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下旬，陸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監獄。這是他第一次嘗了牢獄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區做秘密工作隨時都準備進監獄，但終於一次次地化險為夷。這次真的進了監獄了，不幸的是，他進的是共產黨的監獄。
這座監獄是50年代建造專門關押判處重刑的政治犯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不少人被關押在這裏。陸定一對我們說了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事情：這座監獄是原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主持建造的，文革中楊奇清也被抓到這裏來了。在這裏，陸定一脫去身上的衣服，換上黑色的囚衣，鋼筆、手錶也都被留下了。這裏有幾座樓房，他被帶進其中的一座，樓中通道兩旁，鐵門上都掛著一把鎖。押送他的人把一個小門打開，“哐當”一聲，鐵門又關上了。陸定一心裏明白了，他已經成為真正的囚犯了。
文革時陸定一等人遭批鬥照片
牢房的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68164」。它有特定的含義：68——入獄時間，1968年；1——特等犯人；64——這個囚犯的編號。
在這個監獄裏，陸定一的名字被這個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約只有6平方米，是個單人的囚室。靠牆放著一張木板小床，床很低，離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裏有個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沒有馬桶，只是在水池邊設有一個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後，舀勺水沖就完事了。牢房有兩道門，裏邊是鐵欄門，外邊一道是木頭門，門有窺望孔，下面有個6寸見方的小門，用來打水打飯。一個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夠不著。裝在天花板上的電燈，開關卻安在門外，由看守控制。這個電燈徹夜不關，以便於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覺還是在幹什麼。
每天供應三次開水，每次一杯。囚犯要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每天早上7時哨音一響，立即起床，晚上9時聽哨音睡覺。平時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風，地點在牢房外地坪上，用牆隔成許多小格，犯人單獨地放出來，走進自己那個小格里，誰都見不到別人。兩溜小格，一個挨一個，活像豬圈。只有站在高處的看守人員能看到犯人們的活動。
陸定一進了監獄，而審訊他的專案組卻一直沒有撤銷，審訊也仍在繼續進行。有時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審他，仍然是那幾個老題目，訊問完叫他回牢房寫材料。有時材料寫好了，交給專案組，專案組的人看也不看，當著陸定一的面把它撕掉。簡直是在耍弄人。
這樣的牢獄生活一年、兩年、三年，周而復始地過著，沒有正式審判他犯了什麼罪，也沒有說明判多少年，要坐幾年牢，就這樣不明不白當無限期的囚徒。
他繼續寫申訴，連自己也不知道已寫了多少次了，但他還是寫，又同樣的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
有一次，專案組看到他的申訴，暴跳如雷，大罵他企圖翻案，決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看。
於是，陸定一被第二次帶上手銬，連吃飯、睡覺、大小便都不給松銬，只有在半個月一次的洗澡時才被摘下來，半小時後洗完澡又立即被帶上。鐵銬套在手腕上，皮膚磨破，露出鮮紅的肉。
長期囚禁在單人牢房裏，容易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精神會失常；二是除了審訊而外，沒有人和他說話，可能失去說話的功能。陸定一也擔心他會出現這種現象，於是他想辦法避免。辦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來哈哈大笑，想不出什麼可以笑的，就學京戲中的大花臉，發出哈哈的笑聲。辦法之二是唱京戲，既發出聲音，又讓舌頭轉動，因此他蹲了十幾年監獄，並未失去說話的功能。
1972年12月，有一天，陸定一被傳喚到了監獄的辦公室，那裏有三個人等著，向他傳達說：中央接到反映，說監獄裏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對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審訊制度應該廢除。今後如有打罵、刑訊逼供等情況，你們可以講出來，也有權直接向中央控告。
陸定一立即不客氣地說：「有呀！我意見多得很，動不動就給人帶手銬不就是法西斯，多年來專案組的負責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剛才說的只是一個例子。」
後來他才知道，被關在這座監獄的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仁，戴了兩年手銬，被活活銬死了。
陸定一思忖，有誰能關心秦城監獄這些囚犯？原來是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被關押出獄後，冒死上書毛澤東，將監獄裏種種殘酷現象和刑訊逼供等一一揭露出來，周恩來才派了人來傳達，不准在秦城監獄搞法西斯。
然而監獄裏的情況並沒有多少改善，因為林彪死了，還有「四人幫」在橫行霸道。
1975年，中國大地有了一點春的氣息。鄧小平復出並且進行了「全面整頓」。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儘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在周恩來、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在落實政策、解放幹部方面採取了重大步驟，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大多數被關押審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進行平反。這使300多名高級幹部獲得解放，其中一些人還陸續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幹部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來自「四人幫」。這年4月，《紅旗》雜誌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氣氛又緊張了。江青大肆鼓吹“反經驗主義”，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11月初，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國又是寒凝大地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陸定一的問題。會議給陸定一定下三條罪狀：一、階級異己分子；二、反黨分子；三、內奸嫌疑。會議還作出「永遠開除黨籍」的決定。這次會議周恩來因為病重沒有出席，鄧小平與眾不同，提出“還是留在黨內”，但他孤掌難鳴，這個意見沒有被接受。
這個決議被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25號文件下發全國，黨內外都傳達了，直到居民委員會，範圍之廣是少有的。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對陸定一作出如此嚴厲的處置呢？因為他一直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罪名，那時又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江青一夥要“殺雞給猴子看”，就從陸定一開刀。
這份紅頭文件同時也決定：釋放陸定一出獄，離開北京，放回原籍，每月發200元生活費養起來。
自從1966年5月8日被軟禁算起，到此時已經9年多了，能夠出獄回家，這不是好事嗎？不，你要出獄，先要對這些決定簽字，這就等於承認自己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陸定一拒絕簽字。
監獄外的兒女們望眼欲穿，希望能見到父母，但是9年了，音訊杳然，聽到傳達文件，希望仍然落空。
起初他們還住在安兒衚衕1號，除三兄妹的住房和飯廳外，其他房間全部被封；所有東西包括他們的衣物也集中在那個門上貼了封條的房間裏。冬天來了，要衣服穿，得寫條子，經專案組批准，批准了還不能自己去拿，得由看守拿給你。
父母的工資停發，他們都還未參加工作，沒有收入，起先發給他們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費，很快減至6元。女兒陸瑞君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學校供給伙食，因此只能領5元錢，還說是照顧女的。
他們都被看成「黑幫子女」，不僅受到歧視，也曾遭到迫害。長子陸德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後轉學清華大學，臨畢業時被派往京郊懷柔縣參加“四清”。返回北京時父親已被軟禁。後來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參加所謂“高幹子弟辯論團”，坐牢達6年之久。
女兒陸瑞君1969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遼寧錦州四中當教師，在那裏呆了10年。「黑幫子女」受盡白眼，抬不起頭，她練就了臉部不帶任何錶情的功夫，也不同別人講話，免得害了別人，而且不會因為說話不小心被人抓把柄。
小兒子陸健，在清華大學讀二年級，即被送到江西瑞昌機械廠做工，在那裏過了8年。
他們向有關組織寫信，一封封都沒有迴音。兄妹們覺得用老辦法沒有什麼效果，得有新招，他們想直接寫信給毛主席。
兄妹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向毛主席披瀝自己對父母的懷念，經歷一個通宵，字斟句酌，終於把信寫成了。
信發出後，他們翹首企盼能有迴音，等來的卻是中共中央25號文件：父親被定了罪，開除黨籍。
兄妹們的這封信，毛澤東還真看到了，並親筆批示：「陸定一、嚴慰冰嚴重的政治和歷史問題，其子女不受牽涉。」
看了文件，兄妹們都哭了。戴了三頂帽子，開除黨籍，政治生命是結束了。但能夠放出來，有一條生路，總比關在牢里好。他們盼望看到父親。但是在北京，沒有看到父親出獄；打聽故鄉無錫的消息，人們都回答「不知道」。
問專案組的人，他們說是：「他自己不願意出來。」
坐牢的人不願意出來，哪有這等咄咄怪事。原來事情是這樣：
1975年12月24日，專案組全體6人來到秦城監獄，由組長向陸定一宣佈：中央政治局於1975年12月11日開會通過決議，開除你的黨籍。你的罪狀三項十三條：
第一條罪狀：世代做官。
第二條罪狀：陸的父親說過一句話：「兩面有人也好。」
第三條罪狀：陸在20年代寫給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門第」一句話。
第四條罪狀：陸寫了一個字據，接受父親的遺產。
以上四條罪狀，合成第一頂帽子：「階級異己分子」。
第五條罪狀：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做了好事，又說秦只有17年。
第六條罪狀：1959年廬山會議前，在火車上彭德懷找陸談過話，陸向他提供材料。
第七條罪狀：陸對其弟陸亘16歲時的變節行為寫得輕了。
第八條罪狀：陸說嚴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以上四條罪狀合成第二頂帽子：「反黨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條罪狀，各說一個特務頭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話，與陸在刑訊時的假供詞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第十三條罪狀：1933年上海共青團中央被破壞，是從陸所知道的唯一的機關開始的。
以上五條合成第三頂帽子：「重大內奸嫌疑」。
就憑這些捕風捉影的罪名戴了這三頂大帽子，顯然又是一起「莫須有」的冤案，陸定一當然不能承認。專案組向他宣佈：中央決定放你出獄，離北京回老家，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自由誠可貴，政治生命更為重要，陸定一當時即向專案組人員提出質問：
「重大內奸嫌疑’——‘嫌疑’怎麼可以定罪？怎麼就能開除我的黨籍？還要不要證據？」
專案組張口結舌，無言以答。他們要陸定一回牢房去，陸定一繼續義正辭嚴地逐條駁斥，專案組招架不住，自己走了。
稍有法律知識的人都知道，這些罪狀是不能成立的。舉幾個例子：「世代做官」，怎麼也能構成罪狀呢？陸定一對我們說過：“專案組的人告訴他，從他這一代往上數第六代，在清朝當過兵部尚書。我沒查過家譜，不知道有無此事。即使有此事，也不能算我的罪狀。”“接受父親的遺產”，1937年他從陝北到南京治療痔瘡，家裏給了他二千多元。當時中共南京辦事處剛建立，缺乏經費，他拿一千元作為黨費交給南京辦事處；拿一千元給唐義貞的親屬作為去找女兒陸葉坪的費用，還有幾百元零錢，作為治病的開銷。這能算是「階級異己分子」嗎？
說「秦只有十七年」。廬山會議前和彭德懷談過話。說“嚴慰冰是精神病不是反革命”。這些都談不上是“反黨”。陸定一多次說過，他請教過醫生，確實有這樣的精神病，平時一切正常，發作時候精神就錯亂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嚴慰冰正是屬於這樣的精神病。
1933年共青團中央被破壞的事，陸定一沒有被捕，沒有任何錯誤行為，和內奸嫌疑根本挨不上邊。
陸定一堅持申辯、上告，只好在監獄裏再蹲下去。
（摘自《陸定一傳》，陳清泉、宋廣渭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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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與康克清 圖片來源:《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從「文革」開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別墅里。他和以前一樣，對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對會議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聽了。儘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層，傾聽群眾的聲音，但對中央內部核心機密卻知之甚少，他也不打聽，不傳說。
「文革」小組成立後，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聞”了。
然而老帥的心一天也沒有沉默過，面對紛亂的局勢，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黨內鬥爭為什麼要用「打倒」這個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將這種不理解在各種會議上提出來。然而他的困惑在這特殊政治環境裏無疑是一組不和諧的音符，對於燃燒起的熊熊烈火也無疑是杯水車薪。
可是朱德固執地又一次將這種不理解，帶到了中央召開的會議上。
「在這次運動中我覺得我們不能放鬆生產，要保證工農業生產大幅度增長……現在群眾起來了，搞大串聯……我怕出亂子，特別是生產出亂子……」
我的天！都什麼時候了，老總還講這話？會上的人為朱老總捏了把汗。
朱德也不管別人的神色，一味按照自己思路往下說:「現在有一個問題，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還怎麼改正錯誤？沒有餘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沒有路走了……這是問題啊，要想法解決好！」
和「中央文革小組」唱對台戲的結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裏送。
沒有多久，在文革、陳伯達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挂帥，貼出了第一張打倒朱德的大字報，很快，“大軍閥、大野心家、黑司令、轟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標語佈滿北京街頭。
朱德一聲不吭，讓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帶著秘書、警衛到郊區玉泉山的別墅里居住，離開漫天的大字報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見心不煩嘛。他在寧靜的玉泉山不是埋頭爬山，就是和身邊工作人員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說不笑，悶聲悶氣地打發時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從中南海打來的電話，說是大字報貼到了中南海裏邊，貼到了家門口，叫他趕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連忙趕回中南海，汽車才進中南海西門，就遠遠看見白花花的大字報貼的到處都是，紅牆白紙黑字，在冰涼的陽光下格外扎眼，像張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帥的心揪了起來……這是中國政治中心啊！哪兒亂都不能亂到中南海里啊！
車子靠近家門，老遠看見夫人康克清站在門口等他，疲憊的臉上流露出焦慮，看見朱德的汽車，她連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車一邊看大字報，一邊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報回到書房裏，一看康克清正用憂慮的眼神看著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嘛，他們了解我。你不要害怕:個個都打倒，個個都倒不了；個個都是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啦！」
一直懸心的康克清見朱老總不以為然，不由得也鬆了口氣。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過風風雨雨漫長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對事物和時事有他準確的判斷，只要他說沒有關係，那麼就一定不會有事情的！
儘管門外的大字報還在不斷更新，紅色叉叉還在延續，房子裏面的朱德依然平靜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時，他常駐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報前仔細閱讀，讀到胡說八道離譜處，還會發出笑聲。
看來大字報不足以將這個老帥扳倒，「*」小組決定鬥爭形式升級，一場批鬥朱德的大會在首都體育場緊鑼密鼓準備著……
中南海紅牆變成了難以逾越的萬重高山，傳達室成為父女見面的溫暖「山口」
中南海里有人貼朱德大字報的事情傳到了他女兒朱敏的耳朵里，這位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師的知識分子，只覺得急火攻心。心想，爹爹已經是八十高齡的老人，萬一忍受不了這些侮辱性攻擊，說句不好聽的，蔣介石那時的污衊都沒有現在這樣離譜。爹爹多病的身體萬一頂不住發生意外，我們做兒女的如何面對這幕悲劇？
她越想越著急，越想越放心不下……
那時可不是現在，有什麼事情打個電話，那時私人住宅幾乎都沒有電話。辦公室里的電話又不敢使用，讓別人知道她還在和漫天大字報、歷史問題成堆的父親通話，莫須有的罪名又會從天而降。
朱敏立即騎自行車去中南海看望父親。
朱德住所靠近中南海西門，朱敏回家一般也從西門進去，她到西門後，和以往一樣掏出進入中南海西門的證件，遞給站崗的衛兵。
衛兵看了一眼說，證件已經失效，不能進去。
朱敏一聽，嚇一跳，幾天前還能有效，今天就沒效了？她連忙說我是來看父親的，我父親是朱德……
衛兵不聽她的解釋，只是說，這是上級的命令，他不能違反命令。然後像木樁一樣，筆直站立，目不斜視，望著前方，指揮車輛進出。
朱敏知道，怪不得衛兵，他是在執行命令。
朱敏獃獃站立在空曠的門外，彷彿這紅牆這中南海這經常進出的西門從來都和她沒有關係一樣。
她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打量這處原本熟悉現在卻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發現絳紫色的紅牆那麼刺目，習以為常的院牆此時讓人感覺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座高入雲霄的大山。
原來一堵牆可以讓人品賞世界上最殘酷的剝奪--自由和親情。
如果說以前朱敏流落異國他鄉是無家可歸，那麼，如今朱敏是有家難歸，站立在親人的家門口，卻不能進去……
中南海里上演這幕紅牆內外親人不能相見的悲劇，恐怕屬於「*」時期的獨幕劇了。「*」以後，再沒有聽說那位領導人的孩子不能進中南海和父母團聚的怪事了。
朱敏從衛兵鎮定的神態看，進不去已成定局。就走到旁邊的傳達室給父親打個電話，告訴父親她不能進中南海了。她以為父親會給警衛局領導打電話，讓她進去的。哪知朱德在電話里聽說女兒不能進中南海，許久沒有說話，好一會才說:「不讓進來，就不要進來了，我們沒有什麼，你們不要擔心。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這種狀況會結束的。你在傳達室等一會，我讓你媽媽去門口……等以後能進來，再回家來，好嗎？」
朱敏不知道父親所指「這種狀況」是指中南海門崗還是社會狀況？因為是傳達室的電話，她不敢多問，只好等見到康克清媽媽再說。
朱德沒有料到，自從女兒這次不能進中南海，也就意味著家人再也沒有進中南海看他的權力了。他所說的「等以後」，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年*摔死，“疏散”在遙遠南國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兒團聚。但是他為了以後能和孩子們團聚，他再沒有進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遠的萬壽路。
過了一會，康克清急沖沖地來到傳達室，和朱敏談了父親的近況，聽說父親除了沉悶外，其他都說得過去。朱敏這才放下心來。但是不能和父親見面，心裏覺得堵得慌。有一種自己被隔離或者是親人被軟禁的感覺。
康克清正在為朱德可能要遭受批鬥心急如焚，她一見朱敏，如同看見可以訴說心裏話的人，她的著急她的憂慮，強烈地表現在她的言語中，可是作為晚輩卻無法分擔康克清媽媽的憂愁，只能在傳達室里一邊唉聲嘆氣，一邊小聲勸解，讓康克清媽媽負重的心靈得到一些釋放。
後來批鬥朱德的大會在毛澤東親自干預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場。
正像朱德預料的那樣，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帥府的骨肉分離鬧劇愈演愈烈，最後連康克清也有家難歸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國婦聯造反派組織拉去批鬥遊街，吃住都在全國婦聯的大院裏。朱敏再次去中南海時，只見父親拄著拐杖，牽著他們的大兒子，步履蹣跚，遠遠朝傳達室走來。
朱敏一驚，康克清媽媽呢？怎麼讓父親一個人來？多日不見父親，他明顯地蒼老了，白髮增添了許多，談話時爹爹的神色憂鬱，看得出來，父親的心情很沉重。和女兒見面，不再像以前那麼樂呵呵的。朱德沒有多說什麼，一一詢問了幾個外孫情況後，然後又和以前一樣，要朱敏積极參加學習，正確理解「*」運動，把孩子教育好，要讓他們讀書，不要散在社會上。
朱敏問他康克清媽媽呢？朱德低聲說，在婦聯參加運動，暫時不能回來。
一邊的兒子，悄悄靠近朱敏的耳朵:「奶奶被抓去遊街了，昨天還在西單看見奶奶被押在汽車上，脖子上掛了好大的牌子，上面還有紅叉叉呢！」
朱德不再作聲。朱敏也不想再問什麼了，在這個誰都進來的傳達室里，他們父女能說些什麼呢？
朱德起身離開了傳達室，女兒望見他漸漸彎駝的背影，想，爸爸嘴上不說什麼，不等於心裏不想事，他比康克清媽媽更難，媽媽有什麼苦惱還能和我們說說，可是父親這樣身份和在這個高層領導的位置上，他的內心話只能自己悶著，精神上的重壓只能自己獨自承受，否則像父親這樣樂觀的人不會那麼快地蒼老，情緒也不會那麼低沉。
一把「抄家」大火，使父親的信化為煙燼，如今女兒手中惟一的親筆信，竟然是從別處徵集來的
自從朱德開始被紅衛兵大字報打上紅色叉叉後，朱敏一家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緊張，一天比一天沉重。按照造反派的邏輯推理--「老子反動兒混蛋」，朱德的女兒勢必在劫難逃。
果然沒有幾天，一生執教鞭的朱敏便在家中開始「迎接」頻繁“光臨”的紅衛兵小將們，洗耳恭聽他們的“教育”，看著他們揮動纖細的膀臂，口口聲聲要她交代父親反毛主席的罪行。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朱敏差點沒有笑出聲來，她的記憶里除了父親教育她如何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就是教育她如何為人民服務。哪兒會反毛主席呢？
她和丈夫劉錚就一人一句講述父親如何教育他們的實例。紅衛兵對這樣的「交代」自然不能滿意，說朱敏夫婦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嚴重歷史問題的父親劃不清界限，這樣的態度是得不到革命群眾諒解的。
朱敏的不配合行為，令造反派們氣惱，他們的態度越加惡劣，兇狠狠地說，如果繼續給你父親臉上貼金，我們就要採取革命行動--抄家！
抄家？朱敏心裏一震。第一個想到的是父親寫給她的信。
劉錚倒是挺硬氣的，你們抄家好了，人正不怕影子歪！
可是冷靜一想，眼下正是人妖顛倒的年代，造反派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必須想辦法將父親的信藏起來。可是想來想去，家裏哪個地方隱蔽？簡單的傢具和空蕩蕩的牆壁，一包信往哪兒藏？如果被抄走，落在造反派手裏，更是罪加一等。還不如自己搶在造反派動手前毀掉。
朱德一共給女兒寫了十多封信，大部分是朱敏從德國集中營死裏逃生重返莫斯科後，父親寫來的。
「家書抵萬金」。這疊信朱敏整整保存了20年，有時經常拿出來看看，靜靜地重溫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多麼愉快的事情。
朱德的信幾乎都是教育女兒如何努力學習，如何學好本領回國報效祖國。字裏行間無不傾注了一個革命家崇高的胸懷和無私的品格，可是就這樣革命的信件，誰也不敢讓它們落入那些居心叵測人的手裏，如果當作炸彈投向危難中的父親，朱敏是一輩子不能原諒自己的。
一天半夜，趁孩子們熟睡了，朱敏一個人偷偷起來，取出父親的信，在皎潔的月光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撫摸這一封封熟悉的信，粗糙的牛皮紙信封在手掌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好像在說再見……
朱敏一想到只要她一把火，這些跟隨她20多年的信將變成物質不滅的另一種形式，永遠離開她的視線，永遠不能再見……淚水一下子湧出了眼眶，難道今天在這樣明亮充滿柔情的月夜裏，必須親手將保存了20年的信毀滅掉嗎？
朱敏心痛地自己問自己。可是朱敏無法忘記白天造反派在他們面前揚言要抄家的神情，懼怕和疼痛像巨大手掌來回絞殺著她的神經，那分苦惱和無奈，至今也無言名狀。
終於狠了狠心，朱敏點燃煤爐，將信的一角對準藍色的火苗，信紙嘩地點燃了，紅色火焰飛快地吞噬了整張信紙，頃刻間，20年的歲月化作一片片輕飄飛揚的黑色灰燼……
朱敏一邊燒信，一邊落淚。可是眼淚無從彌補永遠的失去。直到今天，朱敏手裏惟一的父親親筆信，還是從中央文獻研究室找來的。
信件燒了，心病依然沒有減輕，處境也沒有因此好轉。
朱敏丈夫劉錚是解放區培養的知識分子。按理他應該是歷史清白、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可因為朱德是他岳父的緣故，在外交部也遭受了批鬥。
經過車輪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擊，朱敏漸漸明白，不管怎樣交代，都不會合造反派的口味的。
朱敏只好想法找父親的「罪行」。比如愛看川劇，這是喜歡封建帝王將相的表現。比如愛爬山，這是資產階級的享受主義，再比如愛養蘭花是小資產階情調，等等。
造反派雖然沒有得到朱德反對毛澤東的材料，但是有這些也行啊！
朱敏夫婦終於獲得了點自由，可是他們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親一起吃飯喝茶聊天。她們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傳達室和父親或者是康克清媽媽見面，簡單交談幾句。
那一段時間，中南海傳達室成了朱敏心目中感到溫暖的地方，也是讓人感到彆扭的地方。那裏能見到親人，那裏也能讓你感到受監視的屈辱。
可是在1970年剛剛來臨時，連傳達室這處惟一溫暖的地方也失去了親情的溫度。
*一個「緊急命令」，老帥們天南地北被“發配”，朱德又一次面臨居心叵測的“戰備”
白紙黑字，教育了幾代人的黨史和軍史，一夜之間顛倒成黑紙白字，說什麼南昌起義失敗後，是*把保存下來的部隊帶上了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的。原來課本上有一篇課文《朱德的扁擔》也改名換姓，變成了《*的扁擔》，當時朱德那根紅軍時代使用過的扁擔還完好地躺在軍事博物館的櫥窗里，*卻不顧鐵證史實和諸多見證人還活著，竟然公開篡改歷史。這恐怕又是*一大超凡本領。
朱敏和她的孩子們將這些看到的和聽到的事，利用在中南海傳達室見面的機會，悄悄講給朱德聽。朱德聽完後，也不作聲。有時見孩子憤慨的樣子，反過來教育他們:「歷史終究是歷史，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可是已經改了。不是書上都改了嗎？」
「那不叫歷史！」朱德生氣了，嗓門高了。
其實朱德心裏對什麼都清楚，只是不想和*他們一般見識，不想挺身出來為自己申辯什麼，他似乎知道*遲早會有惡有惡報的一天。任憑世間風吹浪打，朱德總是平心靜氣地期待著……
此時的期待是需要耐心的，甚至是痛心的。
1969年10月17日，*突然拋出了一個「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全軍立即隨著“副統帥”的驚惶失措，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現在想想，純粹是一場自己嚇自己的鬧劇。
打仗？世界大戰那麼容易爆發？
朱德接到這個緊急指示後，對康克清說:
「這裏面有鬼呵。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和跡象。」
康克清問，估計會有什麼鬼？
「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德這話說完沒兩小時，一個緊急電話打到朱德的辦公室，叫朱德24小時之內離開北京，疏散到廣東。
這比當年朱德在德國留學，遭德國當局驅逐離境的時間還要緊迫。
朱德接完電話，哭笑不得，將帥歷來都是戰爭的天子，戰場上的王牌，誰人聽說過戰爭在即，卻讓身經百戰的將帥們遠離戰爭指揮中心？難道中央軍委準備打一場不要將帥指揮的戰爭？
其中險惡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利用這不能自圓其說的備戰緊急疏散方案，把眼前礙手礙腳的將帥都支得遠遠的，他好在中央內部施展渾身魔力，更加青雲直上。
諸多手腳，諸多方案，挖空心思，都是沖一個目的，他急切也必須去掉頭銜前面那個「副」字！
朱德看著還沒有從批鬥中完全解脫出來的妻子，說:
「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來我有人照應，再說我不放心將你一個人留在北京。以後他們會對你怎麼樣，很難保證。」
可是沒有全國婦聯軍代表點頭，康克清這位全國婦聯副主席是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力的。
朱德果斷地給周恩來打電話，事到如今，只有總理能幫助他了。
周恩來當即同意朱德帶妻子同行的請求，並且說全國婦聯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難之中，是周恩來及時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鄉的悲劇。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連孩子們都不知道。
後來朱敏一直納悶，此番境地的爹爹還會有什麼緊急事情？
就這樣，83歲高齡的元帥被*一號緊急命令送到了遙遠的廣東。
抵達廣州後，朱德並沒有被安置在城市裏，而是用汽車送到了廣州郊區--從化療養院。而且規定他們不准隨便進入市區，散步範圍也不能超過療養院橋頭的警戒線。
當時朱德的身份還是*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一個為人民大眾當家做主，爭取民眾自由平等權利的委員長，竟然受到如此「*的禮遇」！這不是極大的諷刺是什麼？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還有許多老帥，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湖南，還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將」的譚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統統限期離開了北京。
北京空了，北京上空的正氣稀薄了。
然而，落難的將帥們卻在遙遠的他鄉呼吸到清新且純凈的空氣，享受了從來沒有享受的寧靜和清閑，忍辱負重的心靈得到了暫時的解脫。過著老百姓平常單調的日子。
可是時間一長，而且不知道這樣平淡日子還要過多久？元帥們的心開始煩燥開始期望……因為元帥畢竟不是老百姓，他們的心曾經充滿過將帥之氣，曾經輝煌地搏動過，這樣不平凡的心在平靜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時也煎熬得異常結實，如果再遇見狂風巨浪，這顆經歷過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今天又經歷了「冷宮」歲月，一定變得更有承受力。
1970年8月，*中央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帥們相逢在廬山，被歷史拋到一邊的老帥們雖說都是中央委員，卻不知道上層的精神。他們已經一年沒有回中南海，沒有坐在中央會議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內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以為這次會議和以往一樣，又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決然沒有想到此次會議將成為歷史又一個轉折點。
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要開會討論憲法，委員長不到場主持這會是沒法開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帥先一步回北京。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進中南海住，而是在萬壽路總參的一處房子裏住了下來，和女兒、孫子們才有了團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離世，他再沒有進中南海居住。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