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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陸定一為何堅決拒絕從秦城監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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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陸定一為何堅決拒絕從秦城監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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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陸定一為何堅決拒絕從秦城監獄出來

2020年03月18日 17:53

1968年4月下旬,陸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監獄。這是他第一次嘗了牢獄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區做秘密工作隨時都準備進監獄,但終於一次次地化險為夷。這次真的進了監獄了,不幸的是,他進的是共產黨的監獄。

這座監獄是50年代建造專門關押判處重刑的政治犯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不少人被關押在這裏。陸定一對我們說了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事情:這座監獄是原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主持建造的,文革中楊奇清也被抓到這裏來了。在這裏,陸定一脫去身上的衣服,換上黑色的囚衣,鋼筆、手錶也都被留下了。這裏有幾座樓房,他被帶進其中的一座,樓中通道兩旁,鐵門上都掛著一把鎖。押送他的人把一個小門打開,“哐當”一聲,鐵門又關上了。陸定一心裏明白了,他已經成為真正的囚犯了。

文革時陸定一等人遭批鬥照片

牢房的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68164」。它有特定的含義:68——入獄時間,1968年;1——特等犯人;64——這個囚犯的編號。

在這個監獄裏,陸定一的名字被這個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約只有6平方米,是個單人的囚室。靠牆放著一張木板小床,床很低,離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裏有個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沒有馬桶,只是在水池邊設有一個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後,舀勺水沖就完事了。牢房有兩道門,裏邊是鐵欄門,外邊一道是木頭門,門有窺望孔,下面有個6寸見方的小門,用來打水打飯。一個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夠不著。裝在天花板上的電燈,開關卻安在門外,由看守控制。這個電燈徹夜不關,以便於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覺還是在幹什麼。

每天供應三次開水,每次一杯。囚犯要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每天早上7時哨音一響,立即起床,晚上9時聽哨音睡覺。平時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風,地點在牢房外地坪上,用牆隔成許多小格,犯人單獨地放出來,走進自己那個小格里,誰都見不到別人。兩溜小格,一個挨一個,活像豬圈。只有站在高處的看守人員能看到犯人們的活動。

陸定一進了監獄,而審訊他的專案組卻一直沒有撤銷,審訊也仍在繼續進行。有時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審他,仍然是那幾個老題目,訊問完叫他回牢房寫材料。有時材料寫好了,交給專案組,專案組的人看也不看,當著陸定一的面把它撕掉。簡直是在耍弄人。

這樣的牢獄生活一年、兩年、三年,周而復始地過著,沒有正式審判他犯了什麼罪,也沒有說明判多少年,要坐幾年牢,就這樣不明不白當無限期的囚徒。

他繼續寫申訴,連自己也不知道已寫了多少次了,但他還是寫,又同樣的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

有一次,專案組看到他的申訴,暴跳如雷,大罵他企圖翻案,決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看。

於是,陸定一被第二次帶上手銬,連吃飯、睡覺、大小便都不給松銬,只有在半個月一次的洗澡時才被摘下來,半小時後洗完澡又立即被帶上。鐵銬套在手腕上,皮膚磨破,露出鮮紅的肉。

長期囚禁在單人牢房裏,容易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精神會失常;二是除了審訊而外,沒有人和他說話,可能失去說話的功能。陸定一也擔心他會出現這種現象,於是他想辦法避免。辦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來哈哈大笑,想不出什麼可以笑的,就學京戲中的大花臉,發出哈哈的笑聲。辦法之二是唱京戲,既發出聲音,又讓舌頭轉動,因此他蹲了十幾年監獄,並未失去說話的功能。

1972年12月,有一天,陸定一被傳喚到了監獄的辦公室,那裏有三個人等著,向他傳達說:中央接到反映,說監獄裏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對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審訊制度應該廢除。今後如有打罵、刑訊逼供等情況,你們可以講出來,也有權直接向中央控告。

陸定一立即不客氣地說:「有呀!我意見多得很,動不動就給人帶手銬不就是法西斯,多年來專案組的負責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剛才說的只是一個例子。」

後來他才知道,被關在這座監獄的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仁,戴了兩年手銬,被活活銬死了。

陸定一思忖,有誰能關心秦城監獄這些囚犯?原來是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被關押出獄後,冒死上書毛澤東,將監獄裏種種殘酷現象和刑訊逼供等一一揭露出來,周恩來才派了人來傳達,不准在秦城監獄搞法西斯。

然而監獄裏的情況並沒有多少改善,因為林彪死了,還有「四人幫」在橫行霸道。

1975年,中國大地有了一點春的氣息。鄧小平復出並且進行了「全面整頓」。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儘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在周恩來、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在落實政策、解放幹部方面採取了重大步驟,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大多數被關押審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進行平反。這使300多名高級幹部獲得解放,其中一些人還陸續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幹部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來自「四人幫」。這年4月,《紅旗》雜誌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氣氛又緊張了。江青大肆鼓吹“反經驗主義”,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11月初,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國又是寒凝大地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陸定一的問題。會議給陸定一定下三條罪狀:一、階級異己分子;二、反黨分子;三、內奸嫌疑。會議還作出「永遠開除黨籍」的決定。這次會議周恩來因為病重沒有出席,鄧小平與眾不同,提出“還是留在黨內”,但他孤掌難鳴,這個意見沒有被接受。

這個決議被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25號文件下發全國,黨內外都傳達了,直到居民委員會,範圍之廣是少有的。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對陸定一作出如此嚴厲的處置呢?因為他一直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罪名,那時又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江青一夥要“殺雞給猴子看”,就從陸定一開刀。

這份紅頭文件同時也決定:釋放陸定一出獄,離開北京,放回原籍,每月發200元生活費養起來。

自從1966年5月8日被軟禁算起,到此時已經9年多了,能夠出獄回家,這不是好事嗎?不,你要出獄,先要對這些決定簽字,這就等於承認自己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陸定一拒絕簽字。

監獄外的兒女們望眼欲穿,希望能見到父母,但是9年了,音訊杳然,聽到傳達文件,希望仍然落空。

起初他們還住在安兒衚衕1號,除三兄妹的住房和飯廳外,其他房間全部被封;所有東西包括他們的衣物也集中在那個門上貼了封條的房間裏。冬天來了,要衣服穿,得寫條子,經專案組批准,批准了還不能自己去拿,得由看守拿給你。

父母的工資停發,他們都還未參加工作,沒有收入,起先發給他們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費,很快減至6元。女兒陸瑞君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學校供給伙食,因此只能領5元錢,還說是照顧女的。

他們都被看成「黑幫子女」,不僅受到歧視,也曾遭到迫害。長子陸德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後轉學清華大學,臨畢業時被派往京郊懷柔縣參加“四清”。返回北京時父親已被軟禁。後來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參加所謂“高幹子弟辯論團”,坐牢達6年之久。

女兒陸瑞君1969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遼寧錦州四中當教師,在那裏呆了10年。「黑幫子女」受盡白眼,抬不起頭,她練就了臉部不帶任何錶情的功夫,也不同別人講話,免得害了別人,而且不會因為說話不小心被人抓把柄。

小兒子陸健,在清華大學讀二年級,即被送到江西瑞昌機械廠做工,在那裏過了8年。

他們向有關組織寫信,一封封都沒有迴音。兄妹們覺得用老辦法沒有什麼效果,得有新招,他們想直接寫信給毛主席。

兄妹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向毛主席披瀝自己對父母的懷念,經歷一個通宵,字斟句酌,終於把信寫成了。

信發出後,他們翹首企盼能有迴音,等來的卻是中共中央25號文件:父親被定了罪,開除黨籍。

兄妹們的這封信,毛澤東還真看到了,並親筆批示:「陸定一、嚴慰冰嚴重的政治和歷史問題,其子女不受牽涉。」

看了文件,兄妹們都哭了。戴了三頂帽子,開除黨籍,政治生命是結束了。但能夠放出來,有一條生路,總比關在牢里好。他們盼望看到父親。但是在北京,沒有看到父親出獄;打聽故鄉無錫的消息,人們都回答「不知道」。

問專案組的人,他們說是:「他自己不願意出來。」

坐牢的人不願意出來,哪有這等咄咄怪事。原來事情是這樣:

1975年12月24日,專案組全體6人來到秦城監獄,由組長向陸定一宣佈:中央政治局於1975年12月11日開會通過決議,開除你的黨籍。你的罪狀三項十三條:

第一條罪狀:世代做官。

第二條罪狀:陸的父親說過一句話:「兩面有人也好。」

第三條罪狀:陸在20年代寫給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門第」一句話。

第四條罪狀:陸寫了一個字據,接受父親的遺產。

以上四條罪狀,合成第一頂帽子:「階級異己分子」。

第五條罪狀: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做了好事,又說秦只有17年。

第六條罪狀:1959年廬山會議前,在火車上彭德懷找陸談過話,陸向他提供材料。

第七條罪狀:陸對其弟陸亘16歲時的變節行為寫得輕了。

第八條罪狀:陸說嚴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以上四條罪狀合成第二頂帽子:「反黨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條罪狀,各說一個特務頭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話,與陸在刑訊時的假供詞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第十三條罪狀:1933年上海共青團中央被破壞,是從陸所知道的唯一的機關開始的。

以上五條合成第三頂帽子:「重大內奸嫌疑」。

就憑這些捕風捉影的罪名戴了這三頂大帽子,顯然又是一起「莫須有」的冤案,陸定一當然不能承認。專案組向他宣佈:中央決定放你出獄,離北京回老家,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自由誠可貴,政治生命更為重要,陸定一當時即向專案組人員提出質問:

「重大內奸嫌疑’——‘嫌疑’怎麼可以定罪?怎麼就能開除我的黨籍?還要不要證據?」

專案組張口結舌,無言以答。他們要陸定一回牢房去,陸定一繼續義正辭嚴地逐條駁斥,專案組招架不住,自己走了。

稍有法律知識的人都知道,這些罪狀是不能成立的。舉幾個例子:「世代做官」,怎麼也能構成罪狀呢?陸定一對我們說過:“專案組的人告訴他,從他這一代往上數第六代,在清朝當過兵部尚書。我沒查過家譜,不知道有無此事。即使有此事,也不能算我的罪狀。”“接受父親的遺產”,1937年他從陝北到南京治療痔瘡,家裏給了他二千多元。當時中共南京辦事處剛建立,缺乏經費,他拿一千元作為黨費交給南京辦事處;拿一千元給唐義貞的親屬作為去找女兒陸葉坪的費用,還有幾百元零錢,作為治病的開銷。這能算是「階級異己分子」嗎?

說「秦只有十七年」。廬山會議前和彭德懷談過話。說“嚴慰冰是精神病不是反革命”。這些都談不上是“反黨”。陸定一多次說過,他請教過醫生,確實有這樣的精神病,平時一切正常,發作時候精神就錯亂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嚴慰冰正是屬於這樣的精神病。

1933年共青團中央被破壞的事,陸定一沒有被捕,沒有任何錯誤行為,和內奸嫌疑根本挨不上邊。

陸定一堅持申辯、上告,只好在監獄裏再蹲下去。

(摘自《陸定一傳》,陳清泉、宋廣渭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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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中的杜月笙

6。

杜月笙

台播音勸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擔任新組建的浦東棉花運輸會常委,負責支前。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1萬多元買了1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八一三抗戰後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20萬隻。謝晉元為此致函杜月笙轉告廣大市民:「最好購買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作全國抗戰犧牲官兵之撫恤,以免浪費而切實際。」杜月笙在抗敵後援會期間經手籌募的錢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後蔣介石認為杜在抗敵後援會中曾有“賠墊”,特撥了現款10萬元作為“補償”。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時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的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對共產黨表示了合作的態度。

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八一三抗戰期間如何收容、安置越來越多的難民也是必須予以及時解決的重大問題。杜月笙對此極為重視,認真予以辦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協會負責人的身份參加了上海市救濟會。嗣後因難民越來越多,設於仁濟堂的市救濟會辦公處的工作人員猛增至100餘人,難以照常開展工作。杜月笙獲悉後即同意將救濟會辦公處遷至浦東同鄉會二樓,使該會「一切均上軌道」。

杜月笙還直接參与了部分軍事行動。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9月間杜月笙通過恆社發出通告,號召願意參加實際抗日工作的恆社社員踴躍報名加入該會。一些恆社骨幹在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後與軍統組織接上了關係,其中於松喬當上了軍統上海行動股股長。在蘇浙行動委員別動隊的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係而被拉去參加的。11月10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後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後改組為忠義救國軍。上海淪陷後,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杜月笙和孟小冬

全國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執行機關。杜月笙等27人被推選為絕交委員會執行委員。10月19日上海銀行業根據絕交委員會的決議通知各行庄停止對日匯兌證券交易時,杜月笙主持的中匯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單位一體照辦。

杜月笙認為,「戰爭的最後勝利,不在軍隊一時之進退,不在一時軍事佔領之廣狹,死傷之多寡」,只要“我國力戰不已,則無論戰在沿海、戰在沿江,或戰在內地,我國皆在勝利之中途也”;“任何事業、任何鬥爭,誰能持久,誰能得到最後勝利”。為了爭取最後勝利,杜月笙在上海淪陷後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拋下了所有的家屬,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

台與上海保持聯繫,對上海的情況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合法身份在港設立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和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藉以暗中幫助軍統開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薛耕莘赴港,兩次到杜月笙處介紹上海的複雜情況。杜月笙介紹薛與軍統特務王新衡會面,薛根據杜月笙的意見在會面時向王表示:「決不與日偽方面發生任何關係,並儘可能與重慶政府人員保持聯絡,遇有重大問題隨時商量處理」。薛耕莘從杜月笙、王新衡處領了貼補旅費回滬後,曾掩護過軍統、中統在上海設立的秘密電台。

當時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的大部分委員在汪精衛的引誘拉攏下投逆,參加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對此極為震怒,下令重建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1939年8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奉命潛入上海,收拾殘局。杜月笙事先為吳開先安排去上海的路線,指定在滬管家萬墨林就地接應,並為吳提供住處和自備汽車。無奈吳開先在上海住了半年,遲遲打不開局面。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述職途經香港,對杜月笙談及國民黨在滬派系眾多協調不易,杜月笙當即提議中央設一總的機構,全盤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蔣介石很快採納了這一建議,決定成立以杜月笙為主任、吳開先為書記長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統一指導在滬的國民黨、三青團、軍統、中統以及幫會組織。蔣介石還通過吳開先傳達他的口信,“上海的陣地是不能失的,以後請月笙先生多偏勞了”。蔣介石讓杜月笙當此重任是因為杜在上海有潛伏勢力可資利用,更與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精衛集團有關。

1939年11月杜月笙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後,急飛重慶向蔣介石彙報。返港後杜與高、陶代表黃群接觸面談後再次飛抵重慶向蔣彙報,請示機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離滬赴港。不久陶希聖滯留在上海的3個孩子亦經杜月笙、萬墨林的籌劃抵達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約」由中央社公開曝光,此舉沉重打擊了汪精衛賣國集團,全國各地紛紛掀起討汪運動。蔣介石為此特撥款20萬元給杜月笙,以資酬勞。

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建立後採取各種辦法迫使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制止了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對上海巨大的人力資源免為敵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吳開先後來在回憶中稱「終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銀錢業較知名之士,無一敢冒不韙而參加敵偽之金融組織者。此事第一由於孔庸之部長之運用得力;第二應歸功於杜月笙先生之鼓勵成功」。

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暫時罷手。1940年10月杜黨策動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殺死傅筱庵,在此之前,「新亞和平促進會」負責人張嘯林賣國資敵,“不聽從好友杜月笙之勸,反而與梁鴻志、陳群等逆勾結,向敵獻媚……破壞抗戰及派人赴港刺杜月笙”,結果被軍統聯絡的私人保鏢林懷布擊斃。杜月笙對於這個老把兄之死一直諱莫如深,但還是對人透露過,“這一定是陳默他們交給林懷布的,由我的徒弟殺了我的老把兄,論江湖義氣,我實在站不住道理!”

1940年12月上海統一委員會總交通萬墨林被76號汪偽特務機關誘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統一委員會書記長吳開先被日軍逮捕後,杜月笙均盡全力打通關節進行營救。吳開先承認,杜月笙為了營救他「個人耗費三百萬元以上」。深知杜月笙與蔣介石有著特殊關係的日本侵略者為了利用杜月笙,試圖通過杜引誘蔣介石集團和談,故意對杜月笙網開一面。萬墨林和吳開先兩人最後都是日本軍方同意釋放的。同樣,1943年杜月笙籌設通濟公司,計劃從上海等淪陷區運去棉紗,再從國統區運進日軍所需要的戰略物資,派駐滬代表徐采丞就此與日本交涉時也沒有遇到大多的麻煩。杜月笙此舉是經與戴笠商議,得到蔣介石認可的。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遭受日偽經濟封鎖的大後方物資奇缺,物價昂貴,民不聊生,餉用匱乏,蔣介石鋌而走險,“乃有向淪陷區搶購搶運物資、挹注後方的經濟決策”,並指定由戴笠設法“切實辦理”。毋庸諱言,杜月笙受命組建通濟公司在緩解大後方物資匱乏的同時也給日本侵略者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故人們斥責杜月笙藉機大發國難財並非無中生有。

杜月笙在抗戰時期與蔣、日、偽、幫之間的特殊關係還表現在1941年調解蔣、汪對雙方銀行職員的暗殺上。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及客觀效果來講,處在地下狀態的蔣方特工長期在上海與汪偽特工死打硬拼,進行消耗戰是得不償失無以為繼的。因而此次由蔣方主動提議經過杜月笙斡旋達成罷戰默契,對蔣方是最有利的。自然,這種妥協對汪偽特務來講也是一種解脫,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們譴責杜月笙勾結日偽也不無道理。

告了蔣介石。對於國民黨重返上海,杜月笙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綜上所述,在中華民族存亡繼絕的嚴重關頭,杜月笙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難能可貴的。從總體上看,杜月笙在這一時期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抗戰是功大於過,有所貢獻的。對杜月笙與蔣、日、偽、幫之間的特殊關係要具體分析,要從是否有利於增強中國抗戰的總體實力、是否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毫無疑問,當蔣介石和幫會勢力在力主抗戰時與之合作是無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著某些陰暗面和消極面而對這一時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盤否定。

(摘自2000年7月19日《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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