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和他的家人（資料圖）
歷時15載撰寫的完整傳記《高崗傳》終於面世，體現了時代和社會的進步……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央人民政府設6位副主席，其中就有高崗--這是何等顯赫的高位。然而曾幾何時，這個名字已很少被人提及，在歷史中有如被「屏蔽」掉了。很多人只是聽說過“高饒反黨聯盟”，至於高崗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大都不甚了了。新近出版的一本《高崗傳》，使我們有機會更為深入地了解這一黨史上的“爭議”人物。
作者在書中慨嘆：為高崗作傳，搜集資料難，論證評價難，出版發表難。的確，高崗是被定性為「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物。出於這一原因，為高崗作傳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作者克服了種種困難，前後歷時15年，終於使一部完整的傳記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一努力值得欽佩。
歷史學者有多重使命，但最重要的當屬追求歷史的真實。為實現這一使命，不僅需要遍尋史料，仔細考辨，而且要求史家有追求信史的自覺，要排除先入為主的印象，不預作判斷，不妄下結論。面對高崗這樣身在「另冊」的歷史人物，很多人可能會下意識地去尋找那些足以證明其缺點和過錯的證據，而對那些本應屬於他的優點和功績的史實有意忽略。等而下之者，甚至故意潑墨而致其全盤皆黑。曾有一篇名為《科瓦廖夫談：“高崗事件”的背後》（《國際新聞界》1993年第1期）的文章流傳甚廣。文中談到，1949年高崗訪蘇期間，在一次有斯大林、劉少奇等人參加的會議上，曾公開提議宣佈滿洲為蘇聯的第17個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由於談者是蘇聯人，似乎超然事外，加上這種分裂祖國的言論似乎也符合人們心目中高崗“製造分裂”的固有形象，於是很多人對這種說法信以為真。當年曾隨中共代表團訪蘇的師哲，後來撰文駁斥了科瓦廖夫的謊言。
高崗在晚年的確犯了錯誤，但並不能說明他從一開始就動機不純，就是天生的陰謀家。在革命生涯中，他曾立下過許多重大功績。也正是因為這些功績，他才得到黨的支持和信任，在政治上不斷攀升。
高崗（1905－1954）（資料圖）
【五項功績】
縱觀高崗的一生，至少有五項功績：
一是參與創建了西北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這一根據地面積不算大，人也不算多，但是其重要的歷史貢獻在於為長征後的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提供了落腳之處。當然，陝甘邊區的主要開創者還有兩位功勞更大的紅軍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但高崗同樣為開闢這塊根據地而篳路藍縷、出生入死。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個地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此，在劉、謝犧牲後，高崗也就當仁不讓地成了陝北幹部的代表人物。
二是連任三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地位非同凡響。1937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高崗擔任邊區參議會議長。從名義上說，參議會是邊區的最高權力機關，也是最高的民意機關，擔任議長一職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榮耀。此外，他還身兼邊區保安司令及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在邊區時期，高崗充分顯示出了他的領導才幹，作為本地幹部在體察民情、聯繫群眾方面，更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毛澤東曾說，「雖然來陝北已五六年了，無論是了解這兒的情況方面，還是在與這個地區的群眾關係方面，我都不能與像高崗這樣的同志相比」。即使在高崗已離開陝北前往東北之時，他仍當選為參議會議長，這也足以說明他在當地深孚眾望。
三是為中共成功奪取東北立下功勞。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在東北這一戰略要地展開了激烈爭奪。國民黨在美軍幫助下，一度佔得先機。高崗臨危受命，趕赴東北，與林彪、羅榮桓等共同主持東北大局。在東北，他積極剿匪，推進土改工作，千方百計建設和穩固根據地，並完成了東北軍區數十萬兵力的後勤保障工作。遼瀋戰役期間，東北一度形成林彪在前方指揮打仗，高崗在後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四是建國初主持東北的建設。新中國成立後，高崗集東北的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東北本是工業重地，解放前就佔據全國的半壁江山。建國初，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重點也放在了東北地區。東北經濟在全國經濟大局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應該說，高崗這一時期主持東北的經濟建設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曾任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院長的嚴濟慈說：“金雞報曉，始自東北。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新中國的工業與科研，也可以說是在東北首唱建設之歌。”
五是為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後勤保障。當時幾十萬部隊入朝，糧食、服裝都是大問題。而且，美軍擁有巨大的空中優勢，日夜不停地轟炸志願軍的運輸線，大量物資未及送到前線即已毀損。用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的話說，後勤工作實際上是一場「後方的戰爭」，“不僅決定了我們在前方進行戰爭的規模，而且也決定了前方戰爭的成敗”。東北地區作為朝鮮戰場的戰略後方，在後勤保障方面所處的位置至關重要。而高崗作為東北地區的一把手，確實為支持朝鮮戰場不遺餘力。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在接受朝鮮最高人民會議授予的一級國旗勳章時說：“這枚勳章給我不合適，第一應該授給高麻子（高崗）。”在另一個場合，彭德懷又說：“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只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勳章。”這當然是彭總的自謙之詞，但也足見高崗的貢獻。
【「十大罪行」】
可以說，1952年之前，高崗的政治生涯是非常順遂的。他能力強，貢獻大，也得到了黨內充分的認可。年僅47歲的他，是偌大的東北地區說一不二的領導人，又身居國家副主席的高位，深受毛澤東賞識和重視。1952年，高崗進京擔任號稱「經濟內閣」的中央計劃委員會主席，更美好的前程、更顯赫的高位似乎已觸手可及。孰知僅一年之後，高崗便成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成員，從革命的功臣淪為革命的“罪人”。命運之叵測，莫過於此。
1954年2月，在中央批判高、饒的座談會上，周恩來作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的「十大罪行」：一是散佈“槍杆子上出黨”、“紅區白區論”；二是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三是造謠挑撥，製造黨內不和；四是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尤其是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五是把自己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六是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七是剽竊別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是在中蘇關係上，撥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九是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十是私生活腐化。座談會上還有很多人發言，直指高饒問題的實質是“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是最要命的一點。
從《高崗傳》中展現的史料看，爭奪權力，高崗的確很積極；但若說篡奪最高權力，則未必如此。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從鄧小平的這些話看，高崗活動的主要目標是當時黨內的二號人物劉少奇，企圖取而代之。很難說高崗當時有「企圖推翻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的想法。而且，按鄧小平的說法，“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但至1953年，毛澤東開始意識到高崗問題的嚴重性。那年底，毛澤東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那些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勸告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不久他更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語出驚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這說明，此時的毛澤東已覺得高崗威脅到了自身的威信和地位。高崗接下來的下場，或許由此註定。但從高崗本人的言行看，他似乎從未膽大妄為到敢於挑戰毛澤東權威的地步。他甚至也否認自己反對周恩來。他曾跟妻子說，座談會上許多人揭發他反對劉少奇、反對周恩來，自己即使真的反對劉少奇和周恩來，也不會傻到同時伸出兩個拳頭打人。在被看管期間，高崗寫交代材料《我的反省》，也不承認自己想爭奪最高權力，後來因無法過關加上一句“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還一度把其中的“國家”二字勾掉。他的秘書趙家梁問為什麼，他說：“我已經是國家副主席，還要當什麼國家主席？”自始至終，高崗供認不諱的，是他對劉少奇不滿，想扳倒劉少奇。
【自殺：又一個錯誤】
高崗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在高崗進京前，兩人就曾因為富農政策、工會、互助合作等問題發生分歧。這些工作中的分歧，本來可以通過正常的手段在黨內解決，但卻不幸成為一場權力鬥爭的導火索。高崗後來檢討說，1950年至1951年間，他與劉少奇在一些工作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把劉少奇一些個別的、一時的和不重要的工作上的缺點看成是系統的，同時，他還認為劉少奇對某些幹部有偏私，在幹部問題上有「攤子」。進京後，高崗到處聯絡、拉攏一些黨內軍政人物，試圖“拱倒”劉少奇。他散佈了一些違背組織原則、不利於團結的言論。如他宣揚，共產黨內分“紅區”黨和“白區”黨，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白區幹部現在要篡黨。這些言行當然是極不妥當的，後來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54年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開始對高、饒進行批判，在報告中不點名地針對高、饒說，對於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令人慨嘆的是，十幾年後，劉少奇本人也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致死，並被永遠開除出黨。
高崗最後選擇了自殺，這是一系列錯誤之後的又一個錯誤。自殺，就是「自絕於黨和人民」；不自殺，或許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他先後兩次自殺，第一次是開槍自殺，被身邊的人搶了下來；第二次暗中攢積大量安眠藥，服用身亡。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在高饒問題被揭露以後，毛澤東還想挽救他們，打算讓高崗回陝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此事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
高崗死後，1955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定》，正式將高崗問題定性。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受批判，「高饒聯盟」演變為“彭高聯盟”。後來證明，所謂“彭高聯盟”純屬子虛烏有。但「高饒聯盟」，則結論至今未變。無論如何，這段歷史值得認真考辨與反思。所幸的是，高崗問題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是人人諱言的“禁區”。就這一點而言，《高崗傳》的面世，也體現了時代和社會的進步。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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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百年潮》，原標題為「奮戰上海200天——憶粉碎“四人幫」後的中央上海工作組”
1976年10月6日，中央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得知這一消息後垂死掙扎，妄圖在上海發動「武裝暴亂」，在這一緊急關頭，中央派出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接管上海。這是一場特殊的鬥爭，我當時在輕工業部機械局工作，奉命參加工作組。從1976年10月12日進駐上海，到1977年4月底工作組任務基本完成、大部分人員撤離上海，為時200天。
20多個部委100多人同一天到達上海
粉碎「四人幫」後派駐上海工作組（資料圖）
1976年10月12日，根據中央的決定，中央、國務院20多個部委、局及北京市委奉命參加工作組的同志共100多人，於同一天飛抵上海。遵照中央的部署，各部到上海名義上是了解1977年計劃安排情況，實際上是接管上海市，任務相當艱巨。各部由部長、司局長帶隊，選派的幹部都是政治上較強、業務精通的骨幹。輕工業部首批派往上海參加工作組的有陳錦華、謝紅勝、魯萬章、王金光4位司局長與周鵬年、李澄和、朱慶頤和我共8人。
我們一行8人於12日晚住進國際飯店。開頭幾天，大家分頭到市革委工交組、市紡織局、市輕工業局聯繫工作。10月下旬，根據工作組領導的安排，輕工業部8人分赴兩條戰線展開工作。陳錦華為首的6人進駐上海市文教口，謝紅勝與國家計委、建委、一機部的6位司局級幹部分別到上海市革委工交組下設的5個組。我作為謝紅勝的助手，也一起到工交組工作。我們兩人除到工交組外，還重點到市紡織局、輕工業局了解情況。輕紡兩個局當時情況十分複雜，上棉十七廠和三十一廠分別是王洪文、王秀珍的「老窩」。輕工業局的領導權由王洪文的“小兄弟”馬振龍把持。
我們的任務艱巨，人手不夠，後請示錢之光部長，並報林乎加同志批准，部里又先後增派了婁世勤、徐政、王海南、潘裕仁、凌晉良等5人參加工作組，他們到達上海後，加強了對市紡織局、輕工業局揭批「四人幫」的領導。市手工業局問題不大，花的精力相對少些。此後，李正光局長也參加了工作組，到1976年底，輕工業部參加工作組的人員達14人。我們一行8人在離開北京前，錢之光部長在傳達中央、國務院的指示後說：你們這次到上海“只帶眼睛和耳朵，不帶嘴巴”。即觀察和聽取上海揭批「四人幫」的情況，發現問題不要隨便表態，立即向中央報告。
我們到上海後，從10月13日起，到市革委工交組、紡織局、輕工業局聯繫工作。14日晚，南京路上貼出了《徹底砸爛「四人幫」》、《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大標語，外灘一帶人山人海，大字報和漫畫鋪天蓋地，我們也擠到人群中看大字報，觀察動向。每天晚上看到22點左右，回飯店後，陳錦華、謝紅勝召集碰頭會，每人彙報一天來的所見所聞及輕工業局、紡織局、手工業局三個局的情況。
粉碎「武裝暴亂」的陰謀
從10月12日工作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發出通知任命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上海市委領導職務的半個月時間內，是上海局勢最緊張的關鍵時刻。「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和一幫“小兄弟”，狗急跳牆，妄圖動用民兵搞「武裝暴亂」，上海隨時可能發生流血事件，在這半個月內我們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陳錦華、謝紅勝每隔一兩天要向中央寫彙報材料。他們起草報告後由我和婁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約定，在信封上寫「北京立新路9號收」，寄信人落款是“鄭勤”（即採用鄭定銓、婁世勤兩人名字中的一個字）。為防止這些材料被上海郵電部門攔截扣留，重要的報告不在上海寄發，而是採取解放前地下黨的活動方式，派我帶信件乘火車到蘇州，下車後確認無人跟蹤，再坐車到市中心附近的一個郵局投寄，確保信件安全發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號在哪裏？是哪個機關所在地？當時並不清楚。前幾年，我在原國務院機械委秘書長董峰同志處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會議記錄：李先念副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成立機械委問題，會議地點在「立新路9號南會議室」。老董說，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區辦公用房裝修，有幾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曾在立新路9號院辦公。存在20多年的“謎”終於解開了，原來我們的報告當時是直接寄送國務院領導同志的。
台，起草了所謂的《告全國人民書》，計劃陰謀一旦得逞，立即在電台播出。11月7日，謝紅勝、徐政和我找中機廠黨委書記張秀同志了解情況。張秀說：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揮部曾到中機廠察看地形、安裝電台，他們看到廠里有7個門，進出方便，能容納1萬民兵，感到滿意。10月12日，張秀即派人去南京軍區，向彭沖的秘書報告了這一動向。關於在這兩個廠安裝電台問題，當時由公安部工作組人員重點排查，有關部工作組人員積極配合。
馬振龍原是上海搪瓷廠的工人，1966年緊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輕工業局當頭頭。馬天水曾吹捧馬振龍是「我們最好的青年幹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工作組即對他隔離審查。11月4日，謝紅勝、潘裕仁和我到輕工業局查看了馬振龍設在地下一層的“保密室”。這間密室藏有他貪污的大量輕工產品，用的、吃的、穿的樣樣都有，僅上海產的各種手錶就有100多塊。他經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贈送手錶及其他輕工產品。「四人幫」餘黨妄圖在上海發動「武裝暴亂」，馬振龍是“急先鋒”，他特地製作了搪瓷汽車牌號（一旦需要時可將原來的汽車牌號拆下，換成這個假車號），收集了軍用地圖、上海市區詳圖及一批自行車、應急燈、壓縮餅乾等物資，存放在密室里，隨時準備“暴亂”時動用。
「四人幫」餘黨策劃「武裝暴亂」的圖謀，雖然由來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不久就徹底失敗。這一事實證明，中央工作組處理反革命武裝暴亂陰謀的政策和策略得當，使參與叛亂的絕大多數人從被蒙蔽中解脫出來，「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完全陷入被群起討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的任何圖謀都只能土崩瓦解。
集中主要精力考察局級領導幹部
中央工作組的日常工作由林乎加負責。10月23日下午，中央工作組正式開會，宣佈名單。林乎加部署了工作組近期工作。他說：原來研究各部委同志對口到上海各局，下去的同志稱聯絡員。後來了解市委有一小撮人態度惡劣，對下去的同志搞小動作。有的還揚言要把中央下來的人圈起來，關到地下室。現在看來要繞過市委這些組辦直接到下面各單位，恐怕還不行。經研究決定，市委各大組我們都要去，也可到他們所屬的單位全面了解情況。下去的同志，名義就叫中央工作組人員，主要任務是搞揭、批、查鬥爭，徹底砸爛「四人幫」。
林乎加還說：工作組人員到各單位工作時，要宣佈幾條紀律。要嚴格按中央16號文件（即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的處理「四人幫」的通知）辦。對了解的情況，不要隨便表態，不要答覆問題，可帶回來反映。後來，隨著運動的開展，這條規定逐漸改變了，凡涉及運動的一些重大問題，必須中央工作組講話，中央工作組也敢於負責，當講則講，沒有發生處理不當的問題。
這之後，我們的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局級領導幹部上，動員原來受「四人幫」壓制的領導幹部站出來工作，先後將楊慧潔、郭忠業派往市紡織局、輕工業局黨委主持工作。上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及合成纖維研究所的問題較多，我們與市紡織局黨委研究，於11月8日、9日向這四個單位派去了工作組。當時鬥爭相當尖銳，進駐三十一廠的工作組一進廠就被群眾圍住了，兩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組表態。有人揚言：“工作組進廠12小時給他顏色看。”果然，12小時後三十一廠就著了火。林乎加同志及時召集江南造船廠、上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工作組同志開會，聽取彙報，作出部署。他指出：工作組的同志要深入群眾，各種意見都要聽，這些單位領導絕大多數是執行問題，要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把他們拉過來，讓他們揭批「四人幫」，即使有嚴重問題的人，也要爭取過來，集中火力對準「四人幫」。
中央工作組的指揮部設在錦江飯店南樓。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的工作班子在那裏住宿和辦公。而各部委同志一開始分別住在各個飯店或招待所，既不安全又不方便。於是，從10月23日起工作組集中居住和辦公：1976年10月23日至12月2日，住延安飯店；1976年12月2日至1977年3月8日，住上海大廈；1977年3月9日至4月底，住衡山賓館。
集中居住和辦公，保證了安全，為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延安飯店住宿條件和伙食都比較差。搬到上海大廈後，用餐有了改善，但住房仍很緊張，司局級幹部和助手兩人合住一間。副部級以上才能住單間或套間。在上海大廈，陳錦華與朱慶頤合住一間，謝紅勝與我合住一間，同吃、同住、同辦公。任務繁重，工作十分辛苦，許多同志經常白天去市委、市革委各組和有關局了解情況，晚上看文件、寫材料。為適應這種特殊情況，工作組實行一天四餐制，每天晚上22點加一次夜宵。上海大廈的麵食、小點心做得很好，工作組的同志中有許多人出生在上海、江浙一帶。夜宵適合大家的胃口，同志們邊吃邊聊，相互交流，難得輕鬆一下。餐後精力充沛，又繼續工作，經常通宵達旦，不知疲憊。
在上海迎來1977年
影。
1977年1月1日上午，工作組全體同志到上海港務局三區參加勞動，與碼頭工人一起搬運貨物。下午放假半天。晚上，我審閱市紡織局揭批「四人幫」大會的發言稿，直至2日凌晨4點10分才結束。
1月2日上午，我隨謝紅勝、徐政去楊慧潔家，在她家午餐後，開會討論紡織局黨委工作問題。晚上，我去武康路拜訪在市儀錶局工作的老同學榮慶鴻，多年未見，格外高興，暢談一個多小時。
1月3日，我白天忙了一天。從晚上24點到4日凌晨4點半，又繼續審閱紡織局揭批大會的發言稿。
1月4日下午，上海紡織局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揭批「四人幫」罪行，宣佈對紡織局黨委書記唐文蘭隔離審查。此後，上海紡織系統揭批「四人幫」向縱深發展。
可以說，1977年開頭的幾天，是我在工作組最忙的日子。真是馬不停蹄、夜以繼日。當時我42歲，身體好，都挺過來了。老母親、姐姐、哥哥都住在上海新閘路，但由於工作緊張，我很少回家看望。
報：一是中央任命林乎加、嚴佑民、陳錦華等8位同志任上海市委常委；二是中央決定對馬天水停職審查，徐景賢、王秀珍離職審查。
2月11日，經黨中央批准，謝紅勝任輕工業部黨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
1977年春節期間，工作組大部分同志回京過年，只留少數同志在上海值班，謝紅勝和我在上海過年。除夕夜，我們在上海大廈餐廳，點了四個菜、一瓶白酒，高高興興吃年夜飯，祝賀老謝晉陞為副部長。
從2月下旬到4月底，謝紅勝帶著我抓緊考察和配備輕工業、紡織、手工業三個局的領導班子，陸續看了照相機廠、手錶廠、上棉九廠、上棉十九廠、金山石化總廠各分廠、上海二機、四機、上印機等企業。
4月14日晚，倪志福、彭沖、林乎加召集工作組同志會議。會上確定，市委辦局一級領導班子已經配備好的，揭批「四人幫」運動已正常開展起來，工作組可逐步撤出，工作組人員可分批回北京。
4月29日，謝紅勝和我結束了在輕工業、紡織、手工業三個局的工作，於下午乘飛機返京。
