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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治華另嫁給一位留學法國的比較年輕的革命者霍家新，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與鄧穎超、蔡暢等結拜成中央婦委「八姐妹」。誰料賀霍夫婦竟然於1928年主動出賣羅亦農，造成中共巨大損失，連前去接頭的鄧小平也差點遇難。
前排右一為朱德，右二為賀治華
朱德(1886-1976)青少年時代，還是清朝。因為家裏太窮，母親生了13個孩子，死了5個。但父母還是讓3個孩子讀了書。朱德1905年參加了最後一次府試後，在家鄉四川儀隴，由長輩做主，娶了比他大兩歲的表姐劉氏為妻。
劉氏賢惠，但朱德不甚喜歡，1906年離家求學，一去不歸。後來國民黨三次挖朱家祖墳，劉氏吃齋念佛，保佑朱德平安。建國後朱德要接劉氏去北京養老，劉奶奶搖頭不去，1958年病逝，享年74歲。
1912年秋，26歲的滇軍少校朱德，娶了昆明師院的18歲女學生蕭菊芳，據說是朋友的妹妹，蕭家曾經恩助過求學時代的朱德。朱德很喜歡這個沒有纏足的進步姑娘。1916年9月生兒朱琦(寶書)，朱德而立之年喜得一生中惟一的貴子，討袁戰場上又獲得大捷，真是爽氣彌天。
但1917年初，蕭菊芳不幸染疾，輾轉病榻，到1919年不治而逝。朱德撰寫輓聯曰：「舉案齊眉，頗自詡人間佳偶；離塵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另有《悼亡詩》七首。
看到朱德受病妻幼子拖累，其部屬陳平輝便給他介紹了自己21歲的堂妹，名叫陳玉珍(貞)。陳玉珍也是個受過師範教育的大腳女性，幫助朱德照料蕭菊芳和朱琦。蕭菊芳去世後，陳玉珍視朱琦如親生，待朱德如骨肉，小家庭打理得溫馨雅緻。可惜朱德志在四方，已然混到堂堂旅長、30多歲了還要跑出去打天下。
南昌起義後，朱德一度聽說陳玉珍被四川軍閥殺害了。其實陳玉珍一直活到1967年，朱德的生母和嗣母都是陳玉珍奉養送終的。朱德抗戰期間和建國後都給陳玉珍寫過信，表示「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謝謝你……希望你努力加餐，為國珍重，將我和家鄉忘掉好了，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愛我的。」朱德和康克清還於1960年到南溪登門看望。
朱德出川後，找過孫中山和陳獨秀，後來由周恩來介紹入黨，赴歐洲留學，又轉到蘇聯。陪他出國的是一位19歲的能說英語德語的漂亮姑娘、四川開江女中教員賀治華。他們從德國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賀治華於1926年生下女兒朱敏(乳名「四旬」，因朱德該年40歲)。但二人因志趣不合很快分手，朱敏回國後一生未再見過母親。
賀治華後來嫁給了另一個共產黨人霍家新。1928年初，組織上安排霍家新、賀治華夫婦回國，在上海新閘路機關工作，住的是一間大洋房。當年4月15日，在上海開展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把和鄧小平等人接頭的地點安排在那裏。羅亦農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著名領導人之一，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懸賞3000美金捉拿。賀治華之所以背叛革命，除了對革命悲觀失望和貪生怕死外，她素來貪圖享受，到上海後經常出入酒樓舞廳，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費（參考1928年民國銀元購買力），根本不夠開支。由於他們不守秘密工作紀律，經常外出深夜才歸，多次受羅亦農的嚴肅批評，因而懷恨在心，想以出賣同志的生命來換取敵人的賞金，以便遠走高飛過起享樂的生活。
1928年4月15日上午。羅亦農，湖南湘潭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這天上午，羅亦農和鄧小平來到設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機關處工作，工作完後，鄧小平按地下工作規定先離開，從後門走出到弄堂口時，習慣地看了一眼街邊的修鞋攤，這是中央特科（相當於後來的中央警衛團）設的警戒哨，只見那修鞋匠作了一個不易察覺的手勢，鄧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後相差一分鐘，羅亦農被捕了。
鄧小平資料圖
鄧小平立即報告了周恩來。當日周恩來立即召集特科的陳賡等人開會，通報了這不幸情況。聽完周恩來介紹的情況，陳賡等人立即斷定，賀治華和霍家新是叛徒。周恩來說，「當初我也曾做過這種判斷，但是同志們，請你們負責任地想一想，這件事關係到霍家新和賀治華兩人的政治生命呵！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會上，周恩來指示陳賡：一、通過內線查明真相。二、立即將霍家新、賀治華轉移到安全地方，並嚴加監視，但不要驚動他們。
很快就從內線得到確切消息，叛徒就是賀治華、霍家新。1928年4月25日清晨，一隊迎親隊伍來到賀治華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聲中，中央特科的紅隊（鋤奸隊）沖入賀治華房中，迫其交出手中黨員名單後，開槍打死了霍家新和賀治華。但後來賀治華沒有死，只被打瞎了一隻眼睛，給國民黨送到醫院救治。本來紅隊還要到醫院幹掉賀治華，但由於國民黨特務看守很嚴，沒有機會下手，再加上黨員名單已奪回，賀治華已難作祟，饒她一命。
血案發生後，賀治華從此在上海灘銷聲匿跡，她的後半生和結局直到今天仍是一個謎，有人說她帶著一隻被打瞎的眼睛回四川老家，沒過多少年就去世了。
對於賀治華的結局，據《鄧穎超傳》載：賀治華後來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中國高幹子女沉浮錄》一書載：賀回到四川開江縣，和後夫又生了兩個女兒。1928年，「寧殺錯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國民黨反動派，一天突然追捕而來，把賀治華從房裏拖出來，當著她兩個女兒的面，在院子裏把她殘暴地槍殺了。
朱敏在《我的父親朱德》一書中說：「我常常怨恨母親：她為什麼不要我？不撫養我？不給我母愛？長大後我才知道，母親棄我而去，甚至叛離了我的爹爹，是為了追求與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在這一點上，我作為女兒，是不能原諒她的。」
就在賀治華背叛革命的1928年春，朱德率革命軍攻下湖南耒陽，娶了活潑健美的當地女秀才、24歲的共產黨員伍若蘭。伍若蘭不但文筆出眾，還是一員手使雙槍的女將，一人可以抵擋一個班。伍若蘭給朱德做了一雙布鞋，還賦詩一首道：「莫以穿戴論英雄，為民甘願受清貧。革命路長塵與土，有鞋才好赴征程。」因為伍若蘭臉上有點麻子，朱德就趁機打趣道：“你有麻子，我有鬍子，我們就‘麻麻胡胡’結婚吧！”部隊裏的宣傳員編了個順口溜：“麻子鬍子成一對，麻麻胡胡一頭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當各的總指揮。”
報命令「割頭示眾」。朱德聞訊後，在毛澤東面前灑下了熱淚。從此經常把伍若蘭給他做的一雙鞋帶在身邊。很多人都知道朱老總喜歡蘭花，現在應該知道他為啥喜歡了吧？
1929年，43歲的朱德軍長在井岡山，與17歲的江西姑娘、紅軍女戰士康克清喜結連理。康克清也是出身貧苦的健壯型美女，槍法好，覺悟高，當時文化稍差，經常請朱德教她認字。
毛澤東贊道：「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這一次婚姻延續了47載，稱得上是“准金婚”。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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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感舊之二十：吃蛇羹和「蛇」出洞
秋風起矣，三蛇肥矣！這是老廣州人常看到的廣告詞。確實，經過春夏的覓食，蛇在樹梢洞穴，養得腦滿腸肥。秋風一起，它們正準備蟄伏過冬。嶺南人認為，這時候捕之食之，其肉最厚，其味最鮮，也是老饕們進補的大好機會。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粵人捕蛇時，有人拿旗，有人拿槍，有人拿鐵器，抓到了蛇，「旗者得膽，槍者得皮，金者得肉」。又說有一種“貓蛇，其聲如貓，曰雷公馬，產雷州，可食。”所謂可食者，自然是指蛇肉。“肉辟風寒”，可見嶺南人早就有吃蛇的傳統。
「食在廣州」，廣州人吃蛇，是很講究的，多半是剔除骨，把肉撕成絲，再拌以豬肉、冬菇之類，熬成蛇羹，又撒上菊花之瓣，其味之鮮之美，無與倫比。至於所謂吃“龍虎鳳”者，乃指把蛇肉與貓肉、雞肉，燴於一鍋。這種名菜，價格高昂，非一般食客可得而嘗的。
提起吃蛇，非粵籍人士，多半毛骨悚然，這使人噁心的長蟲，怎能下咽？傳聞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舞蹈家烏蘭諾娃來穗，接待者享以蛇羹，卻先沒有告訴她。三天過後，有人問她：「那天的肉羹好吃嗎？」她回答：“好極了！”問者便說：“那是蛇羹”！那“娃”一聽，花容失色，“哇”的一聲，把三天裏吃過的東西，全嘔吐得一乾二淨。不過，傳說伏羅希洛夫元帥來訪，則指名要吃蛇。大快朵頤之後，連呼“哈羅梳（俄語，好）！”畢竟是赳赳武夫，和嬌娃大不一樣。
解放初，大學教授的待遇不錯。在我們系裏，有幾位教授，喜歡吃蛇，每月發了工資，董每戡、詹安泰、葉啟芳等老師，往往呼朋引類，到槳欄路「蛇王滿」酒家，共進蛇羹。那美味的蛇肉，自然成了他們增進友誼的催化劑。至於這幾頓蛇羹，給他們的命運將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則是酒酣耳熱、議論風生的教授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解放初期，生產建設的熱潮不斷掀起，人民群眾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內戰，看到神州大地欣欣向榮、突飛猛進的景象，也都十分興奮。不過，那幾年，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也不斷展開，梁漱溟遭到「炮轟」，批判俞平伯、胡適以及反胡風等浪潮，一個接著一個，好些知識分子也逐漸困惑不安了。
到1957年初，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領導要求黨內外人士大鳴大放，積極幫助各級部門整風，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開始時，噤口不言者居多，隨著領導不斷鼓勵，要求解除顧慮，「百家爭鳴」；一再表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一來，好些人在座談會上，從不敢發言到熱烈放炮了。他們大多在主觀上希望幫助整風，也不乏真知灼見，但歷來“處士橫議”，容易出格，說者痛快，聞者變色。不久，「事情正在起變化」，整風變成了“反右”，放言無忌的號召，變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出現了“反右”運動擴大化的失誤。
喜歡吃蛇羹的董每戡教授，便是一條被引了出洞的「蛇」。
董每戡老師是著名的戲劇家和戲曲史研究專家，他早期加入過共產黨，被國民政府通緝。抗戰前，他和田漢等參加「左聯」，從事進步的文藝活動，救助過進步學生。抗戰期間，他在大後方創作了許多話劇，反抗日本侵略。解放後，他到中大任教，講授中國戲劇史。由於他既精文史，又懂舞台，講課時精彩生動。聽他的課，同學們就像“看”到一台戲，深受啟發。那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受到重視，覺得祖國前途一片光明，因而意氣鳳發，連續發表專著和文章，在學術界、戲曲界產生很大的影響。
董老師一向追求進步，既然領導號召幫助整風，便認為應該積極響應。1957年春，他還主動以詞代信，寄給曾受批判的老朋友俞平伯先生：
莫負屠龍手，鬢星星壯懷未老，熱腸如舊。健筆常存應自許，文苑猶堪馳驟。況又值爭鳴時候。轉眼春來花齊放，好江山萬里鋪錦繡。生盛世，恨何有？《紅樓》依舊還重究，更無妨從容論道，夜隨清晝。今日愛才非昔日，珍惜儒林老宿。勸莫學金人緘口。地北天南常懷想，獻蕪詞可獲同心否？希賜復，正紕繆。[金縷曲]
當時，俞平伯先生也以詞作答，但只說些懷念的話。看來前車可鑒，積極性並不高。董老師則不然，「事情正在起變化」，他卻渾然不覺，還興緻勃勃地在報刊上發表幾首批評官僚主義的詩歌。
到了1957年6月中旬，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來中大小禮堂召開座談會。那天的會，開始時一度冷場，陶鑄一眼看到董老師，便請他發言，說：「我看到您寫的詩了，不錯嘛！」還背誦了其中一首：“書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董老師推辭不得，也來勁了，他批評了學校不重視學術的風氣：“一些黨員有兩副面孔，平時不接近群眾，是寡婦面孔，不苟言笑。”陶鑄插話：“是冷若冰霜！”董老師接著說：“運動來了，則轉為屠夫面孔，冷酷無情。”語言生動的董老師，素來“語不驚人死不休”，誰知這回話音一落，可憐便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命運。這條「蛇」，被引出了洞了。當然，到“文革”初期，陶鑄同志被調到北京，極受重用，又誰知，不久“四人幫”提出打倒“劉、鄧、陶”，可憐他淪為“牛鬼蛇神”，莫名其妙地也成了「蛇」，這是後話。
到七月，董老師被劃為極右分子。調子一定，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吃蛇，成了他一條罪名。有人指出他以「蛇王滿」為基地，有組織有預謀反黨反社會主義。參加過蛇宴者要背靠背互相揭發，沒參與者則捕風捉影。於是，董老師吃蛇羹，竟為蛇所累。那時候，許多人心中不平，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素來擁護黨，我們也明明聽到，他只是對一些黨員有意見，怎麼能說他仇視黨？有人為他辯護，而辯護者則被視為同情「右派」，立即受到嚴厲的警告。為求自保，思想不通者趕緊拚命檢討，或抄大字報，或畫漫畫，努力表示與「右派」劃清界限。也有些人立即跟風，表示立場堅定。至於或出於個人恩怨，或出於名利紛爭，落井下石者，也是有的。從此，董先生和那些參加過蛇羹的「蛇」，陷入了“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們的言論被誇大，被歪曲，被無限上綱，許多人含冤抱屈。
粵諺云：「大石壓死蟹」，在不講法治的年代，被劃為右派者“欲辯己無辭”，只能心中懊惱。他們自以為幫助整風，誰知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董老師曾寫詩告訴陳寅恪先生：“長日空懷心耿耿，連宵深悔夜茫茫”，“浮名已被多言誤，大錯寧成致命傷！”悲苦之情，溢於言表。
董老師不甘受到委屈，便辭職回湘，以為還可以賣文度日，但誰敢發表「右派」分子的文章？整整二十年，他一家三口，住在潮濕窄仄的房子裏，十分貧困。但是，董老師堅信他的問題終能澄清，一直發奮著書。他沒錢買紙，便撿廢紙做稿紙；右手寫壞了，便改用左手執筆；後來左手也不行了，則以右手橫握筆桿，以左手推著筆尖書寫。就這樣，“病手推成文百萬”，竟寫成《五大名劇論》等一百多萬字的著作。“文革”時，他害怕書稿被紅衛兵抄走，藏在灶里，誰知被老鼠嚙去了一半，不得已，他又撿起來憑記憶重寫。其窮愁潦倒，其嶙峋風骨，能不令人唏噓感佩！
直到1978年，董老師回到了康樂園，右派帽子才被摘去。他認為「天公許我重抖擻，老樹繁花子滿枝」，可惜，不到一年，這位追求進步“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學者，即溘然長逝。在追悼儀式上，校領導為他平反，宣佈錯劃。但一切都晚了，董老師已聽不到了，只能算是給未死者的一絲安慰了！想當初，“反右”的擴大化，讓許多人遭遇了不幸，也讓我們的國家吃了苦果，其負面效應十分嚴重。實際上，它正是後來“文革”必然發生的前奏。
「往事只堪悲」！1978年董老師重回故地，恐怕不會再到「蛇王滿」，去吃蛇羹了吧！
在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在強調鬥爭的嚴酷形勢下，大多數人不明真相，或按指示辦事，做過錯事蠢事，這可以理解，自不必深究。若從國之盛衰、匹夫有責的要求而言，那麼，當時即使是芸芸眾生，或麻木不仁，或跟風起鬨，或出於無奈，但不管自覺與否，本身不也成為給予董老師等人社會壓力的一部分么？在今天，反躬自問，痛定思痛，對那一段傷心史，作為有良知的社會一分子，難道不應意識到，我們這輩人，都有過歷史過失么？
其實，人性是複雜的，人性會被扭曲，但也非良知盡泯。這幾天，畢業了五十年的同學回校相聚，校友老梅，告訴我在他們班級中，發生過一件感人的事。
當年，研究宋詞的專家詹安泰教授，和董老師一起吃過蛇羹，也被打成「右派」，屬於被引出了洞的「蛇」。按當時情況，他應被取消上課的資格，但系裏苦於找不到別的人頂替，在新學期開始時，只好讓他給學生講授宋詞。有些同學不滿意了，說怎能讓「右派」繼續放毒？系領導便給大家打招呼，並且強調：同學們在上、下課時，不要起立向詹老師致意，以示有所區別。不滿者才勉強接受了這樣的安排。
當詹老師默默地走上講台時，班長自然沒有發出起立的口令。誰知有些同學不知道系裏打過招呼，按習慣站了起來。於是，課堂上有人起立，有人坐著，有人面面相覷，場面頗為尷尬。詹老師也有所察覺，他等大家安靜了，才開始講解。
詹老師學識精深，雖戴著「帽子」，但一上講台，侃侃而談，見解精闢。同學們聽得入迷，不知不覺到了下課的時間。只見詹老師收起講稿，然後說：“同學們，我正在接受改造，以後上課和下課時，請大家不要起立了！”說罷，正想離開，這時候，同學們忽然全都起立注目，詹老師一怔，趕緊欠身回禮，隨即含淚離開。
那時候，一旦被劃為右派，立即成為「賤民」，而詹老師因學問，還受到學生的尊重，實屬萬幸。可是，董每戡老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到死還不知道，當時把他往死里打的，正是他曾經最為器重的某位學生！
唐代元稹有詩云：「白頭宮女在，閑話說玄宗」。其實，閑話中是五味雜陳的。而經歷過1957年風風雨雨的人，即使還健在，也都成了白頭人吧！驀然回首，談及往事，當事者和圍觀者，內心也真能夠“閑”得起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