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江青（資料圖）
這裏所說的「文革」初期毛澤東給江青寫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一封信。因為毛澤東寫好這封信後，先給周恩來、王任重二人看過之後，由周恩來轉交給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過之後又由周恩來帶此信到大連，交給在那裏的林彪看過。那麼，毛澤東為什麼在那個時候給江青寫那樣一封信？
毛澤東在那個時候比較信任江青，認為她在發動「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有功
一開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是比較困難的。許多老幹部對此不理解，劉少奇、鄧小平等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同志有不同意見。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說，中央有“鎮壓群眾”、“圍剿革命派”的問題，才說中宣部是“閻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會有所謂“造反派”與“保守派”之分。毛澤東要衝破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這個時候，江青成為搞「文化大革命」的鐵杆支持者。
當時，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經常向毛澤東彙報文藝界的情況。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文學藝術界入手，是與江青經常向他彙報文藝界的“問題”分不開的。
江青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青首先是在尋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就要尋找突破口。在哪裏選突破口能夠既打得準確，又能與政治問題聯繫起來呢？毛澤東當時一時還找不到。這時，江青到了上海，在柯慶施的支持下，與張春橋、姚文元聯手，策划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文一發，引起全國震動。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牽涉到中國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對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場。因此，《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江青對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決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劉少奇等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人，支持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所寫的《二月提綱》。但毛澤東卻激烈反對《二月提綱》。由此引起了毛、劉之間的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江青站在毛澤東一邊。她不僅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而且組織人寫出一份文件，專門批判《二月提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無論是請林彪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還是組織人寫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
台播出這張大字報，也是由江青具體落實的。這張大字報的公開發表，對於發動各高校起來造反，起了重大作用。1966年8月，毛澤東自己寫了一張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印發。毛澤東在自己的大字報中稱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由此可見，江青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關鍵環節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需要江青等極左分子的支持，也需要一些軍隊領導人的支持，特別是需要主管軍隊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不光是表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而且還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但是，林彪的這個講話很特別，他是專門講中外歷史上政變問題的，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當時，毛澤東正在南方，他看了林彪的講話稿，對林彪的一些提法不滿意，有擔心。
毛澤東此時提筆給江青寫信，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把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想法告訴堅定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等人，他認為江青等人是「左派」。另一方面，也把對林彪講話的看法和自己的擔心告訴江青等人。這也表明了毛澤東當時對江青在政治上的信任。這自然是毛澤東寫這封信的直接原因，但是，從信中的內容來看，毛澤東要寫這樣一封信，是早就有思想基礎的。
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錯誤估計
1964年年底，毛澤東改變了他過去一直認為的問題在於基層幹部的看法，轉而認為，中國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會不會變修，關鍵是幹部，而在幹部中，又關鍵是領導幹部，在領導幹部中，關鍵又是中央的領導幹部。他認為，中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在上頭。基於這一認識，他提出了「先搞豺狼，後搞狐狸」的概念。1964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他還引用杜甫的詩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以此來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二十三條」，本可繼續推進「四清」，但奇怪的是，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卻對「四清」很少談起。
原來，毛澤東已經對通過「四清」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失去了信心。他認為，必須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才能達到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目的。他說：“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他認為，如果不來一次全面發動，照過去的樣子繼續發展下去，幹部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在同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談話時說：「黨是可以變化的。」“中央也有兩個前途。”“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會走什麼道路。”毛澤東說這些話，明顯表示出了他對原來確定的接班人劉少奇的不放心。幾天後，毛澤東在同羅瑞卿談話時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頭了，你們在座的其他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國外、正面反面的都有。這些經驗，我總是要講的，或者在全會上，或者在明年社教運動搞完了開九大時，我要正式講一次。”毛澤東在這裏說的“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六二年刮歪風”，明顯就是指劉少奇。他還認為，中央存在的問題，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問題，他代表的是一批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人物的主張和利益。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提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問題。10月10日，他在頤年堂同各大區的第一書記談話時，突然岔開本來是談具體的「小三線」建設問題的話題說：“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一次岔開本來是研究小鋼廠建設的話題說：“我不怕你們造反。你們製造機器，製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
1966年5月，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撤銷了《二月提綱》，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毛澤東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在黨中央內部已經佔了上風。根據他的意見，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並發出了《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在這份文件中親筆加寫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明確地點出了中央內部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問題。毛澤東寫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指劉少奇。不久，當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並且派工作組指導「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他在鎮壓群眾，中央存在危險。他在南方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佔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毛澤東給江青寫的這封信，實際上是他思考了很長時間的產物，是他對中國政治形勢錯誤估計的必然結果。只不過，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說得更直白一些、更清楚一些罷了。他在信中，把他不能對別人說，也不好對別人說的話，以及他內心的隱憂、擔心，他怎麼樣打倒以劉少奇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義分子」，即他在信中所說的“右派”等問題，都寫了出來。
毛澤東在1966年已經形成了他的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他要把這個思路告訴江青等「左派」們.
在1966年6月之前，毛澤東已經形成了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但他同時也認識到，實行這個思路，單靠發表文章是不行的，不能形成打倒“走資派”的力量。唯一的辦法，是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發動群眾的最好方式，一是搞“四大”，特別是允許貼大字報，二是發動群眾建立造反組織。他也看到，這樣做，勢必出現混亂，但他認為，為了使中國不出“修正主義”，亂也是值得的，大亂之後還可以實現大治。由此，他形成了一個由亂到治的思路。
毛澤東甚至認為，不僅如此，亂還是好事，是亂了敵人，鍛煉了青年人。6月10日，毛澤東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和他們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也反映出了毛澤東的上述思路。毛澤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佔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6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到南昌，對江西省幾位負責同志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很明顯，毛澤東的幾次談話表明，他已經形成了一個不怕亂，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後由「左派」掌握政權的思路。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由亂到治的過程，也是一次“練兵”的過程。通過這樣多次“練兵”，就可以達到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永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被改變的目的。
正當這時，毛澤東收到了江青從上海發來的信。江青在信中除了問候毛澤東外，主要提出，她對今後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不十分清楚，以及她的種種“擔心”。
毛澤東既然要依靠「左派」搞「文化大革命」，既然認為江青算是一個「左派」，那麼，他自然要把自己關於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想法，告訴江青。於是，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滴水洞，提筆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即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指武漢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僥僥者易折，敫敫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在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情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久未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綜觀毛澤東一生，給私人寫信，從來沒有這樣長過。歸根到底，這封信從性質上看，不是一封寫給私人的信，而是表達他的政見的一種特殊方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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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小組鼓動紅衛兵造反（資料圖）
野心家、陰謀家康生濫施淫威、大肆製造冤假錯案在「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僅憑相面和主觀感覺就將國家省一級的領導幹部逮捕入獄，這種形同兒戲的相面定案之舉可以說是一大政治奇觀。1968年1月，康生當面指斥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指稱趙執行了子虛烏有的“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的行動計劃，致趙含冤入獄長達8年之久，雲南大批幹部群眾也因此案受到株連，1.4萬餘人被迫害致死。趙健民同志的這篇回憶詳細敘述了此案的來龍去脈。
【不辭勞苦趕往北京向中央彙報工作的我萬萬沒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須有的罪名和長達8年的監護審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形勢每況愈下，雲南也不例外，運動混亂，生產停滯，一切似乎都處於一觸即爆的態勢。當時，我作為省里工作的幹部，和省委、昆明軍區等軍內外的幾位負責人一起飛往北京，向中央彙報省里的工作情況。
1月21日凌晨2時，我們接到臨時通知，立刻趕往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參加中央召開的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
會議由康生主持，謝富治講話，他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非常關心雲南的問題，雲南是國防前線，如果那裏的問題解決不好，會影響國家安全，影響人民生活。接著又提到某派(當時雲南省的一個群眾組織)，特別是某某組織搞武鬥，說得神乎其神，然後話鋒一轉：「趙健民同志，你辜負了中央，出了壞點子，某某組織由昆明往西打了祿豐、平浪、楚雄……到下關殺了100多人，還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聽，心裏「格登」一下，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剛開會就扯起這些？轉念一想，這事我確實不知，於是冷靜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現在還在那裏指揮。」謝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陰陽怪氣地重複了一句：“你們想搞個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動，是有人在那裏指揮。”
這扯到哪裏去了，我心裏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這時，坐在正席上的康生開了腔：「趙健民，你來北京幹什麼？」
「彙報情況。」
「你一個省委書記，到中央來，不見你一份請示。」
我當時對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話又讓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陳伯達等人寫過兩封信，還專門向中央寫過兩次報告，都通過軍委辦事組轉上去的，他怎麼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過來，康生又說：「你支持某派，出了許多壞點子，是不是？」
「我沒有出壞點子。」
「你敢寫條子嗎？」康生緊接一句。
我心想，這有什麼不敢，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當著康生的面，我寫下了「我沒有支持某派的錯誤行動和錯誤言論。」
康生拿起來看了看，「哼」了一聲，陰不陰、陽不陽地說：“你在耍外交辭令啊。”他不顧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說：“如果有，怎麼辦？”
我想了想，在原條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錯誤行動和言論，願受黨紀國法的處理。」這時，我處在緊張思考的狀態，康生他們搞這一套，到底是什麼意思？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看來一場風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說道：
「你不要騙我，劉少奇才騙我們，叛徒特務才騙我們……我問你，你在白區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當我吐出這句話，感到事情複雜多了，一個解決雲南問題的中央會議，怎麼卻成了我的專案審查會？
只見康生那個深度眼鏡後面，閃著兩道陰險狡詐的目光：「你在監獄裏是怎麼自首的？」
「我沒有自首。」
「你還騙大家？你是個叛徒！」
面對康生的喝問，我坦然地頂道：「我不是！」
這一下，他咆哮起來，「我再重複一遍，你是個叛徒！」
「事實不是，我保留意見。」我依然冷靜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氣急敗壞，指著我，“你寫個條子！你的行動不是偶然的。一個叛徒，一個叛徒分子混到我們黨里來，想乘文化大革命把邊疆搞亂。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
聽到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動怎麼和國民黨特務的行動聯繫起來了？再說，什麼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還沒聽說過呀！我想，或是我聽錯了？抑或是康生講糊塗了？
只聽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講：「趙健民，你對我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我憑40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我看你是個叛徒！你投降了國民黨。」
這說到哪裏去了，古時候有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沒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這麼信口開河，我忙著分辯說：“根本沒有這個事實，我當時是以生命捍衛了黨的利益的。”
康生不聽這些，繼續說他的：「你想把雲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軍隊、工人、農民、學生不會跟你走的！」
對此，我嚴肅地說：「你說話要慎重，不能憑腦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聲，像是拿出了“殺手鐧”，氣勢洶洶地說：“你去年3月和我的談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你要開黨代表大會把劉少奇重新選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羅、陸、楊重新選入中央。”這幾句話在當時真夠得上份量，不僅坐在一旁的幾位省里負責人面面相覷，就連我自己也大吃一涼。記得我那次談話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沒想到康生卻移花接木，拿出來任意栽贓、無限上綱了。
我堅決頂了回去：「那都是你腦子裡想的，我不是那個意思，當時有專人記錄嘛，把記錄拿出來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兩聲，「那時你是一句一句想著說的，是帶著階級感情的。」他接著陰森森地說：“你不要用以前的辦法騙我們了，現在是文化大革命，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你趙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魚了。”他又進逼一步，“你敢說你歷史沒問題？”
我回答：「沒問題！中央可以審查嘛。」
康生一見我仍不讓步，氣急敗壞，在屋裏一個勁兒地踱步，「一定要審查！一定要審查！你是比較瘋狂地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攻！你還要求中央審查嗎！」
我還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著我的鼻子，連說：「你寫，你寫！」
我又在一張紙上寫了保證自己沒有問題，要求中央審查的字句。條子剛剛寫好，正要遞給康生，恰巧見到他用手示意，只聽早已兇相橫露的謝富治大喝一聲：「我宣佈對趙健民實行監護審查，執行！」一旁竄出兩個早有準備的人。將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門外。
就這樣，在一次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於真正的罪名是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當全國人民揭露康生這個大野心家的罪行時，把這次誣陷事件稱為康生髮明的「相面」定案，我認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於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無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難以數計，我自己便遭關押入獄長達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這次「相面」定案，以及誣陷我是「叛徒」的事實根據到底是什麼呢？
【信口開河，四面出擊，以最革命的極「左」面目出現，是康生的一貫做法。“說話速度慢，語氣沉”是我帶有“階級感情”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惟一證據。】
先從1967年3月的談話說起。
當年2月下旬，由於當時雲南省出現了胡揪亂斗領導幹部，有些人衝擊機關，破壞機關正常工作的情況。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領導，又是黨的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有責任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以制止不利事態的發展。於是，我趕往北京要求同當時的中央文革顧問康生談一談。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見我的通知，一位秘書領我到了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員說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談話，於是，我只得在小會議室里坐等，一直乾等了好幾個小時，由於幾天來長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發上朦朧入睡了。
後來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訴我，康生要來了。我睡眼惺忪，趕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這時時針指到了3月1日1點。
待康生坐定後，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談了出來，由於是突然被叫醒，腦子還有一點迷糊，所以開始說話的語氣顯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談3個問題，一是黨的幹部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說，毛主席向來就指示幹部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個人認識也是這樣。解放以來，經過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整風反右等等一些大的運動，都證明了幹部多數是好的。但我從雲南了解的情況看，現在黨政機關，甚至公檢法機關幾乎普遍被奪權，領導幹部多數被揪斗，這樣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違反中央幹部政策的。現在既然在宣傳毛主席的這一指示，可實際上又出現這種情況，這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呢？還是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呢？我說，這個問題中央應該從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級以下多開黨代會，使主要領導幹部多接受黨的監督。這一點我從自己曾在鐵道部和山東省工作的體會說明，作為一個主要的領導幹部，需要經常聽到別人的意見，接受黨的監督，開黨代會可以發揚民主，使主要領導幹部多接受監督。中央開黨代會不容易，省和縣應該多開。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紅衛兵的問題，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貫徹。中央接待站答紅衛兵的講話，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內容是幹部有錯誤，就批判，就反對；但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乾部，就應當維護，等等。我認為這些回答很好，這種觀點中央應該反覆宣傳，才能較好地貫徹。
我講述以上想法時，康生半眯雙眼，一聲不吭。最後，他斜著腦袋對著我，先來了句：「你知道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嗎？」
如果今天來說，我可能還講不清，可當時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革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嗎？」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對我的回答顯然不夠滿意，“主要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你知道嗎？劉少奇在天津講話，說中國資本主義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問題。”他煞有其事地接著說：“過去知道安子文、劉有光、王其梅等十幾個人從敵人監獄裏出來，辦了一個簡單的手續，現在查出來了，他們是發了反共宣言。這種問題，一般運動是搞不出來的。”說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於開黨代會，他說主要問題在內容；對於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認為也不錯，可今後怎麼做，他沒有說。
由於時間過去了一個多小時，近三點鐘了，我覺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擾，就告辭了。
這次談話，不過如此，並且中央文革還派有專人記錄，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無中生有說我提出要開黨代會，為的是把劉、彭、羅、陸、楊重新選入中央，豈非咄咄怪事？更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後說話慢一點，沉一點，說成是帶著階級感情，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闖過了軍閥韓復榘的「一言堂」，卻沒有躲過康生的“歷史審查”。如此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是為了達到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誣陷我1936年被捕叛變，是個「叛徒」，這件事他也應該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間，我山東地下黨在城市中的組織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1933年2月末，省團特委書記陳衡舟叛變，勾結敵人於三、四天內逮捕了省委書記任作民、代理團特委書記孫善帥以及省委、團特委大部分同志。經張恩堂同志聯繫，不久又組織了臨時省委，並在北方局領導下，努力恢復組織。7月3日，臨時省委的組織部長宋鳴時又投敵叛變，把所知道的黨團關係全部出賣，幾天內，我黨同志被捕30餘人，黨團省委領導機構絕大部分被敵人摧垮了，更嚴重的是與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聯繫。在這種危機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運北、林浩等同志堅持地下鬥爭，保證黨的聯繫，於1934年成立了中共濟南市委，由我任書記。又於1935年，在濟南、魯西、魯南黨組織都有較大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由劉仲瑩任書記，我任組織部長。這年冬天，我通過關係見到了北方局派來的親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書記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來山東重建省委和恢復各地黨組織，使失掉上級領導3年之久的山東地下黨，終於又恢復了同中央的關係。山東省委恢復以後，對外仍稱“工委”，經北方局決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書記，我仍任組織部長。
1936年9月27日，我到濟南檢查工作，因叛徒房春榮出賣，被敵逮捕，先後關押在韓復榘省政府特務隊、三路軍軍法處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儘管受到7次大審，有叛徒當堂作證，敵人嚴刑拷打，但我咬牙堅持，沒有供出任何情況，最後由韓復榘親自審訊。
當時，在我前面已有好幾人被韓復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殺，有的重判，輪到我時，軍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趙健民，是濟南北園鄉村師範的學生，共產黨的首要分子，濟南鄉村師範兵工廠的共產黨均歸他領導，他幾次去萊蕪縣活動。在捕共隊抓到他以後，他又拒不吐露共產黨的真情。因此，捕共隊宋隊長(即1933年7月出賣我山東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鳴時)呈請主席槍決他。」
即刻有兩個執法人員上來，扭住我的手臂，單等韓復榘說一聲「斃」了。
韓復榘坐立中堂，立愣著眼，連看了我兩次，問：「你是個學生不好好學習，為什麼參加共產黨呢？」
我說：「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佔領了東北、熱河並不滿足，它還要進一步佔領全中國，中國人打內戰只有加速自己的滅亡，共產黨主張全國團結一致抗日，主張救中國救人民，我們學生同情它的主張，所以參加它。」
「你為什麼到萊蕪去呢？是不是那裏有山，又要鬧什麼暴動？鬧暴動我可不答應！」韓復榘又問。
我感到可笑，嘴裏答說：「萊蕪有我的同學，我們是對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主要是喚起民眾，準備抗日，對國內的各軍各界是主張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
韓復榘一聽，緊繃的臉一下鬆開了，吐出一句：「嘿，你對我做起宣傳來了。」這使一屋子的緊張空氣緩和多了，站在韓復榘右邊的軍法處長史景洲趕忙插嘴說：“這個人堅決得很，捕共隊抓他時，他把共產黨的宣傳品吃掉了！”
不知韓復榘出於什麼考慮，又立愣著眼看了我一下，終於發出一句斷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斷完了。一個執法隊士兵引導我下來時說：「兄弟，你真是危險呀！」他說：“你在這個地方還敢講兩句，你們共產黨真是好樣的，我見過幾次了。”回到獄中，許多人驚奇地看著我，有的說：“這個穿藍大褂的(當時我穿陰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別人被韓復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韓對他立愣了三四次，還不要緊哩，命真大！”
送山東高等法院後，我雖被判刑5年，但情況究竟不同於特務隊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聯起來，團結難友一塊兒同敵人鬥爭。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佔領禹城進逼濟南，韓復榘逃亡寧陽。我黨派代表張經武和韓談判聯合抗日，提出釋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獄。從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戰鬥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過獄誣陷我，而實際上他出身山東，又曾在山東工作多年，並主持過幹部審查，對這一段歷史情況是清清楚楚的，何況經過黨的多次審干，包括1957年對我的結論：「趙健民同志在與上級黨組織失掉聯繫期間，獨立堅持工作數年之久，對保存山東濟南等地黨的組織是有貢獻的；在被捕期間表現堅決、勇敢，政治上是堅定的。」
康生對此心裏有數，他誣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東地下黨的一批老同志。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大多數山東地下黨同志遭到了誣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為嚴重的是，康生、謝富治從我開刀，無中生有，製造了「趙健民雲南特務組計劃」。林彪、江青一夥在雲南的死黨據此“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殘酷鎮壓不同觀點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給雲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一故弄玄虛的案件又是怎麼假戲真演的呢？追根溯源，蓋出於康生誣陷我的那段話：「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在那個年代，這位身居高位的“顧問”所云，還能是假話？一時間，這個講話不但是全省正式印發，還在報紙上登載，一些群眾組織更是大量印成傳單，廣為散佈。從而，在60年代雲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場鬧劇，進而變成了一場充滿血腥味的鎮壓運動。
1968年1月，雲南大理地區連續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領導接見雲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來宣佈某群眾組織是「反革命匪幫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黃：“事物走到對立面，那沒有辦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們的話下，某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匪幫”，被編造強加一個“滇西挺進縱隊”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後來被進一步說成為“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擴大了打擊面，不斷在“劃線站隊”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級機關各系統和13個專、州市、54個縣(區)的“劃線站隊”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後來荒唐到把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同志打成「滇挺」的總司令員。
在江青、康生、謝富治一夥的濫施淫威下，雲南省以「忠實執行趙健民國民黨特務組計劃」的罪名，先後使14000多名幹部群眾遭迫害致死，打傷致殘的有38500多人，並株連了無以數計的家屬子女、親友。
【後記】
1978年2月，經黨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終於得到昭雪！雲南省委向全省軍民公開申明：「趙健民同志對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始終堅持原則，堅持鬥爭，英勇卓絕，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
當時的條件下，康生這個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兩面派沒有被公開點名，人們只能對他咬牙切齒。但是，歷史是無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製造冤案的鐵證！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長期壓在雲南人民頭上的「趙健民雲南特務組計劃」和“滇西挺進縱隊”等假案也得到了公開平反。
本文摘自《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