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中期,「赤腳醫生」為牧民群眾診治疾病
【導讀】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葯使毛澤東極為不滿。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終於使他在1965年發怒。可能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有想到，他的這次發怒，改變了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葯的狀況。
毛澤東發怒作出「六二六」指示
舊中國的農村，缺醫少葯。農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著，小病能挺過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也曾採取多種具體措施去解決。但當時中國經過正規培訓的醫生很少，政府很難一朝一夕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認為，中醫需要器械不多，行動靈活方便，中藥也不貴，農民抓得起中藥，因此發展中醫，對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有利。1958年他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但是，培養大批中醫，需要時間，而且這些學成的中醫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醫院中工作，廣大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中央於是轉而探索另一個解決方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毛澤東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醫院要組織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指示，1965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年1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00名醫生下農村巡診。
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只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只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
毛澤東內心積壓的火氣，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爆發了。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彙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彙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佈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佔比：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佔25%，城市則佔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澤東發怒後，衛生部立即研究貫徹毛澤東指示的辦法。由於毛澤東這次發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衛生部把毛澤東在這一天的指示稱為「六二六指示」。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再次召見衛生部長錢信忠等人，討論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事情。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重點談了改善農民醫療條件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總構想。毛澤東說：「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5億多農民。」毛澤東接著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高小畢業生學3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毛澤東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時，並沒有談到「赤腳醫生」這個詞。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條——要有一大批農村養得起的醫生在農村給農民看病。毛澤東還劃定了培養這樣的醫生的兩個條件：一是高小畢業生，二是學3年醫學。這些只是毛澤東當時的一個基本構想，在他的頭腦中，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清晰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在執行毛澤東指示中，大體是按照毛澤東所說的條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養的鄉村醫生名稱也不同。但不管怎樣，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國迅速展開了。在全國各縣普遍建立人民醫院的基礎上，國家開始大力扶持有條件的公社迅速建立衛生院，同時衛生部著手組織對農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進行醫學培訓。
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國「赤腳醫生」
對農村有一點文化的青年進行醫學培訓，上海市動手較早。「赤腳醫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原來，這個公社於1965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4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
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在學習中，她十分刻苦。後來她自己回憶道：我連中學的門都沒進過，比方那些化學元素符號，還有什麼「大於」“小於”……老實講，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時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學得挺認真。老師讓晚上9點熄燈，我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12點……
由於王桂珍在班上學得認真，很快就初步掌握了醫學知識。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是該公社第一批衛生員之一。當時，江鎮公社第一批衛生員有28個。這些衛生員，實際上仍是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農民生病，還是要到公社衛生院來。換句話說：公社培養的衛生員還是沒有像過去鄉村游醫那樣走村串戶到農民中去給農民治病。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
開始，農民們並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說做一個醫生要學好幾年，這個黃毛丫頭只學了4個月就能當醫生？能看病嗎？但王桂珍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一個病人牙齒痛，她要給病人針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給自己扎。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100多種中草藥，在村裡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
王桂珍的這種類似過去鄉村游醫一樣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治病、農忙時也參加部分農業勞動的方式，並沒有引起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和衛生部門的重視，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學雷鋒的範圍來宣傳。因此，王桂珍的事迹，當時僅局限於上海基層。
與王桂珍的事迹相聯繫的，還有另一個人——黃鈺祥。黃鈺祥，1953年蘇州醫專畢業。20世紀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張藹平相繼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院工作，直接為農民治病。他在工作中對農村缺醫少葯和農民看病難的現狀有著深刻的了解。
當時的江鎮公社衛生院的條件極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沒有高壓蒸汽消毒設備，連高壓鍋都沒有，針筒等最基本的醫療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而這都是不合格的。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黃鈺祥仍然想盡各種辦法為農民治病。他在認真為當地農民服務的同時，也注意用自己所學，教當地衛生員以醫學知識，以便有更多的人來為農民治病。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發出後，他開始積极參与江鎮公社培養當地鄉村衛生員的工作。他也就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內的第一批農村醫學速成培訓班學員的老師。同時，他也經常下鄉為農民治病，深得農民的喜愛。黃鈺祥的事迹也得到了當地黨政部門的肯定。
王桂珍、黃鈺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做法，深受當地農民的歡迎。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正如黃鈺祥所說：「赤腳醫生」是在農民中自行叫起來的。
但是，無論是王桂珍還是黃鈺祥的事迹，當時只是被當地政府所肯定和宣傳，而宣傳的重點，也是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至於「赤腳醫生」這個詞，還沒有在宣傳中成為重點。王、黃二人的事迹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宣傳，自然也不為毛澤東所知，「赤腳醫生」這個詞也不為全國人民所知。
而是寫成了一篇調查報告。寫作過程中，記者們對王、黃二人的事迹做了認真分析，同時反覆體會毛澤東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關於改善農村醫療條件的指示，覺得江鎮公社王、黃二人的做法，是切合毛澤東指示精神的。因此，調查報告把本來就有著內在聯繫的毛澤東指示和王、黃二人事迹，進行了深入發掘和說明。寫作中，記者們對文字精益求精，儘可能使文章生動活潑一些，並且首次使用了當地農民對王、黃二人的稱呼——「赤腳醫生」，並直接將全國人民都生疏的詞「赤腳醫生」用到了標題上，題目最後定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天，在全國有影響的上海《文匯報》在重要位置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該文發表後，立即引起北京宣傳部門的重視。當年9月出版的《紅旗》雜誌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文章先後在3個重頭報刊上發表，自然引起了廣泛關注。特別是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稱為「赤腳醫生」，讓人耳目一新。
這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仔細閱讀了9月14日當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並且在他閱過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因此，毛澤東的批示很快下達，並且立即轉化成各級黨政部門的行動。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更重要的是，按此思路，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系。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這種情況，促使中國的「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活躍在廣闊農村的“半農半醫”群體，確實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而且，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麼錢，有的地方連5分錢的挂號費也不收，這怎麼能不受到廣大農民的由衷擁護和歡迎呢？
「赤腳醫生」催生農村大隊合作醫療制度
隨著「赤腳醫生」規模的形成，當時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建立起來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湖北省一個名叫覃祥官的「赤腳醫生」發明的。當時，他是樂園公社衛生所的一名醫生。他通過深入各生產隊調查摸底，借鑒黨領導農民組織起來辦信用社擺脫高利貸的剝削，辦供銷合作社擺脫奸商剝削的經驗，考慮到了組織農民辦合作醫療，依靠集體的力量來和疾病作鬥爭的思路，拿出了《關於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試行農民合作看病的草案》。這個草案得到大隊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為了將覃祥官的草案變為現實，樂園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隊辦衛生室。
1966年8月10日，這個處於鄂西長陽土家山寨的衛生室掛牌了。這個合作醫療的具體辦法是：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裡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的挂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
同時，在覃祥官的帶動下，衛生室全體人員著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給農民治病。他們的這種做法後來被概括為「三土」，即土醫、土葯、土藥房。他們還自己動手種植、採集、製作中草藥，用來給當地農民治病。這種做法後來被概括為“四自”，即自種、自采、自製、自用。同時，他們主動到農民中調查患病人員情況，努力做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中共湖北省委對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隊的合作醫療制度進行了宣傳和推廣。就在毛澤東作出“赤腳醫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於1968年適時將一份反映樂園公社合作醫療情況的調查報告送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
中共中央對這個經驗十分重視，派員對這個經驗進行核實後，將反映這個經驗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區農村，組織農民開了兩次座談會進行討論。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後，非常高興，連聲稱讚合作醫療制度好，並且當即在報告上寫下了4個字：「此件照辦。」毛澤東的批示，是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肯定。
從此，在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隊一級設立赤腳醫生，同時在大隊一級建立合作醫療制度，成為當時中國的新生事物，並作為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了。
「赤腳醫生」是“為人民服務”的實踐者
當年的「赤腳醫生」們，也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他們生活、工作在農村，為廣大農民治病，真正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號召的實踐者。
那個年代，「赤腳醫生」們的身份還是農民，就生活在農村，靠掙工分（補貼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現）生活，因此農民們養得起。
他們就是本村人，與當地農民血肉相連；即使是知青擔任「赤腳醫生」，也是村裏的人，因而農民用得動。他們手中沒有很好的醫療設備，都只背著一個裝有簡單醫療器具和藥品的醫藥箱，農民們生了病，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沒有病人時，他們就下地幹活。“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是「赤腳醫生」的生動寫照。
但「赤腳醫生」手中也有“兩件寶”：一是銀針，一是草藥。“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裡尋，”是當時農民形容「赤腳醫生」工作情況的一個順口溜。「赤腳醫生」這兩件寶，治療一般疾病，還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錢，因此受到農民歡迎。「赤腳醫生」也因此成了廣大農民健康的守護神。
作為農民健康的守護神，「赤腳醫生」除了要有一定的醫療知識，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一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農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腳醫生」就會第一時間趕到病人跟前為其醫治。
在草原，在山區，經常可以看到「赤腳醫生」頂風冒雪，爬山過河的身影。而且，當年中國農村還普遍貧窮，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合作醫療制度，能夠給「赤腳醫生」使用的藥品很有限，他們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痛消炎針劑、紅汞、碘酒、阿司匹林等。為了增加為農民治病的藥品，減少農民的醫藥負擔，他們經常上山採集中草藥。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務，當年國家組織的各項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落實到占人口90%的農民身上的工作，是「赤腳醫生」做的。直到今天，“千家萬戶留腳印，藥箱伴著泥土香”，仍然是那個時代的農民對「赤腳醫生」最溫馨的回憶。
「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都曾產生世界影響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改善與西方關係，「赤腳醫生」的事迹也隨之傳到國外，在國外產生了很大影響。1969年，以黃鈺祥為主編寫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出版。
1970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由“上海出版革命組”出版。這兩本書以醫治農民常見病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實用性強，不僅成為「赤腳醫生」學習的必備教材，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特別是《「赤腳醫生」手冊》，不僅全國的「赤腳醫生」人手一冊，正規醫院裡的醫生也人手一冊，供他們為病人治病時參考。許多普通百姓也買來閱讀以增加一些醫學知識，對照它來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情況；生病的人也通過它來了解一些治療方法。甚至有人說，《「赤腳醫生」手冊》是當年發行量僅次於《毛主席語錄》的書，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譯成5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在今天世界許多國家的書店裏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赤腳醫生」手冊》
1972年，美國史丹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專門向國外介紹「赤腳醫生」的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紀錄片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使用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該片在許多國家放映後，引起了強烈反響。正是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做了15分鐘的發言。她在參加會議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初，「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和覃祥官參加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會上，覃祥官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之後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全體出席會議者們讚歎，他們稱讚中國創造了人間奇蹟。
從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為世界上帶有天使意味的名詞。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麼樣的政治觀點，也不論是什麼膚色的外國人，只要一聽到「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就豎起大拇指。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工分計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也難以生存。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後可以繼續行醫。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赤腳醫生」不存在了，與它共存共生的合作醫療也解體了。至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了歷史名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1965年的那次發怒，改變了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葯的現狀，至今仍然是億萬農民對於那個年代的溫暖記憶。還應該肯定，毛澤東當年的批示中飽含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至今仍然閃爍光輝。「赤腳醫生」與大隊合作醫療這種形式，在今天現實環境條件下，當然也需要與時俱進，實際上，其中很多好的做法，好的經驗，甚至是主要經驗，已經為現在中央推行的“新農合”所吸收，成為黨和政府惠民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摘自《湘潭》來源：文匯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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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中國銀行舊址
【導讀】辛亥革命前夕，外國銀行主宰了中國金融，中國自辦銀行日迭興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成立，1908年該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至1911年，大清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銀行。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錦濤擔任臨時政府財政總長，走馬上任需要首辦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中央銀行。1911年11月，陳錦濤實施了其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的計劃……
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銀行非中國銀行莫屬。
1912年2月，南京臨時政府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個官商合辦的銀行，經常充當政府的賬房，中行為擺脫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力謀自主經營，幾經努力得以實現。隨著北洋政府統治的結束，中行總部隨政治中心南移由北京遷至上海，1928年國民政府另立中央銀行，遂將中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改組後的中行實權仍掌握在商股手中，獨立自主經營得以延續，中行仍保持了在銀行界的霸主地位。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金融壟斷政策，通過增資官股，逐步控制了中行，1937年抗戰爆發，中行總部西遷，積極支持抗戰，1942年四聯成立，實行四行專業化分工，中行再度增資改組，成為專業的國際貿易匯兌銀行，中行業務範圍急劇驟減，開始落後於中央銀行。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行總部迂迴上海，在此階段，中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接管敵偽財產，重新增減機構；加強信貸，支持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加強外匯管理，辦理海外僑匯業務等。以上工作，對抗戰勝利後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1949年國民黨退居台灣，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曾通過各種途徑，企圖竊取中行海外分支機構的資產，遭到中行職員的強烈反對，中行回到祖國的懷抱，重新獲得了新生。
綜觀中行37年的艱辛創業歷程，中行共發生了三次職能轉變：從1912年到1928年以前，中行是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銀行；1928年國民政府另組中央銀行，中行被改組為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1942年後國民政府通過建立四聯總處，重新劃分中、中、交、農四行的業務，中行成為發展國際貿易的專業銀行。
陳錦濤與中國銀行的創立
辛亥革命前夕，外國銀行主宰了中國金融，中國自辦銀行日迭興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成立，1908年該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至1911年，大清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銀行。
辛亥革命爆發後，該行的正副監督葉景揆、陳錦濤棄職南下，陳錦濤經伍廷芳提名擔任臨時政府財政總長，剛剛上任的陳錦濤需要首辦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中央銀行。1911年11月，大清銀行的浙江籍股東及部分高級負責人為了保全商本組建了股東聯合會，陳錦濤利用商股聯合會，實施了其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的計劃。
經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醞釀，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於1912年1月正式向孫中山呈送報告，表示在不損害股東利益前提下，願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孫中山鑒於政府財政窘困隨即同意，並立即面諭陳錦濤，讓其立即向股東聯合會轉達他的意圖，陳氏立即以財政部的名義於1912年1月書面批複股東聯合會。
天津的中法工商銀行
詢孫中山，希望孫中山能助其一臂之力。孫中山複電：「清帝退位，……中國銀行之創辦，及一切財政之已經施行者，當然繼續有效，絕無疑問，可由財政部宣佈。」在短暫的兩個月中，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的報告便得到了兩位總統的批准和追認，陳錦濤聯合大清銀行股東擊敗了競爭對手，於1912年2月5日將大清銀行正式改組為具有中央銀行的權力和地位的中國銀行。陳錦濤在致臨時參議院咨文中說：“這是借已有之基礎，應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長民國之實力，又可因其資金為通融，實為民國國家與銀行股東兩得兼利之道。”陳錦濤創建中國銀行的真正意圖可略見一斑。
禍不單行的總裁徐恩元
徐恩元1885年生於浙江吳興，早年留學英國，民國成立後任財政部制幣局局長，1914年為迎合袁世凱稱帝心理，接受楊士琦的建議，未經中行同意便向美商訂印200萬元印有袁世凱像且加「昭武」字樣鈔票，曾引起國人的責難和唾罵。
請政府收回任徐恩元為總裁的成命，同時致電徐恩元，揭發徐恩元過去的問題，徐恩元見電報後火冒三丈，揚言報復，便以股東會照章尚未成立為由，否認商股聯合會。徐的報復引起了股東們極度反感，他們藉助公共輿論，指責刁難徐恩元，徐恩元也不甘示弱加以辯解，雙方各執一詞，明爭暗鬥，矛盾越來越深，為以後的一連串爭鬥埋下了伏筆。
1917年7月，徐恩元聘用北京英商麥加利銀行經理盧克斯為北京中行副經理，合同聘期為五年，年薪金3000鎊，津貼1000鎊，此時徐恩元已為印鈔問題所困擾，誰料餘波未息，一波又起。
1913年，孫多森時任中行總裁時就曾高薪聘用洋人，招致行員不滿，而今徐恩元以更高薪水聘用英人盧克斯，商股聯合會和總管理處高級職員都極為憤慨，表示反對。卞壽孫、謝霖、范磊三人於7月18日向徐恩元寫了質問信，徐恩元原希望他們能為印鈔問題幫自己一把，出乎徐恩元意料的是，此三人非但不幫忙，反而刁難，使得徐恩元對三人憤恨至極，欲將總司長謝霖調離總處。為引起行外注意，卞、謝、范三人商議，於7月26日一同辭職。此外早已與徐恩元不和的副總裁陳威此時也落井下石，宣告引退，經政府撮合，以合同已簽無法變更為由，聘請盧克斯一事至此不了了之。
徐恩元為擺脫內外受敵的困境，亟思將北京、天津兩行鈔券恢復兌現，藉以挽回個人聲譽，鞏固他的總裁地位。這個建議起初為股東們所歡迎，1916年10月23日中行京鈔率先恢復兌現，最初兩日兌換極為順利，曾得到輿論頗多讚許，徐恩元也十分得意。因事先準備和估計不足，京鈔兌脫旋即轉為限兌，最後轉為停兌，京鈔信用驟跌，招致社會輿論批評不斷，批評他過於輕率，眾議院也對其提出質問，表示懷疑和不滿。此時徐恩元的處境如同雪上加霜，更加困難，首次京鈔兌現便以失敗而告終。
厄運頻頻降臨身上的徐恩元，任職半載，卻招致反對呼聲一浪勝過一浪，1916年12月，調離張嘉璈事件將反徐浪潮推向了高潮。
政府，要求制止調張。
此前徐恩元和商股聯合會已鬥爭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商股聯合會此時也乘機以撤出中行所有商股要挾政府，在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和調停下，徐恩元收回成命，商股聯合會撤消了對北京中行存款實行假扣押申請，調離張嘉璈事件至此草草收場。
徐恩元雖擔任總裁僅僅一年，但在諸多重大問題上與商股股東們存在嚴重分歧，爭鬥此伏彼起，相互猜疑，使得行務陷於停滯狀態，社會批評和責難紛沓而至，徐恩元的總裁職位難以久留自在情理之中，1917年6月，已處四面楚歌地步的徐恩元被迫離職。
金融業巨子張嘉璈
張嘉璈1889年11月生於江蘇寶山，自幼聰穎好學，1906年負笈東渡，前往日本慶應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和政治經濟學專業，由於張氏刻苦努力，堅實的財政金融知識為他日後從事金融業活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1909年張氏歸國，民國初年，張嘉璈初步顯露出他非凡的才華和膽識，受到了政壇諸多風雲人物的重視和青睞，民國初年政治黑暗使其逐漸放棄從政的念頭。
恰逢此時，東瀛留學期間與他交往頗多的梁啟超，正任財政部幣制局總裁，在梁啟超的大力推薦下，張嘉璈決定轉入中國銀行工作。上海中國銀行正缺副經理一職，經湯睿介紹，張嘉璈平步青雲當上了副經理，從此開始了其長達22年的中行經營生涯。
1916年袁世凱稱帝，為準備內戰，於5月12日下令中、交兩行所發鈔票停止兌現，為維護銀行信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張嘉璈說服行長宋漢章，決定拒絕亂命，堅持兌現。為抵抗政府停兌令，二人四處奔走，精心謀劃對策，組織了以張謇為首的股東聯合會，繼續兌換中國銀行鈔票，張嘉璈和宋漢章的行為，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平息了此次上海金融風潮，為民族金融業樹立了楷范。中國銀行的信譽大增，宋、張二人也因此在金融界名聲大振，張嘉璈於1917年擢升為中行副總裁。
中國銀行本票
張嘉璈升任中行副總裁後，1917年7月針對多年困擾中行的京鈔問題，向財政總長梁啟超提出了三項整理辦法：一是修改《中國銀行則例》，擴大商股，成立股東會；二是整理中行所發京鈔；三是設法限制對政府墊款，並收回以前墊款。梁啟超對張氏的提議表示同意，嗣後張氏同王克敏商定具體整理措施，並予以實施。為達到擴大商股股權，實現股本商股化的目的，張氏通過各種關係和個人聲望，四處勸募商股，當年所募商股就超過了官股，至1923年，中行在張氏的領導下，基本上成為商辦銀行，擺脫了北京政府的控制。
作為北洋時代的金融奇才，張嘉璈通過創辦銀行刊物——民國時期最早發行的金融專業刊物——《銀行周報》，使得他的名字在金融界童叟皆知，自1917年到1928年他三蟬副總，為他擔任中行總經理奠定了基礎。
民國初年公債信用大跌，資金極難籌措，外國銀行團欲借中國財政困難之際，撈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利益。鑒於此種情形，張嘉璈毅然向政府提出了從速整理公債的主張。
張嘉璈將西方經濟學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靈活有機的結合起來，對整理公債的原則、方法和基金來源均作了詳細規定。
中行根據承諾，每當總稅務司撥轉的公債基金戶不敷周轉時，中行總行墊款接濟，使公債信用得到了維持。從1921年到北洋政府垮台，除1922年、1927年曾暫緩還本外，一般都能如期償付，因此說中國公債信用的建立應歸功於張嘉璈。
1928年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張嘉璈擔任中行總經理，中行1936年7月設立紐約分行，是與張嘉璈的設想分不開的。張嘉璈聘請羅德瓦爾德，約其協助內部改組，成立國外部和指導國際匯兌等。1930年7月3日國外部正式成立，從此建立了國外直接匯兌和特約代理關係，設立了海外總部，國外部的成立，在國內銀行界尚屬首創，且規章制度健全，為後來經營外匯業務的同業視為楷模，多所效仿。
根據中行各年的營業報告資料，1930年底已有國外通匯行62家，特約代理行96家，代理行遍及43個國家。國際匯兌業務的開設為以後中行發展外匯業務鋪平了道路。
中行成了蔣介石覬覦目標
在張嘉璈的精心經營下，中行的各項經營績效均居國內銀行界首位，遠遠領先於中央、交通及其他銀行。
1928年中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後，能與海關、郵政局並駕齊驅，成為全國組織最健全的三大機關。
20世紀30年代，內憂外患接踵而至，財政金融日趨窘迫，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的實力難以控制全局。而此時的中行在各項營運績效均居銀行界首位，一向貪婪的蔣介石認識到要實行金融壟斷，必須完全控制中行，因此中行早就成為其覬覦的目標。
張嘉璈與蔣介石的矛盾日久，張嘉璈反對內戰和赤字財政政策；追求金融夢想而不願聽命蔣的擺佈，使得蔣介石對其大為不滿，遂將張嘉璈視為其控制中行的主要障礙，認為要想完全控制中行，必須把張嘉璈排擠出去。
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三人經過精心策劃，1934年以全國金融緊縮為借口，開始實施他們的金融壟斷政策，從控制中行入手，使用只許增加官股，不許增加商股的辦法，使得官股所佔比例與商股相等，牢牢地控制了中行的人事、財政大權，這種卑鄙的手段曾引起股東們的強烈反對，但最終迫於壓力，被迫同意。其實張嘉璈早就知道他們已經將中行視為囊中之物了，欲將自己調離中行，張嘉璈曾通過黃郛從中周旋，設法將自己留在中行，最後當宋子文告知張嘉璈此決定是蔣介石的意圖，張嘉璈也只好無奈接受了，聽命政府安排到鐵道部擔任部長一職。1976年5月張嘉璈在接受採訪時，友人問及當年離開中行的真正原因何在，張嘉璈說：「財政當局要拿銀行當國庫，我卻以為銀行就是銀行，國庫是國庫，這點意見不合，是造成我離開中行的最大原因。」從此結束了這位曾在中行任職二十餘年、被稱為銀行界四大名旦之一的銀行家的職業生涯。
宋子文的特殊作為
宋子文在銀行界的崛起，與20世紀20年代南方地區的國民革命有密切關係。與宋家有特殊關係的孫中山，提名宋子文就任大革命時期的中央銀行行長，隨著革命形勢的轉變，起初對革命政權持冷淡態度的中國銀行開始發生轉變，由仇視到同情，開始秘密與革命政府發生聯繫，恰逢1925年廣州發生了中央銀行擠兌風潮，宋子文為維持中央銀行信用，多方籌措現金，派員赴香港與貝祖詒商談借款200萬元，作為中央銀行的發券準備。中國銀行改弦易轍，經中行副總裁張嘉璈允許，貝祖詒親赴廣州與宋子文洽談，同意借予宋子文現金50萬元，此次借款對宋子文來說可謂雪中送炭，宋氏成功平息了廣州擠兌風潮，宋子文頗為感激，應中行請求，致電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對各地中國銀行分行要嚴加保護。
1933年宋子文相繼被迫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部長等職，為了實現在金融界的再度崛起，他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籌劃成立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另一件事是從1934年末起，宋子文參與了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的攫奪、控制。
張嘉璈被排擠出中行，宋氏接任後，加強對分支行的嚴格管理。為實現資金的統一管理調度使用，提高資金周轉率，宋子文親自參與制定《關於儲蓄部內部款項調撥及管理辦法案》，該文件規定各地分支行儲蓄部櫃的存款留用額度凡超過規定的餘款必須及時將款匯往上海總行，總行對此每月進行稽查考核。
中國銀行紙幣
擬定推進業務方案，制定考成標準。總行擬訂了存款、發行、放款、準備等四項，並強調「欲謀業務策進，必先厲行業務考成；而欲收考成之效，則須信賞必罰，始能有所獎勵」。在推進業務方面提出在存款上要“招攬存戶，以開新戶為主”，“注重一年以上定期存款，利息的稍予通融”；在發行上，“則設法覓大宗用戶，如大公司、廠家或政府機關發工資薪給等”。
重申檢查制度。宋子文上任後，發現張嘉璈離職前已發放到各分行的檢查制度文件，絕大多數分行並未真正認真貫徹執行，宋子文立即重申：總行、分行檢查範圍包括賬戶、業務、人事三項；總、分行檢查的方式、時間實行隨機抽查制度；總行對各支行處庄得隨時執行，分行對所管轄內支行每年至少執行一次。從而使中行的檢查制度由一張空紙得到落實，加強了行內製度管理，減少了行內的舞弊行為，資金使用率明顯加快。
注重發展國內外業務。宋子文認識到，欲實現中行的穩定發展，必須實現國內外業務的同時發展。國內業務方面，宋子文認識到必須擴大貨幣發行，建立更多的營業網點。
此外，宋子文還極為注重拓展海外業務。張嘉璈任經理時就曾有大力發展海外業務的設想，由於種種原因，收效並不理想，如他曾想在紐約、新加坡等地設立分行，開展海外業務，均未付諸實踐。宋子文久居海外和要職，對以上兩地設立分行其實也早有考慮，他目睹英屬海峽殖民地及南洋群島數以萬計的僑胞及錫與橡膠業的繁榮景象，僑匯數額極為龐大，所以選擇了新加坡。紐約作為美國最大的金融中心，中行若在此設立分行，將有助於「增進中美間之貿易及匯兌便利，兼得儘力於政府新幣值之施行」。經宋子文的四處遊說，中行於1936年6月和1936年7月分別設立了新加坡分行和紐約分行。
由於宋子文的特殊身份和其嚴格的經營管理，在他主持中行期間，中行的業務仍有顯著提高，但其實際增長遠遠落後於通貨膨脹的速度，中行自1942年便開始落後於中央銀行。1944年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任中行董事長，宋子文升任中央銀行總裁。
宋漢章因禍得福
辛亥革命後，滬軍都督陳其美與臨時政府財政總長陳錦濤宿怨已久，陳其美在籌建臨時政府時，發起成立了中華華業儲蓄銀行，想讓該行享有中央銀行權力。陳錦濤卻將大清銀行改組為具有中央銀行權力的中國銀行，並在委任領導時，大清銀行舊人又捷足先登，根本未考慮陳其美。接連受到沉重打擊的陳其美極為惱火，為報復陳錦濤，遂將陳錦濤委任的中行經理作為報復對象。
為破壞中行名聲，陳其美指使親信王興漢、陳聚等人，於1912年1月舉報宋漢章曾在辛亥革命前夕，在大清銀行分行任經理期間，有罔利營私行為，陳其美以此為由，欲逮捕宋漢章，但宋漢章居住在租界內，始終無法下手。
機會終於來了，1912年3月24日上午，宋漢章應梁建臣之邀，赴廉惠卿家出席宴會，陳其美得知宋漢章出了租界，立即下令逮捕了宋漢章。面對飛來橫禍，宋漢章毫無戒備，滬軍都督陳其美逮捕中行經理宋漢章的消息不脛而走，立刻引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響。
事件發生後，吳鼎昌、陳錦濤等人四處奔走，設法營救宋漢章。袁世凱、伍廷芳二人對陳其美越俎代庖逮捕宋漢章也深感不滿，遂令政府成立查賬小組，深入中行進行查賬，以塞陳氏的口舌，經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宋漢章侵吞公款的證據，陳其美在各界社會壓力下，再也無話可說，表示願意釋放宋漢章。
4月15日，釋放宋漢章的那天，與宋漢章有多年交情的財政總長熊希齡，親自前往迎接宋漢章，陳其美當著熊希齡的面，給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宋漢章賠禮道歉，又是鞠躬，又是稱兄道弟。受盡折磨的宋漢章十分委屈，向熊希齡提出辭職，熊希齡再三勸阻，宋漢章勉強答應繼續留任。至此，震驚全國的宋漢章一案草草收場，此次事件對宋漢章來講，可謂是因禍得福，雖被關押20餘天，但他的名字早已傳揚國內，贏得了社會的讚許。
1916年袁世凱稱帝，為了鎮壓反對派，解決財政困難，於5月12日發佈了震驚全國的中、交兩行兌換券停止兌現和存款停止付現的命令，停兌令的公佈，立即引起了全國範圍的金融恐慌，其中以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受其影響最甚。宋漢章、張嘉璈兩人在5月12日清晨接到停兌令後立即磋商，為了維護中國銀行信用，兩人決定照常兌現付存，經周密謀劃，他們感到必須有金融財團做後盾，於是宋漢章於當日下午訪問了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揆，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等人，以江浙財團為核心的金融資產階級表示願意全力支持。「南三行」領導人基於自身切身利益，分別代表中行的股東、持票人、存戶，以各種方式支持宋、張的反停兌之舉。他們甚至對時任中行上海分行正副經理提出“假訴訟”，因為訴訟案一經成立，在訴訟期間北京的中行總行便不能撤掉宋、張的職務。宋漢章星夜拜訪實業家張謇，請求張謇出面組織股東聯合會，抵制政府破壞行為，親眼目睹擠兌情形的宋漢章，心裏明白僅兩天就消耗了準備現金十分之八，為防不測，一向穩健的宋漢章連夜拜訪了滙豐、德華兩行經理，將分行行產和蘇州河岸堆棧，以及收押的地產、道契作抵押，商借透支現金200萬元，滙豐、德華等銀行的經理表示願意借與中行，以作接濟。
宋漢章、張嘉璈四處奔走，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萬事俱備的上海中行照常營業兌現，成功地平息了此次金融上海風潮，社會輿論對宋、張二人備加讚許。如《字林西報》的「社論」對宋氏頗為稱頌：“滬埠賴有此舉，而不堪設想之驚慌，或暴動得以轉為無事，此等舉動，乃足以當膽略非常，熱心愛國之稱譽——於此又足見該行行長宋漢章之膽識俱優。”直系軍閥馮國璋也發電認為“滬行辦法極是，甚為佩慰”。經受擠兌風潮考驗的中行自此信譽倍增，存、貸款業務驟增，宋張兩人在銀行界聲名大振。
張嘉璈出國考察歸國後，深感保險業的重要，便建議董事會建立中國保險公司，1931年11月由中國銀行獨家投資500萬元的中國保險公司正式成立，中行委派宋漢章兼任該公司董事長，全權辦理，宋氏憑藉自己超人的膽識和智慧，經精心籌劃，順利開展中國保險公司的各項工作。
剛剛上任的宋漢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籠絡人心。由於保險業盈虧難卜，公司職員待遇較低，職工士氣低落，為了鼓舞士氣，宋漢章起早貪黑，兢兢業業，經常利用休息時間與職工談話，了解情況；工作時間，凡是該公司的職員不論職位高低均予親自接見，並將自己薪水分發給困難職工，從未往家拿過一文錢。全體職工為宋漢章的行為所感動，感恩圖報，渙散的人心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穩定，為公司進一步發展夯實了基礎。
十三年的總經理
在籠絡好人心後，宋漢章立即著手他的第二步計劃。此時的中國保險公司既無資產又無經費，可謂百廢待興，宋漢章便利用他久居中行的有利條件，以中行的分支機構為依託，在各地中行內附設外埠經理處，並派熟悉業務者擔任保險業務主任，常駐分、支銀行。精明的宋漢章不花費分文，擁有了全國範圍的營業網點。至1934年底，中國保險公司在全國範圍的外埠經理處，計為：浙江15處，江蘇12處，山東8處，遼寧、安徽各6處，吉林、湖北各3處，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廣東、河北、河南各2處，黑龍江1處，另設歐洲代理處1處(英國倫敦威立斯公司)。
中國保險公司最初以經營火險為主，但因其他公司的激烈競爭，公司基本上無利可圖，宋漢章接受職員的建議，深入實地調查，發現諸多險種尚未開辦，潛力巨大，便先他人一步，率先開辦了玻璃險、水險、紗險等諸多險種。另外宋漢章還仿效西方保險業，開辦了再保險業務，1934年，該公司與英商太陽保險公司簽訂了再保險業務合同。事有湊巧，漢口申新四廠發生特大火災，損失慘重，該廠的全部財產事先已由中國保險公司漢口經理處承保，此次賠付是當時國內保險業中的空前大案，社會輿論紛紛，一向恪守信用的宋漢章果斷決定，立即對漢口申新四廠進行理賠，此舉可謂驚人，因為此次理賠的金額約佔中國保險公司全部資產的80%。漢口申新四廠為表示感謝之情，特在上海《申報》、《新聞報》上刊登了通篇的鳴謝啟事，用事實為中國保險公司作了有力的宣傳，使中國保險公司信譽倍增，客戶紛沓而至，業務量成倍增加，同時宋漢章在金融業的聲望也如日中天。
1935年4月，宋漢章因成績顯赫，在中行改組後被宋子文提名為經理，開始了他擔任13年總經理的職業生涯。
1948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處在人民革命風雨之中，中國銀行高級人員開始懷疑、動搖，早已逃往美國的孔祥熙，辭去了中行董事長職務，蔣介石面對朝野指責，急需尋找一位合適的人選擔任中行董事長，為達到暫時過渡的目的，蔣介石物色上了年邁八旬的宋漢章。
1948年宋漢章被政府任命為中行董事長，席德懋接替他的總經理一職，此時的中行根本沒有自主經營的權力，只能充當政府的賬房。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了上海，這時中行部分職員已遷往香港，由於國民黨特務的脅迫，宋漢章被迫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後的宋漢章等高級職員，根本無心經營行內事務，經常不到行內上班。1949年8月宋漢章等人聯名致函海外分、支機構經理，海外分、支機構自行酌情商定各行的去留，總行不再管理。宋漢章懷著無奈的心情辭去了中行董事長職務，留在香港度其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