問直接參与廣州起義】
上文所引證的1927年9月1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定：「在三周內準備好向中國派遣兩名高級軍事人員和10名中級軍事人員」，表明莫斯科曾決定對廣州起義提供人員方面的幫助。
材料表明蘇聯軍事顧問直接參与了廣州起義。比如1927年12月13日北京《晨報》報道說：「當混戰時，有俄人十餘名參加指揮，市內青年團男女學生，亦提新式駁殼加入作戰」；12月15日該報又報道說：“查共軍此次竊據廣州，其初只得三四千眾，然有作戰能力者，則唯黃琪翔部之第四軍教導團及第十二師炮兵一連，余皆所謂農軍、赤軍，皆屬烏合之眾，不能稱之為軍。但其槍械極為充足，每人皆有新式長槍或短槍與手榴彈。此項槍械，乃由俄國最近秘密運入廣州，存儲於東山蘇俄領事署者。”
可能有不確之處的話，那麼很多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有說服力的。廣州暴動期間擔任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的聶榮臻在1978年夏天回憶說：「暴動的決定雖然是省委會議通過的，但實際上策劃的靈魂是德國人威爾曼（是共產國際派來指導暴動的代表，一共派來三個，有一個叫何錫思，是位蘇聯將軍，在背後指揮，沒有出面，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抄了蘇聯領事館，何錫思被捕後犧牲了。另一個名字記不起來了）。這個人是不講具體條件的十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聶榮臻這裏所說的“威爾曼”就是諾伊曼；“何錫思”是指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А.И.哈西斯。
再看廣州起義期間張太雷司機陳全的回憶。起義失敗後陳全向香港的同志敘述了張太雷遇難的情景：「十二號下午，西瓜園群眾大會散後，張太雷同志和他的警衛員，還有一位軍事顧問和他的警衛員坐上小汽車……不料車過了光孝街農工廳後，在油欄門至瑪瑙巷附近，遇到一排保安隊（或體育隊）反動武裝衝出來，他們見小車車頭插著紅旗，便進行截擊，車子被打壞了。坐在南邊的軍事顧問及其警衛員迅速向南邊騎樓走去，倚柱掩護還擊；坐在北邊的張太雷同志及其警衛員從北邊下去，首當其衝，身中數彈，重傷倒地……在附近站崗的赤衛隊同志聞聲趕來，追擊匪徒，同時找來了車，把張太雷同志和他的警衛員的遺體運往總指揮部。」這段文字也從側面證明了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廣州起義。
蘇聯駐廣州領事館的外交官們也公開介入暴動。廣州起義時曾是起義主力教導團一連戰士的范大光後來回憶：1927年12月11日晨，「天還沒有發亮，蘇聯駐廣州的領事到總司令部來了。他一個一個地同我們握手，還說，他代表第三國際來向我們道賀和慰勞」。廣州起義期間曾是共青團廣州市委組織的“青年赤衛隊”一員的薛尚實回憶：1927年12月12日“下午兩點鐘左右，各單位代表來了一百多人。意想不到，蘇聯領事館還派了一位國際青年代表前來出席。他一到會場，全體代表鼓掌歡迎……這時那位國際青年朋友站起來，用中國話高喊；‘同志們，布爾什維克萬歲！’大家跟著鼓掌高呼：‘布爾什維克萬歲！’‘廣州蘇維埃政府萬歲！’”
【蘇聯外交官喋血廣州街頭】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廣州起義軍本應及時撤出廣州城，將寶貴的革命力量保存下來，以圖長期鬥爭；然而，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和命令下，起義軍一度試圖固守廣州城，從而錯過了及時撤退的良機，終致起義失敗。聶榮臻回憶說：1927年12月「十一日深夜，我們在起義指揮部里開會分析了形勢，葉挺同志看到形勢不好，認為不能再在廣州堅持，主張向海陸豐撤退。這個主張本來是正確的，當時的國際代表威爾曼不懂得打仗，主觀武斷，說搞暴動只能前進，不許後退，批評葉挺是主張去做土匪。張太雷同志不懂軍事只聽國際代表的話，從此，葉挺同志不再講話了」。
後來反動軍隊集結反撲進城時，廣州起義軍匆忙撤退，又未及將撤退命令傳達到所有的單位，致使不少單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結果5700多人遇難。蘇聯駐廣州領事館也遭洗劫，領事館裏的所有人員，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悉數被捕。
這些蘇聯外交人員並未立刻被槍決。事後，蘇聯駐廣州領事波赫瓦林斯基回憶，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是在1927年12月13日晚上8點左右，大家都在飯廳里吃晚飯時被包圍的。在拖延了一段時間以便燒毀相關文件後，他決定打開領事館大門，這樣，領事館裏的所有人員都遭到了逮捕。他們被「一對一對地拴在一根長繩上，然後帶往城裏」，在經歷了痛苦、驚懼的一夜之後，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大約在12點左右，那幫軍官又來了”，“還是那個軍官依次點了烏科洛夫、伊萬諾夫、馬卡羅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國人，其中包括一名婦女和小孩的名”。“開始時我認為他們是在司令部附近就地被槍殺的，因為在他們走後不久我就聽到了幾陣排槍響。但我在被釋放後才得知，原來，這幾陣排槍聲是當著俄國同志的面槍殺我們的中國僱員魯、阿瓦、羅、姓王的婦女和姓邢的小孩的槍聲。而那些俄國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綁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俄國共產黨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處治他。’他們身背這些牌子被帶往城裏。大街上一幫被起義惹怒並嚇壞的商販欣然響應牌子上的號召：一路上盡向他們投擲東西，打他們，用小刀刺他們，向他們身上吐唾沫等等。他們就這樣走了一俄里半，來到了公安局大樓前。在那裏的廣場上，他們的痛苦終於結束了——他們被槍殺了”。屍體很長時間都沒有被移走。
：「建議採取最強有力的行動來反對中國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殺害蘇聯駐廣東代表的暴行。必須舉行群眾集會、示威遊行和在英國、日本和美國領事館前遊行。口號是保衛中國革命和蘇聯。事件極其嚴重，必須喚起民眾，使所有附屬機構（同盟、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等）都行動起來。」
【如何評價廣州起義中的蘇聯因素】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下，發動武裝起義，向世人亮明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本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但是，在革命處於低潮、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堅持攻取、固守城市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相當長時間裡，由於多種因素，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抱持著這個幻想，從而遭受了一次次失敗，付出了一次次沉重的代價。
這其中，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及其領導人對中國革命指導思想上的嚴重失誤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表現在無視中國的國情，無視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的實際現狀，而主觀地判定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人為地、盲目地將蘇俄革命和歐洲革命的模式強行移植到中國來。
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還是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都沒有正確地總結出廣州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和真正教訓。羅明納茲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聲稱，廣州起義儘管在領導上存有重大錯誤，但是「它依然是新的蘇維埃革命時期的一面旗幟」。而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為革命開闢了新的勝利道路、擎起一面旗幟的，不是旨在奪取中心城市進而建立革命政權的廣州起義，而是走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道路的秋收起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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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與陳伯達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在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中，陳伯達長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澤東的信任，這自然引起名列毛澤東五大秘書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與陳伯達相識較早，並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過合作。然而，後來他們逐漸產生了矛盾，明爭暗鬥日漸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好戲”。
陳伯達抓住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作虎皮，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理論家」
陳伯達，原名陳尚友，1905年生於福建惠安縣。從他曾祖父到他這一代，曾是四代書香門第。對這樣的出身，陳伯達一直否認，他自稱是貧農、破落戶。大約從17歲起，陳伯達便在惠安、晉江、廈門和上海混事。應該說，從青少年時代起，他就有志向和野心，但後來就成為中國政要，恐怕是他起先沒有想到的。
1922年到1924年，陳伯達在廈門通俗教育社任編輯，初步顯示了他的「筆功」。偶然的機會，他同後來叛變革命的陳文總和大批發商林紹平結拜為義兄弟。1925年春被接納加入國民黨，同年去廈門參與組織孫文主義學會。隨後到上海勞動大學讀書，對共產黨產生了興趣，求學於鄧中夏和瞿秋白門下。1926年秋到1927年4月，任中國國民黨汕頭市黨部秘書，後投靠軍閥張貞，任少校秘書。1927年，隱瞞歷史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冬天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因參加所謂托洛茨基派組織，於1930年被遣送回國。1931年到北平中國大學任教授，講解先秦諸子哲學。稍後，在天津被捕。1932年出獄。次年又參加托派，也參與察綏抗日同盟軍前敵委員會的活動，成為了一個抗日者。
1937年，陳伯達來到革命聖地延安。由於他上過大學，在當時以農民為主幹力量的革命隊伍中，算是個真「秀才」，所以他成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這使他有機會接近毛澤東，也有機會施展他的筆下功夫。這為他以後的進一步升遷打下了好的基礎。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50年代陳伯達的主要工作是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1950年5月，「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成立，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參加編輯，作為主要成員編輯《毛澤東選集》，使陳伯達有機會系統地閱讀了毛澤東的著作。他抓住這個機會，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國已經誕生，毛澤東已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人民的領袖。對於陳伯達來說，抓住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理論家」了。
195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陳伯達的《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一書。此後，陳伯達又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著作。這些著作的出版發行，使陳伯達在國人印象中儼然成為中國的「首席理論家」。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中共七大時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進」到第21位。但此時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1958年5月25日，一直擔任「副」職的陳伯達終於獲得了一項正職任命:擔任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刊物《紅旗》的總編。《紅旗》創辦伊始，影響並不很大。但在隨後的中蘇兩黨大論戰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使《紅旗》雜誌為國內外所矚目。進入「文化大革命」，《紅旗》雜誌更成為“中央喉舌”，負有傳達毛澤東“最高最新指示”的重要使命，影響更甚於當時的兩報--《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
1958年是「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這“三面紅旗”在中國大地飛舞，捲起一片“左”的狂潮的年代。一貫善於揣摩毛澤東心態的陳伯達顯出了更“左”的一面。然而，這一次卻受到了毛澤東的痛斥。1958年11月的鄭州會上，毛澤東板著副嚴肅的面孔，一針見血地批評道:“陳伯達同志提出了一個書面建議，他的建議是什麼內容呢？”毛澤東以習慣自問自答的口氣說:“他建議我國消滅商品生產，取消商業，否定貨幣的作用。取消貨幣，這是否定價值法則嘛……”毛澤東的話使台下一片嘩然。陳伯達本想用自己這個“高見”來贏取聲望，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好在當時中國建設正處於摸索階段，建設性的意見不被人指責。這本應該令陳伯達吸取教訓的，但他似乎沒有放棄利用手中掌握的理論去獲得權力的打算，他不想做一個純粹的「理論家」。本來，當時共產黨內的理論家為數不多。如果陳伯達潛心研究理論，也許會有一番建樹的。但這個典型的野心家，不會忘記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他的最終目的還是企望藉助書本尋找仕途，他熱衷於宦海爭鬥早已超過了他對書本的興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伯達投入江青一伙人的懷抱，與康生一起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煽得更旺
陳伯達生於福建，南方的山水空靈，培養了他的機敏；久居「江湖」的歷史，養成了他善於把握自己的本領。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陳伯達像個穩健的商人，做著一樁樁保本的生意。1962年，陳伯達毛遂自薦，主動幫劉少奇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然後在他任主編的《紅旗》雜誌上發表全文，並編輯出版。但隨後不久，又是他對這篇文章進行了無限上綱的批判。
儘管陳伯達轉向轉得快，但劉少奇等的命運岌岌可危，陳伯達又一次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他畢竟是善於觀潮弄潮的人。此時，江青勢力的壯大形成似乎又給他帶來了一次機遇。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竟然在北京無聲無息，這引起了陳伯達的興趣。他來回踱步在封閉房間裏，同他喜歡的兩名文人即關鋒和戚本禹分析著當時的形勢。不久，彭真和鄧拓寫作班子裏的秀才、抗戰時寫過小說《晴天》的王力也加入了這個行列。王力向陳伯達等人透露了彭真最近找劉少奇、鄧小平研究當前學術問題的消息。陳伯達由此敏銳地感到一場以學術名義發起的政 治 斗 爭已經來臨。這一次，他吸取了教訓，權衡再三，在認定準確無誤後，把王力提供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江青。
「好啊！老夫子！你提供的情況太重要了……繼續摸情況，隨時告訴我。」江青得意地說道。
江青正需要這類老筆杆子，這些人又沒有什麼主見，是御用文人型的。江青同張春橋、姚文元經過一陣安排，陳伯達就欣然領命入伙了。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寫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表。這是一篇給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吶喊的文章。在這篇陳伯達參與修改的文章里，用一種下戰書的口氣，殺氣騰騰地宣佈:姚文元的文章揭開了一場不可避免的大論戰的序幕。
1966年4月9日到12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書記處召開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由陳伯達和康生負責起草一個「通知」。這個「通知」即是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也就在這次會議上，陳伯達與康生一起發難，揭發批判所謂彭真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政治路線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錯誤”，把鬥爭矛頭指向堅持革命原則的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
陳伯達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這次會議從組織上正式宣佈撤銷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陳伯達任組長，顧問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如果說陳伯達此前是在為「文化大革命」作理論準備的話，那麼，他現在要參加到這一實踐中去了。
江青發瘋似地撲了上去，揪住陳伯達的衣領，不得已，陳伯達只好另找靠山
1966年6月2日，陳伯達掌握的《人民日報》在刊登聶元梓的大字報的同時，發表了他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宣稱當時堅持正確領導的北京大學領導班子是「反黨集團」，煽動師生與他們作堅決鬥爭。陳伯達還利用掌握的輿論工具，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煽動廣大幹部和群眾對堅持革命原則的領導和群眾進行迫害和鎮壓，全國動 亂鬨然而起。
7月，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著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表示對他反工作組的支持。以後又與江青一起，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多次去北大、北師大等校，組織批判會，撤銷工作組，號召學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開黨委鬧革命”。8月18日，陳伯達主持了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規模宏大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他在開幕詞中給毛澤東冠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接著，林彪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從此以後，人們提到毛澤東，必加“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副詞。一場造神運動和個人崇拜的歪風高漲。別有用心的陳伯達和林彪可謂配合默契，他們有共同點，都野心勃勃，他們後來成為一夥也就不足為怪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由11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陳伯達位居第五位，排在鄧小平、劉少奇、朱德的前面，也把康生甩在了後面。花甲之年，陳伯達一次「趕浪」，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時期。年事雖高，但由於“官補”，陳伯達大有煥發青春、大幹一場的熱情。在對付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 尚 昆的問題上，他摸准了江青的脈搏，異常活躍。得意忘形之際，陳伯達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個極為難處的女人共事。而正是這位國家“第一夫人”的頤指氣使，使他陷入困境。
1966年底的一次會議上，全國情況匯總，談到了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全國到處一片打、砸、搶、抄、殺，黨組織渙散了，政權快瓦解了。學校沒人管，工廠陷於癱瘓。作為中國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心裏十分不安，他緊皺眉頭表示，學生老是這樣闖，誰的話也不聽，派軍隊幹部去訓練學生吧，實行軍訓，加強紀律性。毛澤東正說著，突然只聽一個女人在喊道:「我有意見，他們總不讓我民主，不讓我說話。」江青半道上殺進來，尖叫道:“為什麼不把賀龍揪出來？”毛澤東說現在不討論此事。江青哪裏肯收場，聽說要把她發動的學生們管起來，她半是發瘋，半是撒嬌。江青起初牢牢抓住毛澤東的一個絕招就是伴嗔撒嬌。她大聲衝著毛澤東說道:“毛主席，你不讓群眾起來，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澤東低頭看文件，但在旁人中站起來了剛直不阿的譚震林，他怒視江青:“你這是幹什麼？毛主席是我們全黨的主席，全國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會議的主席。在這討論國家大事的莊嚴會議上，你有什麼權利胡鬧？！”
譚震林氣得怒髮衝冠，坐下時嘴裏又咕噥了一句:「什麼東西？」譚震林一生都很認真，「二月逆流」中，他因認真而被打下去了。此時，他的話給會議帶來了極度不安的空氣。江青的抽泣聲在會場上揚起。毛澤東宣佈散會，江青大哭起來。大部分人迅速離開會場，如逃離是非之地。但這天的陳伯達不知是一種什麼複雜心理，使他湊上前去:“太悲傷要傷身的。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來回踱著步子，拖著腔調說:“今天你也太過分了一點，我都替你感到難堪。這是會議，不是家裏呀……”陳伯達似教訓開導，又似自言自語，說著說著，他眼睛直了，嘴懸在空中，只見江青像一頭髮了瘋的野獸，什麼體面、影響全都不顧，撲了上去，一把揪住陳伯達的衣領子，用力一拽，把陳伯達的領章揪了下來。江青這一舉動使陳伯達實在意外。他想不到一個“第一夫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會是這樣。其實，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譚震林是黨內老同志之一，批評她，她不敢當面有脾氣，可臉沒處放。現在你陳伯達狗膽包天教訓起老娘來了。你算老幾？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攜你的？“你這個窩囊廢，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罵了，一提腳後跟，走了。陳伯達這才從噩夢中醒來，臉皮都撕了，他已無所顧及，追著遠去的聲音，他大聲喊道:“你又算老幾？母烏鴉！”罵完之後，他發現空曠的會場上，僅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突感四處逼來的寒氣。後來的日子裡，陳伯達一直感到這股寒氣不散。
他在思考著，毛澤東已年過古稀，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百年之後，中國的天下將落入誰人之手喲？林彪！對！如今江青甩掉自己，應該向林彪掛上鉤。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最反對什麼「山頭」、“集團”，正是因為有「山頭」和“集團”的存在。
「你好啊！老夫子！」葉群接到了陳伯達打來的電話，她還保持著延安時打情罵俏的腔調，以為陳伯達又要報告他們哪一位敵人被他打倒了。陳伯達善於把事情辦得發揮最大的功效。打倒陸定一，這是他的個人恩怨。但他知道陸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陸夫人嚴慰冰，從延安時就抓住葉群不是處女、假黨員的問題不放。1966年9月，陳伯達同葉群通過電話後，下令正式逮捕陸定一。第二年3月，陳伯達和葉群一陣商議後，又對陸定一夫婦使用了重刑。這一箭幾雕的做法，頗使林家高興。儘管沒有入伙，但已有幾分親近了。現在，陳伯達與江青的風波，葉群早有耳聞。陳、江的分手之日，葉群就想到陳伯達會過來。她歡迎陳伯達入伙，一來林彪手下都是搞武的，搞文的還真需要他這樣的人；二來經過長時間的合作，她已知道江青無非利用陳伯達，所以拉陳伯達入伙很容易。陳伯達向葉群表決心說:“在今後，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緊跟林副主席的戰備部署前進，為扞衛林副主席貢獻自己的一切！”
從此往後，陳、葉之間幾乎天天熱線電話，有時電話打到衛生間，至於談些什麼，這是天字型大小的秘密。直到九屆二中全會前夕，人們才清楚陳伯達是「一仆二主」。
老夫子原來是欺軟怕硬的迫害狂，許多無辜的人經陳伯達不動聲色地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禍臨頭
陳伯達一向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他是一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瘋狂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兇犯！
每年的6月1日，是自從有國際兒童節以來，人類的天真節。但中國1966年的這一天卻是所有天真的人想像不到會發生什麼。這天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像狂惡的暴風橫行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所到之處，拔樹毀屋，摧梁折棟，製造了一出出人間罕有的悲劇。在它的「歡呼」下，國家的棟樑，一夜之間變成了“走資派”；許多開國元勛，被投進了監牢；廣大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變成了“臭老九”，有的關進“牛棚”，有的“流放”他鄉；在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帥和老將軍們，也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在它的「歡呼」下，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以及數不清的無辜群眾，所遭受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炮製這篇文章的不是別人，就是這個陳伯達。《歡呼》不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存在了17年的事實，竭力鼓吹“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要奪權，陳伯達等人就要打倒阻擋他們奪權的各級領導幹部。於是，《歡呼》煞有介事地攻擊“目前中國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們所做的，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夢”。它煽動“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陳伯達不僅僅把「橫掃」停留在理論上。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發表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的講話，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等等。陳伯達的這一講話，使受到誣陷、迫害的幹部和群眾共達萬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殘。
1968年，陳伯達同謝富治、吳法憲，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的所謂後台時，又毫無根據地提出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並指名道姓地誣陷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是這個傳單案的後台。事實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發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這天，天津市的一個工人來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將自己書寫、刻印的80多封油印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郵筒，傳單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獲，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乾的，沒有任何人參加。”經公安部對原稿筆跡和作案工具的鑒定，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可是，陳伯達卻一口咬定這是個大現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後台。1968年4月，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陳伯達剛走到台前，就指著牆上掛的“宜將剩勇追窮寇”標語牌，對坐在台下的專案組人員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刻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在後台，後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在又一次接見專案人員的時候，更加氣勢洶洶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陳伯達一夥“立足於有，再審訊”，採取一系列指供、誘供等非法手段進行逼供，用謾罵、斥責，甚至用“噴氣式”追逼所謂“後台”。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離奇的、駭人聽聞的“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參加的有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余秋里等，誣陷這些革命的老同志“裏通外國、準備武裝叛亂”。這都是這個「小小老百姓」做出來的。
話，有時親自跑到專案組，指令要給陸定一帶上銬子，交紅衛兵審判。從政治到生活，從肉體到精神，對陸定一多方面進行迫害和摧殘，後來親自下令將陸定一逮捕送監。
對陳伯達的這套整人本領，夢想「改朝換代」的林彪、江青一夥十分賞識。江青吹捧他“點子多”，林彪、葉群又封他為“軍師”，同時他自己也達到了政治頂峰。在1969年召開的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在由五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澤東、林彪之後，竟位居周恩來之前。
毛澤東拿陳伯達開刀。林彪一夥從此一蹶不振，陳伯達更是一個跟頭從廬山頂栽到了山腳下
有高峰就有低谷。狐狸的尾巴終究是要露出來的。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真正看到了陳伯達的「尾巴」，並牢牢抓住不放。
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修改《憲法》，就是是否要設立國家主席。《憲法》起草小組的陳伯達，又一次和林彪合作干大事了。他積極支持林彪設立國家主席和「天才論」觀點，這套“天才”理論又是陳伯達的傑作，從而徹底暴露了他和林彪的不正當關係。此時，毛澤東異常的清醒！毛澤東說:“陳伯達帶的頭，一是堅持設國家主席；二是‘天才論’，鼓動一些人、矇騙一些人起鬨，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這時已認識到，陳伯達是個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是混入黨內的反黨分子。毛澤東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從陳伯達30多年在重大問題上不合作說起，揭穿陳伯達搞的「天才論」的語錄幾乎沒有幾條是馬克思主義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話起了關鍵作用。廬山會議上，陳伯達受到應有的嚴厲批判。
會議結束後，中央宣佈了對陳伯達的審查。1971年，中央提出了陳伯達問題的實質，認為，「早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林彪背著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同老反 共 分子陳伯達勾結在一起，指揮黃、吳、葉、李、邱等多次開會，多方串聯，陰謀策劃，妄圖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由於受歷史的局限，中央只針對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追隨林彪、葉群拋出「天才論」，為設國家主席之爭所犯的錯誤，而沒有對陳伯達違反國家法律的罪行進行起訴。他暫時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陳伯達最後求見毛澤東。葉群、江青同聲大呼:「我們上了老夫子的當」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那種少數人無法無天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國要恢復法律的尊嚴。古人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如果把陳伯達只列入黨內審查，很多高級幹部不同意，許多群眾也不能答應。
陳伯達最後一次求見毛澤東希望洗脫罪責
1980年冬季，一個姍姍來遲的被告走上法庭，他是江青反革命集團中最後一個出場的。出場的前一天，他問監管員:「明天是不是該審我了？」“你怎麼知道的？”監管員知道通知他的時候還未到，有些驚異地望著他。“是我計算的，前面四個我估計已審完了，該輪到我了。”這一天是1980年11月27日。問話的是頭腦仍然很清醒的陳伯達。
眾所周知，起訴書中沒有按1971年12月11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鬥爭》等材料去認定陳伯達的罪行，包括1971年批發中央專案組《關於國民黨###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這是中央「兩案」領導小組和「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在組織進行「兩案」審判準備工作的一條根本原則，屬於黨內路線錯誤的問題，列入黨內審查的範疇，不作犯罪事實起訴。
在起草起訴書中，經中共中央、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兩案」領導小組決定，對陳伯達在廬山的一系列活動不提出起訴，實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則，只追究陳伯達觸及法律的事實。
經偵查，認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積极參与林、江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主犯。
起訴書送到後，陳伯達監號里傳出哭泣聲。
冬日裡的寒風卷著一個老頭兒的哭聲在獄中空曠的空間裏翻滾，很可悲。
11月1日，陳伯達找工作人員談話，說:
「我的精神、肉體都是屬於黨的，黨對我怎麼處理都行。」
他陳述了對起訴書中一系列細節上的辯解，然後說:
「我的問題是黨內問題，運動開始哪有不犯錯誤的？黨內處理可以體諒，現在罪大惡極，怎麼處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辦法。」
最後，他又目光飄忽地說:
「如果毛主席還在，說一句話就好了。我不輕易流淚，今天我哭了，現在沒有辦法了。」
最後這句話道出了陳伯達的心跡。
陳伯達曾求見毛澤東，他想毛澤東或許能解救他。他曾做過毛澤東的秘書，也知道毛澤東一句話的威力。陳伯達求見後，毛主席那裏便回了電話，讓他去。這是他最後一次面見毛主席。
毛澤東一見陳伯達，握手後便說:
「這兩年你都不來見我、看我了。」毛主席說這句話，讓他一陣辛酸。
解放初，陳伯達因協助毛主席做一些文字事務，從黨校搬到中南海住。但在「文化大革命」後，他同江青有矛盾，江青說他干涉過毛澤東的事。恰巧這時他後院“起火”，他第三次娶的夫人劉 叔 晏在釣魚台住處做了一件不適合她身份的事，被江青下了逐客令。
陳伯達對搬出中南海曾猶豫過一陣，一來在這裏找人做事很方便，二來他的書太多。據說，他一生寫過不少作品，包括《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和《中國四大家族》等長篇歷史巨著，後來陳伯達連工資帶稿費只剩下3萬元，其他全買了書和字畫。
過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藏書居首。陳伯達雖然書多，但畢竟頂不住江青，最後他搬到北京新建衚衕，搬出去見毛主席自然就成了一件難事。
毛主席見面就說陳伯達不見他了，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來見了，文章也不寫了，總是動動嘴巴，叫別人去寫……
毛澤東對他廬山問題的談話是:
「可以找和你一塊工作的幾個人談談。」最後一句是:“團結起來。”
陳伯達在廬山作了較長時間的檢討，中央宣佈對他進行審查。
但據他後來知道，就是這天晚上，葉群帶黃、吳、李、邱同江青講和了。葉群稱「上了陳伯達的當……」江青也說“老夫子與張春橋、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輕，我們不能上他的當”。
這樣，雙方都把壞事推到陳伯達頭上。據吳法憲交代:
「錯誤是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這話是林彪講的。」
中央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定論後，陳伯達還是盼望毛主席能發一句話。
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被打倒，中央決定對他的問題重新審查，陳伯達還在等待新任領導人發一句話。他像一個田野的守望者，等待著那個金色的季節來臨。他自知自己罪大惡極，但等待是他的權利和希冀。
當冬天的寒風捲起片片落葉在獄中翻滾的時候，陳伯達才知道他夢中的金色日子越來越模糊了。
此時，不知他明白沒有，中國已逾過了一個朝代，一個在逐漸削弱個人說話有如此權力的時代。一個法制的時代已經到來。
但陳伯達似乎沒有全明白，至少他對那個金色的日子還抱有幻想。由等待到幻想，這是一種折磨，也是一種自我安慰。
「……以後再不胡鬧了，希望給我一條出路，把我放出去。」在鐵證面前，陳伯達不得不低頭認罪
同監管人員談話後，陳伯達面壁思考了半天，然後說:「我一急就說不出話來，要個律師吧。」
陳伯達要律師有兩個原因，一來他怕急了說不出話；二來他一生中感到汗顏的事是他不會講普通話，屬於講中國話還要翻譯的人，這不禁使林彪、江青都有些瞧不起他。
就連聶榮臻元帥也回憶說:陳伯達在攻擊老帥們「二月逆流」時，他那福建話別人都聽不懂，咕咕噥噥，我根本沒理他。
陳伯達怕再遇到這種情況，他要請律師，並寫一張條子，「我要律師，為我辯護。陳伯達，1980年11月1日。」
他向中紀委請求派人同他談話，派誰？當然他希望派陳雲，因為從報紙上他早已知道陳雲擔任中紀委負責人。
這大概是他升起的新希望。在他被判刑之後，他還委託有關人員轉達如下的話:
我希望陳雲、鄧小平、彭真考慮給我一條出路。對我的案子，大的方面講是寬，可實際上就是關死。我活不到85歲了。我承認我有罪，但也要考慮當時前前後後的情況。搞了一輩子革命，落了三條罪，現在打倒了，報上什麼罪名都給我加，有些我實在不知道……以後再不胡鬧了，希望給我一條出路，把我放出來，研究點經濟史、歷史，在死之前為黨為人民做一點無害的工作，搞出一點小名堂。
11月17日晚，法警向陳伯達送來了特別法庭開庭的傳票，陳伯達拿在手上如同拿著燙紅薯。
陳伯達看完傳票後對法警說:
「現在我腦子很亂，眼睛也不好，材料寫不完，延長點時間吧。」
法警宣佈自己是執行法庭的命令，陳伯達火了:「為什麼鬧得這麼緊張呢？要殺就殺，要斃就斃。」
他嘮叨是嘮叨，但寫辯護材料的事卻抓得很緊，當晚就趕緊起草。但他寫了幾筆就嫌燈不亮，就10平方米的監號，已有兩個50W的燈，地下掉根針也能看見，可他硬說看不見。
監管員又給他添了一枝蠟燭。不一會兒，陳伯達又叫不行，還是看不見，又加了一根蠟燭。
幾分鐘後，陳伯達問:「有煤油燈沒有？」
這天夜裏，陳伯達服用了三次安眠藥還是沒睡著……
開庭前的兩日，律師應陳伯達的要求，再次同陳伯達談話。
陳伯達主要對起訴書中所列「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決定批鬥劉少奇」提出不同意見。
「這事這會忘記了。如果我真正參與這個決定是不會忘記的。我想是江青、戚本禹他們策劃煽動起來的……」
律師記錄了他的談話，同時安慰他應當相信法庭是實事求是的、公正的，必定會區別對待的，不要胡思亂想。生活上按照看守人員的要求辦，注意休息。這些話使陳伯達安靜了許多，他開始用平穩的聲音說話:「謝謝你們！」
11月28日，陳伯達首次接受法庭調查。法庭出示、宣讀1967年7月15日關於批鬥劉少奇的報告。陳伯達同康生、江青一起簽名同意，他還親筆將報告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劉字後面加上“鄧陶夫婦”四個字。陳伯達承認了這一事實。
陳伯達在證據面前，還承認他同吳法憲、謝富治利用偵破的「中央非常委員會」一案追查後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
法庭還出示了1968年5月，陳伯達批准的逮捕陸定一的報告。
陳伯達看完後，說:「這件事呀，老實說，我這個人的記憶太糟了，我實在不記得，但事實俱在。」
他供認將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還說出了他當時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指示」。
法庭繼而投影了這三條指示。原文:降低生活標準(不超過12元)，沙發、軟床、寫字枱等一律撤掉；要他(和她)寫逐日活動，先從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考慮交紅衛兵審判(此事內部掌握)。
陳伯達補充說明了交紅衛兵審判的原因。但他沒有交代為何這樣對待陸定一。
下庭後，陳伯達似乎很難平靜。他說:「陸定一的案子我現在才知道了全部情況，感到很痛心……」經醫生檢查，他血壓由出庭前160/90上升為200/110。
法庭繼續調查。陳伯達對1966年《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出籠和審定予以承認，並解釋原題目叫《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他審定時改過來的。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的10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又全部被押在一起，聽取對他們的判決。陳伯達嘴巴直哆嗦，他大概同多數老年人一樣，越老越想活，總以為過去白活了，很多事沒有干，現在老了，應該好好彌補。
一個莊嚴的聲音在法庭回蕩。陳伯達犯有刑法第92條，陰謀顛覆政府罪；刑法第98條，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刑法第102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法第138條，誣告陷害罪。判處被告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陳伯達渾身哆嗦不止……
1988年10月17日，服刑18年的陳伯達刑滿出獄，獲釋儀式在醫院裡舉行。
1989年9月17日，85歲的陳伯達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