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與康克清 圖片來源:《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從「文革」開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別墅里。他和以前一樣，對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對會議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聽了。儘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層，傾聽群眾的聲音，但對中央內部核心機密卻知之甚少，他也不打聽，不傳說。
「文革」小組成立後，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聞”了。
然而老帥的心一天也沒有沉默過，面對紛亂的局勢，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黨內鬥爭為什麼要用「打倒」這個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將這種不理解在各種會議上提出來。然而他的困惑在這特殊政治環境裏無疑是一組不和諧的音符，對於燃燒起的熊熊烈火也無疑是杯水車薪。
可是朱德固執地又一次將這種不理解，帶到了中央召開的會議上。
「在這次運動中我覺得我們不能放鬆生產，要保證工農業生產大幅度增長……現在群眾起來了，搞大串聯……我怕出亂子，特別是生產出亂子……」
我的天！都什麼時候了，老總還講這話？會上的人為朱老總捏了把汗。
朱德也不管別人的神色，一味按照自己思路往下說:「現在有一個問題，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還怎麼改正錯誤？沒有餘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沒有路走了……這是問題啊，要想法解決好！」
和「中央文革小組」唱對台戲的結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裏送。
沒有多久，在文革、陳伯達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挂帥，貼出了第一張打倒朱德的大字報，很快，“大軍閥、大野心家、黑司令、轟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標語佈滿北京街頭。
朱德一聲不吭，讓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帶著秘書、警衛到郊區玉泉山的別墅里居住，離開漫天的大字報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見心不煩嘛。他在寧靜的玉泉山不是埋頭爬山，就是和身邊工作人員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說不笑，悶聲悶氣地打發時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從中南海打來的電話，說是大字報貼到了中南海裏邊，貼到了家門口，叫他趕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連忙趕回中南海，汽車才進中南海西門，就遠遠看見白花花的大字報貼的到處都是，紅牆白紙黑字，在冰涼的陽光下格外扎眼，像張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帥的心揪了起來……這是中國政治中心啊！哪兒亂都不能亂到中南海里啊！
車子靠近家門，老遠看見夫人康克清站在門口等他，疲憊的臉上流露出焦慮，看見朱德的汽車，她連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車一邊看大字報，一邊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報回到書房裏，一看康克清正用憂慮的眼神看著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嘛，他們了解我。你不要害怕:個個都打倒，個個都倒不了；個個都是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啦！」
一直懸心的康克清見朱老總不以為然，不由得也鬆了口氣。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過風風雨雨漫長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對事物和時事有他準確的判斷，只要他說沒有關係，那麼就一定不會有事情的！
儘管門外的大字報還在不斷更新，紅色叉叉還在延續，房子裏面的朱德依然平靜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時，他常駐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報前仔細閱讀，讀到胡說八道離譜處，還會發出笑聲。
看來大字報不足以將這個老帥扳倒，「*」小組決定鬥爭形式升級，一場批鬥朱德的大會在首都體育場緊鑼密鼓準備著……
中南海紅牆變成了難以逾越的萬重高山，傳達室成為父女見面的溫暖「山口」
中南海里有人貼朱德大字報的事情傳到了他女兒朱敏的耳朵里，這位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師的知識分子，只覺得急火攻心。心想，爹爹已經是八十高齡的老人，萬一忍受不了這些侮辱性攻擊，說句不好聽的，蔣介石那時的污衊都沒有現在這樣離譜。爹爹多病的身體萬一頂不住發生意外，我們做兒女的如何面對這幕悲劇？
她越想越著急，越想越放心不下……
那時可不是現在，有什麼事情打個電話，那時私人住宅幾乎都沒有電話。辦公室里的電話又不敢使用，讓別人知道她還在和漫天大字報、歷史問題成堆的父親通話，莫須有的罪名又會從天而降。
朱敏立即騎自行車去中南海看望父親。
朱德住所靠近中南海西門，朱敏回家一般也從西門進去，她到西門後，和以往一樣掏出進入中南海西門的證件，遞給站崗的衛兵。
衛兵看了一眼說，證件已經失效，不能進去。
朱敏一聽，嚇一跳，幾天前還能有效，今天就沒效了？她連忙說我是來看父親的，我父親是朱德……
衛兵不聽她的解釋，只是說，這是上級的命令，他不能違反命令。然後像木樁一樣，筆直站立，目不斜視，望著前方，指揮車輛進出。
朱敏知道，怪不得衛兵，他是在執行命令。
朱敏獃獃站立在空曠的門外，彷彿這紅牆這中南海這經常進出的西門從來都和她沒有關係一樣。
她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打量這處原本熟悉現在卻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發現絳紫色的紅牆那麼刺目，習以為常的院牆此時讓人感覺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座高入雲霄的大山。
原來一堵牆可以讓人品賞世界上最殘酷的剝奪--自由和親情。
如果說以前朱敏流落異國他鄉是無家可歸，那麼，如今朱敏是有家難歸，站立在親人的家門口，卻不能進去……
中南海里上演這幕紅牆內外親人不能相見的悲劇，恐怕屬於「*」時期的獨幕劇了。「*」以後，再沒有聽說那位領導人的孩子不能進中南海和父母團聚的怪事了。
朱敏從衛兵鎮定的神態看，進不去已成定局。就走到旁邊的傳達室給父親打個電話，告訴父親她不能進中南海了。她以為父親會給警衛局領導打電話，讓她進去的。哪知朱德在電話里聽說女兒不能進中南海，許久沒有說話，好一會才說:「不讓進來，就不要進來了，我們沒有什麼，你們不要擔心。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這種狀況會結束的。你在傳達室等一會，我讓你媽媽去門口……等以後能進來，再回家來，好嗎？」
朱敏不知道父親所指「這種狀況」是指中南海門崗還是社會狀況？因為是傳達室的電話，她不敢多問，只好等見到康克清媽媽再說。
朱德沒有料到，自從女兒這次不能進中南海，也就意味著家人再也沒有進中南海看他的權力了。他所說的「等以後」，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年*摔死，“疏散”在遙遠南國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兒團聚。但是他為了以後能和孩子們團聚，他再沒有進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遠的萬壽路。
過了一會，康克清急沖沖地來到傳達室，和朱敏談了父親的近況，聽說父親除了沉悶外，其他都說得過去。朱敏這才放下心來。但是不能和父親見面，心裏覺得堵得慌。有一種自己被隔離或者是親人被軟禁的感覺。
康克清正在為朱德可能要遭受批鬥心急如焚，她一見朱敏，如同看見可以訴說心裏話的人，她的著急她的憂慮，強烈地表現在她的言語中，可是作為晚輩卻無法分擔康克清媽媽的憂愁，只能在傳達室里一邊唉聲嘆氣，一邊小聲勸解，讓康克清媽媽負重的心靈得到一些釋放。
後來批鬥朱德的大會在毛澤東親自干預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場。
正像朱德預料的那樣，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帥府的骨肉分離鬧劇愈演愈烈，最後連康克清也有家難歸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國婦聯造反派組織拉去批鬥遊街，吃住都在全國婦聯的大院裏。朱敏再次去中南海時，只見父親拄著拐杖，牽著他們的大兒子，步履蹣跚，遠遠朝傳達室走來。
朱敏一驚，康克清媽媽呢？怎麼讓父親一個人來？多日不見父親，他明顯地蒼老了，白髮增添了許多，談話時爹爹的神色憂鬱，看得出來，父親的心情很沉重。和女兒見面，不再像以前那麼樂呵呵的。朱德沒有多說什麼，一一詢問了幾個外孫情況後，然後又和以前一樣，要朱敏積极參加學習，正確理解「*」運動，把孩子教育好，要讓他們讀書，不要散在社會上。
朱敏問他康克清媽媽呢？朱德低聲說，在婦聯參加運動，暫時不能回來。
一邊的兒子，悄悄靠近朱敏的耳朵:「奶奶被抓去遊街了，昨天還在西單看見奶奶被押在汽車上，脖子上掛了好大的牌子，上面還有紅叉叉呢！」
朱德不再作聲。朱敏也不想再問什麼了，在這個誰都進來的傳達室里，他們父女能說些什麼呢？
朱德起身離開了傳達室，女兒望見他漸漸彎駝的背影，想，爸爸嘴上不說什麼，不等於心裏不想事，他比康克清媽媽更難，媽媽有什麼苦惱還能和我們說說，可是父親這樣身份和在這個高層領導的位置上，他的內心話只能自己悶著，精神上的重壓只能自己獨自承受，否則像父親這樣樂觀的人不會那麼快地蒼老，情緒也不會那麼低沉。
一把「抄家」大火，使父親的信化為煙燼，如今女兒手中惟一的親筆信，竟然是從別處徵集來的
自從朱德開始被紅衛兵大字報打上紅色叉叉後，朱敏一家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緊張，一天比一天沉重。按照造反派的邏輯推理--「老子反動兒混蛋」，朱德的女兒勢必在劫難逃。
果然沒有幾天，一生執教鞭的朱敏便在家中開始「迎接」頻繁“光臨”的紅衛兵小將們，洗耳恭聽他們的“教育”，看著他們揮動纖細的膀臂，口口聲聲要她交代父親反毛主席的罪行。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朱敏差點沒有笑出聲來，她的記憶里除了父親教育她如何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就是教育她如何為人民服務。哪兒會反毛主席呢？
她和丈夫劉錚就一人一句講述父親如何教育他們的實例。紅衛兵對這樣的「交代」自然不能滿意，說朱敏夫婦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嚴重歷史問題的父親劃不清界限，這樣的態度是得不到革命群眾諒解的。
朱敏的不配合行為，令造反派們氣惱，他們的態度越加惡劣，兇狠狠地說，如果繼續給你父親臉上貼金，我們就要採取革命行動--抄家！
抄家？朱敏心裏一震。第一個想到的是父親寫給她的信。
劉錚倒是挺硬氣的，你們抄家好了，人正不怕影子歪！
可是冷靜一想，眼下正是人妖顛倒的年代，造反派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必須想辦法將父親的信藏起來。可是想來想去，家裏哪個地方隱蔽？簡單的傢具和空蕩蕩的牆壁，一包信往哪兒藏？如果被抄走，落在造反派手裏，更是罪加一等。還不如自己搶在造反派動手前毀掉。
朱德一共給女兒寫了十多封信，大部分是朱敏從德國集中營死裏逃生重返莫斯科後，父親寫來的。
「家書抵萬金」。這疊信朱敏整整保存了20年，有時經常拿出來看看，靜靜地重溫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多麼愉快的事情。
朱德的信幾乎都是教育女兒如何努力學習，如何學好本領回國報效祖國。字裏行間無不傾注了一個革命家崇高的胸懷和無私的品格，可是就這樣革命的信件，誰也不敢讓它們落入那些居心叵測人的手裏，如果當作炸彈投向危難中的父親，朱敏是一輩子不能原諒自己的。
一天半夜，趁孩子們熟睡了，朱敏一個人偷偷起來，取出父親的信，在皎潔的月光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撫摸這一封封熟悉的信，粗糙的牛皮紙信封在手掌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好像在說再見……
朱敏一想到只要她一把火，這些跟隨她20多年的信將變成物質不滅的另一種形式，永遠離開她的視線，永遠不能再見……淚水一下子湧出了眼眶，難道今天在這樣明亮充滿柔情的月夜裏，必須親手將保存了20年的信毀滅掉嗎？
朱敏心痛地自己問自己。可是朱敏無法忘記白天造反派在他們面前揚言要抄家的神情，懼怕和疼痛像巨大手掌來回絞殺著她的神經，那分苦惱和無奈，至今也無言名狀。
終於狠了狠心，朱敏點燃煤爐，將信的一角對準藍色的火苗，信紙嘩地點燃了，紅色火焰飛快地吞噬了整張信紙，頃刻間，20年的歲月化作一片片輕飄飛揚的黑色灰燼……
朱敏一邊燒信，一邊落淚。可是眼淚無從彌補永遠的失去。直到今天，朱敏手裏惟一的父親親筆信，還是從中央文獻研究室找來的。
信件燒了，心病依然沒有減輕，處境也沒有因此好轉。
朱敏丈夫劉錚是解放區培養的知識分子。按理他應該是歷史清白、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可因為朱德是他岳父的緣故，在外交部也遭受了批鬥。
經過車輪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擊，朱敏漸漸明白，不管怎樣交代，都不會合造反派的口味的。
朱敏只好想法找父親的「罪行」。比如愛看川劇，這是喜歡封建帝王將相的表現。比如愛爬山，這是資產階級的享受主義，再比如愛養蘭花是小資產階情調，等等。
造反派雖然沒有得到朱德反對毛澤東的材料，但是有這些也行啊！
朱敏夫婦終於獲得了點自由，可是他們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親一起吃飯喝茶聊天。她們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傳達室和父親或者是康克清媽媽見面，簡單交談幾句。
那一段時間，中南海傳達室成了朱敏心目中感到溫暖的地方，也是讓人感到彆扭的地方。那裏能見到親人，那裏也能讓你感到受監視的屈辱。
可是在1970年剛剛來臨時，連傳達室這處惟一溫暖的地方也失去了親情的溫度。
*一個「緊急命令」，老帥們天南地北被“發配”，朱德又一次面臨居心叵測的“戰備”
白紙黑字，教育了幾代人的黨史和軍史，一夜之間顛倒成黑紙白字，說什麼南昌起義失敗後，是*把保存下來的部隊帶上了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的。原來課本上有一篇課文《朱德的扁擔》也改名換姓，變成了《*的扁擔》，當時朱德那根紅軍時代使用過的扁擔還完好地躺在軍事博物館的櫥窗里，*卻不顧鐵證史實和諸多見證人還活著，竟然公開篡改歷史。這恐怕又是*一大超凡本領。
朱敏和她的孩子們將這些看到的和聽到的事，利用在中南海傳達室見面的機會，悄悄講給朱德聽。朱德聽完後，也不作聲。有時見孩子憤慨的樣子，反過來教育他們:「歷史終究是歷史，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可是已經改了。不是書上都改了嗎？」
「那不叫歷史！」朱德生氣了，嗓門高了。
其實朱德心裏對什麼都清楚，只是不想和*他們一般見識，不想挺身出來為自己申辯什麼，他似乎知道*遲早會有惡有惡報的一天。任憑世間風吹浪打，朱德總是平心靜氣地期待著……
此時的期待是需要耐心的，甚至是痛心的。
1969年10月17日，*突然拋出了一個「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全軍立即隨著“副統帥”的驚惶失措，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現在想想，純粹是一場自己嚇自己的鬧劇。
打仗？世界大戰那麼容易爆發？
朱德接到這個緊急指示後，對康克清說:
「這裏面有鬼呵。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和跡象。」
康克清問，估計會有什麼鬼？
「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德這話說完沒兩小時，一個緊急電話打到朱德的辦公室，叫朱德24小時之內離開北京，疏散到廣東。
這比當年朱德在德國留學，遭德國當局驅逐離境的時間還要緊迫。
朱德接完電話，哭笑不得，將帥歷來都是戰爭的天子，戰場上的王牌，誰人聽說過戰爭在即，卻讓身經百戰的將帥們遠離戰爭指揮中心？難道中央軍委準備打一場不要將帥指揮的戰爭？
其中險惡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利用這不能自圓其說的備戰緊急疏散方案，把眼前礙手礙腳的將帥都支得遠遠的，他好在中央內部施展渾身魔力，更加青雲直上。
諸多手腳，諸多方案，挖空心思，都是沖一個目的，他急切也必須去掉頭銜前面那個「副」字！
朱德看著還沒有從批鬥中完全解脫出來的妻子，說:
「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來我有人照應，再說我不放心將你一個人留在北京。以後他們會對你怎麼樣，很難保證。」
可是沒有全國婦聯軍代表點頭，康克清這位全國婦聯副主席是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力的。
朱德果斷地給周恩來打電話，事到如今，只有總理能幫助他了。
周恩來當即同意朱德帶妻子同行的請求，並且說全國婦聯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難之中，是周恩來及時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鄉的悲劇。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連孩子們都不知道。
後來朱敏一直納悶，此番境地的爹爹還會有什麼緊急事情？
就這樣，83歲高齡的元帥被*一號緊急命令送到了遙遠的廣東。
抵達廣州後，朱德並沒有被安置在城市裏，而是用汽車送到了廣州郊區--從化療養院。而且規定他們不准隨便進入市區，散步範圍也不能超過療養院橋頭的警戒線。
當時朱德的身份還是*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一個為人民大眾當家做主，爭取民眾自由平等權利的委員長，竟然受到如此「*的禮遇」！這不是極大的諷刺是什麼？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還有許多老帥，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湖南，還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將」的譚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統統限期離開了北京。
北京空了，北京上空的正氣稀薄了。
然而，落難的將帥們卻在遙遠的他鄉呼吸到清新且純凈的空氣，享受了從來沒有享受的寧靜和清閑，忍辱負重的心靈得到了暫時的解脫。過著老百姓平常單調的日子。
可是時間一長，而且不知道這樣平淡日子還要過多久？元帥們的心開始煩燥開始期望……因為元帥畢竟不是老百姓，他們的心曾經充滿過將帥之氣，曾經輝煌地搏動過，這樣不平凡的心在平靜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時也煎熬得異常結實，如果再遇見狂風巨浪，這顆經歷過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今天又經歷了「冷宮」歲月，一定變得更有承受力。
1970年8月，*中央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帥們相逢在廬山，被歷史拋到一邊的老帥們雖說都是中央委員，卻不知道上層的精神。他們已經一年沒有回中南海，沒有坐在中央會議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內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以為這次會議和以往一樣，又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決然沒有想到此次會議將成為歷史又一個轉折點。
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要開會討論憲法，委員長不到場主持這會是沒法開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帥先一步回北京。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進中南海住，而是在萬壽路總參的一處房子裏住了下來，和女兒、孫子們才有了團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離世，他再沒有進中南海居住。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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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彭德懷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被扣上了「反黨」的帽子，撤職罷官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人們都熟悉這首詩。
它是1936年彭德懷指揮劣勢兵力圍殲國民黨騎兵部隊後，興奮的毛澤東寫給彭德懷的讚揚詩，但人們或許更熟悉下面一首詩:
谷撒地，薯葉枯。
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與呼！
它是「大躍進」開始後，彭德懷回到湖南湘潭故鄉發現農村中的真實情況時自己內心焦慮的表露。
果然，1959年7月黨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在吼虎嶺北面的西式平房裏，面對毛澤東越來越高的威望，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
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經濟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信提高了，腦子發熱，得意忘形了。無產階級專政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提高了，群眾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總之，大勝利後容易熱，就是熟悉的經驗也容易忘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
然而，恰恰相反，毛澤東並不這樣看，他認為大躍進中，成績與錯誤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有所得，有所失，但得大於失。「一棵樹總難免有一兩個枯葉，總不能因此而把樹鋸掉吧，要看全局。」
彭德懷堅持自己的看法，並於7月14日寫信給毛澤東。
毛澤東也惱火了: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明明提出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還是要寫信，這不是下戰書嗎？讓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上山，參加會議。如果林彪身體還好，也讓他來……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彭德懷等人被撤職罷官。
一條驚濤駭浪中負重的小船，滑向沉沒前最後的生命里程。
八屆八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與江青繼續留在廬山，夏日避暑，此處當屬可選之列，再說緊張了那麼多天，也該放鬆一下了。彭德懷則飛回北京，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繼續接受批判。
既然被指責為反黨集團頭子，彭德懷便不能不想到日後的工作和出路，思前想後，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訊，要求允許他去學習或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邊學習邊勞動。
最後，彭德懷被允許搬出中南海，居住何處由他自己定，彭不想奢侈，挑選了去西郊掛甲屯居住。
封建社會中的清官曾留言: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現在，彭德懷也到掛甲屯種地去了，半生戎馬無暇日，老來偷閑學種桃。
既然是種地，使用不著過去漂亮的元帥服和一大堆勳章。「凡是當老百姓用不著的，我都不要。」他不顧警衛員的勸阻，把自己的元帥禮服、軍服、狐皮大衣、地毯、名人字畫、獵槍和好一點的衣服都交了公，留下的幾乎全是書。他還拒絕給安排護士和公務員。他說:我沒病，要什麼護士。現在是個閑人了，還要人家來打掃衛生、料理生活，真是豈有此理！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堅決換掉，現在也沒有必要坐那麼高級的車，上大街坐公共汽車不也是很好嗎！
由於他堅決要求，中央辦公廳首先將配備人員從簡，收回「吉斯」轎車，將斯大林送給他的灰色“吉姆”車重新配給他。就這樣，彭德懷在北京西郊吳家花園裏開荒地，積肥養魚，讀書學習……
同時，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動機再次發出繼續超負荷的轟鳴，但結果卻與人們的願望大相逕庭:
全國出現連續三年的嚴重經濟困難；
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實際上是餓死)人數超過1000萬；
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之風日趨發展；
領導人在黨內軍內的地位不斷更動；
……
歷史精靈含著嚴峻的目光，冷冷地注視著所有的變化。
彭德懷寫給毛澤東一封長達8萬字的信，史稱「萬言書」
1962年1月，負責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向來謹慎的劉少奇提醒全黨，中國到了該剎車的時候了，再不剎車，就要散架了。他大膽地說，不能用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套話，處處去套黨的工作成績與錯誤，不是九一開，而是七三開，有的地方則是倒三七開，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他還說，彭德懷在廬山的會議上說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而且認為彭德懷是政治局委員，向中央、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是正常的，即使意見不對，也不算犯錯誤。
然而，毛澤東堅持不予彭德懷平反:「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平反。」
因而七千人大會最後堅持彭德懷長期在黨內搞小集團，搞軍事俱樂部，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係的結論，不予平反。
「你給我去弄紙，我要寫信，把我的一生寫給毛主席！我的功，我的過，我的意見，我的想法，統統寫出來，一條都不隱瞞。」氣得暴跳如雷的彭德懷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命令式地要他的警衛員景希珍準備筆和紙。他的侄女勸他別寫信闖禍。彭德懷氣呼呼地說:我想過了，我甘願毀滅還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圖留名，但還是留了一個不公正的風氣！想打倒一個人，就給他安個莫須有的罪名，這個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個。這就不是毀滅我一個人的問題了，是毀滅一個黨，一個不公正的黨是不會服人的，是會亂成一坨的。
彭德懷執筆伏案，整整寫了三個月，他像重走一次長征路，體重減少了十多斤，精疲力竭，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來。抄寫任務只好交給他的司機趙風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封長達8萬字的信遞到了中央辦公廳。
然而，平反沒有等來，反而招來了一個「彭德懷問題專案委員會」。
他沉默了，也許只有沉默更好一些。
六年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彭德懷平靜地生活著，很少有人來看望他。
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將他忘記了。
有黨內理論權威之稱的康生屢屢窺視政治風向，不止一次地建議拿彭德懷開刀。1964年，他幾次對毛澤東說:主席在十中全會上講過，現在他們寫小說，利用寫小說反黨，是他們的一大發明，由此，我想到當時的一齣戲，叫《海瑞罷官》，我覺得這個《海瑞罷官》跟1959年的廬山會議有關，是替彭德懷鳴冤叫屈，替彭德懷翻案。我這個想法，提供主席參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澤東提出《海瑞罷官》有問題，要批判。
1965年初，經毛澤東准許，批判《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
毛澤東讓彭德懷到三線領導建設，他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工作。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彭德懷的處境更是雪 上加霜令人迷惑的是，幾乎同時，毛澤東卻建議彭德懷去西南大三線工作。
1965年9月，彭真代表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彭德懷，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但被彭德懷拒絕了，他的理由是自己這個樣子不好出來工作，而且不懂工業，又脫離軍隊這麼長時間，他還是要求毛澤東同意他回鄉當農民，請彭真代為轉達。他自己也寫了封信給毛澤東。
毛澤東聽了彭真的彙報，又接到中央機要局轉來的彭德懷的信，頗感意外，他原以為他親自點將，彭德懷會答應，不料他不願出征。看來他心中有氣，我給他一個出氣的機會吧。
於是，毛澤東親自出馬，給彭德懷掛了個電話，要他前往中南海見面，好好談談。
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與彭德懷談了五個多小時。彭德懷再次被毛澤東說服，「我聽你的，主席，去西南。」
彭德懷興奮地回到吳家花園，等候南下通知。
他等來的是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長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一看就知道是衝著自己的:「射吧，我無所謂，只要去三線工作就成。」
但是，就在他到達成都的當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文匯報》上姚文元的文章。
「娘的，剛讓我出來工作，就批起我來了，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彭德懷氣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沒完，無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著，實際上哪一個人真會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爛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誰也壓不垮我！”
彭德懷依舊是彭德懷，他拋卻個人利益，全心地投入到建設大三線的工作中。
但此時的中國畢竟不是搞建設的年代，政治風暴越刮越猛，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等，都聯繫到了罷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的問題，彭德懷預感到自己的處境將會更困難了。
果然，彭德懷在大三線的工作被歸納為十條罪狀上報。他不但不再有閱讀中央文件的權利，而且受到圍攻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關鋒等人談話，提到了彭德懷:戚本禹的文章寫得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講話之後，彭德懷的處境便難以扭轉了，他奉命返回成都，停職反省。
此時的北京，江青和康生正指使戚本禹策動紅衛兵設法揪斗彭德懷。戚本禹親自打電話給北京五大造反派頭頭之一的韓愛晶，告訴他可以去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將軍，對地質學院紅衛兵頭頭王大賓說:你們這也能，那也能，怎麼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出來呢？讓他在大山裡養精神，將來好回來造反！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興巷7號的彭德懷被翻牆而入的北京紅衛兵強行綁架。他的警衛員和秘書阻攔無效，只好向西南建委辦公室求援，並直接向周恩來總理請示，得到如下答覆:
一、由成都軍區派出部隊與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
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
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火車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就在周總理下達指示的同時，彭德懷已被從北京來的幾隻揪彭戰鬥隊爭來爭去，一會兒被搶到成都地質學院，一會兒被轉移到省地質局，直到成都軍區干涉，他的安全才有保證。
12月28日，彭德懷坐上成都軍區聯繫的一個軟席車廂，在紅衛兵的共同押送下到達北京，被送到北京的地質學院。經過艱苦的談判，才交給北京衛戍區，由衛戍區和北京航空學院、地質學院派出的4名紅衛兵共同看押管理。
話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指示他必須做到保護彭德懷的絕對安全，要對住處保密，不許武鬥，不許遊街，不許搞逼供信等。
因此，彭德懷在北京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只是看看書，寫交代材料。但在1967年1月「上海奪權」和“批判二月逆流”後，他的處境開始變了。
彭德懷在批鬥會上頭破血流，昏死過去。一個南征北戰的開國元帥，居然在新中國永遠失去了公民權
7月，江青和戚本禹、陳伯達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紅衛兵頭頭時，下達了批鬥彭德懷的動員令:
彭德懷這個人被衛戍區保起來了，把他養得胖胖的，想幹什麼？為什麼不批鬥？老不批鬥幹什麼？你們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說是我說的！讓彭德懷到小將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邊加油打氣:
你們要彭德懷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就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他還在7月18日給彭德懷專案組訓話時說:
「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他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上沒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1967年7月19日，按專案組要求，彭德懷被送到北京航空學院接受批判，在一間大教室里，眾多的闖將們提出一個個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
「老實交代你在朝鮮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
彭德懷不卑不亢，據理力爭，使造反派們無言以對。
說不過就打，韓愛晶走到彭德懷跟前，一把把他從座位上拉起，當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擁而上，一時桌倒椅翻。彭德懷被打倒後又被揪起來，接著又被打倒，連著多次。他們還摁著彭德懷的頭往牆上撞，使他頭破血流，昏暈過去。批鬥會結束後，教室的門口堵著一堆人，彭德懷出來時，又是一陣拳打腳踢。他們一邊打還一邊喊著毛主席語錄:對敵人的憐憫就是對革命的犯罪！最後，彭德懷被抬上汽車送回衛戍區。
對這次批鬥會，當時的原始記錄如此記載: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斗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斗。」
「問韓愛晶為什麼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不大武鬥即可)’，並說總理的‘五條指示’過時了，‘中央文革小組’是最新指示，他們只聽‘中央文革’的。」
北京衛戍區也在監護日記中記載:
「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慾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屋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不吃飯，不能吐痰，要他寫材料，他說現在不能寫，要不就殺頭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積很大，而且也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則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斷，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北航批鬥會後，彭德懷的問題公開化了，《人民日報》選登《解放軍報》的批判文章，公開點了彭德懷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紅衛兵和地質學院的紅衛兵聯合在北航操場舉行約10萬人參加的批彭大會，張聞天等人也被拉來陪斗。
批鬥會議舉行前，周恩來曾指示衛戍區解放軍戰士保護彭德懷，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彎腰，三不能侮辱。但紅衛兵根本不理睬這一套。
批鬥會上，彭德懷和張聞天的脖子上掛著一個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體字寫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們低頭彎腰，任憑批鬥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辯。批鬥會結束後，他和張聞天等人又被強制從人群中兩人相對、平舉雙手築成的狹巷中低頭穿過，遭受顯示人們義憤的各種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們拳打腳踢，有人向他們吐痰，使他們滿頭滿臉青包紫塊和唾液口水……長時間折磨使他們走不到一半就癱倒了，嘴裏渴，要求喝水……
其景何慘……
這還沒算完，韓愛晶還倚仗人多硬從衛戍區警衛戰士手裏搶走彭德懷，拉胳膊拖腿地擁上卡車開到城裏游斗，彭德懷的身上又多了爛紙片和西紅柿汁。兩個多小時之後，可憐的彭德懷已不能走路，不能進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國慶節剛過，彭德懷被拉到北京師範大學批鬥，會後又送到工人體育館被「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組織批鬥。一時間，批鬥彭德懷成了時髦，各個單位你爭我搶，以致兩個月不到，彭德懷就被斗一百多場。可彭德懷一點也沒讓步，他不屈不撓的頭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來；他倔強的身軀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憤怒的吶喊一次次被截斷，又一次次響起來……直到他的身體和精神接近崩潰邊緣……
這期間，他所在的監護所也不停地變換，那是為防止他與警衛戰士建立感情的措施。他先被送在五棵松，後轉到羅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幹校，最後被送到301解放軍總醫院。此時的彭德懷已被診斷為直腸癌。
與此同步，彭德懷問題專案組也加緊了工作，並於1970年9月17日向黃永勝呈遞了《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報告中說:
「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生剝奪公民權利。」
黃永勝大筆一揮，寫上「同意」二字。彭德懷的命運就這樣定下了。
一個在革命最危急的時刻拋棄了高官厚祿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並且忠心耿耿的人，居然在革命成功後失去了做黨員的權利！一個為締造新中國血雨腥風幾十年，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的元帥，居然在新中國永遠失去了做公民的權利！
手術之後，彭德懷的病情急劇惡化，癌細胞擴散到了全身，他疼得用牙咬著被單或大叫大罵.
俗話說，只有生病時才感覺到健康的可貴，反過來，健康的人是很難理解病人的苦難的。對彭德懷來說，住在301醫院的日子則更難忍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比生孩子的月婆子還難受。他所在的病房不過10平方米，所有門窗都緊閉著，而且被糊上了報紙，一點自然光線也見不到。為限制他的活動，他的褲帶也被人抽走了，想寫字，不給筆，想聽廣播，收音機又被人故意弄壞了。除了少數書籍和指定看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只有冷清、死寂、沉悶，而且，門口還不時晃動著守衛人員的身影……彭德懷只能仰天長嘆！
為了保住彭德懷的生命，醫院提出必須做手術，這遭到彭德懷的堅決拒絕:問題不搞清楚，我決不做手術，我要見毛主席。
他的侄女彭梅魁勸他答應手術，彭德懷顯得很顧慮，「我從來沒有怕過死，只怕一上手術台可能下不來，耽誤了大事！我要求他們快審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術。這麼多年了，他們還沒查清楚，難道讓我帶著莫須有的罪名去見馬克思？我留著這條命，就是想再見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講清楚，也盡到了我最後的這份責任，死了我也心甘。」
彭梅魁無言安慰伯伯被傷透的心，只好搬出周恩來總理增加說話的分量:
您還是先做手術吧，等養好病才有機會再見毛主席。你的手術是周總理批准的，您不做手術，總理曉得也會不高興的。
彭德懷一向佩服敬重周總理，他同意做手術。
但是，手術之後，彭德懷的病情急劇惡化，導致半身不遂，癌細胞擴散到了肩部、肺部、腦部，他疼得用牙咬著被單或大叫大罵，沒有癱瘓的右手右腳亂撕亂扯亂踹，卻沒有人給他打止痛針……
1974年9月後，彭德懷便常處於昏迷狀態。
此時的彭德懷，雖然話已含糊不清，但依然擲地有聲:
“我這一生有許多缺點，愛罵人，罵錯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對革命同志沒有搞過兩手，我從來沒有搞過那種陰謀。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聲，我問心無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長壽了，已經可以了，我仔細想過了，我這一生是值得的，對革命對人民，我做了一點工作，盡了我的責任。雖然我個人的下場不怎麼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後悔。
“我死以後，你們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來，在上面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報答父老鄉親。
「歷史是最無情的，也是最公正的，歷史將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作出正確的評價。」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時35分，76歲的彭德懷停止了呼吸，帶著全部的希望與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個世界。
彭德懷的遺體被秘密火化，偷運四川，編號327，謊稱是成都市人王川，年32歲。只有四川省委負責人段君毅、李大章等幾個人知道是彭德懷的骨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遺體的費用，竟是從彭德懷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的。
1944年，毛澤東在追悼普通戰士張思德寫的《為人民服務》中說過:「今後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辦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但彭德懷卻沒能得到這些最普通的待遇:他的遺體旁邊沒有黨旗、沒有花圈、沒有輓聯、沒有哀樂、沒有靈堂、沒有追悼會，更沒有弔唁的人群……
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恢複名譽時，他的追悼會才得以舉行。
歷史總是最公正的！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