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勝的另一面 剽悍不輸許世友 指揮堪比韓先楚

他是開國上將，曾經擔任解放軍參謀長，1971年被革職，1973年被開除黨籍，他有勇有謀，卻喜歡沾花惹草，當然他被開除黨籍跟這個沒有關係。

據說：他黃永勝原名叫黃敘錢，抗日時期毛澤東給他改了名字叫黃永勝，希望他能多打勝戰，別老和錢過不去，永勝帶了很重的革命氣息。

也確實如此，他打很會打戰，也打了不少的勝戰，名副其實的永勝將軍，在1955年的軍銜典禮上被封為解放軍上將，不過他的人生才輝煌了一半，在後來的文革中他被認定為林彪集團的主犯，因此被開除了黨籍，到了1983年4月26日他因病逝世，歷史功過應客觀的評價，可以肯定的說，作為一名軍人，他是合格的，在抗日中他立下的戰功不可忽略。

黃永勝作戰有勇有謀，但卻愛沾花惹草，見女人就愛，雖職務不斷升遷，但玩女人的愛好一直不減。在抗戰十分緊張之時，他還與一個地主的女兒打得火熱，為此受到聶榮臻的嚴厲批評。

黃永勝從1927年9月起就跟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不折不扣的三灣嫡系。在戰爭年代最主要的3個上司中，羅榮桓可以說是黃永勝革命道路上的領路人，黃永勝一生都十分尊敬他，曾寫了不少早年追隨羅榮桓參加革命的文章，可謂情真意切。林彪更是黃永勝敬佩的人，解放後，曾有人問黃永勝一生中最佩服誰？黃永勝想都不想，隨口就說：「林總，跟他打仗最爽。」

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剛」左起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

聶榮臻是黃永勝多年的老領導，甚至比林彪和羅榮桓領導黃永勝時間更長，但黃永勝與聶榮臻卻相對隔閡，因為在合作中有過許多不愉快。

黃永勝打仗異常剽悍，而且出了名的狡猾和靈活，但個人英雄主義的毛病非常突出，在部隊常常獨斷專行，大罵士兵是常事。1928年年初，紅軍打下了遂川，黃永勝率部擔任籌款任務，由於宣傳不到位，土豪紛紛躲起來。黃永勝大怒，將遂川地主的房子燒了一大半。羅榮桓得知後，很生氣，狠狠地批評了黃永勝。這就是典型的黃永勝特點。另外，黃永勝打了勝仗往往不懂得謙虛，好顯擺，常常看不起同級政治主官，這點尤其為重視政治工作的聶榮臻看不慣。

事實上，黃永勝不但能打仗，會打仗，而且能打巧仗，打勇仗。我軍打仗最剽悍的就要數黃永勝、韓先楚和許世友了。許多戰史研究資料都認為，黃永勝打仗的剽悍程度不在許世友之下，大兵團作戰指揮能力更是和韓先楚相互輝映，是黑土地上最耀眼的將星，深為林彪所器重。因此多次在重大的歷史關頭都有他的身影，比如長征途中血戰湘江，黃永勝同國民黨湘軍血戰腳山鋪和美女梳頭嶺一線。激戰了兩晝夜，全團2800多人在掩護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後，只剩下1400多人。隨後，黃永勝率領英勇的紅三團擔任全軍的開路先鋒，搶佔遵義，逼近貴陽，突破烏江天險，四渡赤水。稍後，更是強渡大渡河，配合紅四團搶奪瀘定橋。

黃永勝在給戰士示範

抗日戰爭時期，率部參加平型關腰站阻擊戰以及後來的百團大戰，率領晉察冀三分區部隊同日本鬼子浴血混戰八年。抗日期間，日本視晉察冀軍區為華北地區的毒瘤，在全中國抗日進入相持階段時，日軍更是抽調大量軍隊瘋狂進行大掃蕩。日軍對晉察冀根據地的大小掃蕩不計其數，比如著名大掃蕩就有「八面圍攻」、“五一大掃蕩”及“神仙山保衛戰”，黃永勝率三分區指戰員立下赫赫戰功？更不用說解放戰爭時期，黃永勝率領東野八縱在遼西三戰三捷，威風無限。

黃永勝沒有讀過軍校，在長期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受過嚴格的單兵訓練。他在戰爭中學習，在戰爭中成長，經過了萬里長征，奔赴抗日前線。幾十年來揮矛橫槊奔突於沙場，練就了一身卓越的軍事技能。他手持雙槍能打天上飛鳥，五、七人搏鬥近不了身。他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期間，在一次部隊訓練中表演過50米開外飛刀削樹葉的真功夫。黃永勝不但自己軍事技術過硬，據老八路回憶，在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身為司令員的他每天早上親自帶部隊出操，要求非常嚴格。這是一個從農村少年到將軍的人，經歷的人生多姿多彩，從紅軍、八路軍，再到人民解放軍，都留下了他光輝的足跡。他幾十年來出生入死，身經百戰，在戰爭年代曾負過六次槍傷。從戰士、班長、副排長、排長、副連長、連長、副團長、團長、師長、軍分區副司令員、軍分區司令員、旅長、縱隊司令、軍長、兵團副司令、兵團司令、廣州軍區司令員，幾乎是一步一個台階，當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黃永勝在法庭上

「文化大革命」中，參與林彪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是林彪的忠實追隨者和“九一三”事件的重要涉案人，據說林彪之所以能夠飛到溫都爾汗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功勞。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這樣一位被眾人唾棄的人物，卻是當時開國將帥中極少敢跟江青對著乾的人，甚至到了法庭他都還在大罵江青“大流氓”，跟法庭叫板稱“給我一顆花生米”，到時痛快得多，不得不說，黃永勝很有脾氣。

黃永勝1971年被撤職。1973年被開除黨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

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1980年11月28日，特別法庭就起訴書指控黃永勝在「九一三事件」前後所犯下的罪行進行法庭調查。黃永勝被帶上來了，他仍然是無所謂的樣子，歪著頭聽法官的問話，不緊不慢地回答。從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這個昔日的“總參謀長”在對自己罪行的認識上還是很頑固的。特別是問到他與林彪家族的關係時，他更是極力否認，想方設法地為自己辯護。

黃永勝之墓

1983年4月26日黃永勝病逝了，在去世的當天他完成了自己的一個遺願，那就是最後穿一次55式軍裝，這是當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時的軍裝，雖然他在政治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但是作為一名將軍，他還是希望自己能夠以軍人的身份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後時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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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在「左」傾教條主義者排斥打擊下處境困難。伍修權回憶說：「左」傾領導者甚至「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還擔任一定職務、在紅軍中有「很高威望」，他可能連長征都參加不了。可以說，長征中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的重新確立，離不開他與「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鬥爭，其中的艱辛與坎坷鮮為人知。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以來紅軍遭受的嚴重損失表明，博古、李德不可能率領紅軍完成戰略轉移的任務。湘江戰役後，面對紅軍的慘痛損失，李德企圖諉過於人，下令將率部在湘江邊阻擊敵人、因部隊被打散自己負傷突圍的紅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捆綁起來軍法處置，被毛澤東制止。面對困境，博古更是一籌莫展，舉止失態，拿著手槍朝自己比劃。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見狀嚴肅告誡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此時，軍事指揮錯誤和部隊遭受的嚴重損失，也引起了紅軍指戰員的不滿。劉伯承回憶說：「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臨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成為全軍上下的強烈要求。

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很大努力。他首先爭取說服了張聞天和王稼祥。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曾是「左」傾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但現實也促使他們開始反思。廣昌戰役時，李德盲目硬拼的打法給紅軍造成巨大傷亡，彭德懷氣得指責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張聞天也批評李德的打法給紅軍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博古譏諷張聞天是「機會主義」，兩人因此激烈爭執，分歧逐漸加深。王稼祥先後參加過中央蘇區多次反「圍剿」的組織領導，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了解較早。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時，紅軍4萬人面對國民黨20萬大軍。當時，蘇區中央局大多數人都主張撤出蘇區以避敵鋒芒，毛澤東卻堅持在蘇區內實行「誘敵深入」方針打破敵人「圍剿」。最終，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以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氣勢五戰連捷，痛快淋漓地奪取了反「圍剿」的勝利。這給剛到蘇區不久的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在寧都會議上曾支持讓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王稼祥因傷重未參與組織領導，但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曾多次提出批評。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等一起行軍宿營。途中，毛澤東不斷與他們探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分析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闡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使他們受到很大啟示，堅定了支持毛澤東的決心。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澤東表示，「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張聞天也認為「仗這樣打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毛澤東後來曾說：「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長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事實證明，張聞天、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持，對爾後糾正「左」傾軍事錯誤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還根據敵情變化，多次向中央提出正確的戰略性建議。湘江戰役後，國民黨軍在前往湘西途中設置重兵，張網以待。中央紅軍已失去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的先機。何去何從，成為亟待解決的頭等大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行動方向。李德、博古堅持要按原定計劃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毛澤東堅決反對，力主紅軍「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在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支持下，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人贊成，紅軍避免了可能陷入重圍的危險。紅軍西進貴州佔領黎平後，博古、李德卻仍不願意放棄北上湘西計劃。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再次討論戰略方向。毛澤東提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進軍，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這一建議被採納。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前往湘西的計劃「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中央紅軍突然轉向，打亂了國民黨軍的部署，為紅軍贏得了時間。12月30日，紅軍進佔烏江南岸的猴場等地。可是李德、博古又提出紅軍暫緩渡江，仍持「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議，決定中央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從1932年寧都會議毛澤東被排斥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後，他的意見就很難對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產生影響了。但是，長征改變了這種狀況。通道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黎平會議以中央政治局決議的形式通過毛澤東的意見，猴場會議重申了毛澤東的意見。這表明，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軍長征以來所受損失的經驗教訓。

會議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政治局常委根據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和組織調整：以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為適應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在戰爭環境下，作戰勝敗直接關係到黨和紅軍的存亡，新的「三人團」實際上成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和紅軍面臨的最為迫切的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黨，成為黨和紅軍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後，「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指揮下，紅軍一改之前「處處受制於敵」、「走也走不動，打也打不好」的被動處境，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在這一連串列雲流水般的行動中，紅軍將「走」與“打”有機結合，“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掌握了戰場主動權，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窩會議上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9月12日俄界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政治委員，成立以毛澤東為首，包括周恩來、彭德懷、林彪和王稼祥的“五人團”，領導紅軍北上。11月3日，成立了毛澤東任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1936年12月7日，擴大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23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團主席。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更加名副其實。（文/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