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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上海餘黨:局級幹部為何成考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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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上海餘黨:局級幹部為何成考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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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上海餘黨:局級幹部為何成考察重點?

2020年04月25日 18:11

本文原載於《百年潮》,原標題為「奮戰上海200天——憶粉碎“四人幫」後的中央上海工作組”

1976年10月6日,中央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得知這一消息後垂死掙扎,妄圖在上海發動「武裝暴亂」,在這一緊急關頭,中央派出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接管上海。這是一場特殊的鬥爭,我當時在輕工業部機械局工作,奉命參加工作組。從1976年10月12日進駐上海,到1977年4月底工作組任務基本完成、大部分人員撤離上海,為時200天。

20多個部委100多人同一天到達上海

粉碎「四人幫」後派駐上海工作組(資料圖)

1976年10月12日,根據中央的決定,中央、國務院20多個部委、局及北京市委奉命參加工作組的同志共100多人,於同一天飛抵上海。遵照中央的部署,各部到上海名義上是了解1977年計劃安排情況,實際上是接管上海市,任務相當艱巨。各部由部長、司局長帶隊,選派的幹部都是政治上較強、業務精通的骨幹。輕工業部首批派往上海參加工作組的有陳錦華、謝紅勝、魯萬章、王金光4位司局長與周鵬年、李澄和、朱慶頤和我共8人。

我們一行8人於12日晚住進國際飯店。開頭幾天,大家分頭到市革委工交組、市紡織局、市輕工業局聯繫工作。10月下旬,根據工作組領導的安排,輕工業部8人分赴兩條戰線展開工作。陳錦華為首的6人進駐上海市文教口,謝紅勝與國家計委、建委、一機部的6位司局級幹部分別到上海市革委工交組下設的5個組。我作為謝紅勝的助手,也一起到工交組工作。我們兩人除到工交組外,還重點到市紡織局、輕工業局了解情況。輕紡兩個局當時情況十分複雜,上棉十七廠和三十一廠分別是王洪文、王秀珍的「老窩」。輕工業局的領導權由王洪文的“小兄弟”馬振龍把持。

我們的任務艱巨,人手不夠,後請示錢之光部長,並報林乎加同志批准,部里又先後增派了婁世勤、徐政、王海南、潘裕仁、凌晉良等5人參加工作組,他們到達上海後,加強了對市紡織局、輕工業局揭批「四人幫」的領導。市手工業局問題不大,花的精力相對少些。此後,李正光局長也參加了工作組,到1976年底,輕工業部參加工作組的人員達14人。我們一行8人在離開北京前,錢之光部長在傳達中央、國務院的指示後說:你們這次到上海“只帶眼睛和耳朵,不帶嘴巴”。即觀察和聽取上海揭批「四人幫」的情況,發現問題不要隨便表態,立即向中央報告。

我們到上海後,從10月13日起,到市革委工交組、紡織局、輕工業局聯繫工作。14日晚,南京路上貼出了《徹底砸爛「四人幫」》、《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大標語,外灘一帶人山人海,大字報和漫畫鋪天蓋地,我們也擠到人群中看大字報,觀察動向。每天晚上看到22點左右,回飯店後,陳錦華、謝紅勝召集碰頭會,每人彙報一天來的所見所聞及輕工業局、紡織局、手工業局三個局的情況。

粉碎「武裝暴亂」的陰謀

從10月12日工作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發出通知任命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上海市委領導職務的半個月時間內,是上海局勢最緊張的關鍵時刻。「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和一幫“小兄弟”,狗急跳牆,妄圖動用民兵搞「武裝暴亂」,上海隨時可能發生流血事件,在這半個月內我們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陳錦華、謝紅勝每隔一兩天要向中央寫彙報材料。他們起草報告後由我和婁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約定,在信封上寫「北京立新路9號收」,寄信人落款是“鄭勤”(即採用鄭定銓、婁世勤兩人名字中的一個字)。為防止這些材料被上海郵電部門攔截扣留,重要的報告不在上海寄發,而是採取解放前地下黨的活動方式,派我帶信件乘火車到蘇州,下車後確認無人跟蹤,再坐車到市中心附近的一個郵局投寄,確保信件安全發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號在哪裏?是哪個機關所在地?當時並不清楚。前幾年,我在原國務院機械委秘書長董峰同志處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會議記錄:李先念副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成立機械委問題,會議地點在「立新路9號南會議室」。老董說,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區辦公用房裝修,有幾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曾在立新路9號院辦公。存在20多年的“謎”終於解開了,原來我們的報告當時是直接寄送國務院領導同志的。

台,起草了所謂的《告全國人民書》,計劃陰謀一旦得逞,立即在電台播出。11月7日,謝紅勝、徐政和我找中機廠黨委書記張秀同志了解情況。張秀說: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揮部曾到中機廠察看地形、安裝電台,他們看到廠里有7個門,進出方便,能容納1萬民兵,感到滿意。10月12日,張秀即派人去南京軍區,向彭沖的秘書報告了這一動向。關於在這兩個廠安裝電台問題,當時由公安部工作組人員重點排查,有關部工作組人員積極配合。

馬振龍原是上海搪瓷廠的工人,1966年緊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輕工業局當頭頭。馬天水曾吹捧馬振龍是「我們最好的青年幹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工作組即對他隔離審查。11月4日,謝紅勝、潘裕仁和我到輕工業局查看了馬振龍設在地下一層的“保密室”。這間密室藏有他貪污的大量輕工產品,用的、吃的、穿的樣樣都有,僅上海產的各種手錶就有100多塊。他經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贈送手錶及其他輕工產品。「四人幫」餘黨妄圖在上海發動「武裝暴亂」,馬振龍是“急先鋒”,他特地製作了搪瓷汽車牌號(一旦需要時可將原來的汽車牌號拆下,換成這個假車號),收集了軍用地圖、上海市區詳圖及一批自行車、應急燈、壓縮餅乾等物資,存放在密室里,隨時準備“暴亂”時動用。

「四人幫」餘黨策劃「武裝暴亂」的圖謀,雖然由來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不久就徹底失敗。這一事實證明,中央工作組處理反革命武裝暴亂陰謀的政策和策略得當,使參與叛亂的絕大多數人從被蒙蔽中解脫出來,「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完全陷入被群起討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的任何圖謀都只能土崩瓦解。

集中主要精力考察局級領導幹部

中央工作組的日常工作由林乎加負責。10月23日下午,中央工作組正式開會,宣佈名單。林乎加部署了工作組近期工作。他說:原來研究各部委同志對口到上海各局,下去的同志稱聯絡員。後來了解市委有一小撮人態度惡劣,對下去的同志搞小動作。有的還揚言要把中央下來的人圈起來,關到地下室。現在看來要繞過市委這些組辦直接到下面各單位,恐怕還不行。經研究決定,市委各大組我們都要去,也可到他們所屬的單位全面了解情況。下去的同志,名義就叫中央工作組人員,主要任務是搞揭、批、查鬥爭,徹底砸爛「四人幫」。

林乎加還說:工作組人員到各單位工作時,要宣佈幾條紀律。要嚴格按中央16號文件(即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的處理「四人幫」的通知)辦。對了解的情況,不要隨便表態,不要答覆問題,可帶回來反映。後來,隨著運動的開展,這條規定逐漸改變了,凡涉及運動的一些重大問題,必須中央工作組講話,中央工作組也敢於負責,當講則講,沒有發生處理不當的問題。

這之後,我們的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局級領導幹部上,動員原來受「四人幫」壓制的領導幹部站出來工作,先後將楊慧潔、郭忠業派往市紡織局、輕工業局黨委主持工作。上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及合成纖維研究所的問題較多,我們與市紡織局黨委研究,於11月8日、9日向這四個單位派去了工作組。當時鬥爭相當尖銳,進駐三十一廠的工作組一進廠就被群眾圍住了,兩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組表態。有人揚言:“工作組進廠12小時給他顏色看。”果然,12小時後三十一廠就著了火。林乎加同志及時召集江南造船廠、上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工作組同志開會,聽取彙報,作出部署。他指出:工作組的同志要深入群眾,各種意見都要聽,這些單位領導絕大多數是執行問題,要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把他們拉過來,讓他們揭批「四人幫」,即使有嚴重問題的人,也要爭取過來,集中火力對準「四人幫」。

中央工作組的指揮部設在錦江飯店南樓。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的工作班子在那裏住宿和辦公。而各部委同志一開始分別住在各個飯店或招待所,既不安全又不方便。於是,從10月23日起工作組集中居住和辦公:1976年10月23日至12月2日,住延安飯店;1976年12月2日至1977年3月8日,住上海大廈;1977年3月9日至4月底,住衡山賓館。

集中居住和辦公,保證了安全,為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延安飯店住宿條件和伙食都比較差。搬到上海大廈後,用餐有了改善,但住房仍很緊張,司局級幹部和助手兩人合住一間。副部級以上才能住單間或套間。在上海大廈,陳錦華與朱慶頤合住一間,謝紅勝與我合住一間,同吃、同住、同辦公。任務繁重,工作十分辛苦,許多同志經常白天去市委、市革委各組和有關局了解情況,晚上看文件、寫材料。為適應這種特殊情況,工作組實行一天四餐制,每天晚上22點加一次夜宵。上海大廈的麵食、小點心做得很好,工作組的同志中有許多人出生在上海、江浙一帶。夜宵適合大家的胃口,同志們邊吃邊聊,相互交流,難得輕鬆一下。餐後精力充沛,又繼續工作,經常通宵達旦,不知疲憊。

在上海迎來1977年

影。

1977年1月1日上午,工作組全體同志到上海港務局三區參加勞動,與碼頭工人一起搬運貨物。下午放假半天。晚上,我審閱市紡織局揭批「四人幫」大會的發言稿,直至2日凌晨4點10分才結束。

1月2日上午,我隨謝紅勝、徐政去楊慧潔家,在她家午餐後,開會討論紡織局黨委工作問題。晚上,我去武康路拜訪在市儀錶局工作的老同學榮慶鴻,多年未見,格外高興,暢談一個多小時。

1月3日,我白天忙了一天。從晚上24點到4日凌晨4點半,又繼續審閱紡織局揭批大會的發言稿。

1月4日下午,上海紡織局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揭批「四人幫」罪行,宣佈對紡織局黨委書記唐文蘭隔離審查。此後,上海紡織系統揭批「四人幫」向縱深發展。

可以說,1977年開頭的幾天,是我在工作組最忙的日子。真是馬不停蹄、夜以繼日。當時我42歲,身體好,都挺過來了。老母親、姐姐、哥哥都住在上海新閘路,但由於工作緊張,我很少回家看望。

報:一是中央任命林乎加、嚴佑民、陳錦華等8位同志任上海市委常委;二是中央決定對馬天水停職審查,徐景賢、王秀珍離職審查。

2月11日,經黨中央批准,謝紅勝任輕工業部黨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

1977年春節期間,工作組大部分同志回京過年,只留少數同志在上海值班,謝紅勝和我在上海過年。除夕夜,我們在上海大廈餐廳,點了四個菜、一瓶白酒,高高興興吃年夜飯,祝賀老謝晉陞為副部長。

從2月下旬到4月底,謝紅勝帶著我抓緊考察和配備輕工業、紡織、手工業三個局的領導班子,陸續看了照相機廠、手錶廠、上棉九廠、上棉十九廠、金山石化總廠各分廠、上海二機、四機、上印機等企業。

4月14日晚,倪志福、彭沖、林乎加召集工作組同志會議。會上確定,市委辦局一級領導班子已經配備好的,揭批「四人幫」運動已正常開展起來,工作組可逐步撤出,工作組人員可分批回北京。

4月29日,謝紅勝和我結束了在輕工業、紡織、手工業三個局的工作,於下午乘飛機返京。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王洪文(資料圖)

本文摘自《黨史縱覽》2005年第1期,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逮捕。華國鋒當著王洪文的面,宣讀了中央對他隔離審查的決定。宣讀完畢,王洪文突然大叫一聲,掙脫警衛員的手,伸開雙手,撲向五六米外的葉劍英。就在他衝到離葉劍英只有一兩米遠的地方時,中央警衛局的戰士猛衝上去,把王洪文撲倒,死死摁住,給他戴上了手銬。由於抓「四人幫」時,王洪文是惟一一個反抗的人,加上他年輕力壯,情緒急躁,所以,在被抓捕的人中,王洪文是惟一被戴上手銬的人。王洪文被捕後,對他的監管也最嚴。

當天,王洪文被押進中南海地下室,他的情緒很激動,口中罵個不休。後來,他也不罵了,一副沮喪的樣子。不久,中央決定,將「四人幫」交給秦城監獄關押。從此,王洪文在那裏渡過了16個春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重新審理「兩案」即林彪反黨集團案與「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筆者注),由中紀委組成了三個審理組。「四人幫」一案由二組審理。王洪文接受正式的審訊,就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的。此時,王洪文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願意配合審訊了。

王洪文之所以能轉而表現出願意配合審訊,是因為他自知罪惡深重,害怕被判處死刑。他極力想要保住自己的一條命,因此在態度上表現得好一些。另外,他在「四人幫」中,雖然職務比另外三個人都高,是黨中央副主席,但「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是江青,王洪文也要聽江青的,而且,「四人幫」中其他三個人都看不起王洪文,認為他胸無點墨,就知道吃喝玩樂。他在「四人幫」內部,是不被其他三個人所重視的。王洪文被捕後,便急於交待問題,把其他三個人的問題都交待出來,好為自己開脫。還有一個因素,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生前都曾經拉過王洪文,向他指出了江青的問題。毛澤東還對他說過:「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跌跤呢!」可惜,當時王洪文聽不進去。現在被捕了,才想到毛澤東當時說得有理,後悔當初不聽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現在為時已晚,上了賊船,就難以下來了。因此,他在心中對江青也是有一點怨恨的。在這個心理支配下,他把一切問題都往江青身上推,而對於自己的問題,就總是想迴避。

據「兩案」審訊組組長汪文風回憶,在審訊王洪文時,他「對於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同夥的一般罪行和錯誤,談得很細,很具體,竭力想表現出‘悔過自新’的樣子。」見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江青》,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王洪文也確實交待了一些問題。

王洪文交待的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鄧小平頂撞了江青,江青大發雷霆,張春橋攻擊鄧小平說「你又跳出來了」之後,他們四個人相約,去釣魚台17號樓開秘密會議,作出了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決定。當晚回去就寢時,他接到了好幾個電話,然後密調三叉戟飛機飛到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毛澤東斥責了他,他因此心情不舒暢,沒有按毛澤東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而是買了許多桔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桔子,一邊發牢騷。王洪文對這個問題交待得很細,情節也對。王洪文交待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派他回上海組織民兵,他回到上海後,馬上建立了第二武裝,還突擊發了槍支彈藥,還對民兵頭頭動員說:要準備打內戰。王洪文交待的這兩件事,是十分關鍵的,因為這兩件事足以證明「四人幫」結黨營私,要篡黨奪權,發動武裝叛亂。這兩件事,是對「四人幫」定性的關鍵問題。此外,王洪文還對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搶、挑動武鬥等問題作了交待。

但是,王洪文對他反周恩來的事情不肯交待。這大概是因為周恩來的威信高,反對周恩來容易引起民憤,也因為周恩來生前曾經真心誠意地幫助過他,拉過他,可是他卻反對周恩來,這在道義上是站不住的,因此,他不承認他反對周恩來。當問到他這個問題時,他就裝聾作啞地說:「我去長沙提到周總理了嗎?我會那樣做嗎?我好像只說了鄧小平與江青吵架的事,沒有說周總理的事。」當審訊人員問他:「那你去長沙之前為什麼沒有向周總理報告?」王洪文就故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事情,我怎麼忘記了呢?我怎麼沒去請示周總理呢?」當問他為什麼回上海搞所謂「伍豪事件」(即「四人幫」誣陷周恩來叛變而搞的假材料)的材料時,王洪文發誓說:「我絕對沒有搞誣陷周總理的假材料。」當審訊人員向他出示他親筆批的字時,他大汗淋漓,口中喃喃自語地說:「這倒是我的字。」

王洪文入獄後,政府方面給他提供的生活待遇是很好的。當時黨和政府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給「四人幫」定的伙食標準是每月30元,約是當時幹部機關食堂伙食費的兩倍。關押王洪文的地方,自然環境也很好,四周青山綠水,鳥語花香,還有泉水從山上流下來,匯到房屋前邊的湖泊里,到處都是樹林,花壇里一年三季(除去冬天)都開有鮮花。王洪文住的是樓房,生活設備、用具一應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葷一素一湯,每星期發二斤水果,喝兩次奶粉沖的牛奶,吃一頓餃子,餐餐都供應大米飯、白饅頭,任其挑選。王洪文剛入獄時,是很能吃的。他年輕,身體也好,所以吃得也多,對他的供應就更多一些。但是,後來他心事重重,飯量也減少了。監獄方面為了做王洪文的工作,除了開導他外,還對他格外關照,讓他的妻子崔根娣來監獄探望他。王洪文見到他的妻子時,百感交集,對他妻子說了很多話。他告訴他妻子,要好好保重身體,教育子女好好學習。妻子來探望他以後,他的心情好了許多。

1981年,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理,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他母親王楊氏得知消息,著急上火,得了腦溢血在長春去世。王洪文得到這個消息,內心很悲痛,加上他的刑期長,從此情緒低落,再也沒有振作起來。王洪文畢竟閱歷淺,心理承受力差,怎麼開導也不起作用。他心情苦悶,長吁短嘆,愁眉苦臉。沉重的心理壓力,加上對其母親的思念,使他於1985年患上了嚴重的肝病。他的病一開始自己也沒有感覺,是經過例行體檢發現的。發現後,獄方就給予及時治療。後來發展得比較重,就被遷離秦城監獄,送到公安部所屬的北京復興醫院住院治療,與張春橋同住一個醫院。這個醫院的醫療條件是很好的,王洪文得到了很好的治療,但他病得太重了,不久就轉入病危階段。儘管醫院對他進行了全力搶救,但仍然沒有留住他的生命。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醫院裡病亡。

王洪文病亡後,有關方面為他處理了後事。為王洪文送行的,有他的兄弟、妹妹,他的妻子,他的三個子女。王洪文的兄弟和他長得很像,兄弟感情很深。兄弟們對於王洪文的病逝,很悲痛。王洪文無論是在上海當領導還是到中央任副主席,他們都沒有沾到王洪文的光,而是繼續在長春郊區當菜農。他們現在仍然在長春郊區當菜農。

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五十八歲,於一九八一年一月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力終身。王於一九八六年患病後即被送醫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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